姚洋：理解當代中國政治體制的儒家視角
【西方國家的一些政客和媒體時不時對中國的政治體制進行攻擊，彷彿他們的制度才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真理。但是，比起西方國家，如今的中國無論在應對金融危機還是新冠疫情都表現得更為高效，足以讓他們對自己的傲慢進行反省。不過，要想弄清楚“中國的政治體制究竟是什麼”以及“應該怎麼理解中國的政治體制”這樣的問題並不是很容易的事。7月15日，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院長、中國經濟研究中心主任姚洋教授做客人大重陽，用儒家視角解讀了當代中國政治體制，為觀眾們理解中國獨有的政治體制帶來了新的認知與新的方法。這是由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主辦、觀察者網參與合作的“深度認識中國”系列直播活動的第三講。活動結束之後，觀察者網對姚洋教授的演講、以及與觀眾的互動整理成文，以饗讀者。】
**姚洋：**各位網友，非常高興來參加這次“深度認識中國”系列，我是個經濟學家，在過去十年裏，我主要的研究領域是中國政治經濟學。所謂政治經濟學，按照我的理解，就是研究政治和經濟之間的互動。但要研究中國這個體制，在我看來離不開研究當代中國共產黨體制。因此，把中國共產黨體制説清楚是擺在我們當代學者面前的一個非常重要的工作。過去半年多，我因為疫情待在家裏，和我的合作者也在寫一本書，這本書就是從儒家的視角來詮釋當代的中國共產黨體制。我們知道，中國共產黨體制有着豐富的內涵，我們提供的只是其中一個視角，但這個視角非常重要。我們試圖給中國當代的體制找到政治哲學的基礎，這是我們寫這本書的初衷，也是我今天演講的初衷。
1、我首要簡要地回顧一下中國經濟的成功背後的政治原因。
2、然後引出來政治哲學的重要性。
3、從儒家的人性觀開始闡述儒家的政治。任何政治哲學都必須從人性論開始，如果你不能到達人性論這一層，那麼你的政治哲學就是沒有樹根的樹木，很容易倒掉。
我們認為，儒家的人性論和西方的人性論是不一樣的，西方的人性論是單一的，是以自立為基礎的。儒家的人性論認為，人性是流變的、可塑的、多樣化的。從這裏可以推出一系列儒家的政治主張。儒家政治最重要的方面是“層級結構+進入資格”，或者賢能標準。用這個就能理解為什麼中國共產黨，特別是1949年以及改革開放之後，會領導中國在經濟方面、社會建設等方面取得成功。
4、最後提出新敍事的問題。要説清楚當代的中國體制需要一種新的敍事。你有理論基礎，但要對公眾，對國際上把理論説出來，是需要一番敍事的。我認為，我們現在需要新的敍事。
一、當代中國政治體制需要政治哲學
從何講起呢？我是個經濟學家，還是從中國經濟的成功方面講起。中國經濟在過去40年裏完成了兩個奇蹟：
第一，增長奇蹟，雖然最近這幾年增長幅度下來了，過去40年我們的平均增長速度在8%-9%的區間，這是實際的增長率，這意味着什麼呢？不到10年的時間，我們的GDP就可以翻一番。當然，我們的人均GDP在世界上還排在70位左右，但要想到40年之前，我們的人均GDP是排在世界最後的1/4裏的。所以，我們從非常貧窮的國家變成了中上等收入的國家，這是個了不起的發展奇蹟。如果再把中國的人口規模想象進去，這個奇蹟就更大。
第二，中國經濟轉軌的奇蹟。原來我們是搞計劃經濟，後來是市場和計劃混合的，以市場為主的混合經濟。我們這個的過渡是比較平穩的，和前蘇聯和東歐國家相比，我們的轉型是非常成功的。
所以，在過去40年裏，我們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怎麼解釋中國經濟增長的成功呢？
有人説是因為改革開放，這沒有問題。我們和自己比，改革開放之前和改革開放之後，所呈現出的差別是非常大的。改革開放之後的目標是什麼？建立市場經濟體制，可是你做橫向比較就會發現，有市場經濟體制的國家在全世界裏大概佔到99%，很少有國家説不搞市場經濟，但成功的經濟體是很少的。二戰之後能夠持續地以中國這樣的速度增長的經濟體只有7-8個。所以，中國是非常特殊的。改革開放以及建立市場經濟體制恐怕是個必要條件，但不是充分條件。
這裏我們必須認識到，中國政府在經濟發展過程中扮演着重要的作用。當然，隨着經濟的轉型，政府的決策也要轉變，但在過去40年中，總體而言，中國政府在經濟發展中扮演了一個積極的角色，這個積極的角色是比較成功的。在這裏，我想説，中國的經濟成功擊敗了經濟學和政治學關於政治體制的多種理論。一般來説，如果你要搞好經濟，要有經濟增長，一定要有個所謂的西式民主體制，以及西方人所説的憲政、法治等等，好像中國這些都沒有。但中國怎麼成功的呢？這需要一個解釋。
當然，今天我們的任務，不是從政治經濟學角度去解釋中國經濟的成功。我在其他場合講過這個問題。今天要講個基本的問題，我們這個體制是成功了，但是怎麼在政治哲學層次，最基本的層次來解釋我們這個體制。
我們為什麼需要個政治哲學呢？我是個經濟學家，最後走到了政治哲學。我認為，這個問題非常重要。
今天我們所面臨的問題是和政治哲學高度相關的，特別是疫情之後，世界對中國的看法是非常矛盾的，中國的抗疫是非常成功的，顯示了我們體制的一些優勢；另一方面，這些西方人又覺得很不舒服，中國這個體制怎麼就成功了呢？在他們的心目中，以他的西式民主看待中國的體制，他看不明白。所以，當代中國學者的一個任務，就是要把我們的體制説清楚，為這個體制找到政治哲學的基礎，是非常重要的一個理論工作。
二、政治哲學的重要性
政治哲學做什麼呢？它要為一個政體提供合法性的理論依據。合法性可以來自多方面，歷史上你的表現、能不能給老百姓提高福利都重要，但根本性的還是需要理論。從理論上説明，你這個政體是合法的、正義的。合法性有哪些方面？我認為，無外乎是三方面：保障個人的選擇自由、開放的政治結構、實現良治。我們能不能構造一個政治哲學理論，來説明當代中國政治體制，而這個體制包含了三方面的內容？這個挑戰是非常大的。我和我的合作者在寫這本書，就是在接受這個挑戰，試圖找到一個理論來説明中國當前的體制。
·當前理論的不足
第一，如果以西式民主來理解當代的中國，會發現無法描述中國的現實。中國的政治理論有很多民主的成分，我們説是個共和國，實際是個混合體制，混合了多種因素的體制。這樣的體制也是最理性的體制，西式的一人一票的民主無法説明中國的現實，當然，我個人也認為，這不是最優的體制。我們看到西式民主現在面臨這麼巨大的問題，也能看到一人一票的西式民主體制不是個最優的體制。
第二，我們本土的人民民主。人民民主當然是非常重要的，如果後面有時間可以再講到，即使從儒家學説也可以推出來人民主權。但人民民主不足以全面地解釋當代中國體制，特別是當代中國體制裏的賢能因素，這是解釋不了的。
第三，威權體制。對西方人來説，除了西式民主，其他的都是威權體制。當然威權體制也是個光譜，從軟性的威權到他們所説的“個人獨裁”，他們都歸入了所謂威權體制。但這個框太大了，無法描述中國體制獨有的特徵。所以，拿威權體制解釋中國也是不完全正確的。
·中國共產黨的中國化
中國共產黨是我們國家的主要領導力量，我更願意把我們這個體制直接叫做中國共產黨體制。我個人認為，在過去40年裏，我們的成功，從政治、經濟這個角度來看，最重要的因素是中國共產黨的中國化，這聽起來好像有點彆扭，你既然是中國共產黨，為什麼還要中國化呢？
回顧一下中國共產黨的誕生和使命就會發現，中國共產黨在誕生時是個西風東漸的產物，毛澤東曾經説過，十月革命一聲炮給中國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中國共產黨的誕生是在十月革命之後，我作為北大人還是非常驕傲的，因為我們那兒誕生了中國共產黨，是一些知識分子接受了馬克思主義，接受了列寧主義，成立了中國共產黨。如果大家有興趣可以讀一下中國共產黨一大的黨章，他的使命就是建立一個新的中國。放在長期的歷史裏看，中國共產黨的使命就是中國的現代化。
當然，這個現代化從一開始是要以階級鬥爭的方式來實現的。在建國之前，中國共產黨的使命主要是抵禦外敵入侵，把救亡放第一位，因為當時面臨日本帝國主義的入侵。所以，“現代化”這部分就放下了，現代化部分主要從建國開始，土改、城市的工商業改造、識字運動、婦女解放、醫療衞生的普及等等。
我們可以把中國和印度做個對比。中國1949年建國，印度是1947年獨立，兩個國家的人口也都差不多，但你會看到，到了1978年，我們在人類發展指數方面是遠超印度的，我們的識字率比印度要高20個百分點，預計壽命要比印度多十幾歲，我們的工業佔比遠遠高於印度，印度直到今天工業佔GDP的比例也就20%出頭，我們在1978年，工業已經佔到40%多了。
中國在改革開放之前已經奠定了一個經濟騰飛的基礎。這是中國共產黨從開始誕生的使命，就是中國的現代化。但現代化是個漫長的過程，人民共和國頭30年主要是打破舊有的社會結構。
到了改革開放之後，鄧小平就帶領中國共產黨迴歸中國，社會改造完成了，下一步要（着重）經濟建設、社會建設。哲學層面就是迴歸中國傳統的務實主義，中國從一開始本土就沒有宗教，如果大家讀一下《詩經》，《詩經》寫作的年代恐怕是公元前1000年左右，從那時候就流傳下來的。你看看《詩經》裏面寫的愛情就知道在那個時代沒有一個文化能比上中國，中國人是生活在現實的民族，所以，我們很務實。
這種務實主義在今天非常重要，因為它打破了過去僵化的思想，我們才有可能改革開放，走一步看一步，摸着石頭過河。在組織方面，我們迴歸中國的政治賢能體制，就是鄧小平提出來的“幹部四化”選賢任能。這對我們黨和國家政策的實行和連續性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這是一個引子。
三、儒家人性觀與儒家政治
進入正題，我要從儒家的人性論講起。大家知道，中國有非常長的賢能政治的傳統。秦始皇統一中國，建立了官僚的帝制。我們把中國古代的體制一直説是“封建帝制”是不對的。封建社會到秦始皇之後基本就消失了，漢朝還有一些，更加重要的還是官僚帝制。所以，福山説“中國是最早建立現代國家的國家”，也就是説我們是強國家。
主要的任務是在西漢完成的。作為國家治理的一部分，西漢也產生了薦舉制，西漢就有了太學，平民子弟也可以去上；平民子弟上完之後回到鄉下去做吏，做得好就可以被薦舉，皇帝就可以正式給你派個官，你就變成了“士”，就是入仕了；到了東漢變成了門閥制度，到隋代開科舉，到了唐代進一步完善，包括到宋代，今天所説的科舉這兩個字只是整個考試製度的一科，這叫科舉。還考很多其他的，比如可以考武狀元，可以考算術，還可以考法律，考了法律也可以入仕，有很多種，還有很多臨時的制度。比如我們有一些特殊人才，專門為他們準備的，蘇軾兄弟倆就是這麼出來的，就是制舉考試。這樣的科舉制度在中國的治理裏所扮演的非常重要的角色就是選賢舉能。
現在的民主制度靠什麼選拔呢？一人一票。在中國的體制裏不是，是靠科舉下面選拔出來，接着要看你的業績。我們從西漢開始就有了所謂的“考課”制度，就是皇帝派欽差大臣到各地巡視，考察官員，做得好的升遷，做得不好的批評甚至貶謫。這樣的一套制度仍然代替了現在民主制度下的所謂一人一票。這樣的制度也使得中國社會增加了流動性。
唐朝還有一些貴族，到了北宋之後中國基本沒有貴族了。所謂“朝為田舍郎，暮登君子堂”，不是説説而已的事情，是實實在在發生的。有人統計過，中國這些歷朝歷代進士裏40%家庭裏沒有任何背景的，這是個非常大的比例。
怎麼給這樣的體制一個政治哲學基礎呢？
我們從儒家人性觀開始。我剛才説了，儒家的人性觀是流變的，可塑的。孔子更加相信人生下來是不同的，“唯上知與下愚不移”，在以前批林批孔時代，這句話是要受批判的，就是説你怎麼説老百姓是“下愚”呢？其實孔子不是這個意思，翻譯成今天的話，他説有些人生下來智商比較高，有些人生下來智商比較低，這是不可改變的。
比如美國的教育都把每個人想象成天才，要開發他的創造性思維，結果教出來全是傻瓜，高中畢業連最簡單的算術都沒學會，因為不是所有人都是天才。但是反過來，天才是教不壞的，我們老説我們的教育制度扼殺了創造力。我以前也這麼認為，直到有一天我見了北大的許晨陽，大家知道許晨陽又回到美國MIT教書去了，他極有可能拿克拉克獎的。有一次開會我見到他，説晨陽你在高中做了那麼多奧數題，是不是覺得特別壓抑？他説不壓抑啊，我非常高興啊。後來我想明白了，人家的智商恐怕是150，我們常人看奧數題可能都看不明白，對他來説奧數題不難，對他沒有挑戰性，一定要有挑戰性，這種人教不壞，只要社會給他機會，他就會冒出來。
所以，孔子是這個意思，但孔子也説“有教無類”，而且説“中人可教”。所以，他要去開班辦學，要教大家。我並不認為他72個學生都是天才，可能大多數人都是中人，但中人可教。
孟子，一般説是“性善論者”，有“四端説”，人天然有四端，通過後天努力可以成聖成賢，所以他説“人皆可為堯舜”。
荀子，很多人把他和孔子對立起來，説荀子是“性惡論者”，法家是荀子的學生帶起來的，事實上荀子是儒家和法家之間的過渡人物，他認識到人性裏有性惡的一部分，明確地提出來，但更重要的，認為最後成為什麼人？環境是重要的，你的努力是重要的。他説：“塗之人百姓，積善而全盡，謂之聖人。”一個人不管你是什麼樣的人，只要你積善而全盡，就是聖人，“故聖人者，人之所積也”。聖人不是生下來就是的，而是積累出來的，“居楚而楚，居越而越，居夏而夏，是非天性也，積靡使然也。”所以，從這兒可以看出，荀子仍然強調人的努力是重要的。儒家對人性的認識是比較客觀的。你最終成為什麼樣的人，那要看你後天的努力。
·西方的人性觀
西方的人性觀是不一樣，西方的人性觀是單一的。從人類學的奠基人霍布斯開始，就認為自然狀態下的人是“Man against man”。因為人天然具有佔有之心，就想佔有周圍的土地，奴役周圍的人。別人也想這樣，怎麼辦呢？人和人之間就互相打，所以就形成了“霍布斯的叢林”，他説怎麼辦呢？我們得自願締約，放棄自然權利，讓一個“利維坦”來統治我們，這就是霍布斯的“利維坦”的來歷。
洛克在光榮革命之後發表了“政府論”。他也認為人有自然狀態，但他所説的自然狀態是比較美好的：人通過勞動實現佔有，但不會過度佔有，每個人都按照自然法規制來進行個人行動。但自然法有缺陷，就是每個人都靠自己執行，不知道另外一個人是不是按照同樣的標準執行自然法。這樣怎麼辦呢？我們組成公民社會，放棄部分權利，但為了避免專斷權利，我們把部分權利給了政府，但對不起，政府的權利必須置於多數人的同意之下。這是西方所謂自由主義政府的兩個鼻祖，他們在構造西方自由主義政府的時候是從個人出發，從個人的自立行為出發構建了這麼一個大廈，當然他是用契約論的進度構建了政治哲學。
·自由主義與儒家
儒家是不一樣的，我這裏要説明一下儒家和自由主義的相同點和不同點。自由主義有三原則：個人價值、個人自決、平等主義。
個人價值，就是每個人的價值是等同的，每個人有追求幸福的權利。
個人自決，就是每個人有決定自己命運的權利。
平等主義，每個人在個人價值，個人自決上面應該是平等的。
在這點上，我認為自由主義是有內在矛盾的，因為我們知道，每個人的價值在現實中是不一樣的，你能説非洲的一個饑民，著名的那張照片，一個快要死去的小孩，禿鷲在等着要吃他。那樣的小孩能和比爾·蓋茨有同樣的價值嗎？所以自由主義在這方面不説它虛偽，至少有假裝的成分在裏面。
“個人自決”也是一樣的，自決的能力是有大有小的，有些人大有些人小，不可能完全平等。
所以，儒家的人性觀是一種積極的現實主義，我承認人和人之間是有差異的，但是我激發人的向善向上之心，因為我鼓勵大家後天的努力，只要你努力就可以成聖成賢，積極的務實主義比自由主義的盲目平等主義更加符合現實，更加融合激勵大家向上。在美國，哪怕一個很笨的孩子還是告訴他你可以做，好像每個人從骨子裏，只要你不做什麼，仍然可以成為一個偉大的人，這是不可能的，儒家是説你必須要有後天的努力。
·儒家政治
在人性觀的基礎上就可以構建儒家的政治。這裏簡要地説儒家政治的特徵，最主要的是層級制度和資格。社會是由有序的組織和層級構成的，一定的層級需要一定的資質。為什麼需要層級呢？我們的社會治理有不同的層次，範圍越大，需要的能力就越多，在這種情況下，你必須分層，哪些人有能力，有較高的道德水平，他才能適應某一個層級的組織，某一個層級的領導職位。
在這方面，我認為，中國人從血液裏是承認這個的，比如我們評判某一個政府官員時，大概第一感會説這個人道德是不是好的，他是不是個貪官。如果他不是貪官，我們下一步會問他是不是有能力的，我們追問的都是這兩件事兒，而且老百姓從心裏面希望政府主動做一些事情。
自由主義政府強調Accountability（問責），政府官員是不是照着法律做了，是不是找着議會的要求做了。
在中國，我們強調官員要有責任，你對國家要有責任，對社會要有責任，對你治下的老百姓要有一定的擔當。在這樣的情況下，我們就需要官員具備超乎常人的能力和德性。這是儒家政治所要求的。
資質為什麼是很重要的？比如我們要考試，在古代要考課，現在要考察，因為你個人修煉的成就因人而異，即使像孟子所説的，人皆可為堯舜，但你最後能不能成為堯舜，要看你修煉的程度怎麼樣，你修煉不到家最後可能就成不了堯舜，整個國家的治理是需要知識，需要能力，需要判斷力的。
這樣説來，儒家政治是不承認抽象的政治平等的，這點非常重要。他只承認基於資質的平等，你具有了同等資質的人可以平等地競爭，你沒有這個資質，不能談政治上的平等。你沒有這個資質，非得説我要做省長甚至要競爭國家領導人，就很不合理。這和一人一票的民主政治是很不同的。
我的一個朋友叫白彤東，是復旦大學的哲學教授，他寫了一本英文書，就是“反對政治平等”，以林肯的“民有、民享、民治”來做個比喻。“民有”、“民享”沒問題，儒家政治也是認的。“民有”是説，國家是屬於全體人民的，儒家學説也可以推導出來民本主義，就是老百姓是第一的。讀一下孟子的學説就能發現他是把老百姓是放在非常高的地位的。從這裏我們可以推出來“民有”，就是人民主權。“民享”當然也能推出來，國家所有的目標是為了老百姓的福利，為了老百姓自由的權利。但是“民治”不一定，要治理一個國家，不是人人都有這個能力的。所以，儒家政治強調從政一定要具有一定的資質。
在這點上，儒家政治這樣的層級制度，選賢舉能的制度和美國建國者的想法也是一致的。對於美國建國者來説，“選拔”重於“代表”，總統和參議員是選拔的，並不需要代表民意。現在參議員已經到選舉裏選了，但總統事實上仍然通過所謂的選舉院的制度在選。選舉院一開始誰組成的呢？憲法一開始沒有明説，各個州推選地方上有德有才，聲望比較高的人去投票，少數人投票選總統，而不是老百姓來選。當然，今天它變了，即使今天變了也仍然帶有上次的痕跡，比如上次選舉，希拉里贏了多數票，但輸掉了很多州，所以，特朗普當選。代表誰來做呢？由眾議院的議員來代表的，它是分開的，總統必須是個品德高尚的人，特別是對於漢密爾頓而言。
他在《聯邦黨人文集》裏説：“搞卑劣權術的本事，譁眾取寵的小動作，可能把一個人抬到單獨一州的最高榮譽地位；但要使一個人在整個聯邦受到綜合信任，則需要真正的才能和不同性質的優點，要使一個人成為合眾國總統這樣顯要職務的當選人，至少也需要相當的才能和優點。這個職務十之八九會由德才都很傑出的人擔當，這樣説恐怕也不算過分。”美國的建國者們是強調，因為總統權力太大了，一定是德才兼備的人來擔當。按照漢密爾頓的標準，特朗普就不應該成為美國的總統。所以，在這點上，儒家的想法和美國建國者的想法是一致的。
如何用儒家政治角度來理解當代的中國體制呢？當代的中國體制從選拔和決策角度來説，是由中國共產黨來完成，相當於儒家裏的中央機構，在儒家政治裏應該有個中央機構，這個中央機構來選拔官員，來做重大的決策，代表誰來做？由全國人大來做。人大代表代表民意，監督誰來做？由人民政治協商會議來做。特徵是共和國的體制，共和國的體制就是混合的體制。
中國共產黨，按照鄭永年的説法是“組織皇帝”，這是比喻的説法，在儒家政治裏，它是個中央機構，中央機構做了決策，人大是代表了民主這部分，人大是代表國家的主權。中國共產黨選拔了人，全國人大要過一遍；共產黨希望有一些立法，但要通過全國人大去討論，最後通過。
我們很多立法實際上是很漫長的過程，國外對我們立法整個過程實際是不瞭解的，我們的立法實際是8-10年的時間，經過充分討論才達成的。有人説人大是“橡皮圖章”，這顯然是不對的，人大的作用和整個中國共產黨體制建構是有關的，因為在人大之外，我們還有個中央制度，就是中國共產黨。政協實際是有“貴族”的部分，政協吸納了民主黨派的人，也吸納了社會上那些關心中國又具備了一定參政議政能力的人到了政協。像英國的上院一樣，英國的上院就是貴族組成的。我們是個混合體制，共和國體制。這和儒家的建制是一樣的。中央有個中央機構、主權機構還有納諫機構，在這裏的納諫機構就是政協。
·中國共產黨的憲法地位
怎麼認識中國共產黨呢？中國共產黨不是西方意義上的政黨，西方意義上的政黨只是代表社會某一部分人。比如在美國民主黨就代表了東西海岸那些激進的大城市精英；共和黨代表的是美國草根人羣，宗教勢力。所以它是有代表性的，中國共產黨顯然不是代表一部分人。
改革開放之後確立了務實主義哲學，到了2002年有了“三個代表”，黨的去意識形態化。大家不要誤解，這裏的意識形態是在政治學意義上來説的，政治學的意思是説“我只代表某一部分人”，黨不是代表一部分人，而是代表全體中國人。黨員的構成也是多元化，現在黨員的數量接近9000萬，來自五湖四海，來自各行各業，各個階層。在這個意義上，中國共產黨也不再是西方意義上那樣的政黨。
明年就是中國共產黨建黨100週年，現在的中國共產黨和建黨初期，解放之前的那個共產黨也有了很大的變化，這是和黨的任務以及中國的變化是高度相關的，所謂的與時俱進，在中國共產黨的變化裏表現的是非常明顯的。黨既是一個組織，更是一種制度。黨肩負着憲法的職責，制定大政方針，選拔和管理官員，黨就相當於過去皇帝文官統治集團，就是中央機構。
我們有成文憲法，就是我們寫下來的憲法；我們還有實際執行的憲法，成文憲法是不夠的。北大法學院的強世功老師提出所謂“實際憲法”的問題，我們實際執行的憲法應該是《憲法》+《黨章》+《政協章程》+其他黨和國家規範性法制文件，比方説黨政幹部選拔任用條例，那個條例是個非常重要的文件，因為各級組織部門要照這個文件來選拔官員。
中國共產黨是我們國家憲法架構的一部分，所以，那個文件其實是具有了憲法地位。當然，現在憲法有一些遺留問題的，黨的憲制職責需要憲法予以規定，1982年憲法與1975年憲法只在導言裏進行了論述，沒有提到黨的職責。1975年憲法是1954年憲法之後的第一次修改，1975年憲法是文革時期做的，有很多文革的痕跡。但1975年憲法是民主給定了黨在憲法中的權利，所以1975年憲法比較誠實地反映了我們國家在整個憲制構造裏的地位。如果能在憲法裏對黨的作用加以説明，那麼黨和國家的關係就可以在憲法層面上界定下來。
·中共的選拔機制
中國共產黨也是個選拔機制，黨是一個篩選機制。黨內凝聚了一批既有能力，並且有意願來管理國家的人才。現在很多高校都有選調生，我的一個博士生就參加了選調，現在在廣西一個鎮裏當黨委書記，從最基層開始幹起。
我也陪着我們學校黨委書記到黑龍江看望北大的那些選調生，30多人來參會，發現只有1位同學是黑龍江人，其他人都不是黑龍江人，有些都來自南國，那麼遠，離開家鄉自願到黑龍江做選調生，這沒有一定的毅力是做不到的。因為他們的同學，北大畢業，過個三五年，工資少説也是他們的3-4倍。所以，他們一定是有能力而且有意願來管理國家的人才。
另一方面，入黨是個人升遷的必要條件，大家不要誤解，好像你鼓勵投資，不是這個意思，因為我們黨本身就是憲法架構的一部分，就像我們原來的科舉制度是過去古代憲法架構的一部分，是一樣的，你入了黨就進入了這個序列，在這裏就是你個人升遷的必要條件。入黨受到一定的紀律約束，黨員和普通老百姓就是不一樣，你有紀律的約束。
革命時期形成一個傳統，策略性相機權威，大白話説就是誰能幹事誰就得到提拔。就像毛澤東，紅軍長征的時候幾乎把他扔下了，不要帶他去。還好，帶他去了，到了遵義會議上，還得把老毛給請出來，老毛會打仗啊，你這個李德不會打仗啊；你博古那麼年輕，啥事也做不了啊。最後，毛澤東、周恩來、張聞天組成三人軍事小組，説是周恩來負最終的責任，實際三人小組就是毛澤東，毛澤東到了延安也叫毛主席，他這個主席是什麼主席，是中央瑞金蘇區的主席，但大家都這麼叫，是從哪兒來的？是從他的能力來的。
·特徵
現在整個黨和幹部選拔制度是具有下面這三個性質：
1、開放性。黨向所有有志於中華民族之偉大崛起的人是敞開大門的。國外老説你們這個政治體制是封閉的，那是因為他們不瞭解我們的體制，只不過我們這個體制它開放得很早，你要在這個體制裏要上升，必須從很年輕的時候就加入這個體制，因為我們儒家學説是相信你一定要經過歷練，一個坎兒一個坎兒這樣歷練才能成為管理國家的人才，在我們這個體制裏是不允許從斜刺裏擦出來，像特朗普似的，就變成了國家的最高領導人，在我們這個體制是不可能的，但並不意味着我們不開放，我們是開放的，只不過你想加入這個體制，對不起，你要有所犧牲。我認為，這和我們的儒家傳統是一致的。
2、競爭性。既然你是開放的，那麼一定就是競爭性的，職務的數量遠遠少於黨員的人數，那麼你要怎麼辦？就是要競爭啊。當然，我們的競爭不是黨派之間的競爭，而是官員之間的競爭。順便説一下，華盛頓，美國的開國總統是非常痛恨黨派之爭的。漢密爾頓實際是他原來的秘書，他們倆的想法是非常相近的，漢密爾頓也不喜歡黨派之爭，華盛頓一開始就不想搞成最後由黨黨之間互相競爭這樣，很大程度上是我們這個體制反倒實現了。
3、獎勵賢能。最後是個人之間的競爭，競爭什麼呢？就是獎勵賢能。能力更高的官員更可能獲得晉升，這就是我們這個體制具有活力的那一部分東西。這部分和我們儒家的傳統是高度相關的。
我們有個研究團隊，收集了市級以上幾乎所有官員數據，所以我們可以做很多分析。不同的級別官員的能力，是怎麼測量呢？他做市級主官時的能力，因為很多幹部都做過市級主官，是一步一個腳印上去的。我們有個度量指標，有個計量學辦法，簡單來講就是他們發展地方經濟的能力，能分出來兩組人，第一組是你從正廳最後上到了正部，他們的能力相差不是那麼大；另一組是副國級和正國級，他們的能力是顯著高於正部級及以下官員的能力，當然正國級的能力就更高一些。這是他們做城市主管期的能力，最後能到達副國級和正國級可能都是二十年之後的事情。那就意味着他二十年之前的能力，可以預測他二十年之後的成就，這説明我們這個體制還是高度具備選賢舉能的特點。
四、開啓新敍事
我們要開啓新敍事，民主敍事是“斜坡效應”，當開啓了民主之後，會發現民主往往簡化為“一人一票”。如果要説民主的最高峯，應該就是蘇東的解體，如果把1688年英國光榮革命算是民主自由革命的起點，到達1991年，基本上300年的時間，整個民主是上升期，到了上世紀90年代到達最高峯，但這之後它就開始衰落了，所有的政體當它達到最頂峯的時候基本上就開始衰落了，我們企業也是，達到最頂點的時候就開始衰落了，很少有企業能在最高峯停留很長時間。這裏有什麼原因，社會科學工作者可以再去研究。但我的觀察，西方的民主在走下坡路，他走下坡路的重要標誌是已經走向了“斜坡效應”，所有的事情都要一人一票，包括英國脱歐，一人一票，最後搞得大家説“喲，我們怎麼脱歐了”。這樣一種民主最後肯定要走向失敗。
中國也有所謂民主敍事的問題，在國外有這種訴求，在國內也要朝着這方面去講。但我們知道，“一人一票”的西式民主敍事和中國現實之間差距非常大，這樣就會產生雙向的焦慮，就是有所謂合法性的焦慮，這是我一開始要做這個工作最重要的原因，要為我們體制提供合法性的理論。當代中國的學者，政治學者，哲學學者，經濟學者，社會學者都應該一起來努力，創造中國共產黨體制的新敍事，我認為，這個新敍事恐怕要從我們的傳統裏來汲取養分，這個養分就是儒家的政治傳統。
當然，要現代化，我不太喜歡現在所謂的“新儒家”，要回到老的儒家的東西，一鍋端把儒家都繼承下來。畢竟儒家在2500年前產生的東西，到了今天，我們一定要給它的現代化，要和現代治理理論結合起來，這樣我們才會有所創新。
這裏順便打個小廣告，這是我和我的同事一起編的一本書《中國新敍事》，席天揚老師和我一起編的，大家有興趣可以看一下這本書，這本書是個論文集，我和另外一位合作者在寫一本新書《儒家政治》。
我的分享就到這裏。我看這裏送來了一些問題。
**網友：**政治賢能體制是什麼？是否誰能誰上？姚老師簡單地説，西方人性本惡，儒家傳統認為人性本善，您的觀點認為人性本善還是人性惡？
**姚洋：**首先人性論，我並不認為人性本惡，我認為，儒家的佔有慾是個中性的詞，至少對於我們經濟學家來講，人是理性的，人想佔有更多的東西，這不能説人性是惡的。惡的意思是我要欺負別人，佔別人的便宜，這叫惡。我認為，至少在洛克、霍布斯那裏還是比較中性的一個詞。
儒家也並不認為人性本善，剛才我講了，孔子對人“性本善”還是“性本惡”沒有説，只是説人生下來是有差別的。孟子是不是説人性本善呢？也未必，他只是説人有向善的潛力，人有四端，只要這四端發揮出來了，就可以成聖成賢，但要成聖成賢仍然要經過你的努力，就説人性本善嗎？也未必，這要看你的努力。荀子更多是看到人有利己的那一面。所以，儒家並不是人性本善或性本惡，説人性是流動的，可塑的，是依靠後天來決定的，人生下來有多種多樣的可能性。
我的觀點和儒家一樣，有多種可能性，取決於人的努力和你的政治環境。政治體制就是簡單的選賢舉能，並不是簡單説誰能誰上，而是選賢舉能才是政治選能體制。
**網友：**這些有的“制度”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與西方以及學習西方的日本沒有較量過嗎？中國百年國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怎麼造成的？如果不結合時代發展取其精華去其糟粕，那麼……
**姚洋：**我今天要講的就是取其精華去其糟粕，既然問到這個問題，我一定要講一下中國歷史，我們接觸的中國歷史，像這裏説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我剛才説了，中國的封建社會早過去了，只在周朝有過，周朝大概800年是封建社會，但並不一定，戰國時代連封建都沒了。什麼叫封建呢？國王自己管不了那麼多國土，我就分封一塊地給我的兄弟，我的兒子，或者有功臣，你到那裏去，給你一塊地，你佔山為王，那就是你的了，那叫封建。自打秦始皇之後，我們封建已經很少了，是官僚帝制，“中國是第一個建立了現代國家的國家”，這不是我説的，是寫《歷史的終結》的弗朗西斯·福山説的。我們要改變我們的認識，中國歷史不是一抹黑，從秦始皇到北宋，我們的政治文明是在向上發展的，到了北宋，我們的政治文明達到了頂峯，然後開始衰敗。我們現在所談論的中國是明清以來的中國，特別是到了清朝，中國的政治的確非常黑暗，到了後面它又變得非常腐朽，但不能以清朝來看全中國，清朝是滿人統治，它是個落後民族統治了我們中原，我認為，並不代表中國，不代表中華文明。
**網友：**您之前出了一本著作《中國道路的世界意義》，請問儒家視角下的中國道路是怎樣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政治賢能體制嗎？
**姚洋：**沒錯，政治賢能體制是中國道路非常重要的特徵，在世界上是非常顯著的，其實中國並不是獨一無二的，受中國影響的東亞儒家文化圈裏，事實上他們都有政治賢能主義的影子在裏面，而且這些國家實行的也是非常好的。儒家本身就是屬於世界的，有些老先生説，儒家是屬於中國的，你們外國人學不了，我認為這是我們自我矮化，中國的就是世界的，我相信未來的世界一定有個全球文明，中國人不能缺席，中國文化不能缺席，中國向全球文明貢獻什麼呢？從政治文明的角度來説就是儒家政治，政治賢能體制。
**網友：**老師引用了混合政體理論的類比，請問混合政體理論中的“君主”、“民主”和“貴族”三者相互意義如何體現呢？
**姚洋：**這個混合體制實際是發揮三者不同的優勢，在古代來説，“君主”決策是比較快的，更加有效率。“民主”的成分是，君主的決策要符合老百姓的利益，這就有互相制衡的關係，按照儒家的説法，水可載舟水可覆舟，儒家也有這樣的理論來解釋民眾對於君主的限制。“貴族”是幹什麼的呢？“貴族”可以説是一些衣食無憂的人，有更多的經濟，更大的視野來想國家的事情，所以，他們有這樣一種能力來監督君主，同時也平衡民眾的訴求。所以，這三者之間有各自本身的作用，也形成相互制衡的關係。
我看問題也基本回答完了，我們今天的分享就到這裏，謝謝各位網友的關注，再見！
本文系觀察者網獨家稿件，文章內容純屬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平台觀點，未經授權，不得轉載，否則將追究法律責任。關注觀察者網微信guanchacn，每日閲讀趣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