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寧：為何安徽不是水鄉卻飽受水災之苦？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鄭寧】

2020真可謂流年不利，疫情尚未完全結束，洪水又席捲而來。單單長江流域的洪水，就已經讓全國人民為之心生憂慮，眼下淮河又發起了脾氣，而襟江帶淮的安徽省自然成了重災地區。

就在前幾日，安徽省接連啓用泄洪區，以緩解洶洶水情，數以萬計的百姓舍小家為大家，做出了巨大的貢獻。説起來，安徽，特別是屢屢泄洪的皖北，素來和“水鄉”沾不着關係，但為何總是要承受水災的苦難呢？從歷史看，安徽的水災是怎麼來的？又對地域社會歷史產生了哪些影響？筆者願就這些問題，分享一些個人的想法。

不是水鄉，卻飽受水災之苦

作為行政區劃，“安徽”的出現比較晚，直到康熙年間江南省一分為二，才有了安徽和江蘇兩省。江南省在明代稱作南直隸，是一個全新的行政區劃。明朝之前，淮河、長江向來是政區的天然分界線，兩個流域區的社會經濟、民風習俗也存在很大的差異，以至於直到今天，皖北與皖南、蘇北與蘇南，一省之內不僅方言差異甚大，相互之間還常有不太和諧的聲音，特別是南方對北方的歧視，常被網友戲稱為“內鬥”。

不過，在光明正大自稱“淮右布衣”的明太祖朱元璋面前，這些都不是問題，當時可沒人敢用鄙夷的口吻説“江北佬”，除非全家的腦袋都不想要了。洪武年間開國立制，大明都城在南京，周邊的江南自然要劃入直隸。淮河邊的鳳陽既是朱元璋的老家，還是中都所在，地位同樣重要，不僅要設置規模龐大的鳳陽府，還要劃入直隸。如此一來，淮河與長江才真正成了“一個省裏的兩條河”。

長江洪水有多猛烈，已經不需要再多描述，但事實上，淮河給安徽帶來的災難還要更加慘痛。事情要追述到南宋建炎二年，當時為了阻擋進兵南下，宋軍決開黃河大堤，使黃河奪泗水入淮，從此開始了持續三百年的“黃河奪淮”。

眾所周知，歷史時期的黃河不是一條安安靜靜的大河，尤其“善決”。南宋以後黃河屢屢決口改道，幾乎把淮河主要支流折騰了一遍，也破壞了整個淮河流域的水文系統。直到晚明潘季馴治河，才終於把黃河干流穩定在今天廢黃河一線，但仍舊奪淮入海。黃河裹挾的泥沙不僅抬高了淮河干流的河牀，更淤塞了淮河入海水道，致使淮河下泄能力急劇減弱，滔滔河水無處可去，洪災變得不可避免。

潘季馴雕像

面對長江、淮河，外加黃河這三條愛發脾氣的大江大河，安徽雖然沒有水鄉的命，卻註定了要承受水災的罪。

天要下雨，人要犧牲

明清時期人們記載洪水，有連綿降雨引發的“淫水為災”，也有驟降暴雨引發的“蛟水”山洪。皖北、皖南時常遭受洪水災害，而且災情往往非常嚴重。比如嘉靖三十四年六月，淮河水位暴漲，沿淮的壽州、臨淮、盱眙皆遭洪水灌城，壽州城內積水竟深達兩丈。

即便是在康乾盛世，江淮人民依舊要遭災。比如乾隆三十四年，合肥、懷寧、無為、廬江等十餘個州縣遭受水災，太湖、潛山大小河流潰堤無數，長江水灌入了和州城內，房屋盡遭淹沒。直到清朝統治最後的宣統年間，江淮流域還在連年遭災，宣統元年淮河大水，次年長江、淮河同時發生水災，宣統三年淮河流域再次發生水災，當年農曆六月底，鳳陽府城疾風驟雨三晝夜，平地盡成澤國。

學界對明清以來安徽的水旱災害有着詳細的統計，無論是頻率還是烈度，在全國都位居前列。就自然環境，特別是季風氣候的降水特點而言，安徽的確發生引發水患。不過，中國人自古就有治水的習慣，淮河邊的塗山至今還有“大禹會諸侯”的遺蹟，明清兩朝五百餘年，怎麼就沒能治好安徽的水患呢？如果説長江水勢浩大，古人難以治理，尚且可以理解，但治理淮河總歸難度較小，明清也的確投入了鉅額的財力、人力用於治河，為什麼皖北還是水患不休，甚至愈演愈烈呢？

一個關鍵問題是，明清時期國家治河，目的是什麼？康熙皇帝將“河務”二字“懸之宮中柱上”，可不只是為了拯救民生。對照地圖不難看出，東西走向的黃河與淮河在洪澤湖東匯流，緊鄰它們的是南北走向，對國家至關重要的大運河。這條運河每年將國家所需的關鍵物資從南方運往北京，是帝國的動脈血管，漕運的成敗直接關係着王朝統治的安危。

這麼重要的漕運河道，當然要防着泥沙多、愛決口的黃河。所以，明清兩朝一方面儘量不讓黃河決口，另一方面在洪澤湖口下足了功夫，比如修建了著名的高家堰，讓相對較清的淮河水能夠抗衡住黃河來水，稱作“蓄清敵黃”。既然要蓄水保運河，就得維持足夠的水位，不能讓水輕易流走。而一旦來水過猛，形成洪水，為了防止洪水威脅運河，也為了保護繁華的“淮南”，不僅皖北要行洪、泄洪，洪澤湖更要全力泄水，位於下游的蘇北必然淪為澤國。

《姑蘇繁華圖》（局部）

明朝的祖陵，也就是朱元璋爺爺、奶奶的墳墓在淮河邊的泗州，為了防止水淹祖陵，影響了王朝龍脈，當時還要稍稍考慮一下洪水氾濫的影響。到了清朝，這唯一的阻礙也沒了，該蓄水就蓄水，改泄洪就泄洪，一切以保全國家漕運和淮南繁華為目的。至於皖北、蘇北的民生，則顯得沒有那麼重要，甚至無需考慮，頻繁且劇烈的水患不只是天災，也有人禍的因素，一如馬俊亞教授的精闢總結，整個淮北地區都成了“被犧牲的局部”。

一省南北，各有活路

在多山的安徽、江南，最有威脅的是驟然爆發的山洪，古人稱為“蛟水”。直到今日，短時間強降雨帶來的麻煩仍難以克服，甚至會影響到高考的進行。可以想見，古人所受影響更大。

以徽州為例，晚明以來水災頻發，特別是隨着清代中期大規模開墾山地、破壞植被，水災對社會經濟的損害變得更為明顯。山洪裹挾泥土而下，不僅毀壞莊稼、房屋，還毀掉了民眾費心力氣才開墾成熟的山區土地。

不過，徽州人還另有生路，世人皆知大名鼎鼎的“徽商”，其實皖南在文化教育方面也很有成果。有清一代，安徽各府州考中進士接近一千二百人，僅安慶一府就佔比約四分之一，徽州府佔比約五分之一，歙縣、桐城都是科舉考試的“大户”。

歙縣風光俯瞰

相較之下，皖北的情況就顯得非常尷尬了，淮河流域的皖北鳳陽、六安、滁州、泗州、潁州五個府州，佔全省總面積五分之二，卻只有238名進士，還沒比如徽州一個府。

皖北沒有名商巨賈，也少有著名的文人，但要説起“造反”，卻是輕車熟路、名人輩出。元朝末年的主要紅巾軍將領大多來自這片多災多難的土地，其中最有名氣的當然是朱元璋和他手下的“淮西勳貴”。

晚清時代，皖北又爆發了捻軍起義，威名赫赫的蒙古郡王僧格林沁就折損在捻軍小兵手下。就連最終鎮壓了捻軍的淮軍，也多多少少和皖北有些關係。美國學者裴宜理從近代皖北歷史出發，為之貼上了“災害——貧困——造反”的地域歷史標籤。

頻繁的災害，特別是毀滅性的水災，的確嚴重損害了皖北的社會民生，是造成經濟貧弱的重要原因。然而，貧窮就一定會造反嗎？皖北的災害，很大程度上緣於“被犧牲”的地位，是天災基礎上加了人禍，犧牲皖北是為了保全國家利益，倘若皖北陷入無休無止的動盪與叛亂，國家利益還能夠得到保全嗎？明清時期的帝王將相併非不知道這個問題，也不會坐視皖北因災害爆發動亂。

證明這個歷史判斷，其實並不難。提起皖北的叛亂，總要提到元末的紅巾軍與晚清的捻軍，然而在這二者之間將近五百年的時間裏，皖北爆發過大規模的起義嗎？並沒有。翻越史書，更多看到的是乞丐、流民，甚至是遍野的餓殍。

王朝國家既然要犧牲皖北，就必須先強力控制皖北，也正因如此，當太平天國打碎了清朝在皖北的統治機器，反抗才隨之爆發，而且成捻成夥，無休無止。而歸根結底，最可憐的還是普通百姓。為了國家的利益，為了下游的繁榮，他們承擔了本不應該承擔的災難，被迫淪為災民、流民，甚至是叛民。

客觀地説，治水總要有犧牲，但關鍵是如何做出犧牲。所幸在今天，治水有了科學的支撐，民生成為第一要務，犧牲可以既有限，又值得。但即便如此，奉獻的人也應該得到尊重，特別是同飲一江水的上下游，當別人捨棄家業保全了你，你卻覺得理所當然，這恐怕是一種無知的傲慢。不如多一份感謝，多一份幫助，這才是同舟共濟的共同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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