懂點兒啥：列強侵華“有功”？這部紀錄片為什麼會下架

【文/觀察者網 大包 董佳寧】

最近有一部紀錄片，叫《通往北京的道路》，引起了很大的爭議，前幾天從平台上下架了。為了做這期節目，我也下了挺大工夫，所以希望大家能給我點個贊。

這部片子，講了五個在中國近代史上，有一定影響的外國人的故事。五個人分別是：英國人赫德（Robert Hart），他曾擔任晚清海關總税務司，相當於海關總署署長。美國人丁韙良（William Alexander Martin），他擔任過京師大學堂首任總教習，粗略相當於北京大學第一任校長。莫理循（George Ernest Morrison），《泰晤士報》駐華記者，澳大利亞人，袁世凱的政治顧問。英國人威妥瑪（Sir Thomas Francis Wade），擔任過英國駐華公使，他最有名的發明是威妥瑪拼音。還有美國人司徒雷登（John Leighton Stuart），燕京大學創始人，當過美國駐華大使。

這部片子下架之前，我就看完了。為了做這期節目，我又買了同名的圖書作為參考。書裏的內容，和紀錄片不完全一樣，我下面的討論，主要是基於這本書。這個片子和這本書引起爭議，主要原因是為帝國主義殖民者，和他們的代理人，做了很大程度的美化。網上一條評論是這麼説的：這本書就説了一件事，我雖然是強姦犯，但我是為了你好！

在豆瓣網上，這條評論是相關短評中，被點擊“有用”最多的。雖然《通往北京的道路》做了很多專家採訪，但羣眾的眼睛是雪亮的。主創團隊想表現出為歷史人物翻案的學術味道，做出一副還原歷史細節的模樣，試圖把被人們忽視的材料挖掘出來，顯得理性、中立、客觀。

在序言中作者説：百多年來擺在中國人面前的，本質上只有一個根本問題，那就是中國的現代轉型。怎麼樣，已經開始有味兒了。又説：有一些捲入歷史變遷最深的外國人，他們以已經工業化的國家作為尺度，試圖規範引領這個老大帝國走過多劫多難的轉型期。這些陳述意思很明確，作者認為，中國近代史的本質只有一個，是先進的外國，規範和引領中國轉型，這五個外國人，就是把文明帶到中國的代表。

拋出這種“轉型論”，就暴露了作者歷史觀的問題。官方是這樣描述近代史的：中國近代史，是一部充滿災難、落後捱打的屈辱史，是一部中國人民探索救國之路，實現自由、民主的探索史，是一部中華民族抵抗侵略，打倒帝國主義以實現民族解放、打倒封建主義以實現人民富強的鬥爭史。這裏有三個層次，屈辱、探索和鬥爭。大家可以比較一下，其中的差別。我無須多説，作者是“知識分子”，必然也清楚，提出“轉型論”，就是有意為之，與官方“唱反調”的。

雖然用意這麼明顯，在描寫這五個外國人的時候，筆法卻非常忸怩，想表現他們複雜的一面，書的腰封上説，這叫“在兩個世界之間的掙扎和努力”，序言裏則説，他們在通往北京的道路上，既“收穫了權力和榮耀”，也“遭遇了敵意和孤獨”。而在行文的時候，這種強行與刻意，更讓人尷尬了。比如講記者莫理循的時候，是這樣説的：那時的莫理循，是一個帝國主義者。他很崇拜“帝國詩人”吉卜林（Joseph Rudyard Kipling），吉卜林大力鼓吹白人應派出“優秀的子孫”，以西方文明改造世界。

但是緊接着，下一段就來了一句：但他絕不是一個冷血的帝國主義者。在季隆學院，就是澳大利亞的一個學校，他和一些中國花匠成了朋友，並在洪水氾濫時幫助他們搶救財物。不過，那時的他，在對華人同情時，也帶着幾分嘲弄。他曾乘坐過澳大利亞華人的帆船，但對中國水手的駕船技術頗多諷刺。

這就非常尷尬了，和一些中國人有交往，會幫些忙，就要區分出“帝國主義者”和“冷血的帝國主義者”。如果按這個標準去理解，必須非常精分，才能顯出這是在“尊重歷史”，尊重“歷史的複雜性”。莫理循1894年就到了中國，遊歷了很多地方，見識很廣。1897年任《泰晤士報》駐北京記者後，報道了清末民初中國發生的所有大事：戊戌變法、清末新政、義和團運動、八國聯軍侵華、日俄戰爭、辛亥革命、清帝退位等等。《泰晤士報》是英帝國對外推行殖民擴張政策的重要喉舌，在很大程度上左右着英國殖民政策的制定。莫理循自己都説：今天《泰晤士報》説的，就是政府明天做的。

英國是最早轟開中國門户的人，一直保持着最大的殖民利益，中國對外貿易總額的80%，都是對英國的。可是19世紀最後十年，德國與日本崛起，也加入到瓜分中國的遊戲中來。英國感到在中國的經濟優勢和政治利益，受到了嚴重的威脅和挑戰。正是在這種形勢下，莫理循加入了《泰晤士報》。

真正研究歷史的人，會去認真閲讀莫理循的文書記錄，他怎麼和別的洋大人討論列強在中國的利益、活動，這背後的真實企圖和多變手法，在對華政策的通信中，都有材料證明。

比如，俄、法、德三國，都在積極擴張自己的在華勢力，極大擠壓了英國的利益範圍，包括很多在華的英國商人都十分擔心。莫理循為英政府的“軟弱無能”焦慮萬分，強烈要求、鼓吹、煽動英政府大膽行動，加快侵略步伐，阻止俄、法、德三國結盟。俄法兩國暗中支持比利時搶得京漢鐵路修築權，莫理循氣勢洶洶地叫囂：我們不能後退，如果我們不堅持廢除那項合同，我們的威信就會掃地，我們的切身利益就要受到極其嚴重的影響。

再比如，德國強佔山東，他向英政府明確建議，支持德國的做法。因為，這樣可以拉攏德國，分化離間法、俄、德三國同盟。這是“聯德抗俄”。但是呢，德國對外擴張的重點沒有放在中國，聯了它，也成不了什麼氣候。日本對俄法德一直耿耿於懷，更不能容忍遼東半島被俄國搶走。於是，莫理循又建議拉攏日本，這是“聯日抗俄”。

英政府在華的政策，是保護好所謂的“貿易自由”就好了，對於法俄德日這些新興列強的擴張，沒有積極準備，有些“不作為”的意思。在華英國人深感失望和焦慮，都要求要麼強硬起來，阻止別國，要麼就與別國妥協，共同分割。莫理循對中國瞭解，消息源也多，他是看在眼裏，急在心頭。他對英國外交的“遲鈍”和“軟弱”十分不滿，在報道中一再尖鋭批評英政府“缺乏政策”，經常攻擊英國駐華公使竇納樂的無能，説竇納樂“沒有足夠教養”，“腦力、記憶力、判斷力都不夠”。

在評價中國時他説，中國已無力履行她的條約義務，當她已陷入列強的掌握而自己處於軟弱無力的境地、任何列強都以武力來貫徹其意圖的時候，還怎麼可能履行她的條約義務呢？……瓜分是無可避免的。既然註定要完蛋，那就完蛋得越快越好——我歡欣地盼望着即將來臨的崩潰。看來莫理循也是老崩潰論學家了。他積極提出，英國要擴張在廣東和長江流域的利益。後來，英國政府吸納了他的意見：撤回了在旅順口外的軍艦，默許和支持了德國在山東問題上對中國的無理要求，長江流域變成了英國的勢力範圍，九龍的邊界也得到擴大。

可是以上的這些內容，在《通往北京的道路》裏卻少有提及。筆墨更多的，是對莫理循“專業性”的肯定，比如，莫理循龐大的信息網絡，有時可以獲得十分珍貴的秘約。一位美國人對他的印象是“眼睛閃爍着智慧的光芒”，英國雜誌也把他的照片與慈禧太后、赫德一起登出。

我來唸一段《讀書》雜誌關於《莫理循文書集》的書評，講得很好：“帝國主義在中國的各種活動，都是為了一個目的，即從中國攫取更多的權利。他們的出發點不是某種抽象的原則，而是現實的利益。怎樣對自己更有利就怎樣幹，這就是他們的原則。正因為這樣，帝國主義對於中國的反動政府並非事事支持；對於中國的進步事物也不是一律反對。原因就在於，有時候這種支持或反對，被認為不符合他們侵華的利益；而他們的不支持、不反對當然也不是為了中國的利益。”

這段話，可以幫助上當的讀者，學會如何警惕“知識分子”的粉飾。莫理循和他效忠的英帝國，為什麼對袁世凱稱帝不以為然？為了中國的民主嗎？這是天真的想法。真正的原因，是袁世凱稱帝，讓他們預感到會引起動亂和革命，破壞英帝國在華的既得利益。

我們再來説説他與袁世凱的關係。莫理循1902年正式拜見了袁世凱，成為了好朋友。辛亥革命爆發後，他迅速準確地判斷了中國各種政治力量的強弱，開始鼎力幫助袁世凱。袁世凱也需要這樣一個人，能聯絡和影響各列強，左右國際國內輿論，遊説和誘導各派政治力量。有了莫理循這位重量級的人物，他能獲取的支持也會更多，空間也更大。

莫理循成了西方媒體吹捧袁世凱的頭號水軍。1911年11月到1912年3月，他密集地為袁世凱做了多件事，包括遊説革命黨人同意袁世凱當總統，遊説日本外交官改變君主立憲立場，發起洋商通電清帝退位活動，反對遷都南京等等。原本他是一個著名記者，可以影響英國政府的對華策略，是一個能量很大的人，可是現在，他又對中國政局有了相當影響力。袁世凱的私人秘書、親信蔡廷幹，早就與莫理循關係緊密，11月開始，幾乎每天都要拜訪莫理循。

袁世凱任大總統後，共聘任了22位外國顧問，形成了一個特別的外交班子。其中最重要的，也是袁世凱唯一自己挑選的，就是莫理循。他給莫理循的待遇也非常高：任期五年，收入包括年薪3500英鎊，房屋津貼250英鎊，僱傭機要秘書津貼200英鎊，總額為每年3950英鎊，而之前在《泰晤士報》年收入是1200英鎊。配一名中文譯員，中國境內所有差旅費都報銷，每年兩個月帶薪休假。

上任顧問後，莫理循對袁世凱是極力維護的。他對袁世凱幾乎到了崇拜的地步，認為袁世凱是唯一能阻止中國分裂，並且帶領中國走向穩定、進步和繁榮的，所以他要用一切手段，打擊對袁世凱的消極報道。

比如1913年宋教仁被刺殺，英國的《每日電訊報》連發兩篇報道，肯定宋教仁是被人下令槍殺的，矛頭直指袁世凱。莫理循立即進行干預，要求刪帖。那時候還沒有刪帖，他做出一系列動作：首先建議北京電報局，從此以後拒絕發送記者辛博森的電報。這就相當於找電信運營商，把人家家裏網給斷了。第二，建議北洋政府外交部把之前的有害信息，抄送給英國公使，迫使英國公使館壓制記者言論，就是找大使館。第三，直接給《每日電訊報》編輯寫信，貶低辛博森所發的電訊的可靠性，説這是“小道消息”，這是找領導。

這一部分內容，沒有出現在《通往北京的道路》裏。同樣沒有出現的，還有下面這些事情。中華民國剛成立，當時的憲法《中華民國臨時約法》裏規定的是內閣制，就是總理和內閣的權力是很大的。袁世凱作為總統，肯定不同意這樣做，於是，就把唐紹儀為首的第一屆民國內閣，驅趕下台。這個動作，同樣也獲得了莫理循的大力支持。莫理循為了維護、鞏固袁世凱的統治，全力出謀劃策。對革命黨人、進步人士態度惡劣。他長期與上海公共租界主管巡捕房的人，叫卜祿士密謀，把隱匿在租界的反對袁世凱的人全部驅除，幫助袁世凱訓練警察。

袁世凱鎮壓了“二次革命”後，莫理循一面提醒卜祿士監視、驅除支持孫中山的日本人，一面建議北洋政府抓捕孫中山，並且他提出一個方案，一個小操作，在通輯令上，不要給出重賞，只是給一個很小的數目，比如150元，這樣就會製造一個政府藐視孫中山的態度，讓媒體去嘲笑孫中山。

在他看來，袁世凱是當時中國最合適的領袖，北洋政府是唯一合法的中央政府，只有他們才能率領中國走向文明、繁榮。而孫中山和國民黨的活動，破壞了國家統一，妨礙了政局穩定，從而阻撓了中國的發展。後來，隨着對北洋政府的的失望情緒越來越大，越來越厭惡各種軍閥，莫理循對國民黨和進步力量的態度有所轉變，開始更寬容，更同情地對待，只要是有利於中國的穩定、改革的，他就支持，反之，他就反對。

袁世凱上台後，財政緊張，發起了一筆爭議很大的“善後大借款”。這筆大借款總額2500萬英鎊，由五個國家共同出資，就是英、法、德、俄、日，年息5%，47年還清。名義上是2500萬英鎊，實際拿到手只有2100萬，因為要扣除一定成本。這還沒完，還要扣除地方政府借款、庚子賠款、辛亥革命損失賠償、軍隊遣散等費用，最終北洋政府實得約998萬英鎊。北洋政府的代價也是很大的，要出讓國家鹽税和關税。

莫理循對這個借款很有意見，從一開始就持批評和反對的意見。可是他反對的是什麼呢？就是出資方之一、由英國政府指定參與的銀行——滙豐銀行。當時滙豐銀行不是純粹的英資銀行，是有德國資本的，9個董事，4個是德國人。德國在中國的利益，與英國是有衝突的，是競爭關係。五國銀行裏已經有了德資銀行，再加上有德國資本的滙豐，那英國的利益就被大大削減了。

在“善後大借款”還沒有正式簽定的時候，莫理循決定自己推動另一個借款，叫克利斯浦借款。克利斯浦，指的是出資方是英國的克利斯浦•勞埃德銀行，以及另外幾家英國財團。這個借款可以給北洋政府更優惠的方案，讓北洋政府發行成本更低，利息也更低一點，就不要籤“善後大借款”了。這本來不是對雙方都有利麼，看上去好執行。但這觸怒了“善後大借款”的幾國的利益，本來都要談好的事情，怎麼你英國就半路出了一個財團，把這活給接了呢？連英國政府都急了。英國鑑於歐洲形勢嚴峻，不想與其它幾國在中國對抗，想穩定住這個均衡的局面。英國外交部十分惱火，認為莫理循多管閒事。於是，英國與其它幾國聯合向北洋政府施加壓力，導致克利斯浦借款流產。

莫理循這次動作，是在試圖幫助袁世凱，讓北洋政府在財政危機上陷得淺一點。但他還是想為英國出力的。他説，就英國的利益來説，我所作所為是正確的。是在為純正的英國利益效勞。可是他的良苦用心，沒有得到英政府的理解，反而認為他是在添亂。英政府開始把他作為中國的公務員看待，駐京公使館不再像以前那樣，給他提供情報和信息。英政府對他不再信任後，實際上對袁世凱也打擊不小，他身邊的顧問，居然如此冒失，破壞了北洋政府與英政府的關係。由此，袁世凱也對他在漸漸疏遠。

我説了這麼一大堆，到底是在説什麼呢？就是分析袁世凱疏遠莫理循的原因。分析這個幹什麼呢？就是為了給大家對比一下，《通往北京的道路》裏是怎麼描述的。在袁世凱1912年任大總統後，書裏對以上我説的若干內容都輕描淡寫地撫過，然後開始描述莫理循被邊緣化後的落寞。書裏説：在出任政治顧問之初，莫理循認為，如果袁世凱像暹羅國王拉瑪五世那樣認真對待外國顧問的建議，他可以在這個新生的共和國創造歷史。一會兒又説，然而事實卻很快證明了莫理循終究只是個天真的外國人。

《通往北京的道路》裏，對於莫理循的塑造，很多地方都是這樣的。一個天真的，希望中國穩定、繁榮、富強的人，希望中國走在民主共和道路的人，在中國屢屢的不得志。

同樣還有他對“二十一條”的揭露。莫理循被他的上司譽為“具有最佳英國殖民者的特徵”，這樣一個人，當然首先忠於英帝國主義的利益。他揭露“二十一條”，不是因為要捍衞中國的利益，而是因為“二十一條”的受益者是日本。當時西方列強在打一戰，日本趁機宰割中國，要把中國的領土、政治、軍事、財政都歸日本控制，對大英帝國來説也是利益損害，動武不行只能動文的，莫理循作為曾經的著名記者，輿論戰是本職工作，當然不能袖手旁觀。我們要搞清楚，是帝國主義之間的矛盾，影響他們對華的具體立場和政策。

其實對於莫理循的評價，幾十年前就有爭論了。1993年一個雜誌上的文章，充分肯定了莫理循給予中國社會的同情和幫助，結論是“莫理循是一個深愛中國的人”。可隨即就有人針鋒相對地回應——《莫理循是“一個深愛中國的人”嗎？》，文中的結論是：“莫理循是帝國主義侵華幫兇”，根本不是什麼“深愛中國的人”。

在兩極化的爭論背後，還是要從大背景來解釋這個問題。如果忽略了大背景，甚至忽略了莫理循重要的工作，而僅以西方的個體面對東方的國家，選擇性地陳述事實，我覺得這並沒有體現個體的複雜性。

除此之外，我覺得我們還需要回答一個根本問題：就是帝國主義給殖民地帶來現代化的問題。帝國主義有沒有給殖民地帶來現代化？答案是肯定的。但這個答案是不夠的。列強給中國人民帶來了深重災難，在近代中國人眼中，它們是不折不扣的侵略者，必須加以驅逐和抵抗。同時，侵略者倚仗的工具，是先進的科技、機器大工業、資本商業運作，這構成了帝國主義的另一幅面貌。

認為資本主義列強侵華“有功”的論調，認為列強侵華給中國帶來所謂西方先進文明的論調，是根本忽視了其主觀動機，否定了其攫取中國主權進行殖民統治的客觀事實，是典型的“倒果為因”。我想，還是馬克思的話來總結：西方列強“既不會給人民羣眾帶來自由，也不會根本改善他們的社會狀況，因為這兩者都不僅僅取決於生產力的發展，而且還決定於生產力是否歸人民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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