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伯特·庫特納:在後疫情時代,我們需要“美國製造”(一)
【文/羅伯特·庫特納】
美國不應僅僅出台一些針對當下疫情的危機應對措施,而是需要制定一整套國家重建計劃。從再工業化、基礎設施現代化到應對氣候變化,我們應提出一系列涵蓋多領域、總投資規模達到數萬億美元的公共發展倡議。對於正在努力走出疫情陰霾的美國經濟來説,上述公共投資是非常必要的。這些投資不但可以推動私營經濟的復甦,而且有助於美國經濟開啓一個綠色、“後新自由主義”的全新時代。

《美國展望》雜誌創辦人、聯合主編、布蘭迪斯大學教授羅伯特·庫特納2020年5月19日在該刊發表評論文章:《在後疫情時代,我們需要“美國製造”》,譯文共分為兩部分,本文是第一部分。
如果無法制定這樣一套國家重建計劃,美國就會落在中國後面,美國就會在氣候變化所引發的災難中變成一個二流國家,美國就會變成一個由擁抱全球化的富豪階層和從未走出國門的低收入勞工階層所構成的撕裂的社會。
此次疫情向我們揭示了一個事實:一個連口罩都無法自給自足的美國已經稱不上全球最發達的國家。這個國家已身患多種疾病,為了恢復健康,我們需要超越眼前的新冠疫情,把目光放得更遠。現在重要的是,我們必須爭分奪秒行動起來。
多年來,兩黨總統都屈從於超級自由市場意識形態(ultra-free-market ideology),而且都對重商主義中國的崛起故意視而不見(他們對前蘇聯可是相當鷹派的),該如何為多位前總統都遵循的這兩項共識提供解釋呢?在我看來,美國的各大跨國公司都在從美中關係的現狀中獲得大量利益,這是唯一的解釋。
排斥外國移民的特朗普非常追求本土敍事(nativist rhetoric),而且毫無針對性地提高了關税,這兩個舉動意味着他並不接受上述兩項延續已久的共識。不過,特朗普在貿易、外交和產業政策等領域卻並沒有拿出相應的戰略來改變上面所提到的“現狀”。其實,不但全球化需要接受管理,而且美國經濟也需要接受管理(we need a managed form of globalization as well as a managed economy at home)。
近來,人們頻頻提及上世紀大蕭條時期羅斯福總統推行的“新政”,出現這一現象並非偶然。羅斯福總統當年實施的戰略正是受到進步的經濟民族主義(progressive economic nationalism)所推動,其內容包括:確定國家經濟發展目標、制定明確的發展計劃、在政府層面推動科學技術發展、進行公共基礎設施投資、反對全球性通貨緊縮等。由於感受到來自地緣政治對手蘇聯在國家安全方面的壓力,上述戰略甚至一直延續到了羅斯福總統去世之後的冷戰時代。今天,我們的地緣經濟對手是中國,國家的經濟安全應該成為推動政策制定的重要驅動力量。
我們可以把當前美國政府對新冠疫情的應對措施和二戰時期美國政府的戰爭動員放在一起進行一下比較,比較的結果是令人震驚的。從1941年到1942年,原來生產卡車、家用轎車等民用產品的工廠在幾個月之內就實現了向生產戰機、軍艦、坦克、火炮等軍事裝備的轉型。普通美國民眾也開始在自己開闢的“勝利菜園”(victory gardens)裏勞作,許多人依靠自己種植的蔬菜和水果實現了自給自足。此外,當時的美國人還參與了“上交廢物運動”,人們把廢棄的金屬、橡膠、紡織品和油脂等上交國家來支持軍用物資的生產,正如今天的人們自己製作簡易口罩一樣。

二戰期間鼓勵美國民眾開闢“勝利菜園”的海報
不過,當時的人們只是把自己對國家的上述支持行動視為對政府大規模戰爭動員的一種補充。反觀今天,1941年的景象並沒有重現,在疫情中掙扎的美國社會並沒有感受到白宮的領導力。美國已經失去了太多生產能力和製造業的專業知識(正如一個人的駕駛技術中有肌肉記憶的因素,一個國家的製造能力中也存在類似的因素),只有二戰時期那種規模的社會動員才能夠讓美國恢復昔日的製造業實力。
我們的目的不應僅限於打造更可靠的供應鏈
此次疫情使得美國公眾對此前很少聽到的一個詞變得更為熟悉了,那就是“供應鏈”。在美國,N95口罩和呼吸機等急需的醫療物資大多是進口的,而且產地主要在中國。特朗普政府為了實現自給自足已經在努力增加上述物資的國內產量,但最終還是失敗了。外國供應鏈的脆弱性已在這場疫情中暴露無遺。
一個鏈條的強度取決於其最脆弱處的強度。“供應鏈並不是一個樹形結構,而是一個由一點向外發散的鑽石形結構”,麻省理工學院交通和物流研究中心主任尤西·謝菲(Yossi Sheffi)説。供應鏈的脆弱性就在於其高度集中性。據尤西·謝菲提供的信息,在美國,進行新冠病毒檢測時所使用的咽拭子棉籤中有半數都來自意大利北部一家名為Copan的公司,而這種棉籤曾斷貨達數週之久。
面對當前嚴重的疫情,人們提出了包括權宜之計和根本性變革在內的各種應對措施,其中包括:動用《國防工業生產法》強制國內製造業企業投入重要醫療物資的生產;重建國家戰略儲備;實現物資供應渠道的多元化;治理層層轉包現象;動用反托拉斯法駁回大型製藥公司合併案;由政府或有政府背景的非盈利機構來生產非盈利類別藥品;通過強制許可(mandatory licensing)手段來迫使生產線從中國回到美國。
即便我們毫無遺漏地採取上述每一項措施來解決重要醫療物資和藥品的短缺問題,我們也只是觸及了美國所面臨問題的一小部分。整個美國經濟已經對當前的貿易體系過於依賴,那些參與對外貿易的人一直在從這套體系中獲利,而代價卻要由整個美國社會來承擔。如果我們的一切努力只是為了讓美國擁有一條更加穩定可靠的醫療物資供應鏈,那麼這場危機實在是被我們浪費掉了。
其實,美國在軍事領域也出現了問題,這種情況是非常危險的。隨着軍民兩用技術的發展,一些遊説團體已經成功地在出口管制條例中製造了漏洞,這為那些對沖基金和私募股權公司繞開國家安全審查提供了方便。與此同時,中國目標明確的產業政策卻迫使美國公司與中方合作伙伴分享了自己的軍民兩用技術。
當中方與波音、通用電氣(GE)這樣的美國公司就在華生產簽署協議時,美方必須同意在華生產的產品須銷往西方國家的市場,這樣就可以避免與中國本土製造商在中國市場上發生競爭,而那些中國本土製造商正是中國政府有意培養的未來將攻佔全球市場的公司。此外,美國公司還必須與中方合作伙伴分享自己的敏感、專有技術,而那些中國公司的目標是儘快超越甚至取代美國同行的市場地位。


二戰期間美國民眾收集金屬和輪胎並上交給國家
中國人的這一做法所造成的影響已經體現在美國國防部2018年發佈的一份美國軍事工業產業鏈弱點分析報告中,該報告指出:“中國已經成為美國軍品和導彈製造所涉及的大量專用化學品的唯一來源……在許多情況下,我們還無法找到其他供應商向我們提供中國產品的替代品”。除此之外,美國軍事工業對外國的依賴還體現在電路板、夜視系統、電池和空間傳感器等很基本的部件上。
中國真會利用上述優勢將我們一軍嗎?2010年,日本在一片與中國存在捕魚權和領土爭端的水域拘捕了一名中國漁民。主導全球稀土(一種電池以及小型電子設備製造中所必須的物質)供應的中國告知日本政府,對日稀土出口將暫停。看到中國具備將自身產業鏈優勢武器化的意願,日本只能順從地釋放那名被捕的中國漁民。
美國已經在軍民兩用技術方面受到了損失,而華爾街也在這一過程中扮演了角色。美國國防部高級研究計劃局(DARPA)為研發軍方需要(很多情況下也具有商用價值)的技術提供了資金,該機構在這一過程中扮演了某種國有投資銀行的角色。其中,機器人技術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五角大樓需要在伊拉克戰場上部署機器人以完成拆彈、戰場偵察等任務。在機器人領域有一家很成功的美國公司iRobot,該公司的原始資本就是來自國防部高級研究計劃局。除了軍用機器人,iRobot公司還研發了一款名為Roomba的家用真空吸塵機器人。2015年,一家名為Willem Mesdag的對沖基金公司(該公司曾是高盛公司的合夥人)向iRobot公司注入了大量資金,併成功地迫使iRobot公司放棄了軍用產品的研發從此轉向民用市場。此後Willem Mesda公司和他的盟友們把iRobot公司的生產線遷往了中國,這種做法很符合那些對沖基金公司的經典套路。由美國軍方(也就是我們所有美國納税人)提供原始資本成立的iRobot公司就這樣把生產基地從美國搬到了中國。
上述事件並非個案,而是一種普遍存在的現象。中國在威脅日本時所倚靠的是稀土,而稀土在應用過程中就使用了通用汽車(GM)工程師在美國國防部的資金支持下研發出來的技術。位於印第安納州的Magnequench公司曾是通用汽車一家傑出的衍生公司,該公司在上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研發出了稀土磁性材料的諸多應用技術。1995年,該公司被與中國存在利益關係的公司收購,而華爾街投資銀行家Archibald Cox Jr.在這一過程中提供了協助。此後,整個Magnequench公司(包括就業崗位、關鍵技術和生產技術)都被轉移到了中國。
(觀察者網馬力譯自2020年5月19日《美國展望》雜誌網站,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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