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光：新冷戰思潮抬頭，想起曾和亨廷頓討論“文明衝突是不是偽命題”

【採訪/觀察者網 朱敏潔】

**觀察者網：**疫情以來，國際秩序動盪變化，未來走勢頗受關注。民主威權、文明衝突、全球化等等，各類思想理論之爭又被推上台面，當然其中不乏反思的聲音，您對這些爭論有何看法？

**潘光：**從當前整體局勢來看，西方大國的經濟是在走下坡路，而新興國家在上升。美國、歐洲經濟狀況都不是很好，日本安倍經濟學也難以推行，面臨老齡化、少子化問題等等。

從思想文化領域來看，自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思想領域出現兩極化趨勢，左的更左，右的更右。左翼勢力表現突出，比如資本論再次走紅，聲稱資本主義是一切罪惡的根源，發起“佔領華爾街”行動，同時中東很多國家在劇變後嘗試走西方模式，但結果都失敗了，顯然西方模式不可照搬，這也是“新左翼”力量迅速上升的一個原因。與此同時，右翼力量發展也很明顯，一是失業率上升，二是貧富兩極分化，三是外來移民、難民的衝擊，導致很多歐美國家極右思潮高漲。所以，最近這一波波的現象其實是2008年以後整體趨勢的延續，但這次“左的更左、右的更右”。

特別是在歐美發達國家，這種現象最突出；財富積累達到一定程度，兩極分化嚴重，窮人越來越窮，富人越來越富。雖然現我們身處中國沒有太大感受，但中國年輕人的思想也多多少少會受到影響。

我們觀察當前美國國內狀況，彷彿開始“文化革命”一般，舊的東西都要摧毀，雕像都要推翻，甚至有人喊出馬克思、列寧、毛澤東等口號。同時，右翼極端主義、民粹主義、白人至上主義、種族主義，甚至新納粹（主要在歐洲）情緒高漲，兩極分化更加明顯，社會進一步分裂。

特朗普現象就是兩極分化的一個突出表現，到現在還有很多人奇怪，特朗普這樣的人怎麼能當總統呢？因為他迎合了白人至上主義、民粹主義、極端主義、單邊主義的思潮，但是現在這些情況也在變化。不久前，全美掀起反種族歧視浪潮，原來支持特朗普的白人工薪階層也在分化，其中有些人站到反種族歧視這邊，還有一些人則更極端，他們覺得你要摧毀我的一切，所以我要保護我的一切。當然新左翼思潮裏面也有很多錯誤。2008年重讀資本論、再提馬克思主義等等，更多體現在思想層面，現在則是付諸行動，甚至有些打砸搶燒的行為已經走歪。當然，這其中也有很多複雜性。

就思想文化領域而言，2008年可以作為一個新階段的開始，一直延續到現在十幾年，新左翼在發展，右翼極端主義也在發展。這裏面經常會提到一個問題，即中國模式，實際上中國夢和中國模式是中國特色的道路，不一定適合所有國家，我們也不強求別人按照中國模式走，我們強調中國夢就是實現小康社會，讓中國人民過上好日子，是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實踐的結合。但是，有一些左翼外國人士將中國模式、中國道路抬得很高，這類吹捧有的是好意，有的是惡意，比如聲稱中國現在已經不是發展中國家等。所以，我們現在既反對右翼種族歧視、極端主義，也不是很贊成新左翼，對於新左翼的很多觀點要分析辨別。

**觀察者網：**您曾提出過一個觀點“純粹的文明衝突是偽命題”，能否具體解釋一下？這一觀點對當下國際關係及未來局勢發展，有什麼意義？

**潘光：**這個觀點特別需要強調“純粹的”文明衝突，就是指沒有政治、經濟等因素干擾的文明之間的衝突。也就是説，文明之間發生衝突是有可能的，但背後一定都有政治經濟根源，最終用文明形式表現出來而已；排除了政治經濟根源的純粹的文明衝突，我覺得是不存在的。

首先，很多國際間的衝突跟文明並不相關，比如兩次世界大戰，起初都是從文明內部發展起來，歐洲國家英、法、德、俄，包括美國，都是基督教為主的國家，在戰爭發展過程中才逐漸將全世界捲入。這不是文明之間的衝突，而是源於文明內部的衝突，再蔓延到文明之外。其次，以朝鮮戰爭和越南戰爭、德國分裂和中國台海兩岸為例，這些就更不是文明衝突，甚至衝突雙方就是同文同種、同一個民族，雙方主要矛盾就是意識形態。

去年，習近平主席在訪問希臘時講了一句話，“真正的文明之間是不會發生衝突的”。這一説法對我過去的文章觀點是有衝擊的，因為我原來着重解釋了許多衝突是文明內部的衝突而非文明之間的衝突，甚至還有一些衝突是文明之外的，和文明沒有關係。所以，習主席提出的這個觀點，讓我覺得需要進一步思考，當時我們恰好在辦一個小型研討會，我就在會上提了一個問題：是不是存在真正的文明和偽文明之分？大家都被問住了，那麼哪個是真正的文明，哪個是偽文明？後來我們討論認為，不能從這個角度切入，如果説中華文明是真正的文明，那麼誰是偽文明，沒法解釋。所以，我們考慮應該反過來思考，即挑起衝突、製造隔閡的不是真正的文明。

在此基礎上，我就進一步歸納了“三個主義”：文化霸權主義、文化孤立主義和文化極端主義，三個主義都打着文明的幌子。

第一，文化霸權主義目前的典型就是美國特朗普政府，它們認為自己的文明高於一切，要以自己文明和意識形態一統天下，這就可能製造衝突；但它們宣揚的這些並不是真正的文明，本質上是霸權主義，以文化形式表現出來。

第二，文化孤立主義，用中國人的話來説，是一種封建的、閉關的思想，比如排斥一切異己的文化、宗教，當然在經濟層面也會有。

第三，文化極端主義，消滅一切異端，比如阿富汗塔利班摧毀巴米揚佛像，他們當時宣稱摧毀一切異教極端文化。當然西方也不乾淨，納粹屠殺猶太人，南斯拉夫境內種族清洗，非洲種族清洗，西方殖民者屠殺印第安人等等，實際上就是文化極端主義的表現。現在還有一個名詞叫“文化恐怖主義”，經常在反恐中使用，就是指利用文化為藉口，殺人放火，搞恐怖襲擊。

由此可以發現幾個情況，一是文明本身都涵蓋了政治經濟因素，比如911事件、伊拉克戰爭、阿富汗戰爭，根源都在經濟政治，但爆發以後就被誤認為文明衝突，因為衝突的一方是基督教強國，另一方是伊斯蘭國家或組織。第二，最近幾年更突出的現象是，很多衝突都在伊斯蘭內部發生，伊拉克、敍利亞、伊朗、利比亞等地經常出現什葉派、遜尼派的衝突。當然，不能否認的是，雖然都是伊斯蘭內部的衝突，但背後也往往有歐美列強插手。

比如，美國經常搞強權政治干預，如強行發動伊拉克戰爭，除掉薩達姆，導致這個國家至今動亂不休，表面看起來這導致伊斯蘭民眾對西方的抵抗和不滿，也被理解成文明衝突，但實際上根本原因不在文明。

**觀察者網：**從上世紀90年代以來，亨廷頓的“文明衝突論”影響國際社會至今。過去這麼多年來，我們是否對“文明衝突論”有所誤解，你就此問題拜訪過亨廷頓本人，可否談談亨廷頓是如何對你解釋自己的文明理論的？

**潘光：**上世紀九十年代冷戰結束，美蘇兩極鬥爭走向終結，出現許多國家、民族、宗教的分裂情況，蘇聯分解成15個國家，南斯拉夫劃分為6個國家，還有捷克與斯洛伐克“協議離婚”等等，種種跡象都給人一種國家民族衝突、文明衝突的感覺。正是基於這些情況，美國知名學者亨廷頓寫了幾本文明問題專著，書的內容很豐富，但最後大家歸結成一點，亨廷頓支持並提出文明衝突論，稱其為“文明衝突論之父”。

但對於這個問題，我一直有不同看法。舉個例子，亨廷頓的觀點在理論上有很多站不住腳的地方，甚至漏洞百出，從歷史學角度而言，他的歷史、地理、政治標準往往被任意替換，講這個問題時，用這個標準，但講另一個問題時，又用了另一個標準，同樣一個名詞在兩個問題中的內涵就被替換了。這是很嚴重的問題，也有很多人抓住這一點質疑他，而且他本人的觀點也變來變去。比如，2001年911事件、2003年伊拉克戰爭時，亨廷頓已經晚年，很多人稱這是文明衝突，但他説不是。

亨廷頓 圖自維基百科

亨廷頓2007年去世，在此之前幾年，我在哈佛做講座時順道拜訪過他。當時我在紐約，哈佛大學燕京學社社長裴宜理教授邀請我去波士頓做講座。裴宜理教授是知名的中國史學者，經常到中國來。所以，我也是請她幫忙聯繫了亨廷頓。和亨廷頓約時間很困難，因為他身體不是很好，好不容易約了時間，聊了半個多小時，用英語交談，他的學術水平很高，有時使用的英語詞彙也比較艱澀難懂。我記得，碰面前，我的好朋友、斯坦福大學的約翰·路易斯教授跟我説，亨廷頓的思想非常怪，他會提出很多獨特見解，但有時候提出的觀點很荒謬，比如他曾在越南戰爭時説過，美國轟炸越南有利於越南實現現代化。路易斯教授説完，我們都禁不住笑了。當然，亨廷頓本人可能早就忘了自己説過的事了。

見面後，先是隨意聊，他問我在哈佛幹什麼，我説做一個關於猶太人在中國的講座，他説這題目好，我有興趣，但是我不是猶太人，哈佛有很多教授是猶太人；接着聊到伊拉克戰爭、中東局勢、對小布什的看法等等。後來我大膽問他，現在大家都稱您是文明衝突論的創立者；他馬上回答説，我不主張文明衝突論，我也從來沒主張過文明衝突論，我的觀點是冷戰時期的意識形態因素非常重要，冷戰結束後這一因素的作用就下降了，世界各地都出現民族宗教因素上升的現象，我認為後冷戰時期將民族宗教歸納起來就是文明因素，文明因素會在國際關係中發揮越來越重要的作用，這是我的觀點，但我並沒有強調衝突，你可以看看我這本書最後的結論。

後來我去查了，確實是這麼回事，他在書中的結論是“未來將是一個不存在全球性的文明、而是一個由不同文明組成的世界，所有文明都必須學習共處”。

所以，我試着將他的觀點歸納為三點，第一，在後冷戰時期，兩極對抗和意識形態衝突逐漸為民族宗教衝突所取代，第二，在今後相當長的時期裏，文明因素在國際關係發展中產生重要影響，必須予以重視和研究，第三，世界上存在的各種文明之間會發生競爭性衝突，但又形成了一個多元的共同體，這其實跟我們提出的人類文明共同體不矛盾。按照這三點分析，如果把亨廷頓的觀點簡單歸結成文明衝突論，確實是片面的。

**觀察者網：**如果説“純粹的文明衝突是偽命題”，那麼該如何看待當今世界仍存在大量恐怖極端活動，這些活動大多以宗教、文明為理由？

**潘光：**就當前的極端恐怖活動看，確實往往是打着宗教的幌子的。我有一位朋友，歷史學者，學阿拉伯語，有一次我們在卡塔爾多哈機場辦登機手續，隊伍排得很長，再等下去飛機就要起飛了，這位朋友走到隊伍最前面跟檢票人員用阿拉伯語説了一句話，那個人就馬上讓他過去辦手續。我問他説了什麼，他説就是阿拉伯語的“真主至上”，這句話來自古蘭經，阿拉伯人用這句話互相鼓勵或問候，但後來經常被恐怖、極端分子借用，甚至有人在搞恐怖活動時也高呼“真主至上”。

所以，我的觀點是，很多行為是不同文明、不同宗教裏面的極端分子的衝突，而不是不同宗教、不同文明裏麪人民大眾之間的衝突。比如，印度有近10億多印度教徒，還有2億多穆斯林，克什米爾爭端是他們之間的衝突嗎？不是，而是印度教極端分子和穆斯林極端分子的衝突。本拉登不能代表伊斯蘭教，在新西蘭克萊斯特徹奇殺害穆斯林的布雷頓·塔倫特也不能代表基督教世界。

我們所説的“文明”，其實包括了民族、國家、宗教等多層次，“文明”和“文化”的差異，有時候是宗教差異，有的屬於民族差異，有的則是國家間矛盾衝突，嚴格來説國家之間的衝突不能完全歸到文明裏面，民族和宗教之間的衝突當然與文明有聯繫。

現代國家也會把國家之間基於政治經濟利益上的衝突包裝在文明外衣裏面。當國與國之間的衝突很難調動老百姓的情緒時，當權者有時就會利用宗教、民族等因素來挑動民意，印巴衝突、猶太人和阿拉伯人的衝突都出現過這種情況。

**觀察者網：**説到這種宗教衝突，近日，埃爾多安宣佈將索菲亞大教堂改為清真寺，引發巨大爭議。教皇方濟各發表公開講話，表示心痛。您對埃爾多安的這一做法有何評價，是否會為未來的地區不穩埋下伏筆？

潘光：現存的聖索菲亞大教堂建於公元6世紀前葉，曾是東正教世界的主要教堂和精神中心，1453年被奧斯曼帝國蘇丹改為清真寺。1935年，新生的土耳其共和國的國父凱末爾決定將其改建為國家博物館，體現其引領國家走世俗化、多元化道路的決心。埃爾多安率正發黨執政後，迎合國內高漲的伊斯蘭思潮，一直極力推進伊斯蘭化，也藉此表達對歐盟拒絕其入盟的強烈不滿，這次將大教堂改為清真寺便集中體現了他的政策。

目前反對這一舉措的力量主要來自幾個方面：國際基督教界，歐美基督教國家政府，主張各宗教、文明和諧相處的國際組織如聯合國相關組織，土耳其國內支持世俗化的人士。不過埃爾多安態度強硬，聲稱他的行動獲得了人民的支持，絕無退讓的可能。這確實為未來的地區不穩埋下了伏筆。

這裏想到了一位奧地利朋友講的故事，他説小時候哭鬧時，奶奶總要嚇他：“土耳其人來了！”可見歐洲人對土耳其的偏見是多麼根深蒂固。同時，土耳其人也對歐洲列強爭奪、肢解奧斯曼帝國的行徑耿耿於懷。一位土耳其人對我説：“我們永遠進不了歐盟，因為那是一個基督教大家庭，而我們是穆斯林。”可見，教堂之爭只是表面現象，宗教矛盾和文化衝突才是根源。我個人的觀點是，土耳其國父凱末爾的世俗化、包容性政策是正確之道。非常遺憾的是，儘管他的畫像仍到處可見， 但他的影響卻日漸衰退。

**觀察者網：**其實，當前對西方思想理論框架的質疑聲不少，比如自由主義、現實主義等等，包括上述提到的幾類國際關係理論。這些質疑聲來自東方、亞洲國家，包括中國，也有西方內部的自我懷疑，比如今年慕尼黑峯會主題“西方缺失”，您對這類理論爭論和挑戰有什麼看法，尤其是站在中國立場上？

**潘光：**我主要講講西方缺失吧。前段時間，法國總統馬克龍説“北約腦死亡”，其實和“西方缺失”想要表達的意思是一樣的，總體就是對特朗普的單邊主義表達不滿和憤怒，兩者都是一種“氣話”，因為內心還是希望西方強大、北約強大。只要特朗普還在台上，西方內部的爭論和自我懷疑就會越來越嚴重，如果特朗普下台了，形勢也許會有些改變，因為美國曆任總統都非常注重西方聯盟。

這類理論和前面説的思想理論鬥爭還是有所區別的，這類理論和看法有的是相對短期的戰術性提法，並不是一種長遠的戰略思維，要結合具體問題討論。

**觀察者網：**您最近發表的文章中提到中國文化和儒家學説在促進不同文明對話和世界和平發展方面可以發揮重要作用，可否介紹一下聯合國前秘書長安南在提名您擔任聯合國文明聯盟大使時是如何闡述儒家文化的作用的，你對此這一評價有什麼看法？

**潘光：**聯合國組織建立文明聯盟的起因是2005年丹麥漫畫事件，漫畫侮辱伊斯蘭教先知穆罕默德，導致全球伊斯蘭教徒起來示威遊行，甚至打砸搶。時任聯合國秘書長安南就提議成立一個聯合國文明聯盟。可能在中國人聽起來，這個説法不太符合語法，為什麼叫文明聯盟，所以有些地方就稱之為“不同文明聯盟”，但其實沒必要，既然是聯盟肯定是不同文明，同一文明就沒有聯盟的問題了。

安南當時提出，可以組織專家深入研究，向聯合國寫一份詳細的報告和建議來解決這個問題，併為此提名20個人組成一個聯合國文明聯盟高級名人小組。安南的聯合國秘書長任期是到2006年底，2007年潘基文擔任秘書長以後就把這20人都任命為聯合國文明聯盟大使。聯合國文明聯盟大使是一個名譽職位，有活動的時候就去參加，平時沒有活動，也沒有工資。

我當時並不知道這事，後來才聽説在美國有不少人推薦了我，結果就有人打電話過來，説秘書長注意到了你，接着問了一些有關文明、宗教的問題，同時也瞭解到我的研究領域是猶太人和世界歷史、國際關係。當然，打電話過來也是想看看英文水平怎麼樣。談完以後，對方向聯合國秘書長安南匯報，並正式任命了。

其實，我是20人小組中最後被任命的。後來，安南秘書長向我解釋：為了解決伊斯蘭和西方基督教文明衝突，任命的20人裏面絕大多數來自穆斯林國家和歐美國家，比如伊朗前總統，埃及亞歷山大圖書館館長，摩洛哥國王顧問，卡塔爾王后（現為王太后），還有美國猶太教拉比，法國前外長，英國著名作家、南非圖圖大主教等等，但為什麼還要任命我這樣一個來自中國的學者？

安南説，我們希望有一個來自基督教和伊斯蘭之間的儒家文化的代表，因為儒家文化是最具包容性的，當時有人推薦日本的、韓國的、新加坡的、港台地區的學者等等，這些學者基本研究儒家文化的，但最後決定邀請我有兩個原因，一是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中，英、美、法、俄都有任命的人了，所以中國也要有人，二是儒家文化的根源在中國，比日本、韓國、新加坡更有代表性。

2006年那年，我們一共開了四次會議，分別在美國、卡塔爾、塞內加爾等地召開。根據我的建議，在會議最後的報告中加了一段話，就是從安南秘書長的這段話來看儒家文化的包容性特徵。聯合國文明聯盟領導人每隔四年換屆，現任領導人是西班牙前外交大臣莫拉蒂諾斯。

聯合國文明聯盟高級代表莫拉蒂諾斯

現在國外很多人會把儒家稱為一種宗教，比如印度尼西亞就正式將儒家確定為宗教，與伊斯蘭教、基督教具有同等地位，當然實際上也是為了保護印尼華人。但是，儒家在包括中國的大多數國家內部，只是被作為一種哲學或一種文化，在中國有信佛教、基督教等等，但沒有信儒教的。

習主席曾經這樣話概括中華文明，中華文明是在同其他文明不斷的交流互見中形成的開放體系，歷史上佛教東傳，伊儒匯通，西學東漸，到新文化運動中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思想傳入中國，再到改革開放以來的全方位對外開放，中華文明始終在兼收幷蓄中歷久彌新；親仁善鄰、協和萬邦是中華文明一貫的處世之道，惠民利民、安民富民是中華文明鮮明的價值導向，革故鼎新、與時俱進是中華文明永恆的精神氣質，道法自然、天人合一是中華文明內在的生存理念。

這些理念和觀點在我們的對外交往中都貫徹始終，比如和平發展，合作共贏，一帶一路，人類命運共同體等等，本質上都與包容開放的儒家文化密切聯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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