賴羽峯：歧視、落差、公民不服從——美國非裔的不滿

【文/ 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賴羽峯】

Black Lives Matter（以下簡稱：BLM），姑且翻譯為“非裔命亦貴”運動，至2020年5月25日左右始已毫無疑問地成為美國歷史上最大的社會運動。《紐約時報》報道截止7月3日大約有1500,0000到2600,0000人蔘與了這場運動，並稱憑藉此規模BLM已堪稱美國歷史上最大規模的社會運動[1]。

該運動波及1360個縣。美國常以縣為單位描述地區有關的數據。美國一共有3141個縣。也就是説，在7月3日為止已經有43.2%的縣出現了BLM抗議活動。Count Love[2]網站對各地方報紙關於BLM抗議事件的報道做了統計。根據該網站，在抗議最激烈的幾天曾經出現單日抗議事件達466處（5月31日）和522處（6月6日）的情況。在7月3日之後，雖然“遍地烽火”的情況大大緩解，直到本文寫作前一日，7月31日，依然在波特蘭、紐約等地有零星的抗議活動。Count Love繪製了美國全國5月25 至8月1日以來關於種族議題的抗議分佈圖（圖一）。

圖一：美國各州5月25 至8月1日關於種族議題的抗議分佈圖

來源：https://countlove.org/search.html?event=For%20racial%20justice&startDate=2020-05-25

本次的BLM抗議始於警察對喬治·弗洛伊德（George Floyd）暴力執法致死事件，但目前涉及的議題已然大大超越警察執法失當的範疇，並演變為美國對於種族社會地位不公的全面反思。抗議事件催動了否定文化（cancel culture），即對一切與當下道德評判標準不合的言論或行為的主體進行抵制，無論該主體生活於哪個年代。

例如，普林斯頓大學在6月27號決定將伍德羅威爾遜從公共政策學院的命名中除去，因其曾經發表過不當種族言論[3]。伍德羅·威爾遜（Thomas Woodrow Wilson，1856年12月28日－1924年2月3日），是美國第28任總統，著名的學者，威爾遜主義的創造者，同時被譽為公共行政學之父。

這波否定文化的力量是驚人的。經濟學人在Instagram[4]上貼圖報道了CATO Institute的研究，無論黨派、種族、教育程度，除了非裔以外都更傾向於認同當下的政治環境讓自己不敢説出真實想法，擔心自己的言論可能冒犯他人。美國當下的氛圍表明種族對立不僅僅是因為警察執法過當而已，而是對於種族有關的社會正義缺失積怨已久的表現。

美國非裔的積怨來至諸多方面，以下我僅從勞動市場的角度，即就業、收入這些與日常生活最為相關的方面試着描述一下。為大家提供一點參考。出於禮貌，我避免使用膚色來指代種族。以下我用“高加索人”（Caucasian）來指代通俗意義上的“白人”，用“非裔”來指代通俗意義上的“黑人”。

1.收入

首先，我們來看一下非裔和高加索人的收入比較。我們將關注三個指標，即工資比、個人總收入比、和貧困率。

一個人的個人總收入是個人所有收入，即包括了工資收入，各種津貼，以及投資收益等。工資比和個人總收入比可以用平均和中位數兩種方法計算。例如，平均工資比是用非裔的個人平均工資水平除以高加索人的平均工資水平計算的。我們可以用類似的方法計算出平均和中位數工資比以及個人總收入比。對工資和總收入比來説，自然是越接近1越好。越接近1説明非裔和高加索人之間的差距越小。

首先，圖二呈現的是總收入比的年趨勢圖。折線圖鏈接每年的數據點。此外，我用平滑的曲線表示出總體的趨勢。無論是平均值還是中位數我們都可以看出在1960到1980年間，非裔和高加索人的差距持續縮小。然而之後，這樣的趨勢明顯放緩，以至於有下降的趨勢。另外，無論在哪個時代，非裔的收入都不及高加索人的80%。近幾年大多在70%到80%之間徘徊。同樣的情況也發生在工資比的年趨勢圖上。

圖二：非裔與高加索人總收入比

來源：由Current Population Survey（CPS）計算而來。Minnesota Population Center IPUMS project提供數據。

圖三是工資比的年趨勢圖。我們可以看出同樣在1960 到1980年間非裔的工資比較高加索人有顯著上升，然而在1980年以後趨勢放緩，乃至反轉。同樣，非裔的工資近幾年大多在高加索人的70%到80%之間。

圖三：非裔與高加索人工資比

來源：由Current Population Survey（CPS）計算而來。Minnesota Population Center IPUMS project提供數據。

上世紀六十年代美國發生了一系列非裔平權運動。我們所熟知的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 Jr.）博士從1963年開始和其他的一些平權組織一起發動了反種族隔離的運動。馬丁·路德·金也在1963年發表了《我有一個夢想》的著名演説。美國於1964年通過了民權法案（Civil Rights Act of 1964）。1960年代美國的平權運動總體是向着進步的方向發展的。雖然期間也確實發生了一系列的暴亂，並且在1968年馬丁·路德·金遇刺之後爆發了多達一百多個城市參與的大暴亂，當時的總統林登·約翰遜（Lyndon Baines Johnson）在1967年暴亂之後設立了Kerner Commission以調查美國的種族議題的現狀並提供對未來的指導意見，體現出美國權力核心一定程度上的反思。

然而在1980年以後，非裔和高加索人之間的收入差距就不再縮小了，甚至出現了反轉的現象。試想，經歷了一個長達數十年的收入平等停滯不前非裔對美國社會的看法會如何。

最後，我們來看看非裔和高加索人總體生活水平的比價。圖四比較美國統計局界定的貧困率。我們可以看出，大概在1990到2000年之間，非裔貧困率出現了顯著下降。這個趨勢在2000到2010年之間反轉，在2010年之後，貧困率下降的趨勢又恢復。我們可以看到非裔的貧困率確有改善，但相較高加索人的差距依然顯著。

圖四：非裔與高加索人貧困率對比

來源：由Current Population Survey（CPS）計算而來。Minnesota Population Center IPUMS project提供數據。

2. 就業

美國統計局通過Current Population Survey (CPS)對年齡在15歲以上的居民進行勞動相關信息的抽樣統計。被抽樣者可能有以下幾種就業分類：其一，是否參與勞動市場（labor force participation）；其二，如果參與勞動市場，是否就業。人們比較熟悉的就業率就是在參與勞動市場人羣中就業的比例。需要注意的是就業率只考慮參與勞動市場的人，並不是以勞動力總量為基準的。一般來説勞動力參與率和就業率是越高越好。

我們先看看勞動參與率比較，如圖五。我們可以看到，非裔一直以來勞動參與率比高加索人低，然而在近幾年兩個羣體的參與率在趨同。到2019年，參與率已經幾乎沒有差別了。

勞動參與率是一個比較複雜的指標，有非常多的因素會影響這個指標，包括人口年齡構成，勞動市場前景，通漲水平等。非裔長期勞動參與率低至少有一部分因為女性勞動參與率低。試想，一位非裔女性很難找到工作，即使找到工作工資也很低，她可能將會更傾向於在家操持家務。對於非裔女性來説，考慮到工作的成本，如交通、孩子看護等，全職家庭主婦很可能是更為划算的選擇。

圖五：非裔和高加索人勞動參與率比較

來源：由Current Population Survey （CPS）計算而來。Minnesota Population Center IPUMS project提供數據。

最後我們來看一下就業率的比較。圖六是非裔和高加索人就業率的比較。從圖六中我們可以看出非裔的就業率從未達到過高加索人的水平。但是我們也應當肯定最近十年來非裔的就業率有顯著的提高。

圖六：非裔和高加索人就業率比較

來源：由Current Population Survey （CPS）計算而來。Minnesota Population Center IPUMS project提供數據。

綜上所述，無論從就業率還是勞動市場參與率上，非裔和高加索人在趨近。然而，就業情況在2020新冠疫情的影響下發生了嚴重惡化，因為就業部門不同，可能還有僱主歧視的情況存在，非裔受到的衝擊是最大的。美國勞動部的數據顯示，6月高加索人的失業率是10.1%，而非裔是15.4%[5]。

我認為這樣的差距反映了一些在數據上沒有顯示的重要信息。即使數據顯示非裔和高加索人在就業率上是趨同的，工作穩定程度（job security）依然存在嚴重差異。當面臨同一個勞動市場衝擊的時候，非裔受害要比高加索人嚴重得多。這樣的工作穩定程度差異在數據上也許反應不明顯，但是對於每一位非裔來説，是他們日常生活中切實能感受到的。一個羣體普遍工作穩定度低造成的心理壓力可能在這次的抗議中也爆發了出來。

3.枷鎖

我懷疑有很多人會説非裔之所以在勞動市場上表現不佳是他們自身的原因。我認為這有失公允。我們來討論一個例子。當一個非裔小孩呱呱墜地（我們叫她Latonya吧），孩子成長的環境就開始發揮作用了。如果孩子長大在犯罪率高，販毒，黑幫，偷盜時常發生的社區長大，孩子入獄的概率也高。這也確實是非裔社區的一個重大問題。那麼為了孩子，應當效法孟母三遷。可是更好的社區房價貴。我們也看到了，非裔的個人收入在高加索人的70%～80%的區間，高加索人能買得起的房子非裔可能買不起。市場定價就能自然形成了“種族隔離”。

非裔和高加索人居住的社區分佈有多不一樣？我們可以用隔離係數（Segregation Indices/ Dissimilarity index）來衡量非裔和高加索人的居住隔離程度。隔離係數是一個0到100的值，代表需要有多少非裔更換居所才能使非裔和高加索人地理分佈上相同。根據2010年美國人口普查的數據，102個美國最大的都市區（Metro Area）隔離係數加權平均值是55。密爾沃基、紐約、芝加哥都市區的隔離係數分別高達81.5，78.0，76.4。也就是説，在紐約都市圈得有78%的非裔搬家才能使得非裔和高加索人的居住地分佈相同。

非裔社區和高加索人社區的基礎教育質量差距有多少？舉個例子，夏洛特（北卡羅來納州）24%的三年級非裔孩子閲讀能力能達標。這樣的達標率已經不高了，但如果一個非裔孩子是在非裔和拉丁裔為主的學校，那麼他的達標率只有9%。

社區的分佈不同也直接影響Latonya上學的問題。美國最好的教育是私立教育。想接受最好的教育就得出高價。於是收入不均的問題又將高加索人和非裔的孩子在選校上隔離開來。倘若非裔的孩子有幸和家長住在“學區”（沒錯，美國也是有學區房的概念的），那麼她可能能接受質量較高、價格公道的公立教育。然而，這個時候社區隔離的問題又出現了。學區吸引資本，拉高房價，而房價又將大批非裔家庭擋在了學區之外。

倘若Latonya的家長有改變現狀的魄力，打算在更好的社區貸款買房。他們可能面臨貸款歧視的問題。銀行知道統計數據顯示非裔家庭的工作穩定性低、收入低導致貸款違約的可能性高。那麼銀行可能要麼不給Latonya的家長提供貸款，或者Latonya家將面臨比別人更高的利率。

就算Latonya家度過了重重困難拿下了貸款，買到了好社區的房子，風險還遠沒有結束。Latonya的父母的上司倘若是高加索人，她父母丟工作的風險就高。研究表明，高加索人上司和非裔下屬之間更可能出現溝通不暢和誤解，導致非裔下屬丟工作的概率增高[6]。一旦失去工作，Latonya家就將面臨破產且無家可歸的風險。

如果以上艱難險阻都沒能擋住Latonya的成材之路，她還將面對勞動市場上的各種歧視。比如，一個隨機發送工作申請的實驗就顯示，因為Latonya的名字看起來是個非裔，她的工作申請得到回覆的概率就比高加索人的低[7]。沒錯，勞動市場上的歧視有時候就是這麼直白、殘酷。低質量的社區，收入不均，教育市場化，工作歧視這一把把枷鎖不知道鎖住了多少非裔的前途。

美國對非裔的壓抑是“制度性”的。的確，美國的法律和公共政策並不歧視非裔，相反非裔在平權運動中爭取了一些優待。然而美國的勞動市場機制，市場化的教育機制，再加上金融服務機制將許多非裔牢牢地鎖在他們現在的社會經濟地位上動彈不得。由於篇幅所限，本文僅從勞動市場方面提供一些背景，供大家參考。

註釋：

1. 來源：https://www.nytimes.com/interactive/2020/07/03/us/george-floyd-protests-crowd-size.html

2. 來源：https://countlove.org/

3. 來源：https://www.wsj.com/articles/princeton-to-remove-woodrow-wilsons-name-from-public-policy-school-11593277963

4. 來源：https://www.instagram.com/p/CDT45kCJnud/?utm_source=ig_web_button_share_sheet

5. 來源： https://www.bls.gov/news.release/pdf/empsit.pdf

6. 文章doi：10.1162/REST_a_00063

7. 文章doi：10.1257/00028280420025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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