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平：歐洲一體化仍在進行，對華問題並非和美國穿一條褲子
最近的TikTok事件，美國打頭陣，極盡巧取豪奪之能事。相比之下，歐洲三大經濟體——英法德並未封禁TikTok。此前針對華為，英國、法國、德國等歐洲國家在美國壓力下紛紛做出了不同的表態，英國還在香港、新疆等問題上頻頻操作議題。
歐洲主要國家近日來展現出來的對華態度，應該作何解讀？英國突然變臉，有何打算？突如其來的新冠疫情衝擊着歐盟、影響着歐洲的政治格局，歐洲未來將何去何從？今天的我們，又該以怎樣的態度如何看待歐洲？觀察者網今日專訪了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前歐洲研究所所長黃平，解析“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之下的歐洲政局。
在匈牙利科學院主持“中國-中東歐研究院”成立暨揭牌儀式的黃平 圖自中國-中東歐研究院
【採訪/觀察者網 白紫文】
**觀察者網：**在對待華為、香港事件上，歐洲國家內部的分歧很大。首先是英國，明確站隊美國，禁用了華為。法國財長在在發言強調不會禁止華為在法投資5G的同時，也不忘聲明要維護法國“戰略與國家安全利益”，還藉此強行對新疆指手畫腳了一番。德國則表示沒有興趣當“道德導師”，但最終還是中止了與香港引渡條約。您怎麼評價歐洲三個主要國家的這番表態，各自的考量是什麼？
**黃平：**華為只是一個具體個案，或者叫做風向標，這也意味着在高科技領域裏中美之間的激烈競爭和美國對中國的戰略“防範”。背後的問題還在於，科技和信息技術也在全球化。在19世紀中期英國主導的那一輪全球化、還有後來二戰結束後美國主導的的全球化過程中，還主要是以貿易、商品、物流、資本等的跨國跨區域流動，而上世紀末本世紀初以來這輪全球化中，越來越明顯的是貿易、商品、物流、資本大幅度高速度跨國跨地區流動的同時，技術、信息、服務也進入全球化或區域化，既快速流動，也不斷分享、也共用，技術創新很快，而且新技術很快就能為廣大的普通人所用，信息技術與信息本身更是如此，高速發展，高速流動，高速分享，而且是巨大規模（包括雲技術、雲空間）的橫向流動與快速分享。
本來這輪全球化是美國主導的，但是隨着全球化的深入，美國也面臨着巨大挑戰。在科技與信息全球化流動面前，每個國家都面臨着一個問題：原來意義上的國家安全如何與這樣一個高速信息化時代相適應？這樣，問題就不只是美國是否會聯合歐洲對付中國、其對華政策是否一致的問題。當然美國與中國矛盾糾紛不僅有貿易糾紛，科技是一個更重要的領域，從中興到華為兩個個案就可以看出來。現在跟進美國打壓華為最緊的是英國，其他國家也不能説就不會跟。法國剛剛表示現有跟華為簽訂的合約合同，兩三年、最多三五年就要終止，終止以後就不再續簽，所以法國財長説要考慮法國的戰略與國家安全利益，也不僅僅是一句敷衍美國的空話。
至於德國，第一，二戰中德國是戰敗國，這個意義上説它沒興趣、沒資格也不符合自己的利益去當歐洲的（更別説世界的）道德導師。第二，德國有一套它認為符合其國家利益的戰略，那就是更多地在歐盟裏發揮作用，而不是德國一家獨進。現在英國脱歐了，德國則是更多地把自己的國家利益融入到歐盟裏，所以直到現在它不止是歐洲一體化的主要倡導者、踐行者，而且它連馬克也寧願放棄，來推行和維護歐元的地位。
2019年G7峯會上的昔日歐盟“三巨頭”：英國首相約翰遜、德國總理默克爾和法國總統馬克龍 圖自路透社
各個歐盟國家確實各有各的角度和考量，對於任何具體事情，都很難做到內外政策完全一致，這從前一段如何安置難民就可以看出來。雖然現在德國是歐盟裏最主要的國家，一而再、再而三地呼籲並實實在在地要推動“全歐洲（統一的）對華戰略和對華政策”。德國並不主張歐洲這麼多國家各有各的做法，而是主張整個歐洲實行一個共同的對華戰略、機制、政策，所以它對我們搞“16+1”、“17+1”也非常疑慮或帶頭抵制。
從今年7月1日起，德國成為歐盟輪值主席國，為期半年，這半年也是默克爾作為德國總理，德國最後一次當輪值主席國。如果沒有疫情，默克爾就要主導有史以來第一次“27+1”領導人會晤。過去，我們一年一度舉行的中歐領導人會晤，是我們的總理與歐盟委員會主席、歐洲理事會主席的會晤。德國這次當了輪值主席國，本來在下半年九月要主導“27+1”，即歐洲各國與中國的領導人會晤，這樣來體現所謂的“全歐（一致）對華”，而不是各個國家分別對華，也不是“16+1”、“17+1”。
所以，德國一方面有自己的國家考量，另一方面又是力主歐洲一體化，包括共同對外（不只是對華），而不希望一個歐洲有多種聲音、多種政策。
現在華為這件事還沒完，其他的事也上來了，接下來不僅是法國、德國，還有很多歐洲國家，究竟在華為問題上、在美國對華出現重大戰略改變背景下的其他問題上（例如我們在香港實施國安法問題等），有多少歐洲國家還能扛得住、還能堅持自己相對獨立的外交路線，都還有待觀察。
至於德法之間有什麼相同點、不同點，歐洲一方面推動一體化到現在60餘年，從1957年3月《羅馬條約》開始算，對於歐洲來説，60幾年可以説長也可以説很短，60多年來也是磕磕碰碰，在這個過程當中，對華為、對一帶一路以及整個對華政策怎麼調整，各個國家能不能有共同一致的政策與態度，也是歐盟內部不斷磨合的一個過程。最大的外部因素當然是美國改變了對華戰略，另一個因素就是在客觀上，今天中國在世界上的影響越來越大。
所以我覺得，具體到華為這件事，要把它納入到“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大範圍裏面來看。一些歐洲小國可能比德法這些大國會更主動跟着美國走，還有一些國家也可能挺到最後。現在歐盟國家有一些在對華關係上，至少也有自己相對比較獨立的考量、角度、利益，在一些具體問題上，不只是華為問題，包括香港、台灣、新疆等問題，也都有自己的見解與考量。
**觀察者網：**您認為，諸多歐洲國家中，為何英國“獨樹一幟”、最先對華擺出最為強硬的嘴臉？
**黃平：**英國不只是在華為問題上“獨樹一幟”，在香港、西藏問題上，英國作為老牌殖民主義頭號大國，也一直都有一套它的所謂戰略。
英國一直是既在歐洲又不在歐洲，對歐洲、歐盟若即若離、貌合神離，現在也是剪不斷理還亂。過去英國雖然是歐盟的主要國家之一，但它既沒有加入申根，也沒加入歐元。脱歐以後，它當然不再是歐盟的一員，但它還是歐洲的一個大國、還是聯合國常任理事國、還是個歐洲的核大國，這個意義上説，英國也沒有因為脱歐就變成一個地方小國了，它的目標甚至是想要變成更大的、跨越歐洲的“Global Britain”（全球英國），當然能不能做到是另一回事。但是英國在世界上的影響力仍在，包括它在“五眼聯盟”中的地位、它與其他英語國家的關係、與廣大英聯邦國家的關係、與它的前殖民地的關係，特別是與美國的特殊關係。
我覺得，英國也在重新定位自己。脱歐以後，對英國來説最重要的是英美關係。其次是它怎麼處理脱歐後與歐盟關係，因為它畢竟還是在歐洲，只是隔一個英吉利海峽，利益糾纏並不能從此完全切斷，而且它也不願意切斷。過去是若即若離的話，以後更是剪不斷。
另外，毫無疑問英國的對華關係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環。原來對於華為，英國其實還在猶豫，還沒有那麼確定，因此華為的歐洲總部也設在英國。結果在香港問題上美國這麼一通指手畫腳，英國又在香港問題上擺出要負所謂“道義責任”的姿態。由於香港問題，在華為問題上英國顯得更堅決了，但約翰遜首相最近講話也説，他不會簡單地把中國當敵人，也不是天生就要以中國為敵，還是要和中國作夥伴、與中國合作。現在中英之間最突出的是香港問題，歷史上還有一些別的問題，英國與中國的分歧一直存在，只不過這次香港問題上中英分歧表現得最突出。至於英國能不能轉身，過一段時間能不能相對更實事求是一點，更符合英國本身的利益一點？或者是在當下氛圍下，看上去還會簡單地跟着美國走？因為蓬佩奧剛去了英國，究竟他們談的除了對外公開的內容，究竟他們達成了什麼，美國對英國有什麼新的施壓也好拉攏也好，都有待觀察。
英國首相約翰遜慶祝中國春節 視頻截圖
但總的説來，英國是個老牌西方大國，第一個工業化國家，第一個現代意義上的資本主義體制，而且名義上它還是君主制，實行議會制但不是三權分立，而是兩權分立，是西方意義上最早的現代國家。所以它一方面與美國有特殊關係，另一方面它的影響力、輻射力，包括文化軟實力、吸引留學生的能力、科技創新的能力，按照英國國土大小、人口多少來説，也是不成比例的。今天英國的媒體、出版、文化等方面的影響力，包括其在美國的影響力，顯然是超過它的體量的。
所以我們看英國，不是隻通過華為這一個事或者香港這個事看它是否獨立、是否緊隨美國、以及是否錯判形勢。英國這個國家的文化、外交都很會“轉身”，是務實的實用主義。在國際關係中最早玩“實用主義”（英國更多時候叫“經驗主義”）的，不是美國，而是英國，所以它再轉起身來估計沒有什麼不好意思的。
因此，還是要看整個國際大格局的調整與變化，最後一定是形勢比人強。我們對英國的判斷也要隨着時間走，現在有一些判斷，包括英國自己的媒體，《經濟學人》也好，BBC也好，發表的很多判斷也都還為時過早。刻意追求片面的深刻固然很抓眼球，但實際情況要比各種抓眼球的驚人之言複雜得多，很多後果也無法預知。
**觀察者網：**從您的角度來看，英國最近的這些作為是否也意味着，英國可能要轉變對華政策方向了呢？
**黃平：**歷史上、尤其是近現代以來，英國“變臉“的時候很多。鴉片戰爭是它乾的，但新中國成立，不算瑞士的話在歐洲它也是第一個承認新中國（雖然一開始沒有建立大使級關係）。近年來，英國是第一個加入亞投行的歐盟國家、歐洲國家、西方大國，而且居然沒有徵求美國意見、沒有跟美國通氣，就加入了我們亞投行，成了亞投行最早的發起國之一。
但香港問題我覺得英國不只是在發聲，它還真的認為自己“有權”對香港説三道四，事實上它也一直有巨大利益在香港。英國佔領香港150多年，香港迴歸才23年，我們對香港恢復行使主權，但是英國在香港的利益和影響，不可能一下子消除，香港也有人至今懷有“戀殖”情節，英國人更是對香港雖離未離。當然，還可以看到香港問題與西藏、新疆、台灣問題等是西方國家拿來遏制中國發展的一張張牌，但是各個國家的具體做法，誰衝在前面，誰在後面，不同問題上誰出主意，誰出頭説，這個很複雜。即使在英國國內，是議會先發聲，還是政府先出政策，也不能一概而論。對英國來説，毫無疑問英美關係是第一位，其次是與歐洲大陸的關係。美、歐之外，與中國的關係也一定是排在前列的之一，畢竟中國是人口大國、經濟發展大國，也是最大的市場，英國要是真正連這個都徹底丟了，與中國徹底翻了，那就不是歷史上19世紀以來乃至於18世紀以來的那個英國了。
**觀察者網：**有觀點認為英國離開歐盟了之後，對美國的依賴性會增大，這樣的話英國還能像您描述的那樣保持自己外交的獨特性嗎？
**黃平：**我覺得對英國影響最大的還不是美國因素，也不是離開歐盟，而是“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剛才説的新一輪全球化。這輪全球化最重要的一點就是，除了商品與資本，信息與科技也迅速跨越國家、以幾何式的速度發展和提升，5G或者華為就是其中一項，發展很快、普及很快、應用很快，轉型變化、升級換代也很快。面對這樣的情況，歐洲像原來那樣以一個一個的國家為單位來應對，其實是很難的。所以單一一個國家，想在這麼一個新的全球化浪潮中站得住、活下來，還保持自己所謂優勢與特點，其實是越來越難。英國脱歐以後不得不重新找到它與別的國家和經濟體的連接方式，不是從此就默默無聞、孤孤單單，守着一方一國過日子，這個是最不可能的，除非它選擇自我毀滅。
對英國影響最大的國家當然是美國。因為戰後西方是美國為西方的龍頭老大，以前是英國，現在是美國。如果美國在這一輪全球化中，繼續沿用特朗普的退羣政策，繼續堅持貿易保護主義、外交上的孤立主義、社會政治上的民粹主義，並繼續把中國作為頭號“戰略對手”，甚至單方面搞“脱鈎”乃至所謂新冷戰，英國作為美國的鐵桿、英語世界裏的老二，也一定會看重美國的調整和改變，併力圖去適應它。
這裏一個很大的變數就是三個月後的大選，如果拜登又上台，情況又會發生什麼變化，英國也會及時（乃至第一個）調整。特朗普真正要打的牌，其實還不是外交，更不是對華貿易戰、以及現在追上來的科技戰、外交戰等等，他真正想的還是想守住總統寶座、也維持住美國的經濟。但假如美國疫情沒控制住，經濟也沒起來，加上最近的族羣撕裂繼續惡化，那第四季度的投票就很懸了。如果特朗普把位置丟了，且如果拜登很大程度上要回歸民主黨的傳統，內政也好、外交也好，那英國也會調整，或者説整個西方世界都得調整。今天我們看到的是特不靠譜的美國，是不是到時候又部分地迴歸原來克林頓奧巴馬時期的、民主黨意義上或者傳統意義上的美國？還是部分地回到民主黨傳統，部分地則由於特朗普及更大更早的所謂“兩黨共識”（包括對華的“共識”）而繼續把中國作為最主要的戰略對手？
**觀察者網：**建制派的美國。
**黃平：**對，也部分乃至很大程度上回到建制派的美國，從而減少美國對內對外決策的朝令夕改、出爾反爾等風格與做法。英國因為與美國之間的特殊關係，一定比很多國家調整起來更快也更容易，英國也一定準備了多種方案，英國對華為也都留了一手，因為到2027、2028年美國究竟是誰當家、什麼政策還是個未知數呢。
**觀察者網：**國內一直有一種聲音，認為我們很難完全拉攏歐洲，但只要歐洲不站隊美國，對中國來説就是利好。對於這種聲音，您怎麼看？
**黃平：**對於國內這樣的一些聲音，説一説也無妨。但這樣説，其實是對歐洲不夠了解，也不夠尊重。歐洲既不會也不願意僅僅是在中美之間選邊站，我們也不應該這麼來思考問題，似乎對歐洲來説只有兩選一。
歐洲是西方世界的大本營和最早的發源地，現在歐洲諸多國家在搞自己的一體化，其實就是要不同於美國、不同於其他國家和地區。而世界在歐盟看來，應該是多邊的。 它自己倡導多邊主義，歐盟內那麼多國家也搞多邊，因此在很多問題上、尤其是話語設置、議題設置上，歐洲不認為自己是要簡單地選美還是選中，它自己有一套主張與議程，甚至認為在很多議題上美國中國都是不對的，世界應該跟着它那套走，比如説綠色環保、可持續發展與生態，它自認為自己是高舉防止氣候變化大旗的旗手。
不從在中美之間選邊來看歐洲問題，不只是出於禮節、尊重和外交意義上國與國不分大小一律平等這些我們新中國建國以來的基本外交原則，而是事實本身就與二分法相悖。
客觀上説，歐洲一直有一套自己的主張、自己的做法、自己的體制，60年來特別體現在通過歐盟這樣一個跨國和超越國家的機制來實現區域一體化。“冷戰”時期由於威脅近在眉睫，所以歐洲逼得必須要靠美國也靠北約；二戰後歐洲復興，馬歇爾計劃也起了很大作用；另外，歐美在世界上多數時候似乎也是“穿一條褲子”，因為它們屬一種類型的制度、一套基本一致的價值觀、還有大致相同或相似的市場玩法和國際關係玩法。但是，這麼多年來別説是歐洲，連英國也不是簡單地選擇向中國靠還是向美國靠。
**觀察者網：**所以説，歐洲對自己還是有很明確定位的。
**黃平：**對，由於歐洲對自己有明確定位，我們看歐洲也要換位思考來看，如果總是以為它無非是選邊站隊，這麼看問題是就比較膚淺。這個世界的玩家絕不止中美兩家，而是多家，歐洲就是其中很大很重要的一家。
比如，如何應對氣候變化問題現在是歐盟最重要的議題，是歐盟想要高舉並引領的，但是這個議題上，中國、乃至於印度跟它的距離反而比美國與它還近。至於什麼政治、人權、安全、包括文化傳統，歐洲和美國又更近了，所以要具體問題具體分析。另外，歐洲內部也不是鐵板一塊，雖然默克爾德國現在主張要“一個聲音”，但事實上歐洲一體化還遠遠沒有完成，很多歐洲國家不可能完全按照德國或德法的“規定”走。
**觀察者網：**您覺得在當下這個世界格局，歐洲具體是怎麼定位自己的呢？
**黃平：**我覺得歐洲已不再是傳統的那個老歐洲，靠殖民、靠硬實力和經濟體量、靠軍事來取得世界地位，它也放棄了這種追求。這個時代過去了。
對歐洲來説，第一重要的是它內部的所謂一體化究竟做到什麼程度上，這對歐洲是第一大的事。我們自秦漢以來就是大一統的國家和社會，但歐洲是眾多的小國，無數年打了無數的仗，走到今天雖然和平了70年，但是它如果不一體化、不抱團，它的世界地位與影響就越來越弱。而歐洲一體化就涉及一個最根本的問題，就是原來這套基本制度是18世紀、19世紀以來歐洲自己建立的，威斯特伐利亞體系確立的民族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獨立和不干涉內政，等等。現在的歐盟很大程度上已經不只是60年前的鐵鋼聯盟、也不是之前只是涉及免税或統一税收政策的歐共體。歐洲國家現在有相當多的主權正在讓渡給一個更大的區域組織——歐盟，而能讓渡到什麼份上，包括前天剛剛結束的馬拉松會議，其中最重要的不在紓困金額度多大，也不在於吵的過程多長，幾個“勤儉國家”反對另外幾個“懶散國家”的問題，更重要的是歐洲理事會主席講的歐盟歷史上的三個“第一次”：
第一是歐洲歐盟歷史上第一次在討輪如此鉅額預算的時候，把氣候變化和綠色發展，包括綠色預算、綠色金融或者是碳排放，作為方向性的考量；
第二是歐盟歷史上第一次把共同議題作為考慮預算和資金分配最基本的考慮；
第三是這一切背後這涉及經濟和財政主權。歐盟雖然有了自己的貨幣歐元，卻還沒有統一的財政，這樣歐元的基礎是不牢的，一體化的基礎也是不牢的。若干年後看歐盟的一體化整合，這次會議很可能是個歷史性的會議，歐盟的財政也走向一體化。這也是所謂對歐洲一體化的理解，最重要的不在於歐盟有多少國家，最重要在於內在制度設計與操作上的一體化，內在制度第一當然是經濟一體化，經濟一體化最重要的就是財政一體化，能不能走到那一步，當然還要看，至少是第一次有了這方面的重要趨向。
我覺得，現在看歐盟，這是最重要的角度，站在這個角度來看它的邏輯，就會看得更清楚。議題上，綠色氣候變化是最重要的；從內部機制意義上，一體化是最重要的；一體化中最大的坎兒現在是財政，歐盟各個國家在多大程度會讓渡自己的經濟主權，這對歐洲各國來説是最重要的。
沒有了英國“攪局”，德法主持歐盟峯會達成歷史性財政協議 圖自《紐約時報》
**觀察者網：**那歐盟這次就財政問題達成難得的共識，對於疫情之後歐洲的經濟恢復，有什麼積極作用呢？
**黃平：**這個還不好説，因為對於疫情尚有很多未知，第一，病理上的源頭在哪兒？第二，傳染途徑究竟什麼？第三，它要持續多久？第四，疫苗和特效藥什麼時候能開發出來？第五，開發出來之後有什麼副作用？第六，注射一次是管三個月、管一年還是管三年？第七，究竟價格怎麼樣？能不能普遍使用？這一切都還是未知數。
所以歐盟這次這麼大的資金砸下去，雖然肯定聊勝於無，但有多大用，也還有待觀察。有些國家肯定需要，別的不説，買口罩、買防護服、買呼吸機和配備醫生護士，當然是很及時很有用的。
首先是抗疫，第二是恢復經濟和正常社會生活，包括歐盟內部各成員國和歐盟對外的交往。現在一切都基本停擺或半停擺了，連申根國家之間的邊境有的又重新設起來了，可以説，疫情蔓延成了百年未有大變局最新和最大的不確定性，是一隻最大的黑天鵝。而且，疫情也不只是對歐盟，原有的世界秩序、世界格局，在疫情蔓延面前都不夠了，不靈了。
**觀察者網：**您剛才提到了歐洲內部的分歧，這次對華為，各國之間也展現出了不同對華策略，再次暴露了這一點。您認為，歐盟體系內各國彼此間的主要分歧都有哪些？
**黃平：**最主要的，是各國的訴求、追求不一樣，背後是利益或利益的輕重緩急不一樣。我一直認為，歐盟從15國一下子擴張到25國還是急了點，這不是一體化意義上整合，而是擴張，一下那麼多國家進來，包括一些東歐國家也好、小國家也好，有些國家經濟發展任務還很重，有些國家基礎設施也很差，有些國家制度還與歐盟要求的距離很大。在這種情況下，比如説上次難民危機就可以看出來，默克爾第一時間站在道義的高度完全接納難民，然後要按比例分配，這就遭到中東歐國家的抵制。
所以，最大的問題就是這麼多國家——沒有英國也還剩27個國家——在同一個歐盟裏面，各自的利益訴求是不一樣，輕重緩急也不一樣，一體化就收到來自內部的阻力，還怎麼形成“全歐洲一致”的對外政策和對華政策？
現在的歐洲畢竟已經不是任由大國説了算的時代，歐盟本身的追求也在於大家商量着來，不是簡單的少數服從多數，而是大家達成一致，達成共識。在制度上，歐盟其實每前進半步都是很難的。我們站在局外人角度容易抱怨説，歐盟官僚主義很嚴重，它確實是官僚主義嚴重，程序無比複雜，但更重要的，歐盟是為了內部的協調一致。歷史上歐洲各國之間一直打仗，差點把自己打沒了，不打仗而談判協商，那就要有一套程序，就要協調平衡求得共識，這是非常困難的，這是來自歐盟內部最大的“阻力”（也許從更長時間而論是動力？）。
第二個大挑戰，就是怎麼面對美國還在主導、卻越來越主導不了的世界秩序。
今天的百年未見大變局，包括世界秩序重建、世界格局重構、國際關係重組、國際規則重寫，客觀上歐美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社會失範、政治失序、經濟失調、安全失控、精英失職等問題。歐洲曾經在現代化方面走在最前沿，但現在內部相繼出現的難民危機、債務危機、恐怖主義、英國脱歐等這麼多問題，以及怎麼處理與美國、與中國、與它最大的鄰國——俄羅斯的關係等問題。
1945年以後，西方世界有一套秩序，由美國主導，現在那套秩序正在失靈，新的秩序尚未出現，或者説尚未被大家認可、遵循。列強説了算、大國説了算，最後由霸權或由戰爭來定秩序的時代過去了，但是並不意味着世界因此就已經有了一個新秩序，現在其實就是還在摸索、磨合、重建過程中，還要經歷多少時間、多少風險、多少危機，傳統的與非傳統的，都並不瞭然。於是矛盾和問題就會層出不窮。
再就是歐盟內部的分歧，第一是內部協調，第二就是怎麼在不確定性的世界裏面找到歐洲的角色、發揮歐洲的作用、形成歐洲的特色，具有歐洲的話語，這些在歐洲內部也沒有取得一致或共識。還有就是怎麼處理與美國、中國、俄羅斯等的關係，還有歐洲原來的殖民地——非洲乃至中東都是歐洲原來的勢力範圍，怎麼處理和它們的關係也都是歐洲的利益所在，也都是歐洲面臨的難題。
**觀察者網：**您認為美國會不會利用歐盟內部這些國家彼此之間的分歧，在對華關係上採取各個國家逐個擊破的戰術，讓歐洲站隊自己？
**黃平：**美國一直在利用歐洲，也在利用世界上其他國家和地區。雖然歐洲不是也不會簡單地在中美之間選邊站隊，但是美國在“冷戰”時期就在利用歐洲，當然客觀上歐洲也處在第一線。“冷戰”結束，歐洲要推行一體化，美國也在利用英國去替它在歐盟裏説“不”。所以英國脱歐，其實美國少了一個在歐盟的代表，代表美國在歐盟、對歐盟説“不”。美國一直也很會利用歐洲，什麼國務卿訪問，副國務卿講話，大使搞個雞尾酒會透風，等等，都是手段。美國有的是辦法，不只是説，做的也很多，歐美之間關係本來就很深，也可以説是彼此利用。包括歐洲一些小國，外交也是很會玩的。在歐洲，越是小國越需要玩外交，有的也是真會玩外交。
而且美國作為“西方世界的老大”，已經面臨越來越多的挑戰、越來越多的不確定性，比如它的族羣撕裂、移民和貿易不平衡、收入嚴重不平等問題，這種情況下，美國不利用歐洲及其他國家和地區是不可能的，它在特朗普時期一方面以美國為優先，不斷退羣，招來包括歐洲在內的普遍反感，另一方面美國也會盡力對歐洲進行利用，包括對華問題上，當然利用的如何也不是美國單方面能決定的。
**觀察者網：**所以歐盟內部這些國家的分歧，其實也是給美國利用歐洲提供了一種便利？
**黃平：**蒼蠅不叮無縫的蛋，只要你有縫，別人就可能利用，國際關係也是這樣。
但歐洲又不可能完全一致，雖然現在德國越來越強調一個歐洲、統一的歐洲等等，馬克龍等還提出統一的防務、統一的外交，這次為了達成協定吵成這個樣子，雖然最終達成了一致，但內部協調難度這麼大，美國來利用就更容易，比如説利用英國脱歐，利用一些國家的安全憂慮或隱患。
這裏邊也很複雜，共和黨人還在小布什時期，特別是屬於極端保守派的切尼等就明説過美國不喜歡“老歐洲”，更願意跟“新歐洲”玩。我們發展“16+1”、“17+1”，中國與中東歐國家合作，進行貿易、投資、基礎設施建設和民心相通，德國等一些老歐洲國家也有疑慮，但是從政治、安全角度考慮，一些新歐洲國家又更看重美國、更依賴美國、更希望美國提供保護，甚至提出美國去永久駐軍。
所以這也是一個錯綜複雜的問題，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觀察者網：**您此前在採訪中曾指出，中歐合作是主基調，不過中歐關係仍舊複雜。您認為，中歐關係的複雜主要體現在哪些方面？
**黃平：**先説合作，中國和歐洲是兩個最大的經濟體、兩個最大的市場、兩支最大的和平力量、兩個最重要的文明體。70年來——除了個別情況，比如支持和參與敍利亞戰爭——歐洲大陸本身一直主張並基本實現了和平，我們更是堅持走和平發展道路，40多年改革開放發展沒有對外發生過任何戰爭。另外，中歐之間也已經沒有直接的、領土糾紛意義上的安全衝突。隨着香港迴歸，英國鴉片戰爭以來對我們的侵略與殖民這最後的一塊也和平解決了——現在英國又拿香港問題做文章是另一回事，法國德國乃至歐盟馬上也要拿香港問題做文章。客觀上説，在世界層面、國際重大事務，非傳統安全領域如氣候變化與綠色經濟，歐盟還是我們最大的合作伙伴之一，矛盾一直都有，有的分歧也很嚴重，但相對而言，與中美比還是不一樣的。甚至整個歐洲與中國合作的潛力還遠遠沒有挖掘出來，還可以提質、增效、加分，所以合作的前景和基礎是有的。
現在因為世界大變局，且歐洲內部面臨那麼多問題，中歐一年一度的領導人會晤也好，我們的元首外交、國事訪問也好，每次歐盟都更關心他們自己迫在眉睫的那些事兒，也可以理解。這10-20多年，歐盟關心最多、與我們討論的很多都是它們自己的議題，比如希臘債務問題、英國脱歐問題、敍利亞難民問題、克里米亞問題。相對而言，我們有時候是想跟歐洲討論全方位的合作，新型城鎮化、綠色與可持續發展、社會治理、科技創新，等等。
中歐各自的發展階段不一樣，輕重緩急議題不一樣，現在最有共識的就是綠色、環保、可持續和氣候變化，但是即使這裏面，具體怎麼做，分歧也很大。相對來講，歐洲在所謂的現代化建設上先走了一步，因此它提出的標準比較高。我們還是發展中國家，所以要有共同而有區別的目標與責任，歐盟必須要承認我們在氣候變化問題上還是發展中國家，不具有跟它一模一樣的所謂“對等的責任”。他們強調所謂“對等”，我們是堅持平等，強調“共同而有區別”。他們在綠色預算、綠色金融、綠色投資、碳排放等等方面標準高得多，客觀上也提高了中歐合作的門檻。但是合作潛力仍然巨大，而且非傳統安全領域中的綠色環保、可持續發展和氣候變化，本身也符合我們中國的發展利益和健康利益，“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所以這個領域，我覺得中歐是最有合作潛力與空間的，雖然最近歐盟又通過了門檻高得多的投資審查法等，也一直不承認我們的市場經濟地位，也不再承認我們是發展中國家。所以，合作中也免不了各種分歧、糾紛。而中歐處理分歧與糾紛的方式也不是通過對抗，更不是掉入什麼“新冷戰”等各種人為的陷阱。
**觀察者網：**您之前在採訪中反覆提到了多次，新冠疫情給世界大變局帶來新的不確定性。新冠疫情確實給國際格局帶來了深遠影響，對於世界政治格局而言，您認為，新冠元年後的不確定性體現在哪些方面呢？
**黃平：**我覺得這次新冠疫情，再次印證了原有西方意義上的國際關係不靈了。全球化使得原來只以民族國家、單一國家為單位來處理的跨國全球挑戰，已經不夠了，更彰顯需要全球多方合作、共同攜手抗疫防疫。本輪全球化至少20世紀80年代就開始初現端倪了，中歐在這一輪全球化中既是參與者、也是受益者、推動者。任何國家，想逆潮流而動是沒用的，哪怕要面臨更多不確定性、挑戰、風險和危機。在這樣一個全球化時代，僅僅以國家為單位去抗衡霸權、完成防疫、抵禦金融風險，都不夠，而只能合作、攜手，共同應對。
至於世界政治新秩序是怎樣的？是堅持我們原有的國家主權、國家獨立、國家內政不容干涉，同時國家不分大小，一律平等，通過求同存異，走向和而不同，互利合作共贏？還是各自為政，甚至回到叢林，彼此亂戰一氣？“戰”也不一定就是軍事上的戰爭，還有金融戰、貿易戰、規則戰、價值戰。包括這次疫情背景下毫無理由的甩鍋、“索賠”這些現象，人類是要彼此為敵、重回叢林法則搞零和遊戲嗎？還是有的國家真的以為自己在叢林中必勝，哪怕自損三千？
雖然中美兩國是發展中國家和西方國家最大的代表，但新世界是多角色、多夥伴、多邊、多極的，而不是隻有兩極、或者中美歐三極。從不確定性走向確定性、從無秩序走向新秩序的這個時間段裏，不知道還有多少新的不確定性，新的風險與危機，這次疫情應該是一個警告，如何走出來也要考驗人類的智慧與治理能力和水平。如果新的世界秩序的建立正好與中國的民族復興路線，正好與2021-2035-2049同步，即是説，正好在本世紀中葉時也能形成一個新的世界秩序，建成人類命運共同體與新型國際關係，對中國、對世界，都是萬幸。1945年以後，從雅爾塔到波茨坦，弄出一個世界秩序，雖然後來也出現了長達近半個世紀的“冷戰”，但是今天“冷戰”也不再是、不應是各國的必然選擇，如果從現在起到本世紀中葉能有一個新的世界秩序，就很了不起。千里之行始於足下，現在就得做起，例如在經濟貿易、科技信息上從共商共享做起，在世界和平與安全問題上從防止“新冷戰”做起，在抗疫問題上從建設人類健康共同體做起。
**觀察者網：**您曾發表文章，闡述“修昔底德陷阱”並非鐵律、大國之間不是必有一戰，我們一貫倡導互惠互利、合作共贏。然而，從美國主導的西方勢力近來的行徑來看，似乎是想在可控制的範圍內，極力鼓動與中國的對抗，比如美國關閉我駐休斯敦總領館。您認為，西方這種“二元對立”的思維方式是否是一脈相承的？
**黃平：**雅典和斯巴達之間的伯羅奔尼撒戰爭確實是希臘歷史上的事，但“修昔底德陷阱”這個提法其實是最近的。背後的更大問題是，西方啓蒙運動以來，它的哲學認識論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基本是以“二元”為基礎的，認識論上主觀與客觀、主體與客體，發展意義上的落後與進步，社會意義上的文明與野蠻，社會形態上的西方與非西方，還有政治上的民主與威權，等等，形成了一整套二元論的敍事，非黑即白、非此即彼，甚至提高到善與惡的層面，所謂“西方”的似乎就天然代表文明的、進步的、民主的，因此是善的，其他都是野蠻的、落後的、專制的，因此也是惡的，非西方的“他者”不僅如此，甚至也因此可以把它們給滅了，各種形式的改造、掃除、消滅。這個思想並不是文藝復興更不是古希臘時候誕生的，但慢慢到了18-19世紀，隨着啓蒙時代而出現。啓蒙思想起到的一個最大歷史進步作用在於衝破神學，讓人自己更有理性地面對世界和自己，使得現代國家、現代科學等得以發展起來，但啓蒙思想在認識論上也留下了二元敍事、二元論的“遺產”，儘管實際上啓蒙時代的思想家本身也要複雜得多、豐富得多。
這種非此即彼的二元思路至少相當程度上也影響乃至主導了西方的國際關係理論。所謂現實主義其實很多時候就是認定世界是二元的、或者無序的，因此就只能是叢林法則、戰爭遊戲，即使在經濟上也認為市場就那麼大、利潤就那麼多，你多我就少，你贏我就輸，那剩下就是互相爭奪，最後落到零和遊戲。
當然，最早的啓蒙思想也沒意識到會這樣應用到國際關係、國際政治上，但是這種認識論的後果，就是形成了這樣一種西方與非西方的二元對立。客觀上説，西方也在不斷突破，西方人自己也在反省。二戰以後、新世紀以來，有些反省的著作也很深刻。馬克思是我們講得出來的最深刻的，馬克思主義本身就是對西方體制和認識論、方法論的內在批判與超越。
而由於蘇聯的解體，西方世界又產生了一個幻覺，就是“歷史終結”，覺得西方制度是唯一的選擇，其他的早晚都會向他們靠攏，“沒有別的選擇”（撒切爾語），於是又強化了這種佔據道德、道義制高點的敍事。甚至認定只能是西方秩序、西方規則、西方主導，尤其是美國主導。
“歷史終結論”的提出者弗朗西斯·福山
全球化之初，估計誰也沒想到中國會如此發展。中國最初想參加WTO還擠不進去，被設置了那麼多門檻，直到現在西方還是不承認我們的市場經濟地位，沒想到我們市場發展得這麼好，經濟發展得這麼快，反而他們尤其是美國又覺得“冤”了。
直到最近蓬佩奧在回應美國關閉我休斯頓領館的時候，竟然還在説我們“偷了美國的工作”。當初美國對華打貿易戰，説我們與它貿易不平衡，也與墨西哥、加拿大、日本韓國，還有歐盟都不平衡，一開始是亂咬一氣。如果只是為了解決貿易不平衡，那我們坐下來談，一輪不行兩輪，但是它後來又指責我們“偷”了他們的工作崗位和技術、知識產權，還指責我們給予國企補貼，違背西方規則了，破壞西方秩序了，等等。美國總覺得在它本來主導的“世界秩序”中，由於蘇東解體、“歷史終結”，它理所當然成為一超獨霸，怎麼中國反而不只是“搭便車”，現在還要提出自己的議題與主張，例如我們倡導一帶一路。其實就是不能容忍我們發展起來，哪怕是和平發展；也不能允許我們參與新的世界秩序與規則的重建，哪怕我們主張互利合作共贏、主張人類命運共同體，也都不行，認為是我們在“破壞規則”。
但是這種情況，既有啓蒙運動以來認識論的二元思維定勢，更有現實的因素、利益的因素，促使它形成“思維定勢”，包括沿用冷戰思維來處理中美之間的問題與分歧。美國近年來出現右翼民粹主義、孤立主義、保護主義等，出現“特朗普現象”，支撐它們的社會基礎，不只是啓蒙運動有沒有給我們帶來傳統二元思維的問題，更是經濟利益問題、社會政治問題，國際格局問題，説到底是要維護西方的世界秩序和繼續當世界主宰問題，它們產生了這麼一個抵制合作、抵制互利共贏的思潮與政策走勢。
**觀察者網：**在您來看，究竟需要什麼樣的力量，才能改變西方這種現狀？
**黃平：**改變現狀需要多方努力。
第一是思維方式，西方思維是這兩個半世紀以來形成的，不是簡單的幾次對話就能解決，也不是建幾個語言方面的學校，出去演幾齣劇、推廣推廣中國武術或烹調之類的就能解決的，要真正把新的多元多維帶進人們的思想，變成人們本身的一種新思維新理念，甚至變成政策背後的理論支撐，這確實需要時間、耐力、智慧、理論。
就此而論，我們應該加大真正的思想碰撞，也必須要有思想的中國、文化的中國、理論的中國，從思維方式上提倡並踐行真正的多元一體、和而不同，現在畢竟21世紀才過20年，還有整整80年。如果21世紀能把這件事給改變了，在思維模式與話語敍事上走出黑白兩分、非此即彼的二元對立，那就功莫大焉，這個意義上就真正繼承啓蒙又超越啓蒙了，或者説是一次新的世紀啓蒙。
在這個過程中，中國的作用與貢獻不容忽視。而且，中國也不只是現代中國、當代中國，今天的中國是繼承了近代以來的革命與建國傳統，傳承了幾千年的文化與傳統，其實我們這幾千年來就是多元一體、和而不同的，在外交上新中國一成立就堅持互相尊重、求同存異、和平共處。所以，21世紀剩下的80年，如果東方與西方、西方與非西方按照互利共贏、文明互鑑的框架，既進行實質的思想碰撞，也互相在知識層面對等交流、取長補短，那會從認識論層面發生新的思想飛躍。
第二是事實。形勢比人強，客觀上21世紀已經越來越非西方化了。現在世界經濟中，非西方比重已經明顯上升、甚至越來越快，中國當然是其中最重要的一支，但整個非西方發展起來了，西方人原來的傲慢、無知與偏見，因此成為過去制定外交政策的依據，在事實層面已經越來越沒有基礎了，多出幾個逆時俱退的人，想繼續搞冷戰，也變得越來越無關緊要，因為事實是，除了中國還有巴西，除了巴西還有印度，除了中巴印還有廣大的亞非拉其他國家和地區，非西方世界越來越成為重要的力量，多極、多元、多夥伴，正在成為事實，事實勝於雄辯，時間證明真理。
第三就是智慧。現成的事實擺在那裏，不等於就能達成目標，材料都有了，還要取決於廚師會不會炒這盤菜。人們在既定條件下自己創造自己的歷史，但歷史的關鍵時刻也要靠關鍵人物的關鍵決策，背後是世界層面的眼光和智慧。首先是戰略定力、底線思維，其次是長遠的歷史眼光、世界眼光，第三是危機管控機制和能力，處理矛盾和糾紛的主動性主動權，這樣就不會為眼前這些層出不窮的甚至雜亂無章的突發事件打亂方寸和戰略步伐。
本文系觀察者網獨家稿件，文章內容純屬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平台觀點，未經授權，不得轉載，否則將追究法律責任。關注觀察者網微信guanchacn，每日閲讀趣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