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鐵軍:新冷戰究竟新在哪裏,為何讓人如此措手不及?
温鐵軍:
一、冷戰的三個階段
謝謝主持人的介紹。我先給大家做一個解釋,講一講這個題目,什麼叫做新冷戰。當然,新冷戰相對於老冷戰而言,我們把西方帝國主義熱戰之後,相對而言沒有大規模熱戰、不是世界大戰的期間,但又具有戰爭性質的對抗形式叫做冷戰。冷戰起源於二戰後,我們把冷戰分為三個階段:老冷戰是美國對蘇聯,或者叫資本主義陣營對社會主義陣營;後冷戰是蘇聯東歐社會主義陣營解體之後,形成的美國單極霸權推動的金融資本全球化。而新冷戰則是美國在21世紀第二個十年、特別是最近這幾年,針對中國所發起的對抗性形態。
老冷戰和新冷戰之間的最大差別是什麼呢?老冷戰是資本主義在產業資本階段因產業資本的在地化,而產生的國家與國家之間邊界清晰為特徵的衝突。老冷戰被當年的參與者們説成是一個世界兩個體系,美國和西歐以及日本所代表的是西方自由資本主義,也被叫做自由主義體系;而蘇聯和東歐國家,一段時期內也包括中國,被叫做社會主義體系。當蘇聯解體,特別是蘇聯東歐整體衰敗之後,世界進入後冷戰時期,逐漸變成一個世界一個體系。為什麼?因為西方在冷戰後期就開始把產業資本,一般是製造業,大量向發展中國家轉移,隨後又整合了蘇東國家的非貨幣化產業經濟,逐步形成了產業鏈全球化的垂直分工體系。西方的跨國公司在產業轉移和貨幣化其他國家實體資源的過程中,獲得了巨大的利益。
因此,當西方產業資本全球轉移後,產業資本在地化、產業資本家有祖國的狀況也就發生了改變。那個“有祖國”的產業資本主義時代,是以國家為單位發生戰爭的。一戰和二戰主要發生在西方帝國主義國家之間,就是因為在地化、產業結構同構的產業資本在全球殖民擴張過程中發生的衝突。從冷戰後期,特別是美國在1971年放棄佈雷頓森林體系後,1980年代到1990年代這大約二十年間創造了2000多種金融衍生品,全球開始進入金融資本主義時代。金融資本主導的全球競爭,西方的硬通貨,特別是美元這種硬通貨,成為全球貿易的結算和儲備貨幣,由此導致“金融資本無國界、金融資本家無祖國”的新狀況。於是,這個世界就在後冷戰時期,演變成了“一個世界一個體系”。
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改變,世界上任何國家都不可能逃得開美元主導的全球貨幣金融體系的影響。金融資本推動的金融全球化和老冷戰之前產業資本推動的產業資本全球化,完全不同。無論是在內容上、性質上還是在表現形式上,都有很大的差別。所以,後冷戰時期最先形成對抗性矛盾衝突的是金融資本階段的美元資本集團和歐元資本集團。這個矛盾衝突爆發的時間點,正是在1999年歐元正式問世之時。並且歐元一問世,其幣值就高於美元。這種對美元的挑戰,導致一系列衝突,而這個衝突基本上發生在歐元區周圍,從巴爾幹衝突、科索沃戰爭,到幾次中東衝突,再到俄國烏克蘭衝突等等。
直到21世紀的第二個十年,當中國的產業資本崛起,中國進出口所獲得的貿易盈餘大量增加,因為中國的金融管制和強制結匯,對沖貿易盈餘增發大量人民幣,使得中國成為世界第一大外匯儲備國的同時,又是一個人民幣金融資本大國。中美因為金融資本的大國競爭,在21世紀的第二個十年就爆發了所謂的新冷戰衝突。而這個新冷戰不再是美蘇鬥爭時的“一個世界兩個體系”,而是“一個世界一個體系”。
所以,我們這樣來破一下題,讓大家知道老冷戰是產業資本階段的政治衝突,而新冷戰則是金融資本時代的政治衝突。戰爭是政治的集中表現,政治矛盾最集中、最直接的表現就是戰爭。據此,冷戰也仍然是一種戰爭,是政治矛盾集中的表現。這樣解釋,是希望大家認識到,老冷戰和新冷戰處於不同階段,是資本主義不同歷史階段的產物。

丘吉爾發表鐵幕演説
二、冷戰的非理性鬥爭
冷戰時代面對的第一個問題是什麼呢?就是人類面對的非理性鬥爭。無論是舊冷戰還是後冷戰,還是新冷戰,只要是冷戰,就一定不會再有我們大家習慣的那些理性思維。比如説,最近大家看到美國突然挑釁關閉中國駐休斯頓領事館。領事館被視為中國的領土,美國警察無權進入,外交人員有外交豁免權,所有這些國際規則都被美國粗暴地打破了。類似這些,看似無厘頭,但其實是冷戰中很常見的事態。用一般的理性幾乎無法理解,一個正常的國家怎麼會採取這麼粗暴的、近乎無賴的手段來對待其它國家的外交人員。
在這些事情上,大家會看到越來越多的不能用正常理性來思考的問題、不能用正常理性來對待的事態。比如,一般從經濟理性出發,中國和美國這兩個國家“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誰也離不開誰,因此不用擔心,美國人不會冒着這麼大的損失來跟中國強行硬脱鈎。這些都是從以前教科書上看到的邏輯解讀所形成的理性思考來做的判斷,無可厚非,因為我們過於習慣如此,習慣這種分析方式。但是,其實在冷戰期間,這種經濟理性都不再是主要考慮。如果參考過去冷戰的經驗教訓,大家應該知道,連像卓別林這樣的喜劇演員,因為他演的很多電影是表達下層社會的尷尬和痛苦,因此被直接説成是共產黨而受到批判。美國在冷戰初期甚至把推行“羅斯福新政”的羅斯福總統,也當成共產黨。
這些事情今天想起來很無厘頭,當年卻是大行其道。老冷戰時期有很多荒唐的事情,但是這還不算是最為惡劣的。最惡劣的,是以自由主義名義強制要求所有發展中國家站隊,以反共名義在發展中國家搞暗殺、搞政變,甚至把那些搞軍事獨裁的政權推上去。老冷戰時期的這些荒唐行徑,在今天新冷戰發生的時候,仍然會以不同的形式再次發生。
如果我們對此毫無思想準備,恐怕未必能應對得了目前這種越來越嚴峻的局面。很多網友討論説衝突、特別是局部熱戰的衝突,到底可能會爆發在什麼地方?在我們看來,過去老冷戰時期的經驗告訴我們,只要不打大規模熱戰,任何手段都可以採取,比如不久前網上傳出美國要禁止所有中國共產黨員及其家屬入境,並且要嚴格審查以前已經獲得簽證的進入美國的中國人中間有沒有共產黨。這引起了很多議論,被認為是非理性的可笑行為。因為如果要把共產黨都驅逐出美國,那美國所有的中國領事館、大使館,以及中國駐美機構恐怕都要關門了,這是不可想象的。
不過我勸大家先不要覺得什麼事情是不可能的,因為美國的發言人講的很清楚,在總統的選項中不排除任何可能。從現在發生的這些事情來看,新冷戰不是一個大家可以用理性方式來應對的一個階段。年輕的一代,特別是現在的70/80/90後,基本上沒有冷戰的經歷,甚至也沒有相關的知識。因為從1971年基辛格利用中蘇矛盾策劃尼克松訪華,在尼克松正式訪問中國以後,美國對中國的冷戰手段就逐漸淡化了。
而進入到1980年代,正好是中美在政治、經濟、社會、軍事等各方面關係處在蜜月期的時代,所以1970年代以後的人們沒有機會經歷了。而他們又是目前中國各界的主力,大家沒有經驗,不瞭解到底發生了什麼,這是正常的,但因為不瞭解所以沒有經驗,我們這些還健在的老人,應該把當年怎麼回事做個解釋。
三、後冷戰階段的金融資本競爭
接着説第二個話題,就是當老冷戰向新冷戰轉化的時候,是從產業資本階段躍升到了金融資本階段,因此過去在產業資本階段可以“一個世界兩個體系”,但在金融資本階段,這個世界只能是一個體繫了。世界重新分成兩個體系的可能性,對我們來説有一定的難度。到底該怎麼應對?首先要分析老冷戰和新冷戰之間是如何過渡的,看看金融資本引領全球化是怎麼發生的。
上個世紀八九十年代以來,金融衍生品交易成為一個重要的吸納貨幣的領域,金融資本的增長速度猶如脱繮野馬。從那時起,這個世界的經濟增長就以所謂的交易增加值來作為其增長的主要部分,這在GDP的統計方式中體現得很明顯。在此背景下,原來“一個世界兩個體系”中的蘇聯東歐體系,因為傳統的馬克思主義是嚴厲批判金融資本的寄生性、腐朽性和垂死性,因此蘇聯東歐體系是沒有進入貨幣化的,經互會體系一直堅持實體經濟的換貨貿易。這個體系主要以物易物,所以貨幣並不起一般商品交換的中間作用,更不可能發展出金融資本及衍生品交易。如果按照GDP的統計方式,其中主要是統計交易的增加值,那麼當然整個蘇聯東歐的經濟增長量看起來很低,甚至在生產過剩時期是下降的。而美國因為貨幣大量增發,金融衍生品交易膨脹,GDP增長速度越來越快,增量也就越來越大。
當然這是一種虛擬經濟的增長,也是一個泡沫化的過程,但在統計上就是飛速增長。因此,美蘇之間立刻形成鮮明對比,導致了意識形態化的比較和説法。諸如西方自由市場經濟所代表的是人類的發展方向,因為發展速度非常快。蘇聯東歐代表的是一種集權專制,嚴重障礙經濟發展,就被比下去了。這種現象很大程度上形成於1980年代。當然,中國在這個階段已經開始大規模推進對外開放,帶動國內經濟改革。大量外資湧進中國,跨國公司在一個超大型國家開拓了投資空間,獲利大幅度增長,也是在這個階段,中國經濟增長的同時,美元指數也在明顯增長。
當大量發展中國家都開始接受西方投資的時候,就給了西方金融資本經濟一個空前的擴張空間。正好中國處於一個要素價格的低谷,因為前幾十年為了國家工業資本的原始積累,人為壓低了勞動力的價格,大家拿的工資都很低。記得1970年代的時候,我那時是全民所有制的職工,工資只有30塊錢;更早之前我當兵的時候,第一年只拿6塊錢,第二年7塊錢,第三年8塊錢。那時候普遍低工資,且農民得到的分配也是非常有限的。整個國家把所有的勞動者所創造的剩餘,由國家佔有了之後,直接用於擴大再生產。
這時候勞動力的價格是最低的,但因為我們是全民教育、全民醫療,也因此勞動者的素質是最高的。當大量的西方資本進入中國,特別是1990年代勞動力密集型產業陡然成為主導產業的時候,低端製造業湧入中國恰恰佔有的是中國大量的低價格要素所創造的收益。於是乎,只要發展中國家不斷的開放,跨國資本在世界上大規模投資所形成的金融收益就不斷增長。這些收益再反哺西方發達國家,特別是美國帶動了它的金融資本經濟的快速增長。在這個階段,矛盾主要發生在不同的貨幣金融資本集團之間,也就是説中國當時不是主要矛盾。

老冷戰時期中國不是主要矛盾一方,那時的主要矛盾是美蘇。到後冷戰時期中國仍然不是主要矛盾,因為大量的金融資本主導的跨國集團,正在中國攻城略地大量獲取財富,所以這時候中國是貢獻者,向西方金融資本貢獻了大量的剩餘。主要矛盾發生在蘇東解體後衝進去大割韭菜的美元集團和歐元集團之間。割了蘇東韭菜之後,美元集團和歐元集團就構成了所謂後冷戰時期的主要矛盾的兩個方面,當然美元是主要方面,歐元是非主要方面。在這個階段,歐元並不具有足夠的競爭實力。值得注意的是,就在這個階段,當美元把歐元打壓得差不多了,歐元基本上不能占主導地位了,在世界結算和儲備貨幣中,歐元所佔比例頂多也就和原來德國馬克、法國法郎、意大利里拉、西班牙比塞塔、瑞典克朗、瑞士法郎等所有加總所佔的比例差不多,也就是20%到30%的樣子,沒有明顯地突破。
中國因為不是主要矛盾,就有了一個在產業資本階段快速發展的空間。並且這個時候,以美國為首的西方認為中國是可以被融入的,因為中國在整個西方金融資本升級的時候做了巨大貢獻,所以才提出“中國融入論”。但另一方面,隨着1991年蘇聯解體後,認為中國將會重蹈蘇聯覆轍的聲音也很大,謂之“中國崩潰論”。不管是融入還是崩潰,總之西方金融資本集團認為中國已是囊中之物。
我們把這個階段叫做後冷戰,中國還不是主要矛盾,主要矛盾是兩個金融資本集團。那麼,什麼時候發生變化的呢?其實這也是一個演進過程。2001年,美國爆發了嚴重的911事件,也就是政治危機在美國的核心區紐約爆發,同時華盛頓五角大樓也被炸,這種政治危機的爆發在美國歷史上極其罕見,除了當年跟英軍打仗的時候,曾經德軍英軍在早期進入過美國的本土,直到後來二戰,美國本土都沒有受到過很大的襲擊,911事件是美國歷史上非常罕見的一次直接攻擊美國本土的事件。這個政治危機是明顯的,同期又爆發了美國IT泡沫崩潰而形成的經濟危機。
因此,美國把其戰略重心陡然轉向中東、西亞和北非。在這種情況下,在後冷戰的重大歷史轉型的時期,美國提出了一個新的説法,大家可能很少注意到,叫做“新十字軍戰爭”。這就開始帶有某種冷戰意識形態的色彩,因為明顯是把亨廷頓的文明衝突論觀點,用到了現代外交關係或者現代國際關係上,變成了美國代表着西方文明的這樣一種意識形態。中世紀發生的十字軍戰爭,現在新世紀之初被再度提出來。
無獨有偶,這種帶有明顯的、以文明衝突論為意識形態的內容,現在又被美國頂層精英再次提出,就是斯金納,她對中美矛盾解釋得更直白。她説,老冷戰時期跟蘇聯的鬥爭,美國信仰自由主義,蘇聯信仰馬克思主義,但馬克思的理論也是自由主義的,只不過是自由主義的極端化,過於激進了,所以還是一個體系。她説,馬克思是德國的猶太人,還是西方文明中的一個部分。今天他們在解釋老冷戰、在逐漸淡化當年使用的各種各樣你死我活的鬥爭手段時,開始從意識形態上提出一個“與時俱進”的説法,美蘇同屬西方文明,是可以對話緩和的,而正在崛起的東方文明,才是他們既不能理解也不能接受的,他們不可能容忍這個東方文明成為世界主導,這是對整個西方文明的挑戰。從2001年美國領導人提出“新十字軍戰爭”,到把亨廷頓的文明衝突論拿過來變成美國現在的所謂意識形態,也有點像當年對日作戰,他們把日本當成東方文明的一個代表,在那個階段曾經形成過非常簡單的劃線。
因此,今天的新冷戰,早在2001年就已經有了初步端倪。到了21世紀第二個十年,特別是2018、19年,美國經歷過老冷戰的一批政客,無論是博爾頓、班農,還是特朗普、蓬佩奧這些人,他們的思想深處根深蒂固的是老冷戰的意識形態,沒道理可講,就是劃線站隊,再加上亨廷頓所謂的文明衝突論,這套東西變成了一個沒有任何理性可言的意識形態站隊。
四、老冷戰時期中國的應對經驗
那麼,從老冷戰到新冷戰,中國到底有哪些應對經驗。先説老冷戰,那時中國是毛澤東時代。中國當時將正在進行的土地革命戰爭定義為中國的資產階級革命。我們是按西方的“五個階段論”來形成意識形態的,那是一種線性思維,那時候認為中國跟西方一樣,一定要經歷五個不同的歷史發展階段,從原始社會到奴隸社會,到封建社會和資本主義社會,最後再到共產主義社會。所以,中國當時處在什麼階段呢?處在資本主義尚未建成,資產階級革命正在發生的階段,只有當中國完成了工業化大生產之後,才能再討論是否應該進入社會主義革命。早在1940年代到50年代初期的時候,我們自認為是資產階級革命,這個時期的土改也是資產階級革命性質的。為此,1947年毛主席還發表了《新民主主義論》,認定了中國即使革命成功,也要進入資本主義。解放戰爭節節勝利時,雖然美國當時是支持國民黨政權的,但是美國並不打算跟這個還在進行資產階級革命的中國完全斷絕關係。美國的大使館一直跟着國民黨撤退,但是在南京解放後,它還是留下了。美國一直試圖想跟中共維持一種正式或者非正式的關係,直到毛澤東發表《別了,司徒雷登》,美國大使司徒雷登才離開中國。

也是因為在老冷戰時期,中國不是主要矛盾,並且中國屬於資產階級革命這個階段,所以當時美國對中國的戰略地位是有定位的。於是,美國的戰略防禦放在了第二島鏈,中國作為一個傳統的亞洲大國,在其勢力範圍內美國基本上不設防,包括台灣、東南亞這一帶。但隨後世界格局發生了很微妙的結構性變化,就是朝鮮戰爭爆發了。朝鮮半島戰爭實際上是一次國際戰爭,一方是美國為首的聯合國軍,有16個國家參戰。另一方,除了中朝兩國軍隊之外,蘇聯的軍隊實際也參戰了。蘇聯背後還有一批整個蘇聯東歐的陣營在提供戰爭裝備和軍火支持。雖然這一次發生在亞洲、被稱之為區域衝突的局部熱戰,但實際上是一次國際戰爭。
這次戰爭沒有被叫做第三次世界大戰,也是因為當時蘇聯刻意迴避直接參戰。當然,所謂的迴避,只是因為在整個戰爭期間沒有蘇聯的一兵一卒被對方俘虜,因此不能證明參戰了。一場朝鮮戰爭客觀上把美國原來的佈局打破了,就是美蘇各自在二戰之後完成的佈局,是兩個超級大國分割世界的控制。在歐洲有東德和西德,這是戰爭打出來的。同樣在亞洲,有南北朝鮮。甚至原來美國和蘇聯要求中國劃江而治,長江以南交給國民黨政府,長江以北交給共產黨政府,美國蘇聯可以分割控制亞洲這個最大國家。對於這兩個超級大國來説,他們要瓜分世界,發展中國家越是分裂,對他們就越是有利。
但當時毛澤東主席説要打過長江去,解放全中國,沒理這一套。雖然最後還是出現了台灣地區和中國大陸之間的兩分局面。朝鮮戰爭,雖然沒有改變朝鮮半島兩分的格局,卻把中國打入了蘇聯陣營。這時候的蘇聯已經宣佈自己是社會主義國家,但是中國當時還叫做資產階級革命,還在發展民族資本主義。當中國一旦打入蘇聯陣營之後,迅速按照蘇聯制度進行改造,因為客觀上的戰爭需求,大量的蘇聯裝備紛紛轉移到中國,從廠長、工程師、技術員到熟練工人,也隨之被派過來。這當然意味着你的經濟基礎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全盤蘇化。
當時在中國的上層建築,大部分人都是打仗打出來的,都是農民出身,沒有接受過現代教育,還不太會管理現代工業,所以政府部門也得蘇聯派專家,軍隊也得按蘇軍方式等等。最終實現了從經濟基礎到上層建築的全盤蘇化,客觀上把中國打入了蘇聯陣營。中國剛剛擺脱殖民統治,變成一個獨立主權國家,但很快由於朝鮮戰爭而不得不依附於蘇聯。新中國成立到朝鮮戰爭爆發,一年的時間,中國就被迫加入蘇聯陣營,開始推進全盤蘇化。1953年朝鮮戰爭結束,應該説是軍隊第三次大換裝,接着政府部門健全完善,經濟基礎到上層建築的蘇化過程非常快。從1953年開始提出要改造成社會主義,到1956年完成所謂對私人資本和對農村個體農民經濟的社會主義改造,基本上就完成了一個參照蘇聯體制建立的國家體制。這個改變對中國來説,等於是開始納入老冷戰的體系之中。
但是很快,毛澤東1955年年底就開始強調我們要改變全盤蘇化。接着從1956年開始,跟蘇聯發生兩黨之間的爭論,到1960年蘇聯開始全面撤走,從1953年開始全盤蘇化到1960年完成對蘇聯的去依附,中國再度變成一個去依附的獨立主權國家。1960到1970年代,因為中國離開了蘇聯陣營,所以冷戰態勢就變得很清晰了——美國和蘇聯各自成為兩個霸權國家。兩個國家都不忌諱使用各種各樣的手段,什麼選項在他們的籃子裏都是隨時可以拿出來的,比如,核威脅,核訛詐……
在此形勢下,中國提出集中全國的科技力量、工業力量等等,搞兩彈一星。按毛澤東的説法,“我就是要飯我手裏也得有根打狗棍”。美蘇雙方之所以不再打熱戰,第三次世界大戰打不起來,其中一個重要的政治和軍事原因,就是雙方都有核武器,核恐怖平衡。並且1960年代,中蘇雙方發生交惡的時候,中國已經開始遭遇到核武器威脅了。1958年金門炮戰,美國人也曾經發出過威脅,準備使用核武器攻擊中國。此外,中國還從1963年開始三線建設,因為這些年形成的一些工業基礎基本上在沿海大城市,就要向內地轉移。
就這樣,有了六十年代的艱苦奮鬥,自力更生。我們的知識分子們,我們的學者們,甚至都沒有個人生活也沒有家庭,把自己的全部生命奉獻給了這個國家的獨立主權。那是一個全民奉獻的時代。既然脱離開美國和蘇聯這兩個有雄厚資本力量的陣營,只能靠自力更生艱苦奮鬥。今天很多人説貧窮不是社會主義,當年我們犯了左傾錯誤,其實大家是不太瞭解那段冷戰歷史。那段歷史告訴我們,只要你想擺脱雙方的控制,中國要想不站在任何一方,那是一定要支付相當大的代價,對老百姓來説就是普遍貧困。這一點,我就點到為止,有興趣的人可以去看我們的《八次危機》,那裏面有詳細的描述。
當時,毛澤東對兩個超級大國各自拉幫結派、形成站隊、互相攻擊,是有明確分析的,他提出了一個很宏大的世界板塊結構分析,叫做“三個世界理論”。他説,美國和蘇聯都是超級大國,是兩個霸權國家,美國叫做帝國主義,蘇聯叫做社會帝國主義,它們是第一世界。大多數其它西方國家叫做第二世界,而我們這些亞非拉的一般發展中國家叫做第三世界。所以毛澤東其實是孤立了美蘇兩個超級大國,積極開展跟第二世界國家各種各樣的交流,加強經濟關係,然後堅定的跟第三世界的發展中國家站在一起。於是,三個世界理論就成了一個國際社會普遍接受的思想理論體系。當中國加入聯合國的時候,我們是被第三世界的窮哥們抬進去的。不僅是後來發生了這個重要的改變,在當年也確實形成了毛澤東所強調的那個統戰思想,統戰就是把我們的朋友搞得多多的,把我們的敵人搞得少少的。
所以老冷戰時期,毛澤東提出的三個世界的思想體系,解構了美蘇的二元對立,兩個大國拉幫結派的這種政治站隊的做法,讓這個世界明白不是必須以美蘇雙方各自提出的意識形態標準來決定你到底是擁共還是反共。因此,西方各主要國家領導人、政治家先後訪問中國,就是看中了中國是一個有發展潛力的大國。至今,中國還在很多方面繼承着、甚至是享受着當年毛澤東提出的“三個世界理論”的思想遺產。
今天,當我們遇到新冷戰的時候,因為國內大多數的官員,包括政治家,都沒有經歷過老冷戰,沒有這個經驗過程,當然也很少有人再去學習瞭解毛澤東當年化解老冷戰對中國的打壓而提出的三個世界理論體系。
五、中國當前階段的局面和形勢
今天,當中國再度面臨相當於是一次新冷戰的挑戰時,是不是有可能繼續借鑑毛澤東當年創立的三個世界理論體系呢?我一開始講新冷戰的意識形態非理性,其實對他們來説很多選項和策略是很理性、很有針對性的。
打個比方,當初香港爆發衝突的時候,暴力衝突是在什麼地方呢?既然反中為什麼不到羅湖口岸去反,或者到中國駐港聯絡中心去反?不,這些暴力活動往往發生在金融中心。它所針對的是香港作為中國大陸的融資中介,大家也都知道中國大陸約70%的外資是經過香港融資的。香港的暴力活動看似沒有規律,其實是有規律的,背後有很明顯的目的,就是打掉中國大陸從海外融資的融資中心。當中國大陸在香港動亂稍有平息之時,推出香港國安法,首當其衝遭到制裁是什麼?仍然是一個非常具有戰略理性的措施,那就是割斷港幣和美元之間的聯繫匯率制,不允許港幣再兑換美元。這個情況,我們在香港爆發動亂的時候就已經預見到了。
美國以新冷戰意識形態劃線,要求整個歐盟反對香港國安法。儘管每個國家都有自己的安全法,司空見慣,但是中國要想做就不行。這充分説明在新冷戰階段,佔據主導地位的仍然是金融資本之間的矛盾。香港恰恰是跨國公司、大金融資本集團最集中的地方。大家認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西方制裁香港是殺敵一千自損八百,仍然是從經濟理性出發,認為他們不會這麼做,但很少有人從新冷戰國際政治策略出發,它的策略往往不是我們想象的那個理性,是政治理性。

蓬佩奧在加州尼克松圖書館前聲稱“美國盲目對華接觸政策失敗” 視頻截圖
從政治角度來説,如果這些措施伴隨着局部軍事衝突,比如南海衝突或台海衝突等突,一旦衝突同時發生,那意味着什麼呢?意味着整個西方連同政治制裁、經濟制裁以及金融制裁一起上。在那種情況下,對中國來説,直接損失是什麼?一旦進入政治經濟軍事的全面制裁,中國在西方所有的投資,包括在美國國債市場的投資,都會被扣下。意味着,美國可以這種手段直接佔有大量中國在海外的資產,同時賴掉對中國的欠債。中國是美國最大的債權人,我們在美國至少有一萬億美元的國債市場投資。這就像我們説的,打垮了蘇東體系之後,美國和歐洲的各種金融資本,大大收割了一波蘇東國家實體資產的韭菜。
如果這時候中國不得不繼續對外開放,你們可以制裁我們,我們仍然歡迎你們作為資本力量繼續進入中國,其實就是雙方不對等。在不對等條件下,就意味着,這些年所形成的實物資產會被別人的金融資本貨幣化。因為當前世界上主要工業化大國中,只有中國還存在着資產正收益,西方因為債務過高,資產收益接近零甚至大量資產是負收益。所以大量西方資本迫切湧入中國,結合對中國的制裁,導致中國國內實體資產價格迅速下跌,正好就是人家來抄底割韭菜的時機。
或許也會有很多人説,這樣的金融制裁導致美國現在的結算體系受到巨大的衝擊和影響,它的信用會下降。但如果是西方各國統一制裁,它在整個西方世界就不會失去信用,因為他們一致認為,比如南海衝突是因為中國擴張等等。中國國內很多人分析,中國有東風21導彈,不用擔心。但這是純粹看軍事實力,如果人家打代理人戰爭,不直接打你,策動某個南海相關國家來發動戰爭,由他們提供大量軍火、情報和先進技術,甚至配合着搞一些對你國內基礎設施的攻擊,比如電力等等。結果呢,你還不能打他,因為他挑起的是代人戰爭。
各種推演都很清楚,並不是什麼陰謀論。所以客觀來看,中國現在所面臨的挑戰局面是非常嚴峻的。自從新冠疫情暴發以來,中國所採取的這些措施,儘管讓整個上半年經濟下降幅度並不大,特別是第二季度還有增長,形勢似乎是有利的,但請大家注意,二季度的復工復產是在什麼模式下做的呢?基本上還是按照原來的全球化路徑繼續推行,仍是按照過去粗放的數量增長。因為急於復工復產,否則就要大量失業,還有很多企業要倒閉。
就算是用這種速度去復工復產,仍有40多萬家企業已經註銷和歇業了。我們記得2009年當華爾街金融海嘯爆發,外需下降的時候,當時中國只有六萬多家企業倒閉,就有2500萬打工者失業。現在如果40多萬家企業歇業關廠、倒閉,那該有多少人失業。當然,現在有關統計數據顯得不高,也就是幾千萬。但話又説回來,大量的打工者是不被登記的,因此你要統計是有一定難度的。但總之,幾十萬家企業進入歇業狀態,或者是註銷狀態,那就有點像1990年代,當時40萬家國有中小企業關廠,也不能完全叫做破產,基本上是歇業了,約四千五百萬國企職工下崗,那會不叫失業叫下崗。今天又是四十多萬,當然這個四十多萬很可能不是國有企業,主要是民營企業。但是按現在的説法,民營企業佔了中國就業的百分之七八十,那可以算算實際上發生的失業應該是多少,在這種情況下就不得不去盡一切可能復工復產。
也因此在發展路徑上,仍然按照傳統的方式去復工復產,它帶來的一個潛在的風險,就是大量依賴進出口,依賴海外的能源、原材料。這種情況,一旦海外製裁導致金融體系的去中國化,那拿什麼貨幣去結算海外貿易呢,無論是進口還是出口。西方在國安法出台後對香港的金融制裁,還只是一個試探。接着,雙方可能會有各種各樣的談判。但是,我們必須有足夠的思想準備,以現在的這樣一種發展方式,能否持續走下去?
老冷戰時代,兩大對立陣營各自是不同體系,很多人説新冷戰不可能走回去,當然不可能,因為我們早就不是蘇聯東歐體系了。我們從很早就開始改了,到1980年代的時候已經主動對西方開放了,所以我們現在是納入了西方全球化體系,應該説這是一個世界一個體系,但是仍然存在着對抗性矛盾衝突。我前面講過,老冷戰時期中國不是主要矛盾,後冷戰時期是“中國崩潰論”為主,進不了主要矛盾。那到新冷戰呢,中國是被動的成為了主要矛盾的非主要方面。
六、中國被納入新冷戰的原因
在根本利益上,應該説現在中美雙方的矛盾是清楚的。中國到底為什麼會在21世紀的第二個十年被當成新冷戰的主要矛盾?原因還得從金融資本説起,我們都知道,當金融資本集團崛起,他們內部開始鬥爭的時候,會發生什麼呢?其實是一個爭奪誰更多佔有貨幣結算和儲備份額的過程。中國原來可以説忽略不計,近些年開始上升,最高也不到百分之三。於是,西方開始接納中國人民幣加入SDR(特別提款權)一籃子貨幣,中國在裏面的地位也只有百分之二點幾。
所謂美元主導的這個國際貨幣金融制度,美元佔據絕對的結算和儲備貨幣地位,意味着中國犧牲資源環境、壓低勞動力價格、導致內部社會矛盾非常複雜,出口換回來的貨幣主要就是美元,但你自己並不能用。雖然人家口頭上説中美互惠,但對不起,你想買人家的技術、新裝備等等,凡屬於能夠有助於中國進一步發展和產業升級的,你都買不到。美國允許你買什麼呢,只允許你買收益回報率最低的美國國債。然而海外的跨國公司,特別是美國的大型跨國公司進入中國,因為中國要素價格低,所以他們能賺到百分之二十以上的收益。中國拿到大量出口換回來的美元投資到美國國債市場,相比只有人家十分之一的回報率,當然不合算。又因為中國的金融管理制度和強制結匯,我們對沖增發貨幣越來越多,也導致中國金融相對過剩。我們的儲蓄率很高,現在各地銀行的貸存比很低,貸款佔存款的比重很低,大量的資金用不出去。所以中央才強調金融供給側改革。
中國的國有金融體系是按照以防範風險為第一目標的要求來制定所謂金融運行的規則法律,不可能短期內就增加更多的信貸,這當然就出現了金融的相對過剩。同時,我們的美元儲備又不能用於去買發展所需要的設備或者技術,那怎麼辦呢?中國開始提出“一帶一路”,在推動的同時開始簽訂雙邊貨幣互換協定,尤其是在2008年華爾街金融海嘯之後,美元在世界上的信用程度明顯下降的時候,出現了東盟+1(中國),我們各自用本幣結算;後來又擴展到東盟+2,把韓國帶上;再後來是東盟+3,把日本也加上。於是,整個東北亞到東南亞這個體系,亞元就呼之欲出了。世界金融格局很可能出現三足鼎立,美元集團,歐元集團,亞元集團。這實際上對世界金融資本應該是一個穩定的框架結構,但是它意味着美元的份額將大幅下降。

6月底,中國商務部表示,RCEP部長會議決定力爭年內簽署協定。
美元的結算份額下降,當然美元作為世界儲備貨幣的地位也會下降。這就造成了對美元在後冷戰時期所形成的金融霸權的巨大挑戰。美國如何應對這種挑戰呢?我們都知道一個最簡單的道理,美元的背後是美軍,有美軍撐着的美元才是美金。美軍對美金的支撐需要一套制度來維護和鞏固,這就是所謂的美製,美國的制度體系要求大家都接受,你接受之後美國的金融資本才能方便的佔有你的收益。制度轉軌這個概念就成了各個發展中國家最常見的説法,往往包裝成各種普世價值,要求你必須接受。比如原來説讓中國融入,就是讓中國按照美國的制度設計來進行改革,你沒按照這一套改,你就屬於被美國排斥的目標。
除了美製這套軟實力,第四個就是美言,美國的話語體系,也是非常重要的軟實力。因為在整個教育領域、文化領域等,幾乎都是美式話語主導世界。從1990年代中國的高等教育、科研體系等紛紛向美國轉制,於是乎我們現在大部分高校基本上充斥着美國學者的著作,以他們的教科書為藍本來形成我們的教材體系和教育體系。在市場上,很多人都是欣賞美國的文藝作品,欣賞美國好萊塢大片,這一套軟實力基本把我們覆蓋了。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美軍支持的美金,美金需要的美製,美製需要配套的美言,這“四美”,其實等於美國對所有拒不認同、拒不屈從的國家有降維打擊的能力。原來在中國人民幣沒有形成一籃子貨幣的匯率體系之前,我們是咬住美元的,整個1990年代一直到新世紀前十年,我們是緊盯美元匯率。美國的金融當局成為世界的中央銀行,凡屬於緊盯美元匯率的,都得跟着美聯儲的貨幣政策來做調整。我們也都知道,美軍制定的作戰方案,幾乎是世界上都必須要跟從學習的。因為它代表世界上最先進的水平。美軍支持美金,美金要求美製,世界各國都得按照美國的制度體系來改變自己,當然世界都接受美國的話語體系,這個過程實際上對個所有想要不跟從,想要維持自己一點獨立利益的國家來説,都會意味着重大的危機。
當中國要搞“10+3”,“一帶一路”,沿路國家都建立雙邊貨幣互換協定,甚至開始大規模投資非洲和拉丁美洲,等等。中國開始將外匯儲備過剩的美金用於投資發展中國家,而不是去買美債,就不會得到美軍的支撐,美軍支撐的是人家的投資。而中國自己又沒有軍事實力去支撐保護投資。你以為你按照美國的制度和自由市場經濟規律去做投資,但被人家説成是修正主義,説成是新殖民主義,新帝國主義,各種各樣的帽子都扣在中國頭上,百口莫辯。這些事情,給了中國一個很沉重的教訓。
接着,由於中國生產規模越來越大,變成了世界第一大能源進口國,第一大鐵礦石進口國,第一大農產品進口國,等等。那我們有沒有可能因大量進口而具有這些產品的定價權呢?中國提出用人民幣來建立石油期貨結算,建立鐵礦石期貨結算,這是中國試圖推動人民幣國際化。為了讓世界各國放心,中國甚至提出人民幣結算可以黃金作為基礎保證。這樣一來,對那個過度虛擬化的美元體系來説,就無異於切了人家的奶酪。原本在21世紀第一個十年,當中國大量向美國出口廉價商品,並且把獲得的貿易盈餘回投到美國資本市場的時候,美國提出的叫中美國,甚至提出這個世界應該是中美共治,叫做G2。這是美國當年的國務卿説的,中美之間的戰略關係是最好的關係。可到第二個十年就改變了,就是因為美國發生了華爾街金融海嘯,美元信用下降,中國資本擴張和人民幣金融的國際化動了它的奶酪。
但美國表面上並不這麼説,明明是資本利益衝突,它非要製造很多意識形態的説法,諸如文明衝突論啊、自由世界對抗獨裁專制啊,各種莫須有的罪名強加到中國的頭上。中國對此有任何應對嗎?沒有。因為美製、美言在我們這裏大行其道,以致中國沒有任何思想準備、制度準備和話語準備來應對現在這樣一種非理性的新冷戰挑戰。甚至,比如説當我們把這些問題提出來的時候,還有些人説你們怎麼敢提新冷戰。那意思好像就是説,你這樣提就會導致友邦驚詫了。
我們當然不希望美國把我們作為新冷戰的主要敵人,我們一直是一個愛好和平的民族,是個不想打仗的國家。尤其是1990年代以來,中國大量的工業集中在沿海一帶,那是很容易受到戰爭破壞的。不僅如此,所謂的電子網絡戰爭也是一直在打着。很多這些事情,其實它就在發生着,無論你承認還是不承認,它不以哪個人的主觀意志為轉移。如果完全不做思想準備,且不説做物質上的準備,那後果一定是很糟糕的。
七、中國如何應對新冷戰
當這一系列的衝突和挑戰正在發生的時候,也就是我們所説的新冷戰的非理性的挑戰一個接一個不斷髮生的時候,那中國將以什麼樣的方式來應對呢?首先,大家應該注意到最近中央會議上領導人明確講的,中國未來將推動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的雙循環戰略,也就是説並不放棄國際循環,只要現在這個全球化不解體,只要對方沒有真正實現徹底的去中國化,中國還是會盡最大的努力來維護住利用國際市場的這個外部條件,特別是像能源、原材料各方面的進口依賴,恐怕以中國目前的生產能力,國內的資源根本不可能滿足。
但同時,我們必須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必須練好內功、夯實基礎,這包括什麼呢?主要是鄉村振興戰略和城鄉融合戰略。鄉村振興、城鄉融合能夠有效的練好內功、夯實基礎,因為鄉村振興無外乎就是穩定大量低收入人羣以生態為生存依據的基礎。過去中國在2004年就提出的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戰略,是讓行政村一級基本上實現“五通”,下一步鄉村振興戰略就是讓自然村這一級也實現“五通”。
鄉村振興戰略和城鄉融合戰略,其實就是在城市發生各種各樣危機的時候,要讓城鄉之間的交流,特別是要素的自由流動,乃至於人的自由流動,成為一個新的趨勢。城裏人可以大量的下鄉,甚至可以在鄉下有謀生的條件。因為當大的危機爆發的時候,往往是“大亂避鄉,小亂避城”,城市幾乎要靠大量的外部輸入能源、原材料才能維繫,當外部的能源、原材料中斷的時候,這種城市化的生存方式就會受到巨大的挑戰,城鄉融合就是我們應對這種非理性的新冷戰挑戰的重要戰略。
那麼在這兩大穩定戰略之後是什麼呢?第三個是新基建。以新基建的低消耗來形成穩定增長的條件,包括大家都知道的5G、大數據體系、人工智能體系等的建設。這些能夠在原有產業內部形成挖潛的條件,比如,食品產業,如果有大數據進來支持,它就會很大程度上節約成本,提升效率。這套所謂新基建還包括綠色生態的基礎設施建設,都應該屬於我們應對新冷戰所帶來的非理性挑戰的根本舉措。鄉村振興、城鄉融合、新基建等等這些,都是來支撐“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的雙循環戰略”的新發展方針。
在這樣一個新的三大戰略支撐之下,中國將有可能化危為機,危機挑戰確實是客觀的,想躲是躲不開的,只能通過戰略調整來應對。那這個應對總得有個導向,那就是從2007年已經提出的生態文明這個導向。當年提出的是生態文明發展理念,但如果中國能夠順利的推行這三大“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的戰略,那將會出現向生態文明的轉型。我們面對這樣一種嚴峻挑戰,這個前所未有的歷史性挑戰,需要靠我們每個人提升認識,自我反思,調整行為,才有可能應對危機並且化危為機,才能走出一條以生態文明為導向的可持續發展戰略。
當然,我們也得有足夠的思想準備,中央早就提出了要準備過三年緊日子。如果這個挑戰,我們既沒有思想上的反思,也沒有行動上的安排,更無戰略調整,那恐怕三年緊日子打不住,也許十年八年,甚至更長。別忘了,1950年被美國人封鎖的時候,1960年被蘇聯硬脱鈎封鎖的時候,中國曾經有過10年緊日子。那個時候,可以説是全民貧困,都是被動的實現了對美國和蘇聯兩個超級大國的硬脱鈎,並不是説中國人一定自己要想去承受這些困難,而是你再怎麼想跟,人家把你開除了。所以去中國化,這些事我們不是今天才遇到,上一代人,像我這個年齡的人,1960年代都經歷過了,直到1970年代以後才逐漸好點。其實這一代人,你們也不能説完全沒有經歷過,像70後你們應該經歷過1989年的美國製裁。
1989年美國製裁也是外資全撤,那個時候蘇聯解體了,唯一的依靠西方資本全撤了。當時中國正在工業化高漲時期,外資撤走是很突然發生的,所以中國全無準備,於是進入了4年的衰退期,直到1993年才再度進入高漲。我們很清楚的記得,當時農民收入增長速度下降,農產品賣難,城市企業一片蕭條衰退。在這種情況之下,中國人當時有一套應對辦法,最終走出了危機。只是這個過程是磕磕絆絆的,中國當時以國內的財政金融為主要調控手段,雖然出現了經濟增長,但經濟增長很快就導致1994年的嚴重通脹,從一個危機到另外一個危機。然後逐漸轉向外需拉動為主,逐漸又恢復對西方的各個方面的依賴關係,一直進入到新世紀加入WTO。
所以中國整個1990年代是跌跌撞撞、磕磕絆絆的把危機度過了,當年並沒有足夠的思想準備,也沒有其他的政策儲備等等,但1990年代這個過程應該是我們的一個重要的經驗教訓來源。從這個角度來看,1960年代我們經歷過一次,1990年代又經歷過一次,差不多30年一次,現在到了2020年也是30年。我們已經經歷過不止一次的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制裁,當然1960年那次是蘇聯。但大部分對中國的制裁,都是以美國為首的霸權國家發起的。現在2020年再度遭遇,所以我們應該及時的總結,大家至少應該回顧一下,當年我們遭遇到這種硬脱鈎的時候,遭遇到這種制裁的時候,我們當時的經驗教訓是什麼,把這些經驗教訓歸納起來,應對我們今天再度遭遇的制裁或者封鎖。
今天這個講座,用一個半小時時間給大家做了一個歸納,把老冷戰到新冷戰,從過去到現在,做了一個大致的解讀,難免掛一漏萬。因為這個解讀,資料尚且不夠,我們為了應對現在這個新的挑戰局面,就先拿出一個很不成熟的解釋體系,希望大家多多批評,謝謝!
互動問答:
問:温老師提到舊冷戰當中中美蘇通過各自的陣營進行對抗,那麼這一次新冷戰是否也存在這樣的陣營劃分?如果有的話,那中國的盟友是哪些?
**温鐵軍:**其實我剛才講舊冷戰的時候已經説過了,舊冷戰是產業資本階段的產物,產業資本是有國界的,產業資本家是有祖國的,且那個階段上所有發展中國家都還沒有進入產業資本階段,毛澤東“三個世界理論體系”的提出,是能夠有效的解構老冷戰的地緣政治戰略,那就出現了中國跟大多數發展中國家形成了一個所謂的反帝陣營。更何況老冷戰時期,所謂霸權國家在很多發展中國家採取了很多很糟糕的策略,搞暗殺啊,搞軍事政變啊,搞暴動啊,等等。那個階段,老冷戰雙方的話語體系並沒有明顯的分出勝負,所以在那個階段毛澤東的“三個世界理論體系”應該説在解構老冷戰意識形態上是有效的。
那現在呢,應該説有些條件是不具備了。第一,我們已經講了,新冷戰屬於金融資本階段,金融資本是無國界的,全世界流動的,金融資本家也是無祖國,因為他們根本就不必非得在哪個國家,他們可以在那些低税的國家去註冊,他們可以買個島去享受。他們不必非得為哪個國家納税,等等。美軍、美金、美製、美言,它是一個覆蓋全球的完整體系,想挑戰這個體系,那就得有解構,像當年解構老冷戰那樣,比如出現像“三個世界理論思想體系”,才有可能起到解構的作用。美國的一些老人政治家,他們把老冷戰體系直接拿出來對付中國,儘管大部分是無厘頭的,是非理性的,但他們畢竟把這一套東西拿出來建立了一個“反共不反華”的意識形態説法。
但目前,中國經歷過冷戰的政治家很少,經歷過冷戰的學者也很少,至少在思想理論方面能拿得出的應對話語還有一定的欠缺。因為中國長期以來沒有準備,所以我們説現在中國還不構成解構新冷戰意識形態的能力。希望大家聽了今天這個講座之後,自覺的去做點自我反思,看看我們有哪些還可以提的出來的思想武器。只有大家羣策羣力,發動羣眾永遠是我們的工作法寶,只有這樣我們才有可能有構建面對新冷戰挑戰,特別是新冷戰意識形態這些非理性説法的挑戰的能力。這個準備工作,希望大家一起做。不過,如果簡單的從經濟理性出發,恐怕很難真正解構冷戰這種非理性的挑戰,所以大家先要有點思想創新能力,然後才有可能討論的出來什麼是今天中國面對這樣一個挑戰所應該採取的措施。
當然經濟戰略上我們國家已經開始有一些方針了,就是剛才説到的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戰略,但在其他方面,我們還有很多值得進一步努力的地方,希望大家共同努力,謝謝你的問題。
問:您剛才在講的時候,講到了我們現在這個局面,提到了鄉村振興戰略的重要性,想了解關於鄉村振興的具體操作的策略,以及普通人怎麼參與進來?
**温鐵軍:**這個問題其實大家可以在網上搜索我關於鄉村振興戰略的解讀。在應對新冷戰的這種無理性的挑戰的時候,特別強調了鄉村振興得和其它幾個戰略相結合,比如説當我們講鄉村振興的時候,強調一定要把農業供給側改革和金融供給側改革結合在一起,當我們在推進鄉村振興戰略的時候,一定要和城鄉融合戰略結合在一起。在這些提法上,其實都有很多具體的政策建議,今天這麼短的時間肯定不能讓你們滿足。鄉村振興戰略是一個非常深刻的一個思想,實際上它是這個國家如何重啓國內大循環,並且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的一個非常重要的戰略。
從國內大循環這個角度來看,鄉村振興最能夠形成的是新生產力,和新基建的綠色投資結合起來,在生態文明導向下,投資在山水田林湖草的綜合規劃系統開發上面。而這意味着我們過去工業化時代所追求的平面資源開發,轉變成空間生態資源的立體開發。它才是所謂國內大循環的主要對象,因為我們是一個三級台階分佈,地理淺表資源千差萬別的一種狀況,大家應該知道我們國家的差異性,因多山多水系,因為各種地形都有,使得生態化是我們非常重要的發展基礎,只有鄉村社會的生態化發展才能夠使得空間資源的綜合開發綜合利用成為中國國內大循環的重要內涵。
為此,我們再把金融供給側改革嫁接過來,以各個農村村域範圍內的生態資源作為發展的基礎,發行村域發展的債券,可以叫做生態債券,或者叫做鄉村振興債券。然後,人民銀行增加人民幣的貨幣發行,把人民幣錨定在生態資源的開發上,用債券來吸納人民幣,就使得大量的金融下鄉,並且金融下鄉又是由村自己來掌握。農村整個以村集體為名的公司化的發展,就會成為一個國內大循環的重要力量。所以我們説,要把生態債,或者是鄉村振興債券,和貨幣發行錨定在一起,讓它變成國內大循環的血液流通體系,然後再進一步推行生態資本深化,讓國內的資本循環和生態資源的開發緊密的聯繫在一起。由此,以國家主權能夠掌控的生態資源為依據推動整個貨幣體系和資本市場體系與生態資源的空間化開發結合起來,形成一個國內大循環的經濟體系。
至於説大家各位怎麼參與,你們其實要考慮的是城鄉融合戰略,尤其是作為城市人,大家在疫情中都已經反思,這種長期在封閉的城市環境中的生存方式,是無力提高自己的免疫程度的,當任何疫情爆發的時候,首當其衝受到打擊的就是我們這些城市人,那怎麼辦呢?下鄉。我上次的講座中已經告訴大家,大疫止於鄉野,用我自己的例子來説,疫情爆發的時候我就在鄉村,那個鄉村的整個環境有利於提高個人免疫力。周圍的鄉親們,幾乎都沒有誰去認真的在乎這種事情,就是因為農村不發生這種疫病。因為它的自然資源環境條件,導致人和自然生態直接結合,所以你們説每個人自己應該怎麼做,我説走近鄉村,迴歸自然,推進生態文明,才是我們21世紀應該有的方向。謝謝你的問題。
問:中國面臨現在這個新冷戰,您提到的三種戰略,如何與其它國家聯繫起來,尤其是在全球非主要國家都面臨這種危機的情況下?重新迴歸農村的戰略是非常有意思的,但是在農村的狀況,尤其是在亞洲其它的發展中國家是有不同的特徵的,在鄉村建設的區域的經驗交流方面,您有什麼建議?在危機發生的時候,農村到底能為城市做什麼,尤其是在金融領域,能夠提供什麼樣的策略呢?
**温鐵軍:**第三個問題剛才已經説了。前兩個問題,第一個我是覺得人類命運共同體,有一個共同的內涵,就是生態化。我們大家都知道這些年,發生了非常多的嚴重的氣候事件,無論是氣候暖化所帶來的的各種各樣的災變,洪水、乾旱等等。還有很多其他的各種各樣的挑戰,這個是比我説的新冷戰更為深遠的、更有歷史性的挑戰,是人類按照資本主義的發展方式,過度的向大自然索取,破壞了生態環境所造成的這種生存危機。所以當中國開始強調向生態文明做戰略轉型的時候,這其實是對人類命運共同體所作出的一個貢獻,如果像中國這種世界人口最多的國家,並且也是製造業最大,金融總量最大之一,同時也是污染最嚴重的國家,假如中國能夠漸進的實現生態文明的戰略轉型,那就對於世界來説,是有重大歷史意義的,也是有現實意義的。
因此,我希望世界各國,特別是發展中國家,關注中國在生態文明轉型中的各種經驗和教訓,關注中國的各種政策。這一點,應該説世界上任何國家都可能感興趣。當然,如果已經納入了美國為首的新冷戰陣營,對這些可能毫不關心了。但這才是人類社會應該共同去努力的方向,所以我回答他的第一個問題,無論我們遇到的挑戰怎麼應對,都應該僅僅圍繞生態文明轉型。生態文明轉型要求兩型經濟,那就是所謂的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經濟,最終朝向一個可持續的包容性發展。從這個角度來説,第一次南南論壇在香港召開的時候,我們就明確提出了三個原則:
第一個就叫做資源的在地化主權,當時提出叫做sovereignty,本地的原住民應該對本地的資源環境有主權,自主開發,自主發展。第二個我們叫做solidarity,各種社會力量應該去實現聯合,才能有一個穩固的社會基礎。第三個,我們當時還在説,只有前兩個實現了,才有第三個,即大家有一個可持續的安全基礎Sustainability。這樣一個“3S”的原則體系,應該是我們跟世界各國的朋友們分享的基本原則。按照這三個原則,才有自主的發展,才有可持續,才有包容性。
第二個問題,從鄉村角度來説,當大的危機發生的時候,鄉村尤其是原住民社會的鄉村,有着非常豐富的彈性,可以把它叫做“海綿社會”。就像人們在討論城市如何吸納降雨時提出的“海綿城市”。從這個感覺上,我們理解鄉土社會從來就是個“海綿社會”。我剛才説到中國人的一句老話,叫做小亂避城,大亂避鄉。其實就是當人類社會發展到一定階段,各種各樣的資源環境越來越緊張的時候,往往會出現惡劣氣候變化,往往會出現巨大的衝突。這個時候,城市是保不住的,一般的軍事性衝突都會攻城略地,只有鄉土社會才是人類生存下去的機會,才是避難地。從中國自己的歷史演化過程來説,每當大的戰亂爆發的時候,比如大家知道南方有很多所謂客家人,客家人很多就是從北方的城鎮,各個家族向南方山區轉移,其實也就是逃亡。然後在南方山區再度恢復他們的文化和他們的生存方式,而形成的一種文化現象。
這也充分説明,跟自然資源,跟生態緊密結合的鄉土社會,是人們在遭遇危機的時候的避難所。在我們推進新鄉村建設的早期,大概距今得有20年左右了。當年就有媒體的朋友問我,説温鐵軍你這個搞改革的,你怎麼會去像20世紀二三十年代的鄉村建設派那樣,去搞改良了。我回答説,我已經看到了這個社會在激進化的大潮之中必然爆發危機。我現在的做法,無外乎就是這種激進的危機爆發的時候,在鄉村社會打造幾艘諾亞方舟。儘管這個回答不是很不貼切,但是仍然可以適應於這個國外朋友的問題。鄉土社會並不是可以自然而然的就承載危機,一定是要通過建設。我們這個鄉村建設運動之所以在這一百多年來延續,就因為這一百多年是中華民族充滿着各種嚴峻考驗的歷史階段。
從早期帝國主義列強侵略,到自己內部發生分裂,然後形成軍閥割據混戰,然後逐漸形成民國的統一,再到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建立,再到進入工業化,整個這一百多年的跌宕起伏,如果沒有一批人俯下身子去身體力行的在鄉村開展建設,那在遭遇到大危機,這個民族生死存亡之際,鄉村也是缺乏承載力的。因為每次的所謂激進工業化高潮,都會加強對鄉土社會的剝奪,鄉土社會實際上已經在大量的失血,它在衰敗之中,它一般是承載不了危機的。往往因為承載不了,它的代價太大,而導致鄉土社會率先爆發衝突,演化成各種各樣的革命。所以我們現在的鄉村建設的這些做法,是看透了這一百多年的風風雨雨,轉向踏踏實實的去開展改良和建設,試圖維持住一些尚可達到可持續要求的地方,才能承載得了城市為主體的社會爆發的危機。當人類不能在城市生存的時候,你才有可能像一塊海綿那樣吸納爆發在城裏因過度激進的發展主義而形成的危機的代價。
最後第三個問題,其實我剛才已經説了,就是鄉土社會的重建,鄉村振興一定是跟國家的金融體系重建緊密結合的。以國家主權能夠控制的空間生態資源的開發,用這個資源來支撐發債,債也是資產,只要把資源變成可交易的資產,這個債就是有基礎的。用村集體的公司來發債,縣作為融資來吸納增量貨幣,然後村的債交到縣這一級,縣這一級把貨幣轉化成對村一級的投資。由此,鄉村建設就能夠帶動整個國家的信用基礎,債務和貨幣這兩大信用工具,在鄉村社會的生態化發展過程中得到穩定的基礎。那這個國家的國內大循環才有基礎,鄉村振興要起到壓艙石的作用,就是鄉土社會的生態化發展。
最後希望大家理解,我們試圖打造一個新的發展戰略,不是那麼激進發展主義的,但又不可能完全避開激進發展主義。因為城市已經完全是激進發展主義的主要地區了,所以我們説,它的危機爆發,它的矛盾將會轉嫁出來,它的代價將會轉嫁出來。我們只有加強了鄉土社會的生態化轉型,我們才能因人與自然之間的緊密關係,依靠大自然,依靠生態化,來應對這場前所未有的歷史性的大危機的挑戰。
好了,我回答完了,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