陸一：害了孩子，肥了教輔，誤了國家：減負為何越走越偏？
【文/陸一】
近十幾年，教育減負的議論甚囂塵上。各級政府為了回應這種呼聲，從教學到考試、從課內到課外，出台了一批批限制性政策，卻陷入久治不利的困局。學生的學習狀態未見實質性改善，甚至還有進一步惡化的跡象。2018年起，為了徹底封堵“校內減負校外增負”，教育主管部門已經不得不宣稱要一一審核多如牛毛的民間輔導的教學內容是否超標。眼見這種幾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務，我們要問，減負之路究竟是走到了最強攻堅階段，還是已經日暮途窮？是時候徹底反思該不該把它作為我們的教育改革目標。
以日本為鑑，警惕寬鬆教育
同樣是人口稠密、民眾普遍重視教育與學歷的東方國家，相似減負的政策日本已經實施了30年，幾乎達到了全系統阻截教育競爭的結果，得到的卻根本不是期望的局面：
第一，“寬鬆教育”政策直接導致日本公立學校瘦弱化、空洞化、失去教育威信，私營教育機構過度擴張。其中最成功者運用商業手段，把進取的志向變成應試焦慮，通過超量教育、過度補習把焦慮變現，從而實現超常盈利。
第二，日本“寬鬆教育”政策下，由於正規公立學校無法提供充分的教育，教育供給由公立向私立轉移。這導致優質的基礎教育變得越發昂貴，家庭教育負擔倍增，全社會的教育不公平擴大。過重的教育負擔進而抑制了生育意願。
第三，國民學力顯著下跌，“寬鬆世代”難以成為“勤勉日本”的接班人。相關政策不僅降低了學業的達標底線要求，還完全不為優秀學生提供國家教育支持，甚至由於反對大規模的競賽、考試和選拔而取消了學習成績優秀所帶來的榮譽感。久而久之，寬鬆無壓力的成長觀念靡然成風，刻苦學習、拼搏進取、追求卓越確成了不健康的邊緣少數。過去30年間，日本教育寬鬆是寬鬆了，但也造就了缺乏求知慾和進取心、受不了批評、害怕擔責任、整體學力衰弱的“寬鬆世代”。這種國民性的改變令40歲以上、以勤勉苦幹著稱的老一輩日本人大失所望。
2016年5月，日本文部科學大臣馳浩在記者會上正式承認推行了30年的“寬鬆教育”失敗，明言“現行教育與當初所期待的寬鬆教育及其本質性精神存在巨大差距”，因此日本中小學將不再削減學習內容，並將從2020年開始全面實施“去寬鬆化”的新課標。然而，箭在弦上的“去寬鬆化”政策需要合格的師資隊伍支撐，但今天的年輕教師正是長大了的“寬鬆世代”。他們習慣了在輕鬆愉快的氛圍中成長，根本不知道該怎麼嚴格要求、重視質量、重視挑戰。從緊入松易，從松入緊難。日本的例子提醒我們：教育政策的慣性很大，徹底轉向至少需要一代人的過程，因此不可不慎。
日劇《寬鬆世代又如何》劇照
教育減負與大國使命背道而馳
從結果來看，日本的“寬鬆教育”政策實現了教育的寬鬆化，但在中國，類似的“減負”政策卻使學習負擔越來越重。這是由於中日兩國的社會情況有兩個質的差別。
第一，高等教育的選拔性是大國教育系統的命脈。日本由於多因素交疊，已經丟失了高等教育系統的選拔性，而中國則沒有。中國目前的高考競爭激烈，本科文憑（特別是一流大學本科）仍有社會公認的含金量。而在日本，由於18歲人口鋭減以及多年來高校過度擴招，上大學變得非常容易，大量高中學業不充分的學生只要交得了學費就能讀到本科。這種情況下，整個基礎教育的弦鬆脱了，還動搖了高等教育的“選拔性”這一起點。這種關鍵文憑貶值帶來的負面影響是我們應當警惕的。當然，這不完全是寬鬆教育政策帶來的效果，而是人口鋭減和高校過度擴招共同促成的。
更重要的是，大國、強國的教育體系必須保有積極健康的人才選拔系統，這是國家獨立自強，進而有資格參與國際競爭的底氣所在。許多人羨慕芬蘭等北歐小國的教育系統具有低選拔、低競爭性的好處，這是完全沒有理解中國作為世界性大國的使命。小國在世界格局中偏安一隅，雖然教育競爭不激烈、升學壓力小，但代價是整個國家的人才資源支撐不了健全的產業體系，只靠自己無法擁有一流的科技與國防實力，從而受制於大國主導的產業分工和經濟佈局。
正如托克維爾早就指出的，小國的特點就是生活相對自由而幸福，但代價是無力維持國家的獨立自主。歷史上，日本考試競爭激烈的時期與國家經濟增長迅猛、大國雄心上升的時期存在某種一致性。如今日本的關鍵文憑貶值，高等教育選拔性丟失，看似是教育問題，實則是國勢衰頹的表現。它給我們的教訓在於：“寬鬆教育”和“科教興邦”不可兼得。
第二，日本的“寬鬆教育”是一種“安逸富貴病”，然而中國人民總體上心態強健，認同通過教育改變命運。日本“寬鬆教育”的民意基礎在於大多數民眾生活富足後不忍心讓孩子參與學歷選拔的殘酷比拼與野蠻競爭。日本在上個世紀就實現了高等教育的大眾化，2002年更達到普及水平，全體人口中擁有本科學歷的比例遠高於中國。日本社會各階層的教育供給也非常均衡，經濟均質化程度很高，全社會的競爭和階層流動的焦慮感都不太強烈。這導致國家人才系統的活力大幅降低。
中國的社會結構、發展階段都與日本不同，基於學歷的社會流動還有很大空間，同時教育水平也還存在較大的地區差別、城鄉差別和校際差別。中國至少有兩個羣體的民眾不信任“減負”。其一是數量龐大的為造就家中第一代大學生而竭盡所能的家庭，他們相信通過艱苦的競爭可以獲得公平的向上流動機會，改善生活境況。其二，許多城市家庭雖然已經擺脱了物質的匱乏，但希望通過比較公平的、唯才是舉的方式來獲取相對較好的教育資源。他們承認學業負擔是向上流動改變命運必須付出的代價，從而抵抗“關係”、信息不對稱和金錢等不公平的上升途徑。
曾經被報道的“衡水中學現象”，正説明這種全力以赴“造就第一代大學生”的需求在目前依然巨大。而近幾年城市教育培訓機構的迅猛發展，甚至成為市值超過百億的上市公司，則可謂第二類羣體的奮鬥寫照。可以説，中國民氣尚存，減負呼聲雖響，但尚未成為全民共識。在當今中國，參與學業競爭的意願之強烈，根本“堵”不住。
減負如治水，宜疏不宜堵
“越減負擔越重”的悖論可以用“大禹治水”來類比：水是自然的饋贈，源源不絕，正如民眾對獲取優於他人的教育機會和學歷文憑有着難以改變的天然需求；水是國家生存和發展的基礎，水太大成災，乾涸也成災，水應該到達需要它的地方，民眾的競爭活力與進取意識也同樣應該善加引導，而非堵截、打壓。正如治水宜疏不宜堵，“堵式減負”也很難成功，甚至可能會適得其反，釀成大災。
所謂“堵式減負”，首先表現為禁止公辦教育提供超出規定標準的教育，對超標的學習願望設置各種障礙。於是許多人轉而投奔民辦學校、私立學校，或是課後參加各種提高班來抵抗、躲避政策“圍堵”。然而，私營機構的商業定位不同於公辦學校的使命感，追求盈利的本質使它們千方百計地刺激消費、製造不正常的競爭焦慮，家長和學生的負擔因此都更重了。後來，減負政策出台升級版，阻止各種形式的學業競爭，好像只允許所有人齊平而坐，不允許有人站起來；為了體現抹平效果，不惜禁止能夠顯著區分學力差異的公平競賽，阻塞憑藉努力學習通向卓越、優秀的出路——堪稱“堵死式減負”。
從降低學業標準、禁止提供更高水平的教育，到破壞考試選拔體系，“堵死式減負”試圖從源頭入手，取締競賽選拔、禁止各種課內外輔導，既取消了教師因材施教的可能，也剝奪了學生個性化求學的權利。如果錯誤的減負政策繼續加碼、剛性化，被堵死去路的學生家庭寧可選擇上國際學校、雙語學校、全英語學校。具不完全統計，由於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的需求激增，此類學校在近三年內招生數擴大5倍以上。同時，他們許諾高薪和上不封頂的教學自由來挖走大量體制內最優秀的教師，也是非常不正常的現象。
弔詭的是，此類政策透露出一種對現有教育選拔體系的否定，它要達到的那個願景和我們自己已經走過的道路、取得的成就相互牴觸。這種扭曲和內耗大大傷害了公辦教育系統的教育工作者；其內在的自相矛盾，撲朔迷離的反選拔式升學系統，令大批有進取心、有金錢但無關係、無門路的城市中上階層家庭極度失望，不得已而投入到以美國為主的國際學校教育選拔體系中。
2018年美國本科申請被稱為“史上最慘烈”，許多SAT 1500分以上的學生無緣排名前30的大學。哈佛大學以4.5%的錄取率創下歷史新低，紐約大學申請人數2018年也達到75000人的歷史高峯，錄取率僅有6年前的一半。可見，國際學校之路的競爭絕不可謂不激烈。大批向學進取的家長和學生並不反對苦學、逃避競爭。這些家庭在中國近幾十年的發展中已經獲得了富足安康的生活，這羣“60後”至“80後”的家長自己受惠於國家教育選拔體系，他們中的大多數並不是非要子女背井離鄉到海外求學不可，逼走他們子女的是不正常的教育選拔系統和優秀教師從公辦系統出走的潮流。
如果説“公辦瘦弱，私營肥滿”的現象反映“堵式減負”政策的第一波擠出效應，那麼中上階層普遍對國家教育選拔體系失去信任，而私立國際學校、“洋高考”大行其道就是“堵式減負”政策迫在眉睫的第二波擠出效應。
重新確認中國教育的珍貴傳統
縱觀古今中外，幾乎不存在不受批評的教育系統。我們的教育政策不能在改革中失掉戰略定力，稍有非議就忙亂地把富裕寡民的小國或政體傳統截然不同的大國當做榜樣，試圖用改變軌道的方式來解決眼前遇到的困難。教育的優化沒有捷徑，教育問題從來不會因為改變體制或者更換一套觀念就自行解決。每一條發展軌道都有各自固有的長短利弊，看似通過變軌就能解決我們眼前的問題，卻不知道換了軌道會隨之帶來新的問題。
並且，每一條教育發展軌道都有與之相契合的政體與國情，輕易的教育變軌會造成嚴重的系統性內耗和斥力。在減負的名義下使校內教育空虛化，在素質教育的名義下禁止必要的考試競賽選拔，從小關閉學生通過發奮學習考上自己嚮往的學校的通道，使所有壓力堆積在高考，進而視高考制度為萬惡之源，再通過改革架空高考的選拔性，近幾年這一系列的政策很難説符合中國的政體和國情。
本文認為，目前的當務之急是重新確認中國教育的珍貴傳統、重新迴歸中國教育發展走過的正確道路。
第一，全民的向學之心、通過學業成就改善生活的進取之心非常可貴。東亞的這種文化雖然會加劇考試競爭，但在這個科技創新決定國家和民族命運的時代，比起其他國家存在的高調的反智平等主義、“讀書無用論”等懶惰厭學的觀念，我們應該以此為文化自信，而絕不是文化自卑。
第二，我國的教育體系已經成功建立起有凝聚力的價值追求和人生實現路徑。每個人的學力得到公平對待，同時簡明高效地實現國家級選才，這樣一種“高考精神”深入人心。高考制度使得大學能夠招收到一批批優秀的學生，進而將他們培養成為國家和社會需要的、符合主流價值要求的人才，為我們這個多民族、多地域差異的國家提供凝聚力。2017年高考日，美國福克斯新聞標題直言：“高考，中國能搶走我們學生飯碗的原因”，強烈批評美國遠比不上中國對教育的敬重態度。
第三，中國基礎教育中的數理學科長期居於世界領先地位，還擁有“學好數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等積極的價值信念。數學、科學不僅有具體的實用價值，也是高效能的思維訓練。國民的數理基礎對中國各行各業現代化都很重要，尤其是面對大數據、人工智能等信息技術引領的未來。
世界範圍的PISA測試顯示，日本在基礎教育寬鬆化之後，中學生的數學應用和科學素養從1999年位列OECD 15國第一，一路下跌到2007年的科學第六、數學第十，媒體紛紛嚴厲批評：“全世界小學生都知道的知識只有日本小學生不懂”、“科技立國成為泡影”，日本舉國譁然。美國由於國民數理基礎嚴重不足，且懼怕數理學習，數學和科學被冷落為“非主流”，其教育領袖認識到新生勞動力的科技創新能力低下將嚴重影響國家綜合實力，才促使中央政府專門支持振興STEM（科學、技術、工程、數學的首字母縮寫）教育。英國教育部更是組團到上海學習全套的數學教育。如果説中國目前的數理化教育仍存在苦學無獲的情況，要改進的應該是教育方法和選拔效度，而不是降低課業標準。
再者，不同教育體系和發展軌道的利弊長短隨着國際教育研究的深入與拓展越發鮮明可見。過去中國的教育常被詬病“分數至上”、“應試僵化”，但是越來越多的研究和事實證明，嚴格考試指揮棒下，教育並沒有抹殺獨立思考的能力，而且由於有效的考試選拔，中國的基礎教育實現了有限成本之下的迅速發展。
美國教育一向注重培養批判性思維，為自由社會培養有獨立思考能力的公民，其生均花費世界第二，僅次於人口稀少的盧森堡。然而，多次PISA測試一致顯示，美國15歲學生的批判性思維和獨立思考能力反而不如亞洲學生。在中國12個省市測試後，PISA發言人安德烈亞思·施萊歇爾指出，即使在中國貧困的城鎮和農村地區，學生的成績也已經非常接近PISA參與國的平均水平。無論在死記硬背類型，還是在考察思維能力的測試中，中國學生都獲得了較好的成績；學生的獨立思考能力與邏輯思維水平非但沒有那麼糟，還屬於國際優秀梯隊中的一員。
中國基礎教育模式的成功，使得“Chinese Learner”（中國學習者）已經成為國際上一個專門的教育研究命題。不少研究證實，與西方學生的規律不同，善於記誦的中國學生也同樣善於思辨、比較、分析、綜合、應用；兩者不僅不矛盾，高質量的記誦還是高階能力的前提。另外，嚴格的考試還能起到磨鍊精神力量、鍛造意志品質的效果，這又恰恰是歐美教育界當前最推崇的“Grit”（堅毅）品質。
終結“堵式減負”，轉向“疏導提質”，支撐科教興國
一個良好的教育選拔系統會支持學生通過勤奮努力創造光明的前途，學習狀態就算辛苦，也是積極健康的。“堵式減負”的致命錯誤在於其表面化地迎合了兩種民意：一種是錯把小國寡民的教育模式樹立為榜樣，追求某種能夠繞開選拔競爭的“理想教育”；另一種是忽視優秀教育的實質性建設，不理解教育和學習的內在規律，簡單地用學業負擔的輕重、外行人的滿意與否來衡量教育質量。
近年來的現實説明，當教育和選拔系統在“堵式減負”的強行壓制下變形、劣化，學習狀態只會更加糟糕，國家的教育和人才系統將面臨危機。因此，我們提出“疏導提質”的策略，既是對“堵式減負”的糾正，也是對其流弊的修補。
（一）疏解淤塞：強化公辦教育供給
在一些國家，政府的教育責任主要是“保底”和“抹平”，高挑戰的、因材施教的優質教育供給幾乎全是私人家庭、私立學校、私營機構的事，這可能符合他們的政體原則和有限的治理能力，但不符合中國的發展道路和人民期待。我們希望公辦系統能夠提供最好的教育，而不是最低標準的正規教育。學校不能出讓太多學生的日常時間，也不應過度降低課業標準，迫使家長憂慮焦急。
因此，我們提倡公辦為主體的正規學校教育大大充實所能提供的課內教育。除了課內時間，正規學校教育還應開放並強化校內輔導，承擔起更長的在校教育時間。在課外時間裏，在職教師要基於科學選拔而不是僅憑意願來對最有潛質的學生提供更富挑戰的學業輔導，從而使最優秀的考試、競賽成績誕生於校內的輔導。除非學習成績優秀的學生確實出自學校老師的輔導，否則就不足以抵擋私營輔導機構的營銷誘惑。校內輔導的開放不僅能根治目前課外輔導機構的泛濫與暴利，同時也能賦予在職教師以正當的、上不封頂的教學自由，並且用尊嚴感、使命感、成就感和經濟收益把最有才能的教師吸引到體制內，而不是反過來把他們擠出公辦系統。而校外輔導應定位於補充性、多元化或創新性、實驗性的教育供給，學生出於興趣、個性化需求和付費自願去參加。
（二）因勢利導：鞏固競賽，擴大選拔供給
選拔和教育是一體兩面、相輔相成的，有效教育的前提是有效的識別、遴選。如果學生的天賦才性無法被識別，不僅學業努力得不到應有的激勵，教育者也會喪失衡量學力的可靠依據。繞開選拔看似輕鬆，但其後果是教與學都將陷入盲目的焦慮之中，導致教育資源錯配、整體性低效。“堵式減負”不僅沒有在提高教育和學習質量方面作出多少貢獻，其加強版本還變成一種對優秀冒尖學生的打壓，敵視考試競賽，使學校教育空洞化——既沒有樹立學生的使命感與榮譽感，也沒有樹立師道尊嚴。
公平考試、唯才是舉，這是中國人自古以來的價值觀，是中國長久以來各行各業人才輩出的制度與文化保障，應該被傳承、發揚。一些歷史悠久、效果公認的學科競賽不僅不應該叫停，還應該探索創新更多有效的競賽方式。着眼未來，國家的科技創新戰略必然需要拔尖的人才，而數理化學科競賽對人才培養和學習風氣的引導都非常重要。某些競賽過熱的問題不能歸咎於競賽本身，而往往在於官方沒能提供更廣泛、多元的公平選拔途徑。我們提倡，只要是對人的發展有益、對社會有益的才能，並且能夠被客觀識別和公平競賽的，比如音樂、棋弈、體育等，都可以考慮納入選拔的範圍。歸根到底，開什麼科，取什麼士，自古就是中央政府的國家戰略，國家從頂層設計上應該擔負起這個責任。
2019國際數學奧林匹克競賽，中國隊獲團體冠軍，6名隊員全部摘得金牌。
（三）提質增效：建設選拔與培養相得益彰的健康教育生態
我們認為，政府應當堅定地樹立符合中國國情的教育宗旨，系統性、深層次地着手改進教育系統，而非從外界一時的褒貶出發，局部地、表面地進行改革。政府應當設置更高的學校教育與辦學標準，加大對師資的財政投入，從內涵而非硬件上改善學校的辦學條件。在資源分配上，應追求增長的均衡，而非削平的均衡，也就是以不損害優質學校的教育質量為前提，更多地幫助弱勢學校。如果採取截長補短的政策，總體的教育質量並非不變，而是會下降，因為師生之間、同學之間能力水平的不適配將造成很大的資源浪費和內耗。
長期以來，考試總是被歸咎，卻得不到紮實的研究與切實的優化，好像除了痛斥考試之惡，所有試圖改進考試的努力都有支持應試教育之嫌。設計優良的考試和競賽並不會加重應試負擔，反而有助於引導正確的求學目標和期望，使擅長者得到應有的激勵，不擅長者儘早轉向、找到自己的所長，也使教育者能夠根據可靠的信號來因材施教，從而優化教育資源適配，可謂系統性增效。
因此，我們認為考試應繼續在教育系統中起到指揮的作用。要奏出人才輩出的交響樂，指揮的水平必須提升。考試既不是越多、越難越好，也不是越少、越簡單越好。什麼樣的考試在什麼科目、什麼階段識別天賦與努力更有效，什麼樣的考試容易被應試技巧所破解；什麼樣的考試催人奮進，什麼樣的考試消磨求學志向、助長應試套路，都需要紮實的研究與討論，而不是因噎廢食地簡單否定。我們迫切需要解放思想，加強考試與命題研究，使考試競賽既有利於選拔，也能與教育和學習形成合力。
應試刷題盛行反映的是教育能力的不足，而教育能力終究落實在提升教師、校領導與地方教育部門的水平上，而目前這個羣體自身的學養離教育發達的國家還有不小差距。這提醒我們，不論社會經濟發展多麼迅猛，教育必須耐着性子一代一代地改善，欲速則不達。在這一過程中，我們要堅定地支持公辦學校承擔主要的育人責任，提升校領導和教師的專業水平，激勵學業優秀的青年站上教師崗位，在非業務性的管理中為教師鬆綁，減少監控式管理，加強分學科的專業性輔導，改變以“刷題”為主的教育方法。目前，我國一些中學已經做到了考試成績與素質教育的兩相兼顧。這樣選拔與培養的珠聯璧合才是中國特色、世界一流的中學教育。
玉汝於成，我們要為努力上進的學生打開寬闊的奮鬥通道與多元、自主的發展空間。當教育和選拔系統充分舒展開來，學業的競爭壓力就會得到良性疏導，“減負”將不再成為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