呂德文：東台高速哄搶豬肉事件——羣眾錯了，政府道歉，這是什麼邏輯？

【文/ 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呂德文】

近日，一輛貨車在鹽城富安鎮路段高速上被追尾，裝載的部分豬肉被拋灑到高速路下的村莊，近7噸豬肉被村民哄搶，損失近30萬元。事情經受害者披露後，涉事所在地東台市委宣傳部10日晚間在官方微信公眾號刊文《真誠致歉》，對羣眾撿拾凍豬肉的行為表達歉意。

當地黨委政府宣傳部門公開回應社會關切，當然值得讚賞。如果地方黨委政府做錯了事，向公眾道歉，亦屬理所當然。只是，這個道歉信，總讓人覺得不對勁。羣眾錯了，政府道歉，這是什麼邏輯？

從始至終，哄搶豬肉事件發生後，輿論都沒有指向地方政府。畢竟，這一事實很清楚，説到底是少數羣眾自發的哄搶行為，和政府關係並不大。哄搶有其深刻的社會根源，並不是某地某個人羣的特殊現象。事實上，貨車出事故，沿路村民哄搶散落貨物的事件，並不是現在才有，過去一直都有。乃至於，“哄搶”作為一個違法行為，在治安管理處罰法和刑法等法律中，均有明確的懲罰規定。

從社會學的角度看，哄搶行為首先不是社會治理的結果，而是一個正常的“社會事實”，並不因為它是違法，甚或是病態的現象，就不存在。概言之，哄搶行為是一系列社會機制共同作用的結果。

首先是責任分散。哄搶行為是聚眾行為，參與其中的個體因為責任分散，有極強的安全感。比如，這次事件中，雖然事主損失了近30萬元，但如果有幾十上百人蔘與其中，每個人承擔的責任並不大。大多數參與“哄搶”的人恐怕心裏想的也是，要罰大家一起罰。

其次是從眾。簡單説來，在聚眾行為中，人們一致行動的壓力，很容易變成為非理性的烏合之眾。當現場中大家都在“撿拾”豬肉的時候，一個參與哄搶的人很可能會感受到“異類”所帶來的無形壓力。乃至於，在不拿白不拿的哄搶邏輯下，不參與的異類就會被認為是故作清高，“傻”。事實上，在眾多的哄搶事件中，有些人並不一定是要佔便宜，而是為了和他人保持一致而參與。

再次是社會慣習。對於大多數人而言，“撿拾”意外之財，並不需要很多理由，很可能就是一種習慣。高速公路上貨車翻車，由此導致貨物散落在沿途村莊，這對當地村民而言，的確是一個“意外之財”。畢竟，村民並不認識貨主，亦對有關的物權規定毫無概念，這更與長期以來形成的關於“天上掉餡餅”的財物分配文化，具有天然一致性——“不拿白不拿”，“先到先得”等做法，其實是有堅實的文化基因的。在這個習慣中，驅動人們採取行動的是“撿拾”的習慣，而不會顧及“哄搶”的法律意義。

一個正常的社會現象，當然並不就是合理的，更不是理所當然的。在這個意義上，合適的社會干預是必要的。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政府當然負有相應的責任。

簡單而言，儘管哄搶現象具有客觀性，但並不意味着它不可抑制。就當前的社會發展階段而言，很多社會機制發生作用的條件均已發生改變。只要政府積極介入，這些條件會發揮出積極作用。

過去，“法不責眾”的現象之所以普遍存在，並不是法律沒有規定，或執法機關不願意去責罰違法者，而是責任的認定並不容易，固定證據也有困難。如果一個聚眾哄搶行為有策劃、組織，那還好辦，可以通過一系列的刑偵技術固定主要責任人，並對其採取嚴厲措施。但大多數哄搶事件，其實是“偶遇”，也許是某個人先看見了，採取了“撿拾”行為，然後口耳相傳，附近的羣眾也都採取了“撿拾”行為，聚合起來就成了哄搶。這中間，根本就沒有組織和策劃，也不存在誰是領頭的。

況且，絕大多數哄搶財物，並不特別。近些年媒體報道的哄搶事件，受損財物幾乎都是農副產品。公安機關要對每一個人責任追究，耗費了大量警力不説，效果還不一定好。受害者其實也瞭解這種情況，也就抱着“自認倒黴”的心態，認了。

但當前的社會條件發生了極大變化，某種意義上，“法不責眾”的社會基礎已經不存在了。比如，智能手機的普及，以及各種監控設備的完善，確實在相當程度上固定了證據，參與哄搶的違法者，其實是很難逃避的。而參與者只要意識到這一社會條件，法不責眾及從眾的機制就很可能不起作用。畢竟，哪怕是責任分散到微不足道，也還是責任。在證據可查，責任可究的情況下，“不拿白不拿”的“自然法則”已經不復存在。

地方政府的責任就在於，需要對聚眾哄搶行為採取積極的社會干預措施。無論是社會慣習還是從眾，其實都存在一個集體行動的觸發機制。一個民風良好或治理有效的社會，一些有公德的個人和基層幹部，往往會第一時間站出來，以自己的行動引導聚眾行為。比如，面對散亂在地的貨物，如果有人站出來維持秩序，保護這些貨物的安全，那些本來就無意願佔小便宜的人就不會有羣體壓力，那些無意識參與的羣眾，也會潛在地改變過去的習慣，哄搶行為就很難發生。可見，加強精神文明建設，並不是一句空話。

但這並非法律責任。地方政府和執法機關真正需要做的是，需要及時回應受害者的正當訴求。哄搶發生以後，地方政府和執法機關需要積極調查，把受害者的損失降到最低。並且，也需要把這一事件當作一個警示，對民眾進行教育。

只不過，核心還是一點，錯的是羣眾，不是地方黨委政府。事實上，地方黨委政府因為某個村的部分羣眾的哄搶事件，就公開道歉，這是不合適的。

首先，哄搶事件是一個偶發事件，也是部分村民的行為，它並不是當地大多數羣眾的行為。在這個意義上，東台和東台的廣大人民羣眾，不應該為此背鍋。

其次，從這次事件的處理看，當地政府和公安機關的處置還是比較得當的，接警後的第一事件就進行了調查，並追回了一些貨物，且還承諾嚴肅處理違法人員。相較於過去一些地方在類似事件中給人留下“法不責眾”的印象，以及事主最終“自認倒黴”的結局，這件事的處理還算不錯。

地方黨委政府替羣眾道歉，從地方的輿情應對的角度説，這種低姿態，當然是情有可原。但是，從長遠看，這未必是一件好事。本質上，這種做法表明，一些地方政府抱有一種父愛主義的執政觀。在父愛主義的執政觀中，國家和民眾之間的關係是擬父子關係，政府要對民眾的一切行為負責，而民眾也需要服從政府的要求。這顯然不適合當前的政治文化。在全面依法治國的今天，民眾需要對自己的行為負責，地方政府既不能包庇民眾，也無需為其受過。

在這個意義上，地方黨委政府摒棄父愛主義的執政觀，本身就是正確干預聚眾哄搶行為的內在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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