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迦陵：特朗普牽起以色列和阿聯酋的手，能帶來地區和平嗎？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孫迦陵】

8月13日，以色列與阿聯酋宣佈建立全面外交關係，雙方將於三週後至白宮簽訂和平協議，近期也將就能源、旅遊、直航等領域派遣代表團共議合作。

自1948年建國以來，以色列與阿拉伯世界交戰，遂令剛解殖的中東再被軍事夢靨籠罩，無論是以色列，或約旦、埃及、敍利亞，各方皆以軍方勢力的崛起來響應時代紛亂。

而驅動此現象的深層情感，先是阿拉伯民族主義與猶太復國主義（Zionism）的較量，再是泛伊斯蘭的負隅頑抗。截至今日，離散的巴勒斯坦人已茁壯至600萬之多，巴以間跨越一甲子的軍事對峙，既重創中東發展，也令雙方人民活在敵意與撕裂中。

面對此般衝突無底洞，阿拉伯國家多已逐漸離場，故以色列得以在1979年和1994年先後同埃及、約旦建交，也曾在1999年至2010年間與毛里塔尼亞有過外交關係，其餘國家也多放棄武力支持巴勒斯坦的立場，轉而謀求與以色列的私下合作。

如今阿聯酋與以色列的互遞橄欖枝，雖有彼此的政治發展考慮，也與斡旋的特朗普個人急欲拉抬選情有關，但阿以的和解趨勢仍是此事背後的歷史主旋律，這份協議無法保證和平，但代表阿拉伯世界欲對巴以問題斷尾求生的決心。

在與以色列交好的隊伍上，阿聯酋雖不是第一個，卻也不會是最後一個；恰如阿拉伯諸國與巴勒斯坦的情感崩裂，這已不是第一次，自也不會是最後一次。

以色列（藍）與阿聯酋（紅）所在位置（圖/維基百科）

“伊朗威脅論”對阿聯酋有多少解釋力

此次建交消息一出，多有將其歸咎於阿以共抗伊朗威脅的論述，但筆者認為事件的複雜度遠過於此。

首先，伊朗確為海灣石油國公敵，雙方的敵對態勢短期內也尚無和解可能，但“伊朗威脅論”的成形絕非純然的客觀產物，而是在某些偶發事件後，受政治催發而成。2010年，中東爆發“阿拉伯之春”，當時西方媒體普遍將其譽為“第四波民主化”，但這陣革命狂潮最後真正改變的，並非獨裁政權的生命，而是一系列地緣政治的圖景，“伊朗威脅論”即是產物之一。

在阿拉伯之春擾動下，海灣各國自2011年起漸生騷亂，不僅沙特東部與科威特皆有民眾暴動，巴林更上演派兵鎮壓的慘劇，整個海灣約至2012年才恢復過往安寧。秋後算賬時，由於沙特與巴林的示威勢力多為什葉派，各國君主們一來對此恐懼不已，二來有意遮掩內部的政治與經濟矛盾，故普遍同意將此次騷亂歸咎於伊朗“干預”，“威脅論”於焉成形。

雖説什葉與遜尼衝突是中東的老議題，海灣與伊朗確也存在地緣競合關係，但阿拉伯之春的到來，無疑是讓這股對峙上升到了新高度。在此氛圍下，海灣各國明顯有意緩和對以色列的仇視態度，故而紛紛展開探路行動，其若非暗自與以色列洽談商業合作案，便是透過政府官員的公開發言釋放親善訊息。

而在傳媒圖景上，除了卡塔爾持續支持哈馬斯（Hamas），故《半島電視台》（Al Jazeera）仍堅守以巴勒斯坦為主體的敍事外，許多海灣媒體皆已調轉風向：面對巴勒斯坦發動攻擊，導致以色列平民傷亡時，其雖仍表示支持巴勒斯坦建國大業，卻已開始譴責攻擊本身，指出無論理由為何，都不該波及無辜。

2016年特朗普登上總統寶座，美國的中東政策也衝破虛掩已久的道德封印。其先是在2018年承認國際共管的耶路撒冷屬於以色列，又在2019年宣佈以色列擁有戈蘭高地的主權，更於2020年1月28日公佈備受爭議的《中東和平新計劃》，表示將以此作為巴以衝突的政治解方，不僅承認以色列在約旦河西岸的定居點主權，更允許以色列完全控制定居點。綜觀特朗普幾次行動，海灣各國大多持贊成、默許立場，縱有反對，也是作戲居多。

然而面對上述風向變化，“伊朗威脅論”雖能提供直觀解釋，卻無法彌合所有細節。在中東地區，表面上的敵意高漲，不代表全無互動空間，以阿關係如此，伊阿關係亦然，阿聯酋即為一例。

今年2月，伊朗爆發了嚴重的新冠疫情，並逐步向鄰國擴散。沙特與巴林等鷹派海灣國紛紛譴責病毒是“來自伊朗的生化攻擊”，顯然欲借威脅論的老調重彈，遮掩己身的防疫不力，然而阿聯酋並未跟進。自3月起，其便向伊朗輸送多批醫療設備，更充當公正第三方，為世界衞生組織提供包機，將醫療人員與物資成功運抵伊朗，明顯與老大哥沙特立場不同。阿聯酋之舉，既是“伊朗威脅論”流於浮面的象徵，也是沙特權威下降的暗示。

阿聯酋向伊朗派遣援助飛機以支持與新冠疫情的鬥爭（視頻截圖）

1971年建國時，阿聯酋的石化工業尚未成熟，軍事實力也有待培育，時逢美國入主中東成為新霸主，其前殖民主英國則逐步退出，阿聯酋為求生存，只能依附沙特，不僅在諸多外交事件上與其同氣連聲，也在邊界糾紛上對其忍氣吞聲，甚至被迫出讓部分內海與油田。然而求取獨立的火種，卻始終沒有熄滅。

1990年伊拉克入侵科威特，海灣戰爭就此爆發。沙特雖在海合會（GCC）的框架下籌組半島盾牌部隊（Peninsula Shield Force），卻沒能派上用場，反倒是以美國為首的西方聯軍在遏止伊拉克上出力甚多。

此役過後，阿聯酋加大了對美軍購力道，並推動軍事現代化進程，更在國防政策上明顯倒向西方陣營，積極練兵，不僅參與過1993年的索馬里行動、1999年的科索沃戰爭、2001年推翻塔利班的持久自由行動（Operation Enduring Freedom ）、2003年的伊拉克戰爭、2011年的多國武裝干涉利比亞，更在2015年投入也門內戰。透過一次次浴血廝殺，阿聯酋成功與北約、美軍建立合作關係，不必再事事仰賴沙特鼻息。

除了軍事獨立性外，阿聯酋也力促國家的能源與經濟轉型，望能擺脱對石化資源的依賴，故其不僅興建阿拉伯世界首座核電站，也在今年7月19日發射火星探測器，成為第一個實踐火星探測工程的中東、阿拉伯與穆斯林國家，並冀望藉此計劃帶動阿聯酋的太空工業與知識經濟發展。與沙特相比，阿聯酋的轉型之路更靈活多變，成效也更顯著。

而隨着小國獨立性與日遽增，大國自也難如過往般強力宰制。沙特與阿聯酋近年分歧漸顯，後者尤其希望重劃邊界，讓沙特歸還早年侵佔的油田與內海。而兩國看似在2015年入侵也門、2017年卡塔爾外交危機上攜手合作，實則各懷鬼胎。

在也門戰場上，沙特盼望穩定南方、阻止伊朗在此建立什葉勢力，但阿聯酋則意在獲取亞丁港，以打通自迪拜通往紅海的穩定航線，而非使南也門成為利雅得禁臠，故其不僅支持與沙特不同的南方派系，甚至與北也門的胡塞武裝暗中接觸；2017年聯合驅逐卡塔爾時，沙特不滿其支持穆斯林兄弟會與哈馬斯，又同時與土耳其及伊朗交好，挑戰自己身為伊斯蘭傳教士與海灣代表的形象，但阿聯酋為的則是打壓其經濟規模，避免阿布扎比與迪拜商業受卡塔爾吞噬。

如今的海灣地區，除了沙特與巴林外，阿聯酋、科威特、阿曼、卡塔爾皆與伊朗有所往來，正如其也多與以色列私下互通有無般。“伊朗威脅論”雖在一定程度上催化海灣與以色列的關係和緩，但阿聯酋的與以建交，更多是在與沙特維持距離的前提下，求取國家獨立性的展現。

中東地圖（圖/谷歌地圖）

以色列的精神困境

而在以色列一方，此次外交突破，可視作特朗普與內塔尼亞胡（Benjamin Netanyahu）互送的政治公關大禮，特朗普既由此獲取歷史地位，也為11月登場的總統大選催票；內塔尼亞胡則借外交果實擺脱貪腐醜聞，也為難一蹴而就的併吞約旦河西岸計劃找個台階下。

然而由以色列本土視角觀之，此次建交正如過往特朗普送出的諸多大禮：玫瑰雖豔，但滿是尖刺，在立場與分歧漸深的以色列社會，過大的外交突破反令人無福消受。

長年以來，新聞媒體上的以色列多以侵略、殖民形象示人，導致外界極易將其視作團結一心的殺人機器，從而忽略了“以色列人”標籤下，所能暗藏的對立與撕裂。

如今以色列約有900萬人口，但其中至少含有四組對立的意識形態：猶太人與阿拉伯人、宗教化與世俗主義、左翼與右翼、阿什肯納茲（歐美猶太移民）與塞法迪（東方猶太移民）。上述羣體乘載了各式民族、主權、國家精神想象，致使執政當局陷入無數僵局中。

以定居點運動為例，其由猶太教內部的極右翼、猶太民族主義者發起，結合軍方勢力，以非法手段驅逐、侵佔巴勒斯坦人的家園，藉此壓過政壇中的世俗猶太復國主義、民主派，並以“恢復古猶太國”等標語為號召，凝聚了羣眾支持，最後迫使政府承認定居點的合法性。

然而上述殖民性的國家精神想象，終於在四次以阿戰爭後遭遇左翼挑戰。對左翼而言，正是政府對巴勒斯坦的非法驅逐、佔領，導致了民族仇殺等悲劇，最後反令以色列舉國深陷軍事化氛圍，結果平抑物價、降低失業率、促進女權、提升環保等議題全都被迫讓位國家安全，巴以衝突最終成了以色列的沉重枷鎖，不僅令其在人道主義前無言以對，也讓國家治理難以施展。故自70年代起，左翼便反對定居點運動，並認為唯有以色列主動撤回到1967年以前的國境線，國家才有可能正常化。

而在併吞與撤退兩大立場外，以色列尚有極端正統的猶太主義者，又名哈瑞迪（Haredi Judaism）。其約佔人口的12.5%，除了少數與阿什肯納茲派結盟者外，哈瑞迪大多反對猶太復國主義，認為世俗的民族主義將導致信仰消亡，故許多人至今不願慶祝以色列獨立日，甚至不承認以色列，並明確反對“在巴勒斯坦的國土上成立猶太國家”。某些哈瑞迪領導人不僅鼓勵信徒自給自足、拒絕國家提供的社會福利，也下令其不準前往國家在1967年後併吞的土地。

資料圖來源：維基百科

上述立場駁雜互異，但仍被迫以求同存異的形式，在名為“以色列”的場域中撕扯、交鋒：

1993年，以色列總理拉賓與巴勒斯坦解放組織主席阿拉法特簽署《奧斯陸協議》，是為巴以和解的重要象徵，但2年後拉賓便命喪右翼猶太主義份子槍下；

2018年7月19日，以色列議會以62票贊成、55票反對、2票棄權通過《猶太民族國家法案》，卻有將近60%的以色列猶太人，和超過70%的以色列阿拉伯人認為，國家法律應當涵蓋所有以色列公民的平等，最後高等法院只好介入審理，至今仍難有共識；

2019年起，以色列遭遇了史無前例的連續組閣失敗，幾乎引發憲政危機。

現下的以色列由內塔尼亞胡內閣治理，可謂是對猶太復國主義的一脈相承，但即便內塔尼亞胡當局立場有“以色列有史以來最右”之稱，在其為與阿聯酋建交，宣佈承諾“暫緩”對約旦河西岸的併吞計劃後，不少以國的右翼勢力皆發出批評，認為內塔尼亞胡此舉實與簽署喪權辱國的不平等條約無異。

如今的以色列深受精神分裂之苦，右翼認為唯有併吞才能讓國家永遠安全，左翼則認為撤出佔領地方能實現和平，但數百萬巴勒斯坦難民真正希冀的卻又不是定居點，而是返回已經淪亡的“巴勒斯坦國”。

即便內塔尼亞胡並未身涉貪腐醜聞，或是立場由右易左，“以色列”都不是個容易統治的國家。國家安全是現實，但數量可觀的巴勒斯坦民族也是現實；大屠殺的救贖是立國的隱喻，但殖民與驅逐的不義，也永遠被烙在以色列的骨血上。

這塊應許之地早已鮮血遍佈，如今區區以阿建交，已難解精神分裂之苦。

逐漸逝去的巴勒斯坦年代

跳脱阿聯酋與以色列的本土視角，此次建交於中東而言，可謂是對巴勒斯坦年代的逝去，加上一筆新腳註。

自1948年起，巴以衝突牽引出四場大規模戰爭，以色列、黎巴嫩、埃及、敍利亞等皆深受其害。長年以來，中東多國的軍事開支大為壓縮發展預算，軍人精英以政變建立起一個個寡頭政權，中東整體的地緣發展則持續受戰爭所驅動，上述發展幾乎都以巴以衝突為核心，持續運行。

然而各國也在多次挫敗後發現，無論動員“泛阿拉伯”或“泛伊斯蘭”等跨界主義，以色列都難被消滅，倒不如務實面對外圍區域的核心利益。在此氛圍下，巴勒斯坦建國事業逐漸拆夥，並被海灣與伊朗對峙、敍利亞內戰、利比亞內戰、也門內戰、石油經濟轉型、東地中海油氣之爭等新熱點所取代。中東也在經歷半世紀苦難後，逐漸超越原有的跨界政治動員體系，朝向帶有宗派／部落色彩的民族國家體系邁進。

然而兩國方案（以色列與巴勒斯坦以主權國家身份共處）因巴勒斯坦過於羸弱而不可行，一國方案（以色列的阿拉伯人與猶太人享有平等的公民權）則因前者生育率普遍高於後者，也不為以色列所接受。故對巴以衝突而言，最現實的均衡點便是“無國家方案”，即巴勒斯坦人被剝奪合法的政治權利，並無限期生活在被以色列同化、維持民族認同的掙扎中，程度不一的暴力衝突則會成為兩大民族的生活日常。

2018年，巴勒斯坦民眾抗議美國遷館，與以軍衝突，致55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圖/新華網）

與其説是美國或特朗普的斡旋，促成了“中東和平”，不如説是阿拉伯各國早有共識與默契，要與巴勒斯坦的爛尾工程斷舍離，美國充其量是在脱下戴了多年的虛偽面具後，重新調整中東政策，由高談闊論改為“尊重現實”，這才有了特朗普上台後的諸多動作。

但如今巴勒斯坦內部政權分裂，以色列社會也難有共識，巴以問題不論簽署多少協議，都難實現和平。對阿聯酋、以色列、特朗普而言，此次建交更多是為各自的政治與國家發展服務，巴勒斯坦縱有抗議，其吶喊也終究會如那段共抗以色列的黃金歲月般，湮沒在歷史的巨浪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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