餘鵬鯤：錢學森科技大學選址瀏陽，合理嗎？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餘鵬鯤】
錢學森是我國享譽世界的空氣動力學家和科學家，是我國航天事業、彈道導彈事業、自動化控制事業的奠基人。他的一生既是忠誠奉獻的一生，又是孜孜不倦勇攀科學高峯的一生。他對中國科學事業的關心一直延續到晚年，延續到生命的盡頭。
2005年，温家寶總理在看望錢學森的時候，錢學森感慨説：“為什麼我們的學校總是培養不出傑出的人才？”
這句話後來被媒體修改為：“為什麼我們的高等教育總是培養不出傑出的人才”，並上升為“錢學森之問”。
“錢學森之問”拷問着我們興辦高等教育的初心和使命，也折射出中國學術界繁榮表面下的內在危機，同時也必然引領着未來科技創新的方向。
因此，當湖南提出要在瀏陽籌建錢學森科技大學(暫命名)時，立刻引發了社會的猜想和熱議。有一種説法，在瀏陽建設錢學森科技大學，目的就在於回答“錢學森之問”。
這種説法有一定的道理，根據《普通本科學校設置暫行規定》（教發〔2006〕18號），普通本科學校“不以個人姓名命名”。我國目前帶人名的高等學校中，中山大學、魯迅美術學院和仲愷農業工程學院是建國前就有了前身的，且前身中就帶有人名。只有星海音樂學院是1985年為了紀念廣東籍人民音樂家冼星海而改名的。
《普通本科學校設置暫行規定》限制了以人名命名高校
這麼看，錢學森科技大學想以錢學森命名只能援引星海音樂學院的例子，以紀念錢學森為理由。但是廣東的星海音樂學院紀念廣東籍的人民音樂家是順理成章的，而湖南瀏陽與錢學森似乎並沒有這樣的關係。錢學森曾經在湖南工作過，但這主要是為了中國國防事業的發展，而非繁榮湖南的高等教育事業，算作是為當地做出突出有點勉強。哪怕放眼世界，也很難找出這樣的例子。
因此，如果錢學森科技大學不是為了回答錢學森之問而籌建的，那麼兩者之間的關係就太稀薄了。更何況“錢學森之問”凝聚了錢學森晚年的思索和期待，一所以錢學森命名的大學是必須要做出探索和回答的。
但是筆者認為這所正在籌建中的大學不太可能回答錢學森之問。
辦一流大學不易 答“錢學森之問”更難
瀏陽市是湖南省轄的縣級市，由長沙市代管，近年來經濟發展得很快。根據賽迪顧問發佈的《2020中國縣域經濟百強研究》，瀏陽市在縣域經濟中排名17。良好的經濟基礎加上湖南省政府的支持，如果選擇依託自身優勢，辦一個“小而精”的大學是完全可行的。
有人説，中部省份一個縣級單位辦大學是可笑的。現有的辦學趨勢是，好的大學向經濟發達地區，尤其是東南沿海集中。只有經濟發達地區，才能提供鉅額的補貼，才有利於辦高水平大學。而瀏陽作為中部地區非省會，資源畢竟是有限的，而且也不便於學生開闊眼界和實習。
這樣的理由，筆者是反對的。世界各國的大學的地域分佈既有法國、韓國這樣高度集中的模式，也有像德國、英國這樣相對分散的模式，沒有人規定學術之花不能盛開在一個縣級單位內。
更為重要的是，這種説法其實隱含着經濟條件好等於大學水平高的邏輯，而這樣的邏輯與“錢學森之問”的思維顯得格格不入。錢學森的一生見證了祖國從苦難到奮發的過程，期間國運雖有起伏，但總的趨勢是一路上升的。
中國高等教育的辦學經費在此期間也從拮据轉變為相對充裕，如果只算經濟賬，傑出的人才只會越來越多，錢老完全沒有憂心的必要。但從錢老提出“錢學森之問”算起，又過去十五年了。十五年間，中國的經濟再次“換了人間”，但是國內總體羸弱的高等教育還是沒有根本性的轉變。
這一事實再次説明高等教育和社會的發展之間存在相當的獨立性，在沒有把握準中國現階段高等教育發展規律之前，單憑一所大學以運動式的激情，想要破解錢學森之問是不可能的。
更何況這樣運動式的辦學方式，是否本身就可能阻礙了“錢學森之問”的解答呢？事實上，國內已經有高校做了類似的嘗試，遠的有南方科技大學，近的有西湖大學。這些先行者的嘗試取得了相當的成效，但也伴隨着教訓和爭議。
首先是缺乏辦學經驗，雖然這兩所大學的校長和主要創辦者都是名校的校長，但創辦一所全新的大學還是第一回。再加上所招的生源又是比較優秀的，學生的期待與學校處於草創階段的現實存在一定的矛盾。
南科大初始的幾屆學生就有不少人認為學校不成熟，自己高分就讀是“吃虧了”。這一點倒不是此類“新興創新型”高校獨有的現象，中科院投入海量資源創辦的中國科學院大學在頭幾屆也遇上了類似的問題。
還有令人頭疼的就業問題，第一個吃螃蟹的南科大，早期的就業情況就和它的招生分數不相匹配。南科大第一年招生時，很多省的分數線都能達到較弱的985工程高校的水平，但是就業情況與“985”高校不能相提並論。南科大十年的辦學歷程中，學生因為不滿就業而衝上網絡熱搜的，僅筆者回憶就有兩次。
號稱要解決“錢學森之問”的大學，為何就業上不完全符合社會期待？表面上看是這些大學“以科研為導向”，尤其是辦學前幾年對學生就業工作的重視程度不夠。
但往深入一些分析，顯然這是急於解決出成果的辦學思路，導致學校利益和學生利益發生了衝突。對於這些“新興創新型”高校而言，就業情況好不是多麼值得一提的業績。政績的關注點、輿論的興奮點主要在這些大家都做出了哪些科研成果，發表了什麼論文。
在這樣的情況下，學校肯定要把主要乃至於絕大多數精力放在出成果上。招一批已經成熟的學者來，給錢給待遇，更容易出成果。而把精力集中到培養學生上，短期來看不僅不會出成果，甚至還會起反作用。學者的需要和學生的需要產生衝突時，不難猜到犧牲的會是誰。
當然，拼命堆論文水成果並不是少數學校的專利，普遍的急功近利甚至已經影響到正常的學科建設。2006年起，中國作者發表的材料科學領域論文數量就已經大大超過了美國。從2006年到2015年間，這一數字又增長了將近兩倍。
早在2006年我國研究者發表的材料科學論文就早已高於美國
正因為生、化、材、環、醫等專業發論文容易，幾乎所有大學都在擴充這些領域的研究隊伍，希望能在論文競賽中搶佔先機。但這些浩如煙海的論文中，真正能推動科學發展，甚至能解決實際問題的都少的可憐。著名的結構生物學家施一公曾直言：“我們的大學現在基礎研究能力太差，轉化不出來，不是缺乏轉化，是沒有可以轉化的東西”。
但當施一公就任西湖大學的校長之後，我們不難發現，西湖大學首批建設的學科有一多半還是這些容易出論文的學科，是否夢想還是終將被現實裹挾？有人説：“西湖大學也建設這些學科不是簡單的重複，而是螺旋的上升，是真正發揮這些學科對社會發展的牽引作用”。
西湖大學第一批建設學科
這種説法也許有道理，類似的話已經聽的太多了，從理智出發，我已經不願意相信。但從情感上，筆者仍然希望西湖大學的嘗試能開闢出一條新路，一條引向科技振興、引向回答“錢學森之問”的新路。
和籌建南科大的滿懷希望不同，籌建西湖大學時，輿論多了批評，多了懷疑。因為南科大的發展軌跡暴露出這樣運動式造大學的弊端，而西湖大學有重蹈覆轍的可能。
除了學科建設問題，這些研究型大學的就業問題也是熱議的焦點。總不能真的像施一公在清華時所説：“研究型大學，從來就不以就業為導向”吧？筆者認為作為學者，施一公強調科學作為事業的價值是對的，很多網友是過度解讀了這句話。但作為校長，公眾期待他做好學生的培養工作，把學生培養成社會的棟樑也是自然而然的。
但是培養學生的好壞，公眾無法直接觀察到，只能通過學生就業的情況進行觀察。就業情況好的，公眾就認為符合社會的需要。就業情況不好的，自然就需要改進。畢竟就連偉大的科學家愛因斯坦沒有找到滿意的工作，都整天悶悶不樂。心疼愛因斯坦的父親明知沒有用，還是寫信給萊比錫大學，希望為他謀一份工作。既然連愛因斯坦都做不到研究型大學不以工作為導向，那麼學生希望、社會要求不是很自然的事情嗎？
説到“錢學森之問”就必須説到大學，談高等教育。但是解決“錢學森之問”，又不止於大學，不止於高等教育。清華大學清華學堂錢學森班首席教授鄭泉水就提到：“應試讓學生們付出了太多，而最應該展現的興趣、激情、思考等卻又明顯暗淡，並影響了他們的大學學習，甚至一生的發展”。
這明顯是談基礎教育階段的應試成分對破解“錢學森之問”的阻礙作用。通俗地説，就是在接受高等教育之前，大部分人對科學和社會認識不深。最終選擇科研的人未必適合搞科研，適合科研的人未必選擇了合適的方向，而有機會成為科學家的很多人早早地放棄了對世界的好奇和努力。
這無疑是一出悲劇，有着複雜的成因，不是創辦一所新大學就能解決的，因此對於錢學森科技大學破解“錢學森之問”的前景，筆者難以樂觀。不如回到“錢學森之問”的發出者那裏去，從錢學森的思想財富中獲得繼續前行的力量。
回答錢學森之問 要學習錢學森的科學思想
錢學森的思想殿堂龐大而精巧，筆者認為大體可分為教育思想、科技興國思想和科學思想。其中科技興國思想是一條明線，集中體現了錢學森的民族氣節和報國情懷，也是幾乎所有講述錢學森的文章必然濃墨重彩的片段。而錢學森的教育思想是一條暗線，只在回憶文章中有體現。這一部分內容充分體現了錢學森對我國相關事業的奠基作用，因而也受到重視和研究。
錢學森的科學思想則是一條伏線，一位科學家卻不以科學思想而聞名，構成了一種常見又奇怪的現象。錢學森之所以超越物理上的人，成為被仰慕、被追思的精神圖騰，根本的原因就是他做出了傑出的科學貢獻。他的教育思想、科技興國思想和科學思想雖然互相滲透，但最終統領全局的是科學思想。
錢學森的人生選擇很能説明這種關係。他最早在美國讀的是航空工程專業，這種選擇符合當時國內的現實需要。但在當時，一方面美國已經意識到航空工業對國家競爭的重要性，限制錢學森等中國留學生到相關工廠實習，另一方面他敏感的意識到航空工業的發展是受航空理論牽引的，於是打算在航空理論方面繼續深造。
錢學森的父親是堅決反對，回信説中國航空工業落後，落後就要捱打，還是研究飛機制造技術為好。錢學森則告訴父親，中國在飛機制造領域與西方差得太多，只有掌握航空理論，才有超越西方的可能。
毫無疑問，錢學森和他的父親錢均夫都是高尚的愛國者。但知道歷史的我們明白，錢學森當年的選擇，意義究竟有多大。如果錢學森不改學航空理論，他就不會進一步接觸到火箭和控制理論，中國的“兩彈一星”事業就不會進行的這麼好，這麼順利。
錢學森並沒有未卜先知的本領，之所以能做出這樣的選擇，完全是出於對科學發展走向的判斷。堅持科學的獨立性，堅持首先從科學的視角看待問題，是錢學森難能可貴之處，並直接影響到他的教育思想。
長期以來受“師夷長技以制夷”等思想的影響，很多人把科學當作了工具和手段的，至少是一種次一等的目標。錢學森在湖南工作過，這可能也是瀏陽提出要籌建錢學森科技大學的重要原因。1978年至1981年間，錢學森奉命主持國防科大的改建工作。在此次改建中，錢學森改變了過去以軍兵種設系，以武器裝備設專業的舊格局，轉而以按學科設系、理工結合、以工為主的辦學原則。
這樣的轉變是在錢學森教育思想的指導下發生的，但內在邏輯完全是以科學評價為準繩的。不要認為時代發展了，這個問題已經解決了，把科學僅僅當作工具和手段的現象依然相當普遍。
以此次提出新辦錢學森科技大學的《湖南省推進湘贛邊區域合作示範區建設三年行動計劃(2020-2022年)》為例，錢學森科技大學不過是其中第三點內容的第(九)項工程第1小點中的一句話而已，甚至都沒提到科學。
不僅相關部門如此，即使是在科學家的話語體系中，獨立於科研的科學也是難得一見的。施一公在中國科協年會提出西湖大學的願景時提到了力量、重託、國情、改革、一流、未來、貢獻等詞語，但也沒提到科學。
筆者在文章中反覆提到西湖大學和南科大，其實是一種求全責備。是希望有志於解決“錢學森之問”的大學必須要支撐起“未來錢學森”們的科學判斷。找到經得起科學檢驗的辦學定位。是學科發展更符合未來十年的社會？是學科設置更均衡？還是教育方法更先進？
這些問題沒有解決，回答“錢學森之問”的科學底氣就不足。目前試圖解決“錢學森之問”的出發點有制度改革的，有哲學培養的，有人才引進的，有需求牽引的，也有坐等經濟進一步強大的。為何不試試錢老的思想，用科學看待教育改革命題，説清楚自然和社會科學未來的發展方向。自然和社會科學的發展方向既明，那麼培養傑出人才還不是輕而易舉之事嗎？
借鑑錢學森教育思想 培養傑出人才
錢學森的教育思想是其科學思想的發展和應用，是其鍥而不捨地將科學應用於教育的成果和結晶。對於現階段的中國而言，依然具有突出的借鑑意義。
前文提到將科學僅僅看作是工具和手段的觀點在國內很有市場，這是阻礙科學發展的一大病因。而對於人才工作，又有另一個問題，就是隻重選撥，不重培養。
中國是一個人力豐富的國家，所以難免就會滋生出一種思想，只要篩選符合條件的就夠了，不愁找不到合適的人選。即使找不到非常合適的人，找兩個差不多的頂一頂也能行。在他們看來“中國有14億人，還找不到XX個人做XX嗎？”
這種觀點混淆了相對缺乏和絕對缺乏的概念，從求職數量和職業數量的比例關係上看，勞動力供應是相對充足的。但從追趕發達國家，儘快實現民族復興的角度上講，我們的人才又是不夠的。
現實中，中國男足就是這種絕對缺乏的例證，14億中國人，還真就找不出23個踢球的（首發+替補）組成一隊，拿到世界前列的名次。而中國男足的問題就在於培養不夠，導致可供選擇的註冊球員太少，所以人口優勢沒能轉化為人力資源的優勢。
因此培養人才和選拔人才都是人才工作的中心環節，作為一個耄耋之年還在關心“為什麼我們的學校總是培養不出傑出的人才？”的科學家，錢學森教育思想的核心恰恰是培養。
錢學森認為：“人的才能從哪裏來的？是天生的，還是出生後學來的？各種研究都表明，人的才能絕大部分是出生後逐漸學來的。人的‘天賦’可以説就在於人腦有極大的可塑性。人一輩子在學習，一輩子在增長才智。”
因此錢學森非常重視人才的培養，乃至於親歷親為。錢學森剛回國的時候，新中國的各項事業逐步走上正軌，但是人才非常少。在這樣的情況下，培養所需要的人才就成為唯一的辦法。
儘管工作日程已經排得非常緊了，錢學森還是抽出時間舉辦工程控制論講習班、導彈概論培訓班、工程力學研究班等各種課程並親自授課。這些課程錢學森都認真備課，甚至準備了詳實的講稿。
錢學森 《導彈概論》的講稿
錢學森重視授課是出了名的，無論是對外單位的學員、將軍還是自己的學生，錢學森的課程都能夠深入淺出、生動幽默。而且時間把握的極好，基本能夠做到不趕不拖，已經孰能生巧了，足見這位科學泰斗對於授課的重視。
錢學森在授課
除了授課，錢學森還非常重視科普工作。他認為：“農民、工人、幹部和知識分子都要不斷地更新自己的知識、技能和思想觀念，科普工作面臨着巨大的社會需求，要發揮科普組織的引領作用”。
此外他還寫過一個簡短的演講稿《從自己的業務中學習科學》，顯然對於錢學森而言，科普並不僅僅是普及科學知識，指導普通人如何認識科學甚至於投身科學也是重要的內容。
既然我們承認中國的人才需要培養，那就必須承認“錢學森”之問的解決需要我們保持戰略定力，用較長的時間改變這個不能令人滿意的現狀。
厚積薄發 逐步解決“錢學森之問”
怎麼解決“錢學森之問”？
近年來有一種聲音認為祖國的各個部門和行業還沒做好準備，目前還是一個積累階段，但只要積累到了，就一定能解決這個問題。
比如説著名科學家、諾貝爾獎得主楊振寧2015年在中國美術館講座時，回答聽眾：“西方的科學發展到今天，有三四百年的傳統，中國想要在三四十年裏把三四百年的傳統濃縮起來一下子發展，這是不可能的事情”。楊振寧甚至認為：“中國科學的發展不是太慢，而是非常之快”。
去年龍芯總裁、計算機科學家胡偉武在接受《中國計算機協會通訊》採訪時也表達了相同的觀點。他認為“所謂的錢學森之問”“問得不是時候。科研水平是上層建築，不能脱離生產力發展階段單獨存在”。簡單的説，就是中國的產業還沒有做好準備。當勞動密集型產業還能賺大錢的時候，企業不會傾向於搞複雜的基礎研究。
兩位科學家的看法，筆者基本贊同。但要指出的是，除了產業界，中國的大學和高等教育也沒有做好準備。與中國處於世界前列的基礎教育相比，中國高等教育的平均水平依然比較落後，尤其是人才培養方面。
中國人海外留學要承擔高額的學費，而外國人到中國留學卻可以享受不低的獎學金待遇。這其中當然有政策不合理的因素，但是也不得不承認到中國留學的吸引力並不高。一旦要求外國留學生的比例必須達到一個甚至還不算太高的水平，就必須要靠獎學金招徠生源了。
在只重論文，不重授課的大背景下，畢業生不僅與社會需要脱節，甚至也不能完全表現出與受教育水平相當的科學素養。筆者注意到一個現象，在電子和軟件工程師扎堆的產業園附近，總有賣“防輻射仙人掌”的，且能一直經營下去。因此高校距離普遍能解決“錢學森之問”依然“路漫漫其修遠兮”。
説了一些喪氣話，但我們也不能放棄希望，人才培養的拐點總是比我們想象的要近一些，要更近一些。2010年前後，追問中國何時能出諾貝爾獎還是媒體熱衷的話題。誰能想到這麼快中國就實現了突破呢？今天我們一起探討“錢學森之問”，筆者相信只要堅持科學、堅持重視培養人才的大方向不動搖，解決之日絕不會太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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