閻學通：總有人説中美的問題是缺乏互信，但其實都是利益考量
【2月19日，閻學通教授在清華“雨課堂”進行了主題為“傳統安全與非傳統安全的區別”的線上授課，觀察者網整理全文，以饗讀者。（本文未經本人修訂）】
這次疫情中，我看到很多人在講到中美在防疫問題上的矛盾的時候，説中美之間缺乏戰略信任。其實從2012年起，就有人説中美之間的核心問題是缺乏戰略互信，好像有了戰略互信問題就都會解決一樣，這其實是對戰略互信是什麼缺乏瞭解。
信任赤字的意思是沒有戰略互信就無法進行國際合作，有了互信就自然可以進行合作。但從客觀的實際經驗來看，信任赤字是存在邏輯問題的。信任既不是合作的必要條件，也不是合作的充分條件。
沒有信任也可以進行合作。比如説二戰期間，美、蘇和英、蘇都進行了戰略合作，那個時候蘇聯跟英國和美國是沒有任何戰略信任的，特別是斯大林和丘吉爾，兩人之間絕對沒有任何信任。
羅斯福，丘吉爾和斯大林在雅爾塔會議上（圖片來自維基百科）
中國和日本現在的戰略互信關係很低，但從這次疫情中可以看到，日本在防疫方面跟中國是非常願意合作的。
再比如説核不擴散條約，並不是有核國家都相互信任了才合作的，是在這些國家相互沒有信任的時候，在利益的推動下，他們就開始進行合作了。有了共同利益，沒有互信也能合作。
另一方面它不能解釋有戰略互信但不合作的現象。比如我們跟俄羅斯的戰略互信是非常堅實的，中國跟俄羅斯的戰略互信遠遠高於中國跟其他的大國。但在克里米亞問題上，中國跟俄羅斯就沒有進行合作，中國不會派兵或者投票支持俄羅斯佔領克里米亞的政策，所以有戰略互信也不意味着就會合作。
阿富汗跟中國的戰略互信也很強。阿富汗這麼多年在反恐，中國絕不會支持恐怖主義，堅決支持阿富汗政府，但這次阿富汗中國沒有防疫合作，為什麼？因為首先中國去阿富汗的人極少，很難想象有人從中國去阿富汗並且把病毒帶過去。第二，阿富汗沒有財力和技術能力幫助中國進行防疫。所以儘管中國跟阿富汗有很好的戰略互信，但也不會有防疫合作。
中俄之間的戰略互信是來自於中俄長時期的合作。而中美之間從1989年之後，應該説是合作少於衝突。1993年警察查中國的商船、1996年在台海支持台灣分離主義，1999年炸中國的大使館等等……這麼多年來，中美之間就是衝突很多、矛盾很多，合作是少數，而對抗是多數，所以形不成戰略互信。
戰略互信是合作的結果，不是合作的前提。
還有一個跟互信相關的特別流行的事情。一缺乏互信、一有矛盾，就有人説要加強交流，通過加強交流增加互信，進而解決雙方之間的矛盾。
這個想法實際對互信是什麼不瞭解，互信是建立在瞭解對方的善意的基礎上，是信任對方不會傷害自己。交流並不能增強這樣的認識，交流可能增強了對對方的善意的認識，但也可能更深刻地看到對方的惡意，通過交流發現這個人真壞，以前沒跟他接觸還不知道。
所以這樣交流實際是有可能增加互信，也有可能增加互疑，取決於相互交流之後瞭解了對方的什麼。瞭解了對方的好的一面，能增加互信；瞭解了對方壞的一面，增加的就是互疑。
中美之間其實交流的渠道很多，官方的就有上百個，但戰略關係還是越來越差，戰略猜疑還是越來越重。
這就好比兩個人因為相互不瞭解，所以墜入愛河，這就是我們説的一見鍾情。結婚之後由於雙方相互瞭解太深刻了，所以決定離婚，因為知道實在是沒法跟對方共同生活。
傳統安全和非傳統安全
韓非子有一篇文章叫做《五蠹》，在這裏邊他提出了“上古敬於道德，中世逐於智謀，當今爭於氣力”，意思是時代不一樣了，所以策略不一樣。
“上古之世，人民少而禽獸眾，人民不勝禽獸蟲蛇。有聖人作，構木為巢以避羣害，而民樂之，使王天下，號之曰有巢氏。”
有巢氏解決的這種禽獸對人的安全威脅問題，今天我們説它是非傳統安全問題，這是很奇怪的，這種非人的禽獸的威脅，遠遠早於人對人構成的安全威脅，但是我們習慣了後來人對人的安全威脅，幾千年以後再討論這種非人的威脅的時候，我們給它起個名字叫非傳統安全。
在處理非傳統安全問題上，你可以得到眾人的擁護，無論是哪個部族都支持你，因為解決的是所有部族都面臨的共同的安全威脅。
“民食瓜果蚌蛤，腥臊惡臭，而傷腹胃，民多疾病，有聖人作，鑽燧取火，以化腥臊，而民悦，使王天下，號以曰燧人氏……”
這又是一個非傳統安全問題，就是我們今天的疾病，咱們今天的新冠病毒就是這樣的一個非傳統安全問題。在當時這個問題要怎麼解決呢？就是一個人出來説咱們用火吃熟食，這樣就解決了疾病的威脅。
到了“中古之世，天下大水，而鯀禹決瀆”，這仍然是自然環境對人類構成的威脅。我們現在説的霧霾、氣候變暖，也屬於非傳統安全問題。
到了近古就發生了變化，“近古之世，桀紂暴亂，而湯武征伐”，這時候變成了人對人構成的威脅，人面臨的最大威脅是人制造的，一部分人威脅別人的安全，這個時候就出現了戰爭。戰爭所解決的問題叫做傳統安全問題，很奇怪，後出現的問題反而被稱作是傳統安全問題。
大家看到，非傳統安全的問題上是容易合作的，因為它對所有部族、所有人都構成威脅，所以大夥有個共同的利益，共同利益使得大家容易合作。
而到了傳統安全問題，人對人構成威脅的時候就難以合作了，因為傳統安全問題是你那撥人對我這撥人構成的威脅，不是對所有人構成的威脅，於是一部分人就會起來跟另一部分人去打。
根據合作事務的性質來看，非傳統安全的事務是非零和性的，而傳統安全的事務往往是零和性的。
什麼叫零和性事務？就是A的增加等於B的減少。比如國家主權，這部分土地是你的，就不是我的；戰爭，你打贏了，那我就打輸了；世行投票也一樣，你票數多，我票數就少；奧運比賽，你得金牌，我得不着……這些都是零和關係。
我們往往一説到零和的時候老討論贏者通吃，實際上不僅僅有贏者通吃，同時發生的還有單輸，贏的一方獲得的利益和輸的一方失去的利益是一樣的。
非零和事務也一樣，很多人認為非零和事務就是雙贏，因為A的利益的增加或減少，都不影響B的利益增加或減少，比如相互貿易、防疫等。但非零和也可能是雙輸，你輸了我也輸了。
所以安全和政治利益屬於高階政治，而且多是零和性的。軍事實力、優先主導權、傳統安全權力等都是有限的，所以往往形成零和。
而經濟和文化都算是低階政治，往往是非零和的。比如説我們今天的防疫，也就是健康，所有國家裏都是把健康歸屬於在文化領域，那麼這樣我們就發現防疫是一個非傳統安全，就變成了跟財富和文化一樣。文化就是享樂，財富和享樂都是無限的，比如説你聽相聲，聽多少你都不影響別人，這種消費無限的。
但是權力不行，權力是人和人之間的關係，軍事優勢也一樣，是建立在雙方關係上的，所以具有零和性。
這樣大家就理解了，零和性事務的合作相對困難，非零和性事務合作相對容易。
合作的性質
什麼叫合作？合作是指雙方相互妥協的行為，比如説外交就是妥協的藝術，這和軍事有區別，軍事是壓迫對方的藝術。外交不是壓迫，是妥協的藝術，通過妥協來實現利益。
妥協是雙方作出讓步，而屈服是單方面讓步，這樣就理解了什麼叫做合作，什麼叫做屈服。比如説大家看現在有兩個圖，中俄之間簽訂一些軍售協議，這就是合作，雙方都願意，在價錢上、在技術水平上經過討價還價，都做出一些讓步，然後形成了的合作。
另一個是二戰結束後，日本簽署投降協議，這就不是合作而是屈服，同意也得籤，不同意也得籤，沒有別的選擇餘地。
日本簽署投降協議（圖片來自維基百科）
所以簡單地講，合作是有選擇餘地的，而屈服是沒有選擇餘地的。這裏邊結合一點關於外交的概念，我們長期有一個概念説“弱國無外交”，這種説法其實是為自己外交不成功找的一個理由，因為我弱，所以我就外交不成功，其實不是這樣的。
對弱國來講，正是因為你軍事能力差，沒有辦法用軍事力量來壓迫對方，所以才更需要通過外交來讓對方最大限度地做出讓步。所以弱國不是無外交，弱國是得靠外交。
比如大家看到很多實力不強的國家，這次都採取了非常好的一個弱國外交策略，他們説我們也沒錢，也沒技術，也幫助不了你中國，但是我們怎麼樣搞一個零成本外交？我們就給你寫表揚信，用這種外交方式來改善、拉近跟中國的關係，為今後獲取中國的幫助創造條件，這就是典型的弱國的聰明外交。
合作不等於和諧
合作跟和諧的區別是什麼？合作是以衝突為基礎的，因為有衝突，所以要進行合作。
比如説A國和B國有衝突，於是B國找C國合作，合夥共同對付A。由於A跟BC都有矛盾，所以他們之間的衝突促成了B和C之間的合作。比如美國跟日本共同遏制中國，就是他們有共同利益，並且都跟中國有衝突，所以他們就合作了。
中美貿易談判是中美之間在貿易上有衝突，而中美之間要解決這個衝突，於是採取了貿易談判的方式防止衝突進一步升級，這叫做消極合作。但仍然是衝突為合作創造了條件，衝突成為合作的基礎。
合作跟和諧不一樣，合作可以是平等的，比如説APEC，大家都是平等的。但和諧不行，和諧是主動的配合，這樣它不是一個平等的關係。比如説中國跟非洲搞中非峯會就很和諧，為什麼？因為是非洲國家配合中國開這樣一個會。世衞組織跟中國在防疫上也很和諧，因為是中國防疫為主，中國在自己國家進行防疫，世衞組織起配角的作用。如果説中日這次在防疫上的合作是和諧的，也是因為以中國為主，沒有這個前提也和諧不了。
所以荀子有個説法叫“夫兩貴不能相事，兩賤之不能相使，是天數也”，什麼叫天數？就是這是不可改變的社會規律。那麼這樣我們就理解了，合作源於客觀的利益。比如有人説日本跟中國這次在防疫上合作得很好，跟美國態度不一樣，大家看到日本現在是國外感染人數最多的，所以共同利益實際是中日這次防疫的最重要的基礎，而和諧是源於主觀配合。
最後我們再討論一下合作的種類。根據合作的目標，合作可以分為兩大類，一類叫積極合作，另一類叫預防性合作，也叫消極合作。
什麼叫積極合作？積極合作是合作的雙方共同應對一個共同的威脅。比如説北約成員國把俄羅斯視為共同的威脅，它們合作就叫積極合作；中國和泰國把疫情視為共同威脅，所以中國跟泰國進行防疫是積極合作，我們針對一個共同的威脅。
什麼叫預防性合作，也就是消極合作？消極合作的意思是説，合作不是主動進攻性的，而是雙方進行一定的妥協，主要目的是防止雙方衝突升級。
中美現在有很多的戰略矛盾，比如在南海，美國要求航行自由，但中國要求不能夠侵犯我們在南海的領海主權，這樣形成了一個零和矛盾，如果美國堅持進入中國的島礁的12海里以內，中國就堅決要把它驅趕出去，於是矛盾就可能升級為軍事衝突，就可能發生交火。為了防止交火發生，雙方進行戰略對話，在南海設立艦船之間的對話方式，相互進行通報。
再比如美國、俄羅斯這麼對立，但是你會發現在敍利亞，美軍和俄羅斯的空軍之間是進行信息通報的。雙方都通報對方，我今天飛機要去炸哪兒哪兒哪兒、我的航線是什麼，然後對方説我知道你航線幾點鐘從這走，我保證我不打你。雙方達成一個默契，就是你去炸的時候我不打你，我去炸的時候你不打我。但他們炸的對象都不一樣，一波是炸敍利亞政府軍的，一波是炸反政府的。
在非傳統安全問題上，比如走私、海盜、拐賣婦女等，包括恐怖主義，因為是一個非國家行為體的威脅，所以雖然是人造成的安全問題，但我們將其也視為非傳統安全問題，針對這類問題都是積極合作。包括防疫，也是非傳統安全問題，所以不可能是預防性的，也就不可能是消極合作，都是積極合作。
合作與利益
接下來講合作和利益的關係。我們已經講了，同盟是針對第三方的積極合作，貿易、防疫是不針對第三方積極合作，海洋和人權屬於消極合作。大家看下邊的這個表格，根據內容的區分，再根據他們利益是互利還是互斥，形成了這樣一個四分儀。
軍事同盟和海洋爭奪內容是相同的，一個是互利的共同利益，一個是互斥的對抗性利益。
而貿易和人權是內容不同的。貿易是屬於互補性利益，一方是要買東西，一方是要賣東西，所以它利益是不一樣的。人權屬於衝突性利益，我説你這個國家沒有言論自由，你攻擊我這個國家貧富不均，互相攻擊的點不一樣，在利益的考慮上是不一樣的。
我們會發現，互斥的利益和互利利益中的軍事同盟都是人和人之間的矛盾和衝突，而貿易是互補的利益，不針對第三方。在人和人之間的矛盾裏，同盟是針對第三方的，而對抗性利益和衝突性利益往往是雙方針對對方的。
所以其實導致合作的是多種不同的利益，有些人把它簡單歸為只有有共同利益才能合作，這是不符合實際情況的。有共同利益可以合作，沒有共同利益，有對抗性的利益、互補性的利益也能合作，有衝突性的利益也能合作。也就是説在軍事同盟、海洋爭奪、人權攻擊等問題上，都可以通過策略的調整，將這些問題從零和矛盾變成非零和矛盾。
一説到合作，馬上就涉及到決策。所謂決策就是願意跟人家合作還是不跟人家合作？做決定實際是有利益的考慮，第一個考慮是絕對收益，合作得到的好處比不合作的好處多。
比如説有些國家，就寧可拿主權來換取經濟利益或換取安全利益。像歐盟國家就讓出了自己的貨幣主權，換取整個歐盟的共同市場；日本讓出一部分自己的國家安全主權給美國，允許美國駐軍，來換取美國的安全保障。這都是以一部分利益換取另一部分的利益，是絕對收益的考慮。經濟合作、貿易、外資，包括我們今天的防疫，基本都出於絕對收益的考慮。
出於絕對利益的考慮往往容易合作，但是也不排除出於絕對利益會有對抗。比如説北約合作就是為了擴大安全利益，所以就專門跟俄羅斯對抗。如果對抗的收益大於不對抗，這時候就會採取對抗政策。比如美國在南海跟中國對抗，它認為把中國壓制住了，就能夠保證它在南海的主導權不下降，於是它就認為它的利益最大化了。
跟絕對收益相對的概念就是相對收益。什麼是相對收益？就是説通過合作或對抗，使自己得到的大於對方，損失的小於對方。比如特朗普發動貿易戰，美國在貿易上當然要付出代價，但是他説我只要給中國造成的損失比我大，那我就合算。技術脱鈎也是，只要中國損失大於美國，那我就幹。因為他是要遏制中國，防止中國過快地趕上美國。
第一階段中美之間達成的協議非常明顯，美國堅持説這個協議必須是我得到好處大於你，如果我得到的好處不大於你的，那我不籤。特朗普反覆講了好幾次。所以美國簽訂協議很大程度還是相對收益的原則，而不是絕對收益的原則。
有時候會出現雙方都追求相對收益的情況，比如美蘇裁軍，都追求我的軍備比你的軍備水平高。有時候是一方追求相對收益，另一方追求絕對收益。比如説冷戰後，老布什的政策就是追求相對收益，要減少俄羅斯的核武器；葉利欽追求絕對收益，只要錢多，核武器可以賣。結果美國當時説給20億，給了10個億看蘇聯的核武器已經拆得差不多了，剩10個億不給了。
中國跟美國進行技術合作也是一樣。中國是絕對收益的考慮，中國不在乎美國能從中美之間的技術合作中獲得多少，你獲得多少我不關心，我只關心我跟你合作我能獲得多少。因為客觀上美國的技術水平高，我們的技術水平低，我們可以從美國學到的東西肯定會比美國學到的多，這是一種絕對收益的考慮。而美國恰好相反，他的脱鈎政策是一個相對收益的考慮。
既然有相對收益和絕對收益兩種考量，制定政策的時候也會有兩種不同的考慮。那麼就會發現，相對收益和絕對收益有時候是一致的，有時候是不一致的。
比如美國減少對中國的出口，限制對華高新技術出口，包括針對華為的5G產品，這都是犧牲自己經濟利益，但是保持技術優勢，這就是相對收益和絕度收益不一致。
但美國支持中國和平統一，絕對收益和相對收益就是一致的。絕對收益是美國沒有捲入台海戰爭風險，相對收益是阻止中國統一，抑制中國崛起速度。因為中國不統一，台灣給中國帶來的麻煩非常大，而中國只要不使用武力，中國不統一的狀態會長期維持下去。
總的來講，決策有絕對收益、相對收益的考慮，有合作領域高階政治、低階政治的考慮，有合作對象是敵人還是朋友的考慮，還有是長期合作還是短期合作的考慮。決策在利益考慮上不是像大家想的那麼簡單，它是一個綜合性考慮。
在高階政治的問題上，因為零和性的問題多，這個時候相對收益的考慮比較多。比如説在安全問題上，為什麼經常出現軍備談判？雙方都想要壓制對方，讓對方的軍費增長速度慢一點。
低階政治互補性的利益多，於是絕對收益的考慮就比較多。比如説貿易，只要我掙錢就好了，至於這個人你跟我合作掙的錢比我多比我少，我不關心，只要自己跟自己比能掙的多就可以了，引進外資主要就是這種考慮。
跟敵人合作和跟朋友合作也是不一樣的。跟敵人合作的時候，會擔心對方得到好處比自己大，所以這時候也是相對收益考慮比較多。但跟朋友合作的時候，就不太擔心朋友得到的好處比自己多，所以這時候就絕對收益考慮得多。比如中美之間的合作和中俄之間的合作就有很大的差別，中美之間的合作往往雙方都會考慮相對收益，而中俄之間的合作雙方考慮比較多的是絕對收益。
再有從時間上來講，長期的收益具有不確定性。比如説咱倆簽了一個20年的協議，但誰知道20年以後會怎麼樣？因為不確定，雙方都擔心20年之後對方得到的優勢太大了，所以這時候雙方都是相對收益考慮得比較多。短期不一樣，短期利益是明確的，比如説一年之後會怎麼樣，大家都是知道的，不可能根本性的改變雙方的利益對比，所以這時候就會考慮絕對收益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