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若愚：英軍停訓港警，會是香港的損失嗎？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王若愚】
英國《觀察家報》15日援引英國國防部説法稱，由於新冠疫情以及與中國關係惡化，英國政府已禁止英軍方人員訓練香港警隊，但英國國防部尚未對此予以公開證實。
16日，香港警方在回應內地媒體就此事的詢問時表示，鑑於目前疫情形勢，香港警隊已經主動決定暫緩派員到內地及海外接受訓練課程，以待日後再行檢視相關安排。
2016年12月，英國現役軍人到港培訓香港警察，為迴歸來首次。（資料圖）
禁止英軍訓練港警，是全國人大常委會制定出台《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法》（以下簡稱《香港國安法》）後，英國採取的系列應對制裁措施的最新動作，目的在於向大陸和香港方面施壓，企圖令中國停止施行《香港國安法》，以維護英方與香港反對派的密切互動、干涉香港事務。
但中方補足香港維護國家安全短板的決心意志堅定不移，英方的持續加壓行為，反而會促使香港政商各界認清現實，轉變立場態度，推動內地-香港融合。
正如香港警察隊員佐級協會前主席陳祖光所説：“訓練課程的暫停，只會進一步減低英國對香港警隊的影響力。對國家和香港而言，是一件好事。”
迴歸後港警仍未完全“去殖”
即使香港迴歸至今已有23年，英國依舊沒能放棄“在香港延續殖民影響的幻想”，時常試圖在不同領域干涉香港事務和中國內政。除了因修例風波進一步為大家所知悉的司法領域、教育領域、移民領域，在香港警察方面，其實英國也依然留有影響。
香港警隊成立於1844年。在港英統治時期，作為三軍司令的港督，可以統籌使用英軍和警隊，雙方在打擊偷渡行為、鎮壓民眾暴動、維持社會秩序方面進行緊密合作，軍方人員也作為社會名流參加地方的各類社交活動。
長期以來，駐港英軍一直擔負着對警隊的培訓，以及社會活動的支援任務。發生於1956年的九龍及荃灣騷亂，香港警察未能控制事態，直到駐港英軍派出3個步兵營方能平亂。1967年5月，香港再次發生大規模暴動，當局出動大批英軍和防暴隊鎮壓，為時數月才將暴動平息。因在平亂中犧牲較大，香港警隊被英國女王加上“皇家”頭銜，並開始陸續組建機動部隊等警種，提高平暴能力。
香港迴歸前，駐港英軍逐步撤離，其擔負的邊境巡邏和堵截非法入境等職責移交給警隊，為此警隊連續數年擴充編制。
迴歸後，非緊急情況不動用駐港解放軍成為中央和香港的共識，駐港英軍的很多職能被香港警隊所執行，使之兼具了內地警察與武警的雙重角色。
2019年上映的電影《我和我的祖國》，其中一個片段《迴歸》，講的是香港迴歸祖國前後發生的故事。電影中有這麼一個場景，當零點的鐘聲敲響後，巡邏的警察們取下“皇家警察”的帽徽，換上“特區警隊”的新帽徽。這其實也帶來了一個深刻的問題：如果不進行一番脱胎換骨的改造，僅僅是換一個帽徽，就能真正地“迴歸”嗎？
至少從香港警隊來説，在迴歸23年的時間內，英國人留下的烙印還是比較深的。
最直接的就是文化方面的影響，包括英國步操，以及儀仗活動。
在現代紀律部隊中，隊列動作不再具有作戰功能，而成為強化紀律、促進團結、展示形象的一種手段。香港警隊一直使用的是英式步操（即隊列動作），我們在新聞或者香港影視劇中經常可以看到，其典型特徵根包括手臂甩得又高又直，踏步比較輕巧，在立定和轉體的時候，要很用力地跺腳，以及在敬禮的時候，手掌有一個明顯的外翻動作。
香港警察的英式軍事步操，甩臂高度非常高（圖/東方IC）
迴歸以後，為了保持英式步操水準不下滑，香港警隊經常派遣操練及槍械訓練督察到英軍儀仗學院接受訓練，然後回港培訓其他人員。
後來，考慮到這種做法效率不夠高，香港警隊於2016年12月，邀請4名英軍現役軍人到港，對50名香港警察和7名其他紀律部隊的學員進行培訓，內容包括儀仗儀式、步操、風笛、鼓隊以及棍操、劍操等。英國教官還向培訓出色的港方學員頒發獎項。
由於這是迴歸以來，香港警方首次邀請英軍上門指導，受到了有識之士的批評，被認為是無事生非。
香港警察樂隊充滿着英國文化元素（圖/港媒）
筆者曾參加過特首官邸開放、升國旗儀式等活動，香港警察樂隊的表現真是讓人大跌眼鏡。只見他們上身穿白色制服，下身穿蘇格蘭裙，吹着風笛，讓人……一言難盡。
其次，香港警隊基本沿用港英時期的警隊組織架構，但唯獨撤銷了頗為神秘的政治部。
香港警隊的組織架構，帶有明顯的英國印記。比如職銜對應，一定的職務編制對應的警銜；根據轄區面積、人口、治安形勢的不同，設有數量不等的分局、警區、警署等派出機構。
香港警隊政治部的歷史可追溯至1934年，由英國軍事情報局五處直接指揮，同時獲得軍情六處的支持。他們主要負責在香港進行秘密情報偵察、查辦間諜等行為，可以採取一切手段，對共產黨和國民黨政治人員、情報人員、香港本地激進分子及香港左派組織進行監控。
隨着香港主權移交臨近，為不使間諜部門的秘密、手法和經驗為特區政府所用，政治部轄下的情報部逐步解散，所有機密資料均運到英國軍情局。1997年1月，香港發佈《截取通訊條例》，規定政府需法官手令批准，方可監聽目標。
香港迴歸後，因缺乏經驗、人手和法律制度的限制，在警隊內未設立相應的情報部門。直到今年《香港國安法》通過之後，香港警隊才設立了國家安全處，補上了短板。
第三，香港警隊主要使用英國、美國等國家的武器裝備，堪稱“萬國牌”。
以飛虎隊（香港警察機動部隊特別任務連）為例，他們是按照英軍特種空勤團的編制組建的。飛虎隊的裝備和武器，也是按照英軍標準採購的，是西方國家比較主流的軍用直升飛機、槍械、護具等。除了編制上屬於警隊以外，飛虎隊的其他特徵，和西方軍隊的特戰分隊，並沒有太大的差別。
TVB和香港警察合作拍攝《機動部隊2019》
綜上，迴歸23年來，香港警隊依然保持着較為濃郁的英國血統，英國政府及軍方依然可以施加影響力。
這既是因為英國政府和警方希望通過這種情感紐帶維繫對香港的影響，同時也因為香港警隊內部缺少反思、推動轉軌的力量，讓那些合理的與無理的、先進的與落後的制度體制一再延續下去，讓去殖民化止步不前。
制裁措施將倒逼香港體制轉型
英美一再“加辣”的制裁措施，會讓香港人逐漸明白，在中美戰略博弈愈發激烈、對抗烈度持續提升的情況下，香港政府機構、包括警隊很難再像以往那樣以相對獨立的“第三方”的身份超然物外，而是或主動、或被動地搭上“中華號”巨輪。
下一步，各類制裁還會持續升級，而這也將推動包括警隊在內的政府組織與社會機構，加強與在地的情感連接，影響帶動港人“人心迴歸”的時代征程。
一是面對制裁施壓，政府高官和警隊高層紛紛正面發聲。
8月7日，美國財政部宣佈對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林鄭月娥等11名中國內地及香港官員實施制裁。面對美國施壓，“上榜”的特區政府官員紛紛表示，毫不在意，毫無畏懼。
其中，林鄭月娥回應，“我們正在履行維護國家安全的崇高責任，不僅保護着750萬香港市民的生命與利益，也保護着14億內地居民的生命與利益，我們不會被嚇倒。”香港警務處處長鄧炳強表示，“外國對我的制裁，對我來説毫無意義，我會繼續專心做好維護國家及香港安全的工作。”
鄧炳強（圖/香港電台網站）
香港政府高層這種立場鮮明的表態，此前是不多見的。過往香港和內地經濟交往多，但是政治交往少，求得更多的是“井水不犯河水”，大家能相安無事。現在的香港高官，開始更多地從政治高度觀察和思考問題，政治表態更為堅決，願意與國家、民族站在一起，共同承擔風險。這也標誌着香港官員政治上逐漸走向堅定成熟。
二是香港警隊可以從內地和其他國家進口警用設備。
自《香港國安法》頒佈後，一些美西方國家紛紛宣佈停止向香港出口軍用設備，以及水炮車、催淚煙、防暴槍等大規模人羣管理設備。美西方將此作為對香港警察的警告和制裁，因為他們認為警察在維持社會秩序上濫用權力。
但其實這些警用設備並沒有排他性，香港無法從歐美進口，還可以到中國內地以及未對香港實施制裁的其他國家進行採購。畢竟，內地不會以貿易為籌碼進行要挾，也不會切斷供應鏈，而是全身心地支持港警儘快恢復秩序、捍衞繁榮穩定。
三是香港警隊將加強與內地公安的警務合作。
《香港國安法》實施後，英國、澳大利亞、加拿大、新西蘭、法國等國家相繼暫停與香港的引渡條約或者暫停審批進程，使得香港進行國際警務合作的空間大大收縮，與西方國家合力控制暴力犯罪活動將會更加艱難。
國安法制定後，公安部黨委召開黨委擴大會議，會上強調“全力指導支持香港警隊止暴制亂、恢復秩序，全力防範、制止和懲治極少數人危害國家安全的違法犯罪行為和活動，切實保障香港居民合法權益，堅決維護國家安全和香港長治久安”。這也就意味着內地公安與香港警隊的警務合作，尤其是在維護國家安全方面的合作將得到強化。
筆者認為，在中美激烈對抗的時代背景下，在一部分香港反對派立法會議員有可能拒絕延任一年的情況下，特區政府可以藉機恢復香港與內地、澳門建立引渡條例的立法進程，讓三地聯合起來打擊犯罪。這有利於深化三地的刑事合作，也將放大《香港國安法》的綜合效益。同時，這樣做也有利於扭轉香港特區政府一遇阻力就放棄政策法規出台的頹勢，讓政府更為強勢、更加堅強有力。
四是從文化上逐步擺脱英國的影響。
包括在香港紀律部隊推廣中式隊列，警方可到駐港部隊受訓，也可到內地接受培訓，省去千里迢迢請英國教官的麻煩；更改英式警察禮服，使用中國風格濃郁的服裝；更新勳章授予體系，逐步納入國家榮譽體系，等等。
筆者相信，制裁之下的香港警隊，將會逐步改變，從“向西看”轉為“向北看”。
（參考資料：新民晚報《英軍停止訓練香港警隊？求之不得！》、環球時報《香港警隊回應“英國禁止培訓港警”：鑑於疫情已主動暫緩派員培訓》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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