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偉：時隔21年回到中國教寫作，我的學生記錄了這些抗疫真相
【文/何偉 譯/觀察者網凱莉、馬力】
在回到我任教的四川大學課堂之前的幾天，當我騎着單車穿過大片荒蕪的校園時，我遇到了一個機器人。這個四四方方的機器人高度大約齊我胸，長度比高爾夫球場小車略短，腳下四輪，正面有一個看似傳感器的T字型裝置。它從我面前滑過時，電子馬達哼鳴着。於是我轉過身跟在它後面，保持一步的距離。
那天是5月27日，離我上次回川大江安校區已三月有餘。這個校區在成都的郊區。2月底，春季學期馬上要開課了，我急着到校區回我辦公室拿文件。為了應對新冠疫情，全國範圍的“禁足”當時已持續近一個月。新冠肺炎最先爆發的城市武漢位於成都以東，相距七百英里。校方已通知教職工，至少是本學期初，所有課程教學都將在線上進行。
那段時間，看似只要離開中國就能躲過疫情，川大的一些外籍老師已經離開。美國駐華使領館的非核心工作人員，以及留守外交官的配偶和孩子也都已經撤離。整個2月份，我在美國的親友非常擔心，紛紛發來郵件。我告訴他們請放心，我的家人安好，我們已決定留在成都。儘管在那個時候新冠肺炎病例非常嚇人。2月20日，中國官方公佈的死亡病例達到2236例。
自那之後，大家對這種流行病的看法有了變化，這個學期也變得尤為漫長。開學後的第三週，這場流行病正式被定性為“大流行”。第六週，美國死亡病例數已超過中國。那周開始，中國邊境對外國人關閉，而撤離方向開始轉變——在美國、歐洲的中國公民拼着命要回國，其中大部分是留學生。中國是第一個遭受疫情的國家，也是最早控制住疫情、迴歸正常生活的國家之一。第十一週，我那對九歲雙胞胎女兒復課了。第十三週，是我自疫情爆發以來第一次坐飛機。5月27日，也就是開學第十週，我終於回到了學校。
我一路跟着這位機器人，直到它在一排宿舍前的路上停下。此時它發出了電子聲：“到達站點”。這條路空無一人，因為大部分本科生還未返校。出了一條新校規：除非得到特別批准，否則任何學生返校之後不得離開。校區的每個大門都設有人臉識別的掃描機器，而且是專門適用於戴口罩的情況。那天當我走進學校，機器掃描面部時，一個門衞告訴我不用摘下口罩，自動顯示在屏幕上的有我的名字、體温和教職工證件編碼。但作為老師，我可以進，也可以出，這一點跟學生不同。
我站在機器人旁候着，環顧整個安靜的宿舍。終於有三個學生帶着口罩、拿着手機，從不同方向走來，他們每個人在機器人背後的觸摸屏上輸入密碼，然後機器人彈出一個小盒子，露出裏面的包裹。
圖片來源：易購
其中一位學生告訴我，這個包裹是她在淘寶上買的東西。淘寶是阿里巴巴集團旗下也是中國最大的電商網站。在疫情之前，學生是從校園裏的“菜鳥”倉庫取包裹，菜鳥的大股東也是阿里巴巴。如今，機器人也加入了送快遞的行列。這位同學告訴我，當機器人快到宿舍時就會打電話、發短信給她。
接下來的半個小時，我跟着機器人，以為它最終會帶我去找它的主人。每當我跟得太近，喇叭就會響；如果我在前面急轉彎，機器人就會停下來。當我試着朝它大喊大叫時，它沒有回應。機器人時不時停下來播報：“到達站點”。然後就會出現戴着口罩的學生，手裏攥着手機，徑直朝我這個方向走來。在寂靜的校園裏，感覺就像恐怖電影《疫情下的孩子們》中的一幕。
最後，機器人停在了校園遠處的一個“菜鳥”倉庫前。一位穿藍色背心的工人走了出來，開始往機器人身體裏裝包裹。“我們現在有三個（這種機器人）”，他接着説，菜鳥工人每天晚上都會回到校外的倉庫，用機器人這種辦法是為了減少與學生接觸。
接着，我又騎上單車，直奔自己辦公室。一路上經過一排白色帳篷，上面用英文寫着“中國衞生”。其中一個隔間裏，戴着口罩的護士坐在桌子後面，桌子上有兩個裝在小盒子裏的玻璃温度計。她告訴我，如果有人在檢查站顯示體温過高，這個人就會被送到帳篷裏作細緻檢查。如果有必要，下一步是到校園診所進行咽拭子測試。接着我來到自己的辦公室，那兒已經放了一個給我的包裹，裏面裝着學校為我返校準備的一些用品：五個醫用口罩，一雙橡膠手套和一盒Opula酒精棉。儘管離開了三個月，辦公室裏一切看起來都很好。有什麼人或什麼東西一直在給我的綠植澆水。
去年8月我來到川大，用英語教非虛構寫作課和大一寫作課。我和家人之所以搬到了四川省會成都，部分是因為1996年到1998年間我在美國和平隊（Peace Corps）擔任大學教員。那時候四川還比較窮，我的學生大多來自農村。在那之後，我就沒教過書了，這一“缺席”就缺了21年之久，整整一代人。
1961年美國肯尼迪總統建議成立“和平隊”，在發展中國家推行美國外交政策
我回到成都是希望能重新接觸到中國教育事業，我期待回到課堂見見年輕人。但當春季學期開始時，在成都中部的我被困家中，琢磨着怎麼用我們系裏匆匆忙忙搭建的在線平台。
中國有將近3000萬大學生以及約1.8億學齡兒童在上網課。每天大約從早上8點開始，這些用户開始登錄一些平台。由於這個學期都是遠程授課，流量猛增有時讓這些平台不堪重負。許多小學還沒有嘗試互動式課堂。我的兩個女兒艾莉爾和娜塔莎，在當地的一所公立學校讀三年級。她們的老師在網上發佈了一些短視頻課程，家長們可以隨時連網、隨時播放。
我在中國認識的老師沒人在用Zoom軟件這種讓每個人都出現在屏幕上的美式授課方式，我們的學生是隱身的。如果你打開攝像頭，畫面只能看到老師，儘管這樣也會有些問題。在我的非虛構寫作課剛開始時，我試着直播一節課，但是系統卡頓了很多次，我只能放棄了。之後我避免用視頻。每週我都會準備一些低像素的照片、地圖和文檔在屏幕上分享，然後我和學生通過音頻和打字進行交流。
在三個班裏，我教了大約60個學生，其中只有一位我見過本人。我常常會讓某位學生打開自己的麥克風，逐漸能把聲音和名字對上號。中國學生經常給自己取英文名字，在20世紀90年代他們與外界接觸還很少時，我們滿教室都是中國狄更斯式的人物：叫“黛西”的是個高個子男孩，叫“椰子”的是個漂亮女孩。二十年後，我還留着一些學生的照片：長着雀斑的“懶漢”，戴着金絲邊眼鏡的“黃黃”，還有瘦得像一個四川稻草的“房子”。那時候，中國農村的人把拍照看作一件嚴肅的事，大家站得正兒八經，很少微笑。
現在我在屏幕上看不到面孔，光看名字似乎進入了一個更傳統的時代。在我教的大一寫作班上有艾格尼絲、佛羅倫斯、詹姆斯、大衞、安迪、查爾斯、史蒂夫和布萊恩。每當這些名字出現在電腦屏幕上，我就會想起在密蘇里州中部和我一起長大的孩子——1980年，當時我上五年級，班上有三個布萊恩。後來，美國人就不給自己的孩子起這樣的名字了。但現在在重慶有好多“布萊恩”。大部分川大的學生都來自於新興中產階級家庭，我想通過英文名字的變化來追蹤中國的崛起——也許有一天，不再用凱特琳（Caitlyns）、艾登斯（Aidens）和麥迪遜（Madisons）這些名字。
我很高興看到在非虛構寫作班裏有位大四學生取名叫西敍福斯（Sisyphos）。當然，還是不乏一些怪怪的名字，儘管現在這些名字常常顯得有腔調。在一堂大一新生課上，有個叫“庫裏”（譯註：金州勇士隊斯蒂芬·庫裏）的體育迷和一個叫Rakim的説唱迷。庫裏總是穿着藍色和金色的衣服（譯註：金州勇士隊服），在網絡課堂上擺弄運動牙套（至少在我看來是這樣），他寫了一篇很尖鋭的文章，批評中國國家足球隊問題。
Rakim分析了一檔名為“中國新説唱”的真人秀節目，該節目出於某些原因禁止留“髒辮”的中國選手參賽。儘管Rakim呆在在湖南東部出不來，但他清楚地認識到可以適當利用美國少數族裔這個話題。他寫道：“在我看來，這項規定不僅是對黑人文化的侮辱，也是對參與者應有權利的侵犯。”
網課裏傳來的這些聲音來自全國各地。這些年來，像四川大學這樣的院校在逐漸減少本地生源，這是高等教育在往前進步的原因。我經常在學生當中做調查，試圖瞭解他們的生活。他們分佈在15個以上的省市，有的來自遙遠的西南部雲南省，有的來自與朝鮮接壤的吉林省。但實際上，我們每個人從這學期開始時都處於同樣的狀況。上課第一週，我詢問了學生們的情況，超過四分之一的人表示他們已經一個月沒有出過自己的宿舍了。
中國的隔離措施比世界上幾乎任何地方都要嚴厲。居委會是最基層的黨組織（譯註：作者混淆了概念，居委會是基層羣眾性自治組織，不是黨的基層組織），由他們落實這些規定。在許多地方，他們要求每户家庭只能派一個人每兩三天出去採購一次生活必需品。如果某户人家疑似接觸過新冠病毒，那麼在進行核酸檢測和接觸者追蹤期間他們的大門會被關上，這種情況不是不存在。90年代我教過的一個學生寄來了一張門的照片，是她所在社區的一户人家，門上貼着兩張封條。
基層組織在新冠疫情阻擊戰中樹起了不可替代的重要防線，圖片來源：百家號
在我自己家，可以看到居家隔離對我女兒們產生的負面影響，她們非常渴望與其他孩子交流。但不得不承認，中國嚴格的隔離措施，以及關閉邊境、追蹤接觸者這些辦法，切斷了大多數的社區傳播。
2月20日是我回學校的那天，也是最後一天成都市政府通報有症狀本地確診病例。成都人口約1600萬，但自2月底以來只有71例有症狀病例，而且所有都是輸入型病例。每個病例都是中國公民乘坐了國際航班抵達，然後直接從機場前往接受隔離與治療。成都防疫成功的例子很能代表中國的抗疫成績。在我的一項調查中，我問同學們認識的人裏有沒有被感染的。沒有一個人遇到過。
在第六週，我問，“你現在可以出社區了嗎？行動還有限制嗎？”我得到的回答又是一致的：從雲南到吉林，我的學生現在都可以出門活動了。因此我決定派他們去做一些報道。
我唯一見過面的學生叫瑟琳娜。她住在四川東北部的一個四線城市，父母的工作很普通。每當我在課堂上點名瑟琳娜（開麥克風）發言，我都會聽到交通的聲音：發動機聲、喇叭聲、人聲。這學期快結束時，她解釋説，她住的房子條件很差、牆很薄，而且外面有一條繁忙的馬路。
瑟琳娜是獨生子女，她的同學差不多都是，但比起其他同學她似乎缺乏一些對未來的信心。有一次，我問我的學生是否認為自己的生活會比父母那一代更好；在52名受訪者中，只有瑟琳娜和另外兩位認為自己的生活水平會和父母那一代一樣，甚至更糟。
瑟琳娜第一次提出申請上我的非虛構寫作課時，我拒絕了她。當我準備搬到中國時，為了限制班級人數，我要求申請者提交寫作作品。秋季學期第一天，瑟琳娜還是出現了，然後她發了一封電子郵件問她是否可以旁聽。我不接受旁聽，但她郵件裏的一些內容讓我重新考慮了。我跟瑟琳娜説過她可以修這門課並且拿學分。
從一開始，她就很突出。她本專業是英語，文筆很好，尤其她的報道寫作讓我印象深刻。她個子矮小，害羞且謙遜，但她似乎明白這些品質能讓人感覺放鬆。秋天，我要求學生們開展研究項目，瑟琳娜加入了一羣有感召力的四川人天主教徒，他們組織避靜、祈禱，並因上帝的力量而哭泣。然後為了下一個項目，她又去了成都一家同性戀酒吧。這種轉變並不像聽上去那麼突然，因為成都本身就以基督教和同性戀社區而聞名。在美國，這樣的組合是違背邏輯的——舊金山（譯註：著名同性戀大本營之一）和科羅拉多斯普林斯（譯註：美國天主教教區之一，而天主教不承認同性戀合法）最終走到一起。但在中國，基督教徒和同性戀者都是邊緣羣體，他們更有可能在成都這種以包容著稱的地方蓬勃發展。
秋季學期時，我注意到一個現象：許多學生都很擅長報道性寫作，而瑟琳娜就是其中之一。四川大學是中國排名前三十的高校之一，但是我的學生裏少有傳媒專業的。即使在新聞系，本科生也很少做大量的實地工作，因為中國的新聞專業課程強調理論。
一開始，我不確定我的學生是否適應這種自主型課題，尤其是剛參加完高考的大一新生。過去20年裏，備戰高考不斷強化，一部分是因為獨生子女家庭通常會把精力和資源集中在孩子的教育上。因此，備戰高考成了一項殘酷的苦力勞動，高中生幾乎沒有機會培養創造力或獨立能力。
但我很快意識到，儘管高考有很多缺陷，但它培養出了勤奮的研究型人才。學生們對“無聊”有極高的忍耐力，而這正是有效新聞一個鮮為人知的秘密。當我講解細節的重要性時——數據、標識、標語、導語、面部表情，學生們就會去收集這些數據。我教的大一寫作課上全是工科生，沒道理要給他們佈置新聞課題作業，但沒有人抱怨。
即使是這些獨生子女，似乎也沒有什麼權利感。秋季學期快結束了，當瑟琳娜一頭紮在天主教社團和同性戀酒吧裏，我才意識到之前我沒能成功幫她註冊上這門課。行政部門告訴我現在操作太晚了，她不能獲得學分。瑟琳娜上非虛構寫作課的經歷一波三折——先是被拒絕不能上課，然後不能獲得學分，但她的反應竟然是客客氣氣地問我，能不能把學期內作業完成，然後春學期再上一次這門課。這個傳統始終沒有改變：在中國，學生總是很尊敬自己的老師，即使這老師是個白痴。
當我們從自我隔離中走出來時，我讓學生寫一個人或一家機構是如何應對疫情的影響的。在南京周邊，安迪的家人認識一個經營呼吸機工廠的人，所以他去這家工廠考察了，瞭解到該廠家產量增加了十倍以上。
在東北遼寧省，莫莫研究了一家銷售量大幅下滑的國有煙草公司。有報道稱，在疫情隔離期間，美國的煙草使用量有所增加。但中國人吸煙通常是為了社交，比如在宴會和晚餐上點燃香煙，並以盒裝香煙作為禮物。這家煙草公司的會計告訴莫莫，他們在後疫情時代的企業戰略之一就是向購買香煙的零售商發放口罩和消毒液，無論從哪個維度衡量，這都是一種公共衞生的新視野。
我喜歡來自不同地方對生活的一瞥。在西安，伊萊恩去了一家女同性戀酒吧，她注意到酒吧老闆給一些啤酒進行温熱，因為中國傳統觀念認為女生喝冷飲不好。西敍福斯講述了一位藥劑師，他談了如何規避政府關於禁止哄抬口罩價格的規定，儘管他的責任感讓他沒這麼做。弘毅跟蹤報道了成都一家國有銀行，向信貸經理瞭解一項允許受疫情影響的借款人申請延期還款的新政策，弘毅稱有370人打電話給這位經理詢問這項政策的有關情況。這個分行批准了22位客户的延期還款申請。在另一家分行，所有申請人都被拒絕了。
這是一個反覆出現的主題——從經濟層面來看，在很大程度上個人似乎得靠自己。今年4月，中國出現了經濟收縮。但刺激政策仍然保持温和：中國政府沒有像美國那樣向許多公民直接“撒錢”，而是給企業家一些空間，讓他們找到適合自己的解決辦法。在成都，市政府允許商販在街上擺攤。這樣的商販在90年代很常見，在那之後開展了城市管理整治的工作。現在，各種攤販突然又出現了。每到傍晚，小區周圍的人潮讓我想起了二十多年前的成都。
許多攤販告訴我，他們是從工廠或其他行業的低層崗位上下崗的。但即使是有穩定工作的人也經常發現他們的薪水降低了。今年5月，當我飛往杭州時，國航的一位空乘對我説，她和她的同事現在是按飛行時間拿工資的，而她現在拿到的是最低工資——正常工資的四分之一。對飛行員來説，減薪幅度可能更大：一位為海南航空的男飛行員告訴我，有那麼兩個月他的工資不到正常工資的10%。我有很多類似這樣的談話經歷，但人們通常會説他們還好，因為有一定儲蓄。
與此同時，他們對穩定性的期待也比較低。中國的中產階級才剛剛崛起，還沒有自滿的資本，這也是他們存現金的原因之一。他們習慣了政策或環境的突然變化。一位來自河北省名叫凱茜的學生記錄了一位經營着小企業的創業家，他最開始是做酒品銷售。2012年，中共禁止使用公款宴請和其他娛樂活動消費，作為全國反腐運動的一部分。之後，這位陳老闆的企業銷售額直線下降。
上有政策，下有對策。陳老闆轉向了一種“不易腐敗”的產品：牛奶，成功轉型成為一位牛奶經銷商。但隨後爆發了新冠狀疫情，一切又推倒重來了。陳老闆和他的配送團隊開始了為期兩個月、每天十個小時的跋涉，與沿途每一家商店的老闆交談。他推出了一系列巧妙的促銷活動，到5月初，他的銷售額達到了有史以來的最高水平。他對凱茜説：“事實上，我非常感激這場流行病。如果不是因為疫情，我可能不再有機會和售貨員一起去商店了。”自始至終，他都沒有改變公司的名稱——公司名裏一直有“酒”字。凱茜問，對於賣牛奶的，這個公司名是不是個問題。陳老闆説，“他們不看你名字是啥，他們看你具體賣啥。”
當政府認為人民總能想到賺錢的辦法時，他們採取的公共衞生手段會截然不同。留給個人的選擇餘地很小，但也很少讓個人承擔責任。隔離措施得到了嚴格執行，任何受感染的人都被立即從家中帶走，然後在公立診所進行隔離。到4月初，所有從國外入境的旅客，不論國籍，都必須在政府指定的隔離設施接受為期兩週的嚴格隔離。
中國海關疫情防控工作包含人員分流、體温檢測、採送樣、衞生處理等10多個崗位，圖片來源：浦東發佈
我偶爾會在官方公告中看到表示社交距離的中文術語“安全距離”，但我從沒聽人口頭説過這個詞。當然，這在公共場合基本沒有實現。隔離結束後，地鐵、公交和火車很快變得擁擠起來。我去杭州坐的是飛機，機型是空客A321，機艙裏185個座位都坐滿了。當我採訪企業或外交人員時，我們互相握手，就像疫情之前那樣。行人還是在街上吐痰。在室內和交通工具上，戴口罩仍然是強制性的。除此之外，在與人接觸方面幾乎沒有改變。
我女兒上三年級時，班上有55名學生。開學後，人數減少到54名，一個女孩和家人去塞浦路斯度假，結果被困在那裏。有人嘗試過把課桌分開，但是在一個規模本就不大的教室裏要坐下這麼多人，説要保持距離，也保持不了多遠。學生們通過一個裝有體温掃描儀的帳篷通道進入學校。走廊上的標語上寫着一首新歌的歌詞：
回到學校，我們能做什麼？
別害怕，聽我説。
戴上口罩，好好學習。
保護我和你是可能的。
最初，學生們戴口罩的熱情還是很高的。在第一堂音樂課上，我的兩個女兒學到了如何戴着口罩去吹奏長笛——只需把口罩下沿掀上去然後把笛頭放在嘴裏即可。我還看到一些老師把與便攜音箱相連的麥克風別在了口罩上，這樣他們就能戴着口罩講課了。
不過到了5月中旬，中國教育部門宣佈低風險地區的學生可以不必再戴口罩上課。一些老師在講課時開始不再戴着口罩，不過大多數學生在課堂上還是沒有摘下口罩。此外，我發現孩子們在午餐時間為廢棄的口罩找到了新的用途：他們把口罩翻過來放在餐桌上，然後把骨頭等食物殘渣放在上面。
女兒的學校裏對洗手有固定的時間安排。而且每天下午，校園廣播裏都會響起“測體温時間到了”的提示。事實上，女兒們每天至少要測5次體温。第一次是從早上6:30開始的，家長們會準時在班級的家長微信羣裏通過“接龍”方式報告自己孩子的體温。家長們會把自己孩子的姓名、學號、體温發在羣裏，並以“身體健康”結尾。第一個家長寫完之後，另一個家長會接着寫，一個接着一個，我的手機每天早上都會顯示60多個家長羣未讀信息。到了差不多8點左右，老師便會催促還沒有參加“接龍”的家長：“某某的爸爸，請儘快接龍！”
其實，我對參加這種“接龍”是有一點懼怕的。每天早上，我都要在手機APP上完成好多麻煩的任務。比如，我每天都要填寫一個表格交給川大，其中要列出我當時的體温、居住的地點、過去14天裏是否曾與到過湖北省武漢市的人員有過接觸。如果到中午還沒有完成這個表格，一位行政人員就會不辭辛苦地發來一個禮節性提示。比如4月11日中午12:11我就收到了一條這樣的信息：“嗨，何偉老師，你今天感覺怎麼樣？”此外，我每天早上還必須掃描兩個女兒健康報告上的二維碼。有時候我覺得被壓得喘不過氣來，甚至會覺得有些怪異：在開始“接龍”的第一個月裏，我在家長羣裏共收到了1146條女兒同學的體温信息。
做的這些事情到底在多大程度上切實發揮了作用呢？一些流行病學專家曾對我説，體温檢測雖然有一定作用，但它並不是一個很精確的控制疫情的工具。而且他們認為，通常來説社交隔離對控制疫情而言比戴口罩更加有效。但一位上海的流行病學專家對我説，大家的確應該戴口罩，雖然在戴口罩作為一種防疫手段的有效性方面，他還沒有獲得任何數據。缺乏這種數據的原因在於，戴口罩的同時人們的行為模式也會發生變化。由於中國在採取居家隔離措施之初就開始要求人們佩戴口罩，所以實際上，中國在控制疫情時並沒有指望口罩能發揮多麼大的作用。在疫情擴散比較嚴重的地區，中國從未允許當地居民進行自由活動，他們實際上是希望戴口罩、社交隔離和良好的判斷力能夠共同發揮作用，阻斷疫情的傳播。
中國應對疫情的策略主要是進行強制性隔離，直到病毒傳播鏈條被徹底切斷。成都的小學從未採取過那些有效同時也更加大費周章的措施，比如壓縮課堂人數、改造學校設施、進行户外教學等，其原因就在於疫情並沒有在成都獲得大範圍傳播。我觀察到，政府並不相信普通民眾會在隔離期間嚴格規範自己的行為。不過與此同時，政府對各抗疫機構工作人員的工作熱情是極為依賴的。
我的好幾個學生（包括瑟琳娜在內），都調研了自己老鄉的居委會。瑟琳娜發揚了她一貫的頑強作風——她在兩個月的時間裏，每週花兩到三天走訪一個居委會。她告訴我，在疫情爆發前，她幾乎沒注意到那些基層組織的存在。她覺得那些組織就像是處於休眠期的古老生物：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當時政府在人們的日常生活中扮演着很重要的角色，居委會在那時的地位是很突出的。不過後來有很長一段時間，居委會在大部分居民的生活中變得有些可有可無。
但居委會的確在此次疫情中變得更加重要了。在政府的資助下，居委會聘用了一些合同工，其中包括那些不得不停業的小商店的店主。居委會的工作人員挨家挨户發放防疫宣傳單，詢問居民是否去過高風險地區，並協助開展密切接觸者的追蹤工作。不過有的時候他們也會犯下錯誤。
據瑟琳娜的描述，今年1月底，一位幹部被指定負責一個有1136户居民的小區。在兩天裏，他和同事每天從早上八點工作到半夜，一直在爬樓、敲門。但他們卻漏了一户：那户在敲門時沒人回應，他們沒有留下便條，也沒有在過一段時間後回訪。
不過很快他們就不再犯此類錯誤了。瑟琳娜與居委會工作人員相處時發現，他們的工作已經變得越來越專業化。他們開始意識到自己崗位的重要性，也越來越清楚疫情的嚴重性。據中國媒體報道，共有53位居委會工作人員在抗擊疫情的崗位上殉職。不過，也有一些工作人員因為工作失職而受到懲罰或被辭退。上面提到的那一位漏查居民的幹部就是其中一例。那位幹部告訴瑟琳娜，那户被漏掉的居民恰好是小區裏唯一的感染病例，我們叫他“小劉”。在工作人員敲門時，小劉正在洗澡。
在一週前的一個聚會上，小劉跟一個DJ聊了很久。他後來得知，那位DJ被一個從湖北來的人傳染了。35歲的小劉仍然單身，是個精力充沛的人。他密切接觸患者後的行蹤細節被公佈在一個政府微信公眾號上。在中國，病毒攜帶者的旅行史對於當地居民來説是可以輕易獲得的信息。小劉的旅行史表明，在被感染（他自己對此並不知情）後的三天裏，他去過一家酒吧、一家商店、兩家藥房、三個加油站和六家餐廳。小劉的口味很雜，他去過煎餅店，也去過牛蛙和魚頭餐館。他接了一位黃姓朋友，然後去見了他年長的父母。他去過工作單位，還感冒過一次。感冒之後，小劉去了幾家藥店，他又去接了一個李姓朋友，然後第二次去看了父母，隨後他又去了另一個聚會。在微信公眾號發佈的信息裏，小劉行蹤細節被完整披露。他真是個一刻也不停歇的人！
這些詳細的信息都是由在中國疾控中心指導下工作的追蹤員整理的。中國大概有3000個疾控中心分支機構，每個分支機構都有100到150名工作人員。在武漢，大約有一萬名追蹤員，而且在中國超過80%的新冠肺炎死亡病例都發生在武漢。流行病學專家告訴我，這些追蹤員大概被分成5到7組，每組由一位接受過正規公共衞生訓練的人領導。其他組員可能沒有公共衞生行業背景，但他們出自同樣注重細節的教育體系，而他們通常對當地的情況都比較瞭解。很多追蹤員為居委會或公安局等政府機構工作。在疫情最為嚴重的時期，中國在全國範圍內建立起了許多追蹤隊，與此同時中國疾控中心也聘請了具備專業知識的其他人員。
在上海，一個名叫江熹霖的24歲小夥子被安排在中國疾控中心和蓋茨基金會的好幾個項目裏工作。小江正在牛津大學讀博士，已經是第三年，他的研究領域是基因製藥與統計學。在上海復旦大學畢業後，他獲得了羅德獎學金赴牛津深造。3月初，小江對英國盲目自大應對疫情的措施感到憂慮，於是請求導師允許他回中國進行在線學習。“他們都覺得我那時回國真是瘋了”，小江對我説。
在上海，小江協助疾控中心建模、編程以及撰寫建議。“第一個週末，我週日夜裏12點接到了一個電話。沒有人會説：‘不好意思這麼晚打擾你’，他們説：‘你的建議寫好了嗎？’我説：‘還沒有’，然後他們説：‘我們明天中午之前需要這份報告。’”小江很快就對這種要求感到習慣了。此外，小江還發現，如果深夜電話打通了但沒有人接，這通常意味着電話那邊的人已經累得睡着了。
那時很多海外留學生和其他中國人開始回國。知道這些人的旅行史會很有價值，所以小江寫了一份建議，請求旗下擁有微信的騰訊公司提供這些回國人員的IP登錄信息。“他們以數據隱私為由拒絕了我”，小江説。他被告知，騰訊公司反對以這種方式使用其數據。
有一次，我和小江在上海吃晚飯，他向我展示了兩部手機是如何通過藍牙互相感知到對方的存在的。這種技術可以被用來確定新冠病毒感染者的密切接觸者。在疾控中心的一次工作會議上，小江的同事建議使用這項技術。但她的想法被很快遭到了否決。“他們説，‘這違反了信息保護條例，我們不能這麼做’，這還真讓我挺驚訝的”，小江説道。
這讓我也感到非常驚訝。考慮到那麼多鐵腕隔離政策，我本以為政府會動用任何可能的手段去抗擊疫情。但看起來，一些大科技公司對此進行了抵制。騰訊和阿里巴巴幫助政府開發了“健康碼”，可以用來監視、控制病毒在人羣中的傳播，但這種技術工具遠沒有韓國或新加坡開發的成熟。在歐洲，基於谷歌和蘋果手機系統開發的病毒報警手機應用已經被數百萬人下載，而這種應用就是通過藍牙來確定病毒感染者的密切接觸者的。
在中國的一些地方，“健康碼”在記錄一個用户的地點變更時，依靠的主要還是人工數據：一個用户用身份證在機場值機或他的車牌在一個收費站被拍下來都是這種情況。
一位來自上海的流行病學專家告訴我，一個科技發達的中國城市已經在着手開發一種功能更加強大的追蹤技術，它可以把GPS數據和人工智能結合在一起，從而能夠向任何與病毒感染者密切接觸的人發出警報。“但那套系統從來沒有投入實際使用，即便在那個城市裏也沒有”，這位上海的流行病學專家説，“由於涉及數據隱私問題，政府部門不可能批准其投入使用。”
他還指出，這種手機應用其實是通過發射手機信號的通信鐵塔，而不是更加精確的GPS數據來追蹤人們的旅行史的。“你可以説，對抗新冠病毒最有效的還是那些老辦法”，他繼續説道，“這些辦法在50甚至70年前就存在，從未變過。”中國疾控中心的規定，無論什麼時候發現新病例，哪怕是在深夜，都必須立即電話通知追蹤員。追蹤員只有8小時去完成追蹤工作。
到了6月，北京連續56天沒有出現本地確診病例之後，在北京新發地批發市場突然出現疫情。那位來自上海的流行病學專家告訴我，新發地市場之前一直管理得很好：人員必須佩戴口罩，任何人進入市場都必須出示健康碼並測量體温。可即便如此，仍然有超過300人被感染，而所有的預警系統都沒能在此次爆發的初期發現苗頭。
該市場的第一個病例是一個50歲的男子，他覺得不太舒服，然後去一家醫院要求進行病毒檢測。這是老辦法顯靈的又一個例證：中國政府向民眾的公共宣傳非常有效，這個男子不僅意識到了自己的症狀，而且還按照官方建議騎自行車去了醫院，這樣就可以避免在乘坐公共交通工具時傳染給他人。後來，政府封鎖了北京的部分地區。在此後的一個月裏，北京完成了1200萬居民的核酸檢測。北京的檢測能力是每天40萬人。
中國多地核酸檢測從採樣到拿到檢測結果只需一天，圖片來源：大眾網海報新聞
“一些地方好幾個星期都沒有新發確診病例，最近卻突然爆發疫情，這説明新型冠狀病毒很難完全被消滅”，香港大學藥學院院長梁卓偉告訴我，“這種病毒會在超級傳播的情況下聚集在一起，疫情可能會出人意料地爆發。”
4月下旬，開學第9周，我在新生班與大家一起討論寫作作業。快下課時，我問大家還有沒有什麼問題。沉默了一段時間之後，一個學生在文本框裏寫道：“你能談一談現在美國的情況嗎？”
整個學期裏，中美之間的緊張局勢給我和學生們之間的交流蒙上了陰影。開學第3周，一位中國官員在推特上表示可能是美軍把病毒帶到了武漢；第4周，特朗普開始使用“中國病毒”這個詞；第6周，美國死亡人數超過中國之後，美國的數據開始出現激增；第10周，美國的死亡人數已經是中國的10倍；到了第15周，美國的死亡人數已經是中國的20倍。第16周，我在非虛構寫作課上討論了《時代》週刊駐北京撰稿人張彥（Ian Johnson）一本書的節選。我告訴同學們，張彥的簽證已經在第4周被拒。這是兩個政府之間針尖對麥芒的一種表現，最後局面甚至發展到了互相驅逐記者的程度。
到了學期快結束的時候，一些學生的文章裏提到了佛洛伊德（Freud）之死，最初我還有點不解。後來我才意識到，這是有學生讀到了中文媒體關於美國黑人喬治·弗洛伊德（George Floyd）之死的報道，然後通過漢譯英翻譯軟件把兩個英文名字搞錯了。
儘管人類已經有了這麼多科技進步，但距離還是會產生影響，在線教學與面對面交流還是不同的。在這種情況下，我很渴望能與學生進行面對面的交流。我已經盡己所能介紹清楚美國正在發生的事情，但學生們還是對通過語音或者文字發表意見非常謹慎。記得90年代我在中國任教，每當談到中國人的仇外情緒以及中國的一些貧困狀況時，我會非常依賴對學生面部表情的觀察來調整話題的方向。而在網絡授課時，我什麼也看不見。
在今天這個更加繁榮的成都，人們在面對面聊天時，不願意觸碰的敏感話題已經少得多了。人們會嘲笑特朗普，在他們眼中，特朗普是個不值得認真看待的人物。隨着春天慢慢過去，人們在談話時往往會得到一個標準結論：此次疫情證明中國人重視生命勝過自由，而美國人卻正相反。
我其實並不喜歡這種太過簡化的論述，成都人沒有提到武漢在初期是否有掩蓋疫情的情況，也沒有提到香港、新疆的局勢，更沒有提到還有好多民主國家在處理危機時的表現其實比美國要好得多。我一直在試圖表達這樣一種觀點：美國抗疫的失敗其實並不是反映了美利堅的民族性或價值觀出了問題，而是反映了一種體系的崩壞，即領導力的危機和制度的結構性危機。
其實，中國的許多抗疫做法是無法在美國或任何一個民主國家付諸實施的。在中國，嚴格的個人隔離措施同樣適用於兒童，即便那個兒童是無症狀感染者，他也要與父母隔離。
前面提到的那位上海流行病學專家也曾在美國工作過。我問他美國可以在哪些方面向中國學習。他脱口而出：“社區參與”。我對他説：“美國沒有居委會這樣的基層組織，美國很有必要找到能夠發揮類似作用的組織”。他指出，如果美國公共衞生服務體系能夠獲得足夠的資金，那麼就有可能發揮類似中國居委會一樣的作用。
約翰霍普金斯衞生安全中心的流行病學專家詹妮弗·紐佐（Jennifer Nuzzo）對我説，追蹤感染者的旅行史在美國已經是一門“失傳的手藝”。“我們曾對2019年的麻疹爆發進行過研究，發現當時並沒有做什麼密切追蹤的工作。密切追蹤需要耗費大量資源，很難進行，公共健康事業因此受到了巨大打擊”。
在我看來，中美抗疫表現的不同還與教育和努力程度有關。拋開中國學校教育中所涉及的政治理念不談，中國的這套制度的確是引導人們尊重科學的。
此外，勤奮是另一個核心價值觀，社會因此變得更加欣欣向榮且，並未喪失向上攀登之志。25年前，我教那些的年輕人都在渴望脱貧的驅動下刻苦努力；如今，我教的這些來自中產家庭的孩子們同樣十分勤奮，因為他們身處的環境中存在着非常激烈的競爭。這些品質是抗擊疫情的完美武器，至少在政府機構的組織之下的確如此。
相比之下，美國社會對疫情的回應則被動消極得多，即便是那些看清問題嚴重性的美國人也認為只要遵守隔離令並在公共場合佩戴口罩就足夠了。若要希望控制住疫情，美國需要進行積極的、有組織的抗疫工作，而且需要有強有力的機構在其中發揮指導作用。
不過，手足無措的美國領導人似乎對尋找替罪羊更感興趣。他這麼做甚至會帶有一點種族主義色彩，“功夫流感”、“中國病毒”這樣的説法被髮明出來就是證明。中國政府對美國以及其他國家抨擊的回應貫穿了整個春天，但這種外交緊張局面對我在成都的生活並未造成影響。中國人對我依然很友善，人們經常對我説，政府之間的問題與兩國百姓沒什麼關係。
不過我確實很擔心我的女兒們，她們是學校2000多名學生裏僅有的西方面孔。隨着春天的到來，我們一家在成都感到越來越孤立了：我所相識的大部分美國人都離開了，成都街頭的外國面孔已變得十分稀少。到了5月底，我的雙胞胎女兒告訴我和她們的媽媽，她們班上有個男同學説了一些反美的話，但我們什麼也沒跟老師説。女兒班裏的幾乎所有同學對她們倆都很友善，不過隨着各種新聞報道不斷出現，零零星星的反美情緒看起來似乎是無法避免的。
記得黑人弗洛伊德被殺的那周，美國新冠死亡人數逼近10萬，女兒的老師很快作出了回應。那是個週一，老師站在全班同學面前用中國人的方式講述了一個關於科學、教育和個人努力的故事，故事的主人公是埃隆·馬斯克（Elon Musk）。那位老師還介紹了前一週馬斯克在加州的公司是如何將一枚載人火箭發射升空的。在故事的結尾，她説：“每個國家都有自己的優點和缺點。”
第16周，我終於回到了教室。在長達一個多月的時間裏，一直有傳言説本科生將要像其它省份那樣返校。但最終決定還是要由地方政府作出，在中國的體制下，一旦疫情再次爆發，地方官員是要被問責的。四川大學似乎覺得不值得冒這個風險。不過，高年級學生被召回學校參加期末考試了，同時返校的還有一些有特殊原因的學生，但大部分低年級本科生被要求繼續留在家中。我是很失望的，我本以為可以見到我的學生們，但最終我的一年級學生沒有一個返校。
最後，這一切成了一場帶妝彩排。校方引進了發熱檢測帳篷、快遞機器人和人臉識別掃描儀，不過我覺得校方很可能是在為秋季學期開學進行系統測試。中國流行病學專家告訴我，他們很擔心第二波疫情的到來。儘管中國已經取得了巨大勝利，但中國人似乎對現狀並不滿意。“目前並不存在一個長期的解決方案，”上海一位流行病學教授直言不諱地對我説，“沒有任何一個國家有長期解決方案。”
另一位流行病學專家則表達了對缺乏社交距離的擔憂，他認為中國需要一種沒有居家隔離那麼激進但比戴口罩更加有效的方式來應對疫情。“這是我們目前面臨的問題，疾控中心裏有些聰明人已經意識到了這一點。”他對我説。
返校後的第1周，只有4個學生出現在非虛構寫作課上，他們是瑟琳娜、艾米、方頓和西敍福斯。這就像是一個廣播電台的播音室，我們5個人你一言我一語地聊，同時耳機和麥克風也把我們與其他同學連在一起，當時其他同學仍然分佈在中國各地。每個回來的學生都有自己回來的理由。艾米是唯一一個家在農村的學生，而且跟瑟琳娜一樣，她已漸漸厭倦了嘈雜擁擠的家庭環境。方頓之所以回來是因為他需要儘快去校醫院看牙。而西敍福斯正在讀大四，他被要求返校參加考試。他剛到的時候還戴着口罩，但他看其他人都沒戴，就把自己的口罩也摘了。
西敍福斯個子很高，頭髮有點卷，他説今年秋天會去上海讀經濟學專業的研究生。看起來似乎大部分大四學生都要去讀研，政府對學術研究生進行了擴招，這樣可以減輕就業市場的壓力。以前在線上授課的時候，西敍福斯非常靦腆，但我從來沒有問過他名字的來歷。不過這一次我當面問了他這個問題，他的臉有點紅，解釋説他在高中就起了這個英文名字，因為他喜歡希臘神話。“那你的那塊大石頭在哪兒呢？它在高處還是低處？”我問道。“它在中間。”西西弗斯用手在胸前位置比了比。
我經常會想：2020年春天的經歷對於這一代“新冠孩子”到底意味着什麼？“這是我第一次感到自己離歷史這麼近，而且我正在報道它，”瑟琳娜在一篇作業中寫道，“我想從現在起我要認真做些記錄了”。她説，跟居委會打交道的時候，她看到政府官員和警察共抗疫情，這也讓她對上學期進行的調研重新展開了思考。她意識到，這些忘我奮鬥的社區人員，正是此前“被”轉變來針對（had been turned against）基督徒和同性戀羣體的人。“他們都是很好的人，他們此前只是恰好站在了不同的立場，有時身處某種矛盾境地當中。”瑟琳娜寫道。（譯註：此處何偉並沒有給出“針對”特定人羣的具體事例，但用了語言技巧，以被動態暗暗指責改變這些“好人”的力量，謹供讀者甄別。）
在整個學期，我一直試圖與耳機裏傳來的各種聲音進行互動。我知道，這種交流在未來會變得越來越困難。很多學生已經放棄赴美讀研。今年7月，特朗普政府下令關閉中國駐休斯頓總領館之後，中國做出的回應是關閉美國駐成都總領事館。中美關係的裂痕將會長期存在，而且這兩個國家正處於完全不同的歷史軌道中：7月初，美國兩天裏的新增確診病例數量就已經比中國的確診病例總數還要多了。
一箇中國年輕人從這場危機中總結出來的教訓，很可能與一個美國年輕人的完全不同。在我的學生們完成的最後作業裏，很多人都表達了他們對政府的信心。從牛津回到上海的江熹霖對我説，他也注意到了復旦精英羣體出現的心態變化。“甚至我那些最喜歡批評自己國家的朋友也開始對政府有信心了”，江熹霖説。在最近的一次調研中，我問學生們對未來如何打分，最悲觀是1分，最樂觀是10分。把已經發生的：中美關係破裂、新冠疫情爆發、全球因新冠病毒死亡50萬人都考慮在內之後，他們給出了7.1分的平均分。
第17周，只有3位同學參加了非虛構寫作的最後一堂課。西敍福斯已經離校了，跟其他大四畢業生一樣，他提前辦理了離校手續。不知通過什麼方式，瑟琳娜、艾米和方頓知道了前一天是我的生日，他們策劃了一個令我感到很意外的生日會。快遞機器人送來了氣球、彩紙屑和可以拼出生日快樂的字母。此外他們還訂了一個蛋糕和一份冒菜，外賣送到了學校門口。瑟琳娜把遠在外地的同學們的祝福話語和照片都打印了出來並裝訂成冊送給我。學生們的話語中體現出了一種中國式的自謙。“感謝老師閲讀我的拙作（也就是對您的折磨）”，一位學生這樣寫道。
過去4個月裏，我通過學生們的聲音、文字和調查項目認識了他們。現在，在這本裝訂成冊的生日祝福裏，我終於看到了他們的面孔：在河北省調研了酒商或奶商的凱茜、去過西安女同性戀酒吧的伊萊恩，以及關注成都銀行經理的弘毅。我注意到了照片上的一些細節：帕特里克戴着眼鏡，多恩留着齊肩長髮，美樂蒂與自己的狗站在沙灘上……在照片裏，每一位學生都在微笑，他們自然舒展，已經與舊時代中國人在照片裏的樣子完全不同了。我多麼希望我們已經見過面，但只要知道他們在這個世界的某個角落裏生活着，我也感覺很開心了。
（觀察者網凱莉、馬力譯自《紐約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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