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家跨國藥企集採報出無效高價自動出局：它們的藥價為何難降

8月20日，第三批國家藥品集中採購在上海龍柏飯店進行。現場報價環節，阿斯利康、禮來、輝瑞等多家跨國藥企因為報價超過最高有效申報價格，而直接出局，引發廣泛關注。

從現場流出的部分數據來看，禮來原研藥奧氮平口崩片，7片每盒，5mg規格，報價129.91元，平均每片18.56元，而此前集採文件中的最高有效申報價是9.2571元/片。

羅氏製藥卡培他濱片0.5g，每盒12片，報價298元，每片24.83元，而集採文件的最高有效申報價是7.6667元/片。

類似的還有輝瑞的西地那非，集採文件的最高有效申報價50mg是48.19元，輝瑞競標的報價是58.73元。

默克雪蘭諾公司的糖尿病藥物二甲雙胍片，集採文件的最高有效申報價0.34元，默克報出的價格是1.401元。

最高有效申報價開始於第二批國家藥品集採。業內人士介紹，集採藥品的最高有效申報價的設定，會參考該品種在全國各個地區的均價，在每次集採的《採購品種目錄》中公佈，超過最高有效申報價的，則直接出局。這個數字的設定，主要是讓參與競標的藥企儘可能降價，這也是整個藥品集採的最終目的。

有觀點認為，跨國藥企集體無視集採規則，“故意”報出高價是向此次集採“示威”。就此爭議，澎湃新聞聯繫阿斯利康、禮來方面，兩家企業均稱，對此暫無評論或回應。

國家醫保局新聞處8月21日向澎湃新聞表示，此次集採的結果已經出來，一切都按規則操作，對於其中發現的現象，在以後的工作裏面加以研究完善。

高價競標：跨國藥企和國內藥企均存在

北京鼎臣管理諮詢有限責任公司創始人史立臣認為，跨國藥企為什麼明知報價不可能中標，還要來集採報價，應該是為了表明作為一家在中國經營的企業，對這個國家醫藥政策的重視態度，最終未中選不是沒有積極參與，而是價格沒有拼過其他企業。

從集採規則來説，並沒有禁止報高價的企業參與競標，只是不會中標。實際上，在此次集採中，國內藥企也有類似的高報價，如華潤的注射用阿扎包苷100mg也因為高出了最高有效申報價出局，而青島百洋製藥二甲雙胍4.1元/片的報價，也高於有效申報價。

對於百洋製藥的報價，一位業內人士告訴澎湃新聞，百洋旗下的是一款滲透泵控釋劑型鹽酸二甲雙胍緩釋片，成本比普通二甲雙胍的確要貴一些，無法降到更低的價格。

跨國藥企高價競標背後：進集採獲益不確定？

史立臣認為，跨國藥企在今年集採的舉動是否屬於示威，關注這一點並沒有意義，最主要的問題是集採背後存在的某些問題。

首先，並不是所有集採中標的企業都能保證銷量和盈利的上漲，前不久剛發佈2020年中報的拜耳是典型案例。

拜耳的降糖藥阿卡波糖參與了此前的國家第二輪藥品集中採購，報出了0.18元每片的低價，被稱為“自殺式降價”。進入集採雖然促進了銷量的增長，但單價的下降依然影響了最終的銷售額。2020年拜耳的上半年報數據顯示，阿卡波糖二季度的全球銷售額為4000萬歐元，下滑74.2%。

相比之下，輝瑞在第二批國家集採中立普妥和絡活喜兩個藥物未中標，但輝瑞旗下核心子公司普強，今年上半年實現收入20.06億美元，在中國區，普強中國的核心產品正是上述兩款未中標藥物，推動二季度收入實現同比增長17%。

史立臣表示，輝瑞未中標產品還賣得比較好，其他外資藥企可能也有類似想法。

跨國藥企高價競標的另一個重要原因是，國內並沒有絕對關上非集採產品不準進去醫療機構銷售的大門，這意味着，即使不中標，依然有機會憑藉產品質量、營銷手段等進入醫療機構銷售。史立臣認為，從第二批國家集採開始，跨國藥企和國內大藥企對此觀望的態度越發明顯。

值得一提的是，帶量採購的過程中，醫療機構帶量採購產品在內的藥品進銷存情數據，需要醫院自己上報，這些數據的真實性也存疑。

史立臣舉了個例子：“某一個醫院某個藥品一年用一萬件，但可能報上去只有3000件。”如果這種情況成立，那麼按照第三批集採的規則，各品種各地首年約定採購量在50%到80%之間，那麼，中標企業最終的約定採購量很可能是3000件的50%到80%，中標企業佔的市場份額依然有限。

（澎湃新聞記者 李瀟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