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金生：安定人心，抵禦災荒：中國的糧食儲備藴含哪些智慧？-國家人文歷史
【文/黃金生】
手中有糧，心中不慌，這在任何時候都是真理。
刻銘方磚，1971年隋唐洛陽含嘉倉遺址出土，洛陽博物館藏。古人認為倉儲是“天下之大命”，歷朝歷代都對糧食倉儲給予足夠的重視且不遺餘力地進行建設
“天下之大命”
古人認為倉儲是“天下之大命”，歷朝歷代都對糧食倉儲給予足夠的重視且不遺餘力進行建設。在西安半坡遺址中有很多窖穴，考古發掘發現其中藏有很多已經腐爛的糧食。這表明，最遲在六七千年前，我們的先祖們便開始有意識地儲存糧食。甲骨文中曾發現有商王命臣下巡查倉廩的記載，説明當時已經有了國家級別的公共儲備。從周朝開始，國家對於糧食儲備制度實行中央、地方兩級管理。
官辦糧倉主要由各級政府機構管理，不同時期有不同的表現形式。限於生產力發展水平，先秦時的糧食產量必須三年豐收，才能積蓄一年的種子和口糧以應對災荒，而連續三年遭受自然災害這種事又往往不可避免，故 《禮記》認為：“國無九年之蓄，曰不足；無六年之蓄，曰急；無三年之蓄，曰國非其國也。”國家的物資儲備，不夠九年用就是不富足，不夠六年用就會告急，不夠三年用就不成為國家了。這段名言，成為後來歷代政權設計社保體制的經典理論。這些糧食儲備制度在古代社會生產力水平低下、靠天吃飯的國情下，對調節國家的糧食供求情況、抵禦災荒、穩定糧食市場、平抑糧價、穩定民心、實現糧食安全發揮了重要作用。
從周代開始，從中央到地方都興建了規模不等、層次多樣的倉儲，倉儲制度逐漸趨於成熟，倉儲規模不斷擴大。據推論，古代從西府 （今寶雞）到東府 （今渭南）的渭河兩岸，應該到處都是糧倉，關中平原成為中國名副其實的 “天府之國”。公元前647年，秦國豐收，而秦國東面的晉國，卻遭遇饑荒，糧倉十有九空。晉惠公只能向已經結為秦晉之好的秦國買糧食。為了維護兩國關係，秦穆公決定向晉國輸出萬斛糧食。一斛為十鬥，一萬斛糧食也就是十萬鬥，大約150萬斤。隨後，數百隻大船首尾相接，浩浩蕩蕩沿渭水東進，到達黃河之濱時，船運的糧食又被車載馬拉，運送到汾河漕運，裝船北上直抵晉國都城絳城。
洛陽大運河回洛倉遺址航拍圖。回洛倉始建於隋煬帝大業年間，其主要功能是為洛陽都城內的皇室和百姓供應糧食。我國從周代開始，從中央到地方都興建了規模不等、層次多樣的糧倉，倉儲制度逐漸趨於成熟
秦國一次向晉國出售如此多的糧食，肯定是在留足了國內所需口糧後才出口的。貯藏如此多糧食的糧倉，自然應該遍佈秦國各地，且數量極眾。後來秦孝公任用商鞅進行變法後，《商君書》裏曾對秦國糧倉有所記錄：“粟如丘山”“萬石一積”的糧草倉庫隨處可見，咸陽城的糧倉甚至“十萬石一積”，連最初秦孝公因農業生產條件限制而放棄的故都櫟陽，也建有 “二萬石一積”的大糧倉。
正是這些糧倉成就了秦統一六國的基礎。滅掉六國後，官府開始建立更大規模的糧倉。從職能上看，已經有了儲備庫、運轉庫和供應庫的分工，比如都城附近的咸陽倉就是大型儲備庫和供應庫，而建立在河南滎陽縣東北方向敖山上的“敖倉”就是當時最大的糧食中轉庫，朝廷將中原地區的漕糧集中在這裏，向西輸送到關中、隴西等西部地區，向北輸送到邊塞各地，具有重要的戰略意義。在楚漢爭霸之時，敖倉便成為雙方爭奪的目標，劉邦先下手為強，“軍滎陽，築甬道屬之河，以取敖倉粟”。但隨後“項王數侵奪漢甬道，漢王食乏，恐，請和，割滎陽以西為漢”。可見敖倉在那場戰爭中的重要性。
隋末大亂時，糧倉同樣成了影響誰能稱王的關鍵。瓦崗軍將領李密在奪取洛口倉後，大量饑民和缺糧的義軍投奔，為瓦崗軍的壯大奠定了基礎。隨後，李密大意丟失洛口倉和回洛倉，數十萬之眾一瞬間崩潰。元末羣雄並起，人人都在爭奪天下，朱元璋之所以能取得最後的勝利，與其奉行的“深挖洞，廣積糧，高築牆”九字箴言有關。
被稱為“天下糧倉”的含嘉倉位於河南省洛陽市老城北，建於隋煬帝大業元年 （605），是盛納京都以東州縣所交租米的皇家糧倉，其中的部分窖倉一直沿用到北宋時期。據《通典·食貨》記載：唐天寶八載 （749），全國各大型官倉的儲糧數量是12656620石，而含嘉倉就儲存了5833400石，幾乎佔了總量的一半。
1971年，國家有關部門對含嘉倉遺址進行了考古發掘，共探出糧窖287座；在含嘉倉160號窖還保存有約50萬斤碳化穀物，這50萬斤糧食在當時的生產條件和生活水平下，相當於近千農民一年辛勤勞動的成果、數千農民一年的口糧。
平糶與平糴
在中國古代，糧倉不僅能夠應對戰爭、饑荒、旱災等意外情況的發生，還能對市場供需起到調節作用。正倉是指國家設置於各個州 （郡）縣的倉庫，由州 （郡）倉和縣倉收納百姓所交租税，除了部分上繳中央太倉及供軍之外，正倉糧儲還要用於支付地方官員的祿廩以及驛遞丁夫的口糧。而“常平倉”制度則是我國糧食儲備制度最大的創舉。所謂 “常平倉”制度，即政府在豐收之年購進糧食儲存，以免糧價過低傷害農民利益，歉收之年賣出所儲糧食，以平抑市場的糧價。
最早提出“常平倉”制度構想的是春秋時期齊國的管仲。他從為君主牟利的角度闡釋平抑糧價的方法與重要性，提出“輕重之術”“以賤泄平”，就是當糧食過剩糧價暴跌之時，國家以較高價格收購形成儲備，引導市場物價回升，當糧食短缺引起糧價飛漲時，國家則開倉發散，低價拋售糧食，促使市場糧價回落至平價水平。到春秋末期，越國的計然第一次提出平糶論，戰國時期魏國的李悝則最早提出平糴法。
七層連閣式陶倉樓，為東漢時的建築明器。1993年出土於河南省焦作市白莊，現收藏於河南省鄭州市河南博物院。陶樓的附屬建築高四層，為儲藏糧食的倉樓
平糶與平糴兩者意思相同，糴，是買進糧食；糶，就是賣出糧食。平糴就是官府在豐收時用平價買進糧食，以待荒年賣出；平糶則是指官府荒年時用豐收時購進的糧食平價出售。李悝為魏文侯制定了一項以“重農”為主的政策，即“盡地力之教”，他認為“糴甚貴傷民，甚賤傷農”。糧食價格過高和過低，損害都是一樣的。
善於治理國家的人，就是要使城邑居民不受損害，農民更加勤勉。李悝認為，豐收之年，糧價過低，就會損害農民利益，農民入不敷出，就會影響農業生產，來年就會沒有糧食來繳納或足額繳納國家的賦税，從而導致國家貧困。災荒之年，糧價過高，則不生產糧食的城鎮居民，就會買不起糧食，導致生活困難，人心就會離散。因此，糧價過高和過低都不利於經濟發展。為此，他制定和實施了“ 平糴法”：把好年成分為上中下三等，壞年成也分為上中下三等。好年成由國家收購多餘的糧食，壞年成由國家拿出所收購的糧食平價賣出。大荒年就賣出大豐年所收購的糧食，中荒年就賣出中豐年所收購的糧食，小荒年就賣出小豐年所收購的糧食。這種取之有餘以補充不足的辦法既不傷農，又不傷民，穩定了經濟，穩定了社會。
“平糴法”是後來歷代均輸、常平倉辦法的始祖。
秦代的倉廩體系中沒有平抑糧價這一職能，因為秦國法律禁止民間進行糧食交易，政府直接掌握糧食的定價權，在這種情況下，秦代的倉廩系統也不需要通過平糴平糶來干預市場糧價。
漢承秦制，西漢初期漢高祖劉邦採取了一系列重農抑商、開荒屯田、打擊富豪土地兼併等重要措施，使農業生產迅速恢復和發展，糧食積累日益增多。但是漢代放開了對民間糧食貿易的管制，這樣就容易導致糧價的大幅波動。《漢書·食貨志》記載，大司農中丞耿壽昌於五鳳四年（前54）奏設提出建立常平倉，提到“以谷賤時增其價而糴，以利農；谷貴時減其價而糶⋯⋯民便之”。
“我最值得驕傲的行動”
耿壽昌建議設置常平倉是為解決漕運問題。漕運歷來是西漢朝廷的一大心病，因為關中谷物不能自給，而自關東向關中運谷又耗費巨大。耿壽昌注意到當時 “百姓安土，歲數豐穰，谷至石五錢，農人少利”的實際情況，他建議，在三輔、弘農、河東、上黨、太原郡收購糧食，儲備起來以供京師之需，這樣可以免除以往從關東漕運糧食到京師的勞民傷財。政府採納了這個建議，便在上述地區購谷積儲備用。後來耿壽昌又建議邊郡都修建糧倉，在糧食價格較低時，適當提高價格收購，儲入糧倉，到糧食價格升高時，又將倉內糧食適當降低價格賣出，以利農人。
雖然漢代的常平倉沒有向全國推廣，卻被後人視作中國常平倉制度的濫觴。中國歷史上常平倉制度施行的好壞，與國家統一穩定成為互為因果的關係。例如唐朝前期，常平倉制度確立，而安史之亂髮生後，常平倉被廢。戰亂平定後，部分恢復了常平倉，但藩鎮局面未能消除，常平倉難以發揮應有的作用。北宋在設立常平倉的同時，還設立了廣惠倉。廣惠倉初設於嘉祐二年 （1057）。
以前，一些地方的絕户田（即全家人亡後，無人耕種的田地）都被地方官賣掉，賣田的錢去了哪裏，不得而知。樞密使韓琦建議，以後這樣的田地都留下來，招募農民耕種，將收穫的糧食存放在固定倉庫裏，用來資助城中無以自養的老幼病殘。韓琦的建議被採納，以後遂成定例。此類糧倉被命名為廣惠倉，由提點刑獄司管理，年底將各類進項與花銷上報三司。廣惠倉將原先屬於灰色地帶的收入納入了“陽光管理”。
開始時，廣惠倉與常平倉的收糧和放糧各有針對性，後來由於互相調來調去，在一般百姓眼中，已經沒什麼差別了。又由於同屬司農寺管理，廣惠倉經常與常平倉相混，統稱為常平廣惠倉。王安石變法時頒佈的“青苗法”，就是利用常平倉、廣惠倉作為資本。在糧食收穫前，由政府借錢給農民，收穫後交税時，農民可以以穀物抵值還款，如果還款時市場穀物價格上漲，農民可以歸還現金，以保護農民免遭高利貸盤剝、穩定糧食生產、減少市場價格波動，從而保護消費者。至此，常平倉制度趨於完善，成了穩定農業生產及國民經濟的重要制度，為歷朝歷代所沿用。不過由於具體操作時官員謀私、胥吏盤剝，常平倉每每名存實亡，起不到平抑糧價和備荒的作用。
有的常平倉還具有很強的自我造血能力。淳熙八年（1181），浙東提舉、著名理學家朱熹上表説，乾道四年（1168），本地百姓生活困難，我經過請示，得到常平米六百石，夏天收糧後馬上發放給缺糧羣眾，受益者冬天連本帶息償還。此後隨年斂散。以有利於民眾為原則，歉收時利息減半，如遇大災荒，則連本帶息都不追討。經過14年的經營，原從常平倉借的六百石穀米全部還回，且用息米造倉三間，儲米三千一百石，作為社倉經營，不復收息，每石米只收三升米的損耗費用。因此，在我管轄的範圍內雖遇凶年，百姓也不會餓死。中央政府對朱熹的做法大為讚賞。
20世紀30年代，時任美國農業部長的華萊士，偶然讀到中國留學生陳煥章在其博士論文 《孔子及其學派的經濟原理》中對中國 “常平倉”制度的介紹，深受啓發，他結合美國實際，制定了 《1936土壤保護和國內配額法》、《1938農業調整法》等相應法規，將常平倉引入了羅斯福新政，解決了農業生產過剩帶來的經濟危機和戰爭物資的短缺問題。從此，在各種演講和回憶中，華萊士把常平倉視為“我任農業部長最值得驕傲的行動”。
位於河北蔚縣的常平倉始建於明洪武年間，原來是明朝的蔚州衞倉(軍糧倉)，清初改用常平倉。歷經幾百年至今完好如初，仍可使用，2006年被國務院確定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天下皆置義倉”
除了官辦的常平倉外，還有另外一種具有賑濟性質的義倉。義倉可視作地方州縣設立的 “常平倉”。隋文帝開皇五年 （585），工部尚書長孫平上奏建議設立的“義倉”具有明顯的民間慈善性質。義倉的本意是“民辦”糧倉：倉庫設於鄉間，倉糧由鄉民自願捐獻，富者多出，貧者少出；糧倉由鄉民中威望高、聲譽好者管理，管理人員定期輪換，有利於倉儲透明；遇到災荒時，義倉可以就近賑濟，及時便捷。但這項制度明顯帶有理想主義的色彩，在現實執行中總是困難重重，所以，歷朝歷代總是時立時廢、時興時衰。
據 《舊唐書》記載，唐貞觀時，“天下皆置義倉”，自王公以下，凡擁有田產者都要按“畝納二升”的比例繳納義倉粟，其實就是用法律手段迫使廣有田產的權貴富豪吐出一部分既得利益給全社會共享。但這種改革由於侵犯了權貴的利益，等唐太宗去世後又恢復了按户等繳納義倉粟的辦法，哪怕是佔田千頃，也只有歲交五石的限額。
據 《通典》卷十二所記唐玄宗天寶八載中央財政部門的統計：該年中央和各地的官倉存糧總數為5477萬餘石，各地義倉存糧總數為6317萬餘石，各地常平倉存糧總數為460萬餘石。就是説，義倉糧儲已超過官倉，而常平倉的糧儲還不及義倉的1/10。可以説，義倉已成為社保體系的主幹，常平倉反倒退為義倉的補充了。
在清代，義倉一般由當地有聲望的鄉紳負責管理，每年春天將糧食及種子借貸給農民，秋季再收回，並收取一成的利息。乾隆時期，全國約有數萬義倉，儲存的糧食總量超過數百萬石。義倉的制度在這時也進一步完善，主要措施有：地方官吏加強對義倉的檢查，在災荒發生時期的借貸不收取利息，詳細登記借貸者的姓名和借貸情況，義倉的負責人每三年更換一次，每年春季只允許借貸出一半的儲存等等。
義倉藴含了古人極大的智慧，建造上也大多佈局科學、設計奇巧, 具有珍貴的文物和建築價值，其中有“天下第一倉”之稱的豐圖義倉直到如今還能使用，每年收儲調運糧食兩萬餘噸。
豐圖義倉位於陝西大荔縣城東17公里處的朝邑鎮南寨子村。歷經百餘年的風風雨雨，如今仍在使用，每年收儲調運糧食兩萬餘噸
豐圖義倉位於陝西大荔縣城東17公里處的朝邑鎮南寨子村，東鄰黃河，地處秦、豫、晉三省交界之地。據大荔縣誌記載，清光緒年間 （1882），著名的“救世宰相”閻敬銘(東閣大學士、户部尚書)倡議捐資修建義倉，民間捐資白銀4萬兩，歷時4年建成豐圖義倉。據説慈禧太后曾親筆題寫了“天下第一倉”的匾額，可惜此匾現已不知了去向，但在義倉城牆的頂部，至今留有慈禧御賜的“龍”“虎”二字的碑刻。
遠遠眺望，豐圖義倉為城中城佈局，獨矗於黃河西岸老崖之上，地勢險要，唯我獨尊。外城坐東面西，依山勢而建，夯土築圍城，此為義倉的第一道防線。義倉雖由民間自建，然防盜防搶仍需壁壘森嚴。外城牆夯土高8米，厚8米，與內城之間築有壕溝，由於年久失修，外城牆的土質已頹敗殘破。
內倉城坐北朝南，是倉牆合一的建築構型，與密封於地下的糧窖不同，地上糧倉的防水和防火要求更為嚴苛。內倉的城牆頂部是由青磚鋪就，形成 12個四周高、中間低的排水區，每個排水區中部都留一水槽，水槽延伸 4—5米，通過導水牆頂把水導向倉城內廣場。廣場地形也是四周高、中間低，這樣積水就可以很快排出牆外。每至雨天，從倉牆到院內，排水通順流暢，雨停，牆院即幹。如此先進的排水系統，在我國同期建築中非常罕見。
豐圖義倉的防火，也是從每一個細節入手。首先，它的位置臨近黃河，水源充足，倉城附近還設有一水池，可作為就近水源；其次，內倉城牆體為黏土磚砌結構，黏土磚能承受 800—900℃高温而無明顯的破壞，這就提高了建築本身的防火能力；採用小倉多室的分隔儲糧方式，也是為了適應防火需要，倉房之間以堅硬厚實的牆體相隔，若一倉起火，也不易殃及其他。
回洛倉由710座倉窖組建而成，每個倉窖的大小基本一致，半徑為5米，高10米左右，粗略估算可以儲存50萬斤的糧食。據記載，回洛倉的糧食到了唐貞觀年間還沒吃完，依然可以食用
令人驚奇的存儲技術
從豐圖義倉便可看出，中國古人對於如何進行糧食儲藏已經有了一套行之有效的辦法。我國古代儲藏糧食的建築有地下和地上之分，地面下的建築為窖，地面上的則為倉。為了更好進行糧食儲存，必然會對糧倉的設計和建造提出相應的要求。漢代陶倉大多具有倉頂，倉頂包括懸山頂、四阿頂等，多數四面出檐，起到防雨的作用。陶倉的倉底有平地式、有足式和幹欄式，無論哪種倉底都具備一定的防潮濕作用。漢代先民已經認識到了儲糧環境如果潮熱，就容易生蟲變質。
因此，漢代糧倉一方面牆體較厚，開設較少的倉口或門窗，以此增加密封隔潮性能。另一方面，糧食收倉後會有一個後熟期，需要伴隨呼吸作用才能完成，因此還要在糧倉上設置氣孔和天窗，利於糧倉內通風散熱，調節温濕度，保障糧食不易發黴或生蟲。此外，老鼠也會使糧食受到侵害，因此在不少幹欄式陶倉上，我們可以看到支撐倉房的柱頂安裝有防鼠的擋板裝置。在漢代，驅雀曾是糧食收穫後一項重要的農事活動，因為糧倉上設置有窗，鳥雀可以由此進入，給人們儲藏糧食帶來不小的困擾。當時人們採用在窗上編制竹篾來攔防鳥雀的方法。在一些出土的陶倉天窗上就刻有網格狀的圖案，這種網格狀的裝飾還出現在某些漢墓壁畫的穀倉上。
考古工作者們甚至在隋代所修含嘉倉160號窖內發現了滿滿一窖當時人存下的糧食，穀粒顆粒分明。後來人們用儀器進行檢測，發現這些糧食雖然已經發生碳化，但有機質的含量仍高達50%以上，中國古人存糧能力之高，實在是令人驚奇。
含嘉倉160號倉窖內的碳化糧食標本。這些糧食雖然已經發生碳化，但有機質的含量仍高達50%以上
這與當時先進的糧窖工藝有關，挖好窖坑後，首先要用火烘乾，然後把草木灰攤在窖底，上面鋪上木板，木板之上鋪席子，席上墊穀糠後再鋪一層席子，窖壁也照此辦理，這種“席子夾糠”法，可以使糧窖隔濕保温，猶如一個巨大的保温瓶，而且，封存糧食都在冬季進行，這樣就可以達到低温儲糧的效果。這樣的糧窖不僅防鼠防盜、防潮防火，還具有良好的“保鮮”功能，糧食不易發熱、發芽，不易腐爛。
從古至今，糧食安全一直是國家安全的重要基礎。對每個人來説，不浪費一粒糧食是最基本的守則，只需記住：一粥一飯，當思來之不易。
參考資料：
陳小平 《中國古代糧倉史話》；
林興龍《漢代社會救濟問題研究》；
完顏紹元 《看官場生態》；
劉仰 《常平倉——中國對世界的偉大貢獻之一》；
王國華 《宋朝救災面面觀》；
阿敏、徐聰 《天下第一倉》；
楊敏 《古代糧倉是怎麼儲糧的》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