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秋玲：過日子與子代退養——農村老人的黃昏戀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尹秋玲】

筆者近期在一個傳統色彩比較濃厚的北方農村調研，有一點有趣的發現：當地黃昏戀不黃昏，反倒呈朝陽之勢。

在2000年，該村出現了首例男性老人喪偶獨居後再找老伴兒的案例。當時不僅老人子女反對，村莊輿論也不認可。2010年左右，鄰村一個老太太也想找老伴兒，因兒媳和女兒覺得有失顏面反對，老太太氣不過跳井了。可見當地2010年之前，農村老人黃昏戀極少，家庭和村莊社會對此事也極其不贊同。

但有趣的是，近幾年來，老年人黃昏戀的現象日漸增多，從統計的數據來看，本村加上臨近兩村約有20對，因大部分老人沒領證，故只能算作黃昏戀。

從調研村莊的實際情況來看，主要是經濟條件較好的男性主動找年輕一點的女性，以熟人介紹為主。其中，男性往往有穩定的退休金和一定積蓄，有獨立居所；女性一般與兒媳不和，在兒子家過不下去，或者子女家庭條件困難，沒有太多收入。常規套路是以男方主動拜託朋友或親戚找一個“保姆”開始，雙方確定關係後子女吃頓飯便可在一起生活。

前兩年一位有退休金的86歲男性老人，託人找隔壁村一位與兒媳不合的70歲女性老人，前一個月兩人分開居住，女方以保姆名義照料男方生活，而後便自然生活到一起。相鄰兩個獨居男性老人晚上偷聽兩人講話時，發現此秘密，受啓發，也各自託人找了老伴兒。自此之後，找老伴兒的想法在當地獨身老人中傳播開來。

可喜的是，對於這類改變，家庭和村莊的態度也從傳統排斥慢慢轉為開放性接受，即便同村兩個老人一起生活後再因瑣事而分開，大家也只會覺得像結婚離婚一樣平常，並不影響日常生活交往。

這裏面有兩個有趣的問題值得思考：

一是，農村老人的黃昏戀是現代社會的自由戀愛麼？

若將其視為現代老年人戀愛自由的進步，卻有兩點看似與自由戀愛相悖的規矩：

其一，金錢饋贈與保障。

就筆者調研瞭解，男方必須每月給女方500-1000元的零花錢，這還是承擔女方吃穿住之外額外給的錢。此外，如果女性老伴兒年齡在60歲以下，男方還需要給1-3萬元的彩禮錢。男方一旦不能滿足女方的金錢要求，則很容易分手。

該村就有2例因男性老人經濟狀況不好而分手的案例。

一個沒有退休金只有點積蓄和兒子贍養費的80多歲男性，找了一個外村60多歲的女性，每月給她500元。本村老年女性閒聊時覺得女方這麼年輕，卻找了一個經濟條件不好、年齡又比較大的，划不來。女方聽完這些閒話後便以去上海的女兒家為藉口離開了，男方仍在等她回來。

另一個70多歲的男性老人，一個人種植10多畝蘋果地，有一定的積蓄，找了一個外村70歲的女性。但因為不給女方錢，而且生活極度節儉，一個月電費支出只有2元，女方覺得黑燈瞎火的受不了，三個月後便走了。

其二，寫好字據，劃清責任邊界：病不同養，死不同葬，財產獨立。

字據是確定雙方老人關係中最重要的環節，需要牽線人在場見證，其作用為規定女方每月零花錢數額以及生大病、死葬的責任劃分。

一般規矩是女方小病由男方承擔，雙方若都生大病、喪失自理能力，則回各自孩子的家。這表明雙方一起生活的時間段僅限於彼此身體安康時，碰到重大疾病不會如傳統的夫妻那樣互相照料。

在安葬問題上，雙方必須各自回家與原配合葬。在當地社會觀念中，即使雙方喪偶後再婚，女方死後也應該與原配合葬，雙方老人依然屬於原來家庭。作為祖先神靈，他們要保佑原來家庭的子孫後世的命運。

鄰村一個老太太20年前老伴兒去世後，因與兒媳有矛盾便改嫁到別村。外村老伴兒去世後，自己準備回來，但兒子兒媳不要她回來。兩個老人逝後財產基本上也沒有關係，歸各自子女。

換而言之，金錢的交易性和近乎冷漠的責任邊界，共同消解了現代自由戀愛的情感色彩，生活在一起的老人是夫妻又不是夫妻，是保姆又不是保姆，其本質不是戀愛與婚姻，而是獨居喪偶的男女老人搭夥過日子。

有經濟條件的男性老年人有生活照料、找人聊天的養老需求，而相對年輕的女性則有掙錢和擺脱家庭矛盾的需要，兩方相互契合，在身體健在、經濟充裕的條件下相互照料，一旦物質和身體條件不允許，則各自回家。最後，從14個案例所反映的生活穩定性來看，有三對老人分開，其他生活比較穩定，這説明老人找老伴兒可能有一定的情感色彩，但並不能排斥其功能性和功利性的生活實質。

值得思考的另一個問題是，為何子女和村莊輿論從反對轉向喜聞樂見？

在短短20年內，在一個有千年傳統的北方農村，老人對傳統“守寡”的視死如歸的價值感瓦解了，子女和村莊社會輿論對此也喜聞樂見了，其中社會變遷機理要放在城鎮化、現代化進村的大背景中去思考。

作為傳統的北方農村，該地老人養老責任主要屬於兒子，老人喪失勞動能力後，兒子需要為老人提供食物、住所和辦葬禮。整體而言，該地兒子養老水平不高，僅限於臨終照料，屬於典型的薄養厚葬型養兒防老。

在傳統農業社會時期，雖然整體社會生產力水平不高，但簡單家庭再生產模式下，孫輩成家立業的人生任務也很容易完成，老人依然能夠得到子輩的照料。

但近年來，一方面因計劃生育帶來了性別比例失調，造成80、90後男性孫輩的擇偶困難，房、車成為男性孫輩婚姻競備的標準配置，另一方面孫輩已經脱離農業生產，普遍希望在城市過上體面生活，但自己又缺乏進城的經濟積累。

孫輩結婚和城鎮化作為疊加的人生任務落在了子輩身上，高昂婚姻和城市化生活成本讓子輩被壓得喘不過氣來，無暇顧及祖輩的養老。祖輩出於對子輩的體諒，會通過找老伴兒和進養老院等方式來適應時代的變遷；當然，與養老院相比，自己找一個老伴兒在自家院子生活更舒適。

由此可見，農村老人的黃昏戀發生和增多的邏輯在於：城鎮化作為一股現代性的力量，擠壓了家庭養老功能，子代逐漸退出為老人養老的責任，老人不得不以黃昏戀等自我調試的方式來適應時代的變遷。

最初子女作為主要反對力量，其理由莫過於面子不好看，以及擔心女方成為累贅或者爭奪財產。老人間的字據，幫他們規避了對另一位老人的責任，財產分配清晰化也讓子輩免除了後顧之憂。隨着年輕子代享受到了不必操心老人養老的好處，以及不用承擔老人找老伴兒的經濟責任後，他們便不再幹預老人的黃昏戀，轉而以一種新的現代“孝道”話語支持祖代找老伴兒。

這種話語背後的實質是子輩對這種現代化福利的享受，它推動了村莊整體對老人黃昏戀從傳統的“傷風俗”轉為“個人自由”的輿論和話語體系的變化，也推動了村莊養老秩序和養老價值的轉型，老人和村莊對“過日子”的社會實用性價值的認可戰勝了對“守寡”視死如歸的超越性價值的追尋。

每一種社會現象的演變都伴隨着社會價值觀和價值體系的變遷，但在以傳統著稱的北方中國農村，黃昏戀的流行以及其所折射出的傳統倫理秩序的瓦解，必將帶來老人精神意義世界及村莊社會價值層面的歸屬問題。從現實來看，如何讓農村老人有價值和有意義地安度晚年，是當下農村治理急需關注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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