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程琳：清北碩博扎堆街道辦，中西部基層幹部“酸”了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魏程琳】

最近，清北碩博生2018年到杭州餘杭區街道部門高薪任職的消息，引起網絡輿論關注，其中高材生“大材小用”和“街道幹部高薪”更是引起網友、學人熱議。

多數網友認為清華、北大的碩士博士到街道政府工作，是教育投入產出不成比例的表現，不少專家學者也順着這一話題指出，“過度教育”導致“高學低就”。

筆者長期關注基層幹部隊伍建設，在我看來，這一現象既不能説明“過度教育”也不能説明“高學低就”，而是展現了區域經濟基礎差異在上層建築（基層政府幹部隊伍建設）上的差距。

至今，中國只有四分之一的勞動力讀過高中，而大多數農村地區的大部分初中生無緣高中教育。我國本科生、研究生招生數量雖有所擴張，但每年的博士招生數和畢業生數都較為有限，總體上受高等教育的人數比例仍有待提高。由此可見，“過度教育”現象尚不構成中國教育的主要問題。

顯然，清北碩博生到餘杭區街道任職也並非“高學低就”：

第一，清北碩博生是作為餘杭區黨政機關儲備幹部引入的，清北畢業生身份為其帶來較高的平台和較好的起點，能力突出者更容易獲得升遷機會；

第二，餘杭區給予的工資待遇具有誘惑力，其中博士生按照中層正職執行，年薪總額38萬元，碩士生按照中層副職執行，年薪總額35萬元左右，入職者還有生活安家補貼、購房補貼等等優惠條件。這樣的待遇對於碩博生的教育回報不可謂不高，否則就不會出現2018年餘杭區組織部計劃招聘4人，報名人數竟達107人報錄比達1:27的現象。

網傳公示名單

高薪任職投影下的區域差異

既然清北碩博生赴街道任職的現象既不能説明“過度教育”也不能説明“高分低就”，那其背後到底隱藏了哪些信息呢？在我把“清北碩博赴街道任職”的信息轉給我在中西部縣鄉政府部門任職的朋友、同學時，他們的反應讓我意識到中國的區域經濟差異已經深深烙印到地方政府組織體系建設上。

與珠三角、長三角地區政府所擁有的充沛財政不同，中西部地區政府仍然是“吃飯財政”，有的西部縣政府甚至無法保證及時發放工作人員工資。

筆者電話訪談了在河南、山東、甘肅、山西等地縣鄉（區街）政府部門任職的幹部，發現不同省份、不同市縣間幹部工資略有差異，其中正（副）科級幹部的工資收入在4000到6000元之間（包括車補、通信補貼且扣除五險一金），普通職員的工資在3000元/月左右。

而筆者所調研過的蘇州市，一個村黨委書記的年薪都在20萬元以上（相當於鄉鎮副科級），杭州市的副主任科員年薪在30萬元左右，東西部幹部薪酬待遇的差異，直接影響了其組織人才隊伍建設——東部地區更能吸引高素質、高技能人才進入基層政府，政府幹部隊伍來源更加多元，政府運作更強調規則制度而非熟人關係，政府的開放程度、服務水平相應更高，這進一步提升了地區營商環境、促進了地區經濟發展。

相比之下，中西部地區政府人員構成、行政部門運作都更加地方化，薪酬和晉升機會的雙重弱激勵，成為影響基層政府高效運作、改革創新的關鍵。

據筆者調研觀察所知，中西部地區多數高校畢業生（以一本以上為主）不會首選回縣鄉發展，而是留在省會城市或其他城市發展。考錄並進入縣鄉公務員（或行政事業編制）系統的青年，以本省二三本和大專生為主，他們在人才就業市場上競爭力不夠強，而其社會關係又集中在本縣市，如果家庭社會資本較好，回縣城發展與他們而言是最有利的。

但儘管不斷有青年人填補到基層政府部門，但縣鄉政府幹部老齡化、“提前老齡化”的現象仍較為普遍，一方面，鄉鎮工作人員年齡總體偏大，而少量被派往鄉鎮工作的選調生又總被縣市部門以各種理由借調走，“選調生甚至從來沒有去鄉鎮上過班”；另一方面，相當一部分鄉鎮中年工作者自覺升遷無望，便提前進入“老齡化”狀態，在工作上以“退後”為主。

“製造流動”的基層政府

武漢大學呂德文研究員發現，縣鄉對“實職”與“虛職”、“大鎮”與“小鎮”、“大部門”與“小部門”、“關鍵崗位”與“普通崗位”間進行差異化設置，為基層幹部晉升創造了隱性層級，增加晉升流動的機會。從行政層級看，一個普通科員到鄉鎮長通常需要經歷副主任科員（副股級）、主任科員（股級）、副科級和科級。

然而，有的普通科員可能終其一生都不能到達科級職位，這是因為：第一，並非每次提拔的機會都能降臨到他身上；第二，基層政府有意拉長了人事流動鏈條，副科級幹部（副鎮長）要升到鎮長的位置可能要經歷遠郊鎮副鎮長、城郊鎮副鎮長和黨委副書記等職位的磨練。

縣鄉政府製造的晉升流動機會，無疑對多數幹部具有激勵作用，因為流動就意味着晉升的希望。顯然，對鄉鎮政府40、50歲的工作人員而言，如果他們此時還未達到主任科員或副科級職位，職業生涯基本到頭了。失去了奮鬥動力他們，通常在工作上態度消極，在崗位上“不求上進”。“三七定律”即30%的人幹70%的工作成為基層政部門府的常態。

基層一線幹部實際工作是非常辛苦的，圖為貴州省深度貧困縣沿河土家族自治縣駐沙子街道井壩村脱貧攻堅指揮長崔林權，因心源性猝死在駐村駐地去世，年僅48歲

留在基層，建設中西部

既然如此，為何還有人願意留在縣鄉基層政府部門呢？筆者瞭解下來，主要理由無外乎兩點：

第一，在縣域社會，縣鄉政府幹部分享了政府權威，具有較高的社會地位，這為其社會行動帶來便利，尤其是能夠為家人親友提供幫助和庇護，社會激勵與回饋較足；

第二，在縣域社會，縣鄉政府幹部成為地域政治社會關係網絡上的重要節點，他們在“橋接”關係網絡時往往能夠從中獲得體制性和非體制性收益，一定程度上彌補了薪酬和晉升上的不足。

總之，以縣域為單位的政治社會交往中，縣鄉政府工作人員處於地域社會關係網的中上層，其工資收入亦能基本滿足生活所需，但其非體制性收益卻能保持其在經濟政治社會上的優勢地位。這也是為什麼有的縣鄉中層幹部不願意跨區平調，因為這不但不能增加其政治收益，反而會弱化其在本縣的影響力。

傳統中國“皇權不下縣”主要是受財政實力約束。中央政府通常會向縣級政府派一名縣官（流官），基層治理任務主要依靠本地吏員、鄉紳完成，有學者將之稱為“簡約治理”。然而，這一為中央節約財政開支的簡約治理卻增加了民眾的經濟負擔，瞿同祖在《清代地方政府》詳細描繪了地方官吏向民眾索取銀錢的“陋規”。

現代國家普遍會嚴厲打擊基層官員的貪污腐敗行為，以鞏固政權的社會基礎。然而，政府的軟財政實力對行政人員薪酬待遇改善形成結構性約束。前些年，有的地方政府甚至鼓勵、默許非領導職務的基層公職人員自主創業、兼業，以彌補地方財政之不足。

今天，儘管中央明令禁止公務員兼營其他業務，然而，仍有一些縣鄉工作者以家人名義開廠設店，以妻、子、兄、弟名義入股企業，亦有從土地開發、工程項目發包等中謀取私利的情形。從社會學角度看，如上體制資源向社會和市場資源的轉化和兑現，是地域公職人員處於“禮物漂流”頂端的體現，亦是地域社會關係對政府部門運作影響較大的體現。這一關係化運作模式為降低行政成本、完成政府緊急工作和中心工作提供了保障，然而，其差序格局性本身又會帶來社會不公平，亦會帶來反制度建設、反民主參與的內生動力。

在清北碩博高薪赴東部基層工作的投影下，我們看到了中西部基層政府幹部隊伍建設的困境。如何突破制度性約束，在薪酬待遇、平台建設、發展機遇等方面形成明顯優勢，吸引並留住人才到中西部基層工作，打造強有力的基層政府幹部隊伍，是未來推動區域經濟社會發展平衡的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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