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軍：怎麼才叫形成了國內大循環？

【文/張軍】

“國內大循環”是個新提法，也是第一次出現在中央的決定中。不過，我是知道“國際大循環”這個提法的，也依稀記得原國家計委研究所的王建向政府提出的這個建議在當時是如何受到關注和討論的。説白了，“國際大循環”是對當時流行的“兩頭在外”的加工出口戰略的形象概括，是有意義的，畢竟那時候我們的起點低，不妨設法利用發達國家技術轉移的機會，通過擴大加工出口來推進經濟發展，肯定是個捷徑。

我想這個建議與當時領導人的想法也不謀而合，因為鄧小平就有類似的想法。鄧小平在1979年10月的一次講話中説：“我到新加坡去，瞭解他們利用外資的一些情況。外國人在新加坡設廠，新加坡得到幾個好處：一是外國企業利潤的百分之三十五要用來交税，這一部分國家得了；一個是勞務收入，工人得了；還有一個是帶動了它的服務行業，這些都是收入……我認為現在研究財經問題有一個立足點要放在充分利用、善於利用外資上，不利用太可惜了。”

1978年，鄧小平訪問新加坡，在機場與新加坡總理李光耀親切握手。圖自廣安日報

鄧小平訪問新加坡是1978年11月。在此之前，原國家經貿委和原國家計委組織考察團聯合到中國香港和在中國澳門考察，之後撰寫了《港澳經濟貿易考察報告》。報告建議把靠近香港的寶安縣（即後來的深圳）和靠近澳門的珠海縣劃為出口基地，力爭三五年裏建設成為對外生產加工基地以加強內地與香港和澳門的經貿聯繫。這個建議的理由很簡單，香港的地價和勞動力價格都太昂貴，如果能在珠海和寶安建立一些與出口加工和航運有關的一個工業區，既可以充分發揮廣東的土地和勞動力的比較優勢，又可以利用香港和澳門的資金和技術來發展當地的經濟，豈不是一舉兩得。

在得知港澳考察報告的建議和中央領導人的初步想法之後，1978年6月，廣東省便着手研究關於迅速開展對外加工裝配業務和寶安､珠海兩縣的建設問題。與廣東省不謀而合的還有香港招商局提出的要在寶安的蛇口設立工業區的方案。時任香港招商局副董事長的袁庚建議，在靠近香港的蛇口建立工業區，利用其廉價的土地和勞力，加上香港的資金和技術，可以發展加工出口。1979年7月，蛇口工業區破土動工，成為中國第一個出口加工區。

同樣受亞洲“四小龍”利用外資和外國技術加快經濟發展的考察報告的影響，廣東省希望中央給廣東放權，抓住先行者產業轉移的機會，讓廣東充分發揮自己的後來者優勢，先行一步。廣東希望在與香港和澳門接壤的汕頭､寶安､珠海三個地方搞出口加工試驗，利用外資，引進先進技術設備，搞補償貿易和加工裝配，搞合作經營。

除了廣東，相隔台灣島的福建省也提出在廈門建立出口加工區的要求，希望利用僑鄉優勢，積極吸收僑資僑匯，大力發展加工出口。所以最終在1979年7月，經最高領導人同意，決定在廣東的深圳、珠海、汕頭和福建的廈門，劃出一部分區域試辦出口特區，給地方更多的自主權，發揮比較優勢，吸引外資，把經濟搞上去，還特別強調重點把深圳的出口特區辦好。

1980年9月，時任國家進出口管理委員會副主任的江澤民，帶領國務院有關部門和廣東､福建兩省，深圳和廈門兩個特區負責幹部組成的9人小組，到斯里蘭卡､馬來西亞､新加坡､菲律賓､墨西哥､愛爾蘭等6國的9個出口加工區､自由貿易區進行考察，為特區建設提供了國際經驗的支持。他們的基本看法也是：“無論國家窮富、無論實行何種經濟制度，用建立經濟特區的特殊辦法來利用外資、引進技術、進口設備、促進經濟繁榮提高國際競爭力，這是一條十分重要的途徑。”

以上這些細節在我去年出版的著作《改變中國》裏都有記載。王建在1987年把這些早期的經驗概括為參與國際大循環的戰略，建議中國要堅持走國際大循環的道路，是值得肯定的戰略選擇。也有當時的有利條件，特別是經濟全球化已見端倪，發達經濟體也都遇到了成本上升和通貨膨脹困擾，有轉移投資和技術的需要。中國這個時候提出開放實驗戰略，通過興辦特區鼓勵發展加工出口產業，正好不謀而合，尤其是對香港和台灣地區也是一個機遇。

所以，在改革開放初期我們很快就走上了一條能很好利用經濟全球化機遇的追趕道路。前年，我和林毅夫教授合作為一本在牛津大學出版社出版的書撰寫了一章，書名是How Nations Learn，我們撰寫的這章題目就叫“China: learning to catch up in a globalized world”，討論的就是中國是如何學會利用後來者優勢來實現快速經濟追趕的經驗。我們在文中一部分就説到，“把中國取得的經濟成就歸因於她的改革和開放當然是對的。但是，作為工業化的後來者，它真正的成功之處在於從一開始把握住了向先行工業化國家和先進經濟體的學習機會，並能夠利用這些機會來充分發揮其作為後來者的優勢，快速推動了本土的工業化和經濟轉型，最終使中國恰當地納入全球經濟，成為全球經濟和貿易增長的最重要貢獻者。作為大國，中國毫無疑問是戰後最成功的學習者。”

這個評價隱含地指出了中國能夠成為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是因為中國學會了利用來自發達國家的外資和技術，積極發展加工出口和貿易部門來實現經濟追趕的東亞經驗。不僅如此，中國的人口規模大，起點更低，在很多方面比東亞新型工業化經濟體可以走得更遠。還記得中國的沿海地區的出口企業被人稱為“血汗工廠”吧？是的，這不誇張。因為這個，MIT的黃亞生教授曾經寫出那個在西方很受關注的書，叫《SellingChina》，“把中國賣了”。香港中文大學的宋恩榮教授曾經在一篇討論這個問題的文章中説得很清楚，加工出口其實是大多數後進國家或地區促進出口的一種常用方式，它通過豁免進口中間品和零部件的關税來促進出口增長。

但是，看看那時候的中國，還真不太一樣。因為在東亞新興工業化經濟體中，加工出口的流行形式是本土企業的“進料加工”，而在中國，由於早期本土企業技術裝備落後並缺乏足夠的人力資本，在深圳和整個珠江三角洲地區的加工出口至少在上世紀80年代多為“來料加工”，甚至設備也由外商提供，本土企業僅賺取微薄的加工費。差不多一直到90年代初，進料加工在中國製成品出口中的比重才超過來料加工。這説明，80年代那時候的底子太薄，技術水平太差。通過所謂的“血汗工廠”，我們不僅可以掙點加工費，還可以幹中學，獲得進步，就這樣我們一步一步走了過來，直到今天我們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可以生產並出口大量的技術複雜和高科技產品。

現在情況不同了，全球的局面在變化，問題也就來了。全球化遇到了些問題，主要是美國帶頭反悔，對一些自由貿易協定不滿，包括WTO。這對全球經濟都不是好事。特別是特朗普上台後覺得中國從全球化中獲得的利益比美國多，決定要改變美國的對華政策，要限制美國企業與中國的往來和合作，也阻止中國企業在美國的投資和經營。這次更是利用新冠疫情大做文章，對中國企業實行歇斯底里地打壓和制裁。有些人説，特朗普乾的事情在後特朗普時代也不會有大的改變，意思是説美國視中國為強大競爭對手的認識不會輕易改變。這沒有錯，畢竟美國對華態度的改變多半是中美經濟實力變化的結果。出於這樣的邏輯，中國這個時候當然也不會假設碰上特朗普是個意外和不幸，雖然仍堅持和努力促進中美關係的改善，但同時肯定會有更長期的心理準備，尤其是在科技產業和金融領域做好應對準備，切實把自己的事辦好，減少因美國的制裁或技術合作終止而陷入非常被動的尷尬。

我認為，無論全球化遭遇什麼阻力，也不管中美關係的惡化能走多遠，現在不是蘇聯撕毀合同撤走專家的那個時代，這個要有客觀的估計，我們不可能準備再回到閉關鎖國的年代。在這種情況下，我們需要有調整發展戰略的意識，更需要有進一步推動國門開放的意識，這才是對的。仔細想想，我們經濟總量變老二了，但在對外經貿和投資上的很多政策還不是依舊停留在早期的思維方式上嗎？兩個大國的貿易摩擦不能説主要是因為意識形態和價值觀的衝突，這個方面的衝突即便有，在過去40年也一直存在，主要原因應該還是，你太小的時候，出門搭大人的便車，別人不在意，也不會認為你佔了便宜，不會認為不公平，但當你長大了，塊頭大了，別人的看法就會不一樣，你出門就得自己打車或自己開車，至少你出門是要付出代價，這樣才顯得公平。以經濟學家的眼光來看，改變我出門的就習慣不是壞事，反而對自己也是好事，不然我就走不遠了。

所以，我們今天提出要形成國內大循環，不是説我們擁有別人沒有的巨大國內市場，也不是説我們依賴我們自己的國內市場就能很好地發展經濟，説這個是沒有什麼太大意義的。我們要明白，一個市場如果做不到高度開放、安全和自由流動，對經濟發展是沒有意義的。中國要更大程度地開放我們的行業准入並能提供安全和自由的市場給全球投資者，包括美國的，才能讓我們的國內市場服務於我們的經濟發展。過去我們是反過來的，因為非常落後，我們是利用人家的開放、安全和自由的產品與要素市場來發展我們經濟。

美國和歐洲一直抱怨我們有很多之前談判時承諾的市場開放沒有兑現，沒有做好。什麼原因？舊思維在作祟。很多人説，形成國內大循環就是我們的經濟發展要依靠國內巨大的市場。這個説法不準確，**重要的不是國內市場規模，而是國內市場能否被“循環”起來。**美國的經濟是典型的大國經濟，國內市場巨大不完全是因為美國有3億多人，而是因為美國的國內市場能夠是一個高度開放、安全和自由流動的市場。全世界的生產性要素（包括人才、資本、金融）都願意去那裏。如果説美國是一個立足國內大循環、國際和國內兩個循環相互促進的經濟體，好像也很恰當。

7月份，我在英文世界意見領袖平台“Project Syndicate”（世界報業辛迪加）上寫過一篇文章，其中説道，**應該把中國最近提出的要儘快形成並將經濟發展立足國內大循環的説法看作是對加快向全球更大開放中國國內市場準入的承諾。**有人問我，你為什麼會這麼説？我説，你可以想想，我們過去幾十年的經驗和教訓告訴我們，很多國內市場或行業存在的問題講了再講，都不容易得到克服，但是一旦這個領域開放了，很多問題就迎刃而解，變成繁榮的市場。中國説要依託國內市場來發展經濟也講了很久了，但要轉變這個重心談何容易。原因是什麼？**不是因為我們熱衷於國際大循環，而是因為我們還在保護自己落後的市場和行業。**在這些方面，我相信外國投資者的感受比我們強烈多了。

所以，中央提出的國內大循環，核心要義應該是高度開放大多數我們自己的行業和市場準入，要使得中國巨大的國內市場真正走向很高的開放度、安全性和流動性，假以時日，中國真正能形成全球最具創造性的生產要素能夠在中國這個巨大的市場“循環”起來的沃土，也只有這樣，我們14億人口的國內市場才能真正成為我們經濟發展可以依賴的國內力量。

科技和金融，是美國給我們施壓和試圖脱鈎的兩個領域。我們自己當然要有準備。不過，我們必須想明白，在戰略上我們不可能因為美國封鎖而單打獨鬥，有智慧的做法一定是在科技和金融兩大領域更大程度地推進開放和全球合作，用雙贏的策略來應對可能的脱鈎挑戰。

我們現在説擴大內需也説了至少20年了，但國內市場和行業准入鐵板一塊，各種限制還是那麼多，包括在金融領域，讓國內外的投資者望塵莫及，哪裏來創造更大需求？即便在眼下，我們在通訊、信息、金融、保險、醫療、教育、文化以及康養等領域，潛力巨大，可是由誰來激活我們巨大的需求市場？

中國人做事歷來有兩個特點，第一，自己説要幹個什麼事，也不見得真當回事，但是如果受人欺壓或遇到外部危機了，我們會特別當回事，動真格。第二，做事總喜歡講求策略，事要做，但要做得巧妙，有裏有面。真的要是在我上面所談的國內大循環問題上做好文章，真的一舉兩得。

【本文原刊於微信號“網易研究局”，觀察者網已獲授權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