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平：歐盟一體化阻力重重，何來“全歐一致”對華政策？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黃平】

從華為這個具體個案可以看出，這實際上反映出在高科技領域裏中美之間的激烈競爭和美對中國的戰略防範與圍堵。背後的問題還在於，科技和信息技術也在全球化。

本來這輪全球化是美國主導的，但是隨着它的深入，美國也面臨着巨大挑戰。當然美國與中國矛盾糾紛不僅有不平衡，科技是一個更重要的領域。現在在華為問題上跟進美國打壓華為最緊的是英國， 接下來還有法國，還有很多歐洲國家，究竟在華為問題上、在美國對華出現重大戰略改變背景下其他問題上（例如我們在香港實施國安法以後的香港問題等），有多少歐洲國家還能扛得住、還能堅持自己的相對獨立外交路線？

歐洲一方面在推一體化推到現在60餘年，也是一路磕磕碰碰，在對華為問題以及整個對華政策怎麼調整，能不能有各國家共同一致的政策與態度，也是一個歐盟內部不斷磨合的過程。作為外部因素，最大的外部因素當然是美國改變了對華戰略。

具體到華為這件事，英國在歐洲顯得最積極。它不只是在華為問題上“獨樹一幟”，在香港問題上，英國也一直都有一套它的所謂戰略與政策。 脱歐以後，對英國來説最重要的是英美關係。其次是它怎麼處理脱歐後與歐盟關係。 毫無疑問英國的對華關係也是它非常重要的一環。原來對於華為，英國其實還在猶豫，結果在香港問題上，英國又擺出要負所謂“道義責任”的姿態，在華為問題上英國也顯得更堅決了，但約翰遜首相最近講話也説，英國不會簡單地把中國當敵人，也不是天生就要以中國為敵。至於英國能不能過一段時間能不能相對更實事求是一點？或者還會更簡單地跟着美國的走？

因此，還是要看整個國際大格局的調整與變化，最後一定是形勢肯定比人強。新一輪全球化最重要的一點就是，除了商品與資本，信息與科技也迅速跨越國家、以集合式的速度發展和提升，5G或者華為就是其中一項，發展很快、普及很快、應用很快，轉型變化、升級換代也很快。面對這樣的情況，歐洲像原來那樣以一個一個的國家為單位來應對，是很難的。

2015年，華為全歐洲第一家客户體驗中心在布魯塞爾市中心開業。圖自中國日報網

如果美國在這一輪全球化中，繼續沿用特朗普的退羣政策，繼續堅持貿易保護主義、外交上的孤立主義、社會政治上的民粹主義，並繼續把中國作為頭號“戰略對手”，甚至單方面搞“脱鈎”乃至所謂“新冷戰”，英國作為美國的鐵桿、英語世界裏的老二，也一定會看重美國的調整和改變，併力圖去適應它。

這裏一個很大的變數就是三個月後的大選，如果拜登上台，情況又會發生什麼變化。特朗普真正要打的牌，其實還不是外交，更不是對華貿易戰、以及現在追上來的科技戰、外交戰等等，他真正想的還是想守住總統寶座、也維持住美國的經濟和美國的世界地位。但假如美國疫情沒控制住，經濟也沒起來，加上最近的族羣撕裂繼續惡化，那對第四季度的投票就很懸了。

如果特朗普把位置丟了、拜登上來，且如果拜登很大程度上要回歸民主黨的傳統，內政也好、外交也好，那英國和歐盟也會調整。今天我們看到的是特不靠譜的美國，是不是到時候又部分地迴歸原來民主黨意義上或者傳統意義上的美國？還是部分地回到民主黨傳統，部分地則由於特朗普及更大更早的所謂“兩黨共識”（包括對華的“共識”）而繼續與中俄為最最主要的戰略對手？ 至少不是簡單地在中美之間選邊，因為這個世界的玩家絕不止中美兩家，而是多家，歐洲、俄羅斯都是其中很大也很重要的一家。  

對歐盟來説，第一重要的是它內部的所謂一體化究竟做到什麼程度上，而一體化就涉及一個最根本的問題，歐洲國家現在有相當多的主權讓渡給歐盟，而能讓渡到什麼份上。 從內部機制上，一體化是最重要的；一體化中最大的坎兒現在是財政，歐盟各個國家在多大程度會讓渡自己的經濟主權,讓渡到什麼份上。

現在，最緊迫的是抗疫防疫，第二是恢復經濟和正常社會生活。現在一切都基本停擺或半停擺了，可以説，疫情蔓延成了百年未有大變局的最新的最大不確定性，是一隻最大的黑天鵝。而且，疫情也不只是對歐盟，原有的世界秩序、世界格局，在疫情蔓延面前，都不夠了，不靈了。

在歐盟內部，最主要的問題，還是各國的訴求、追求不一樣，背後是利益或利益的輕重緩急不一樣。歐盟從15國一下子擴張到25國，是不是急了點？這不是一體化意義上整合，而是擴張，一下那麼多國家進來， 一個大問題就是這麼多國家——沒有英國也還剩27個國家——在同一個歐盟裏面，各自的利益訴求是不一樣，輕重緩急也不一樣，那一體化就受到來自內部的阻力，還怎麼“全歐洲一致”的對外政策和對華政策？

今天的世界格局正在鉅變之中，包括世界秩序重建、世界格局重構、國際關係重組、國際規則重寫，客觀上歐美國家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社會失範、政治失序、經濟失調、安全失控、精英失職等問題。歐洲內部相繼出現的難民危機、債務危機、恐怖主義、英國脱歐等這麼多問題，以及怎麼處理與美國、與中國、與它最大的鄰國——俄羅斯的關係等問題。

而且美國作為“西方世界的老大”，已經面臨越來越多的挑戰、越來越多的不確定性，比如它的族羣撕裂、移民和經濟結構不合理、收入嚴重不平等問題，這種情況下，美國不利用歐洲及其他國家和地區是不可能的，它在特朗普時期一方面以美國為優先，不斷退羣，招來包括歐洲在內的普遍反感，另一方面美國也會盡力對歐洲進行利用，包括對華問題上，利用得如何當然也不是美國單方面能決定的。

比如中歐合作，中國和歐洲是兩個最大的經濟體、兩個最大的市場、兩支最大的和平力量、兩個最重要的文明體。客觀上説，在世界層面、國際重大事務，非傳統安全領域如氣候變化與綠色經濟，歐盟還是我們最大的合作伙伴之一，矛盾一直都有，有的分歧也很嚴重，但相對而言，與中美比還是不一樣的。甚至整個歐洲與中國合作的潛力還遠遠沒有挖掘出來，還可以提質、增效、加分，所以合作的前景和基礎是有的。

相對而言，中歐各自的發展階段不一樣，輕重緩急議題不一樣，現在最有共識的就是全球治理中的綠色、環保、可持續發展和應對氣候變化的科技合作，但是即使這裏面，具體怎麼做，分歧也很大。相對來講，歐盟提出的標準比較高。我們還是發展中國家，所以要有共同而有區別的目標與責任，歐盟必須要承認我們在氣候變化問題上還是發展中國家，而不具有跟它一模一樣的所謂“對等的責任”。他們強調所謂“對等”，我們是堅持平等，強調“共同而有區別”。最近歐盟又通過了門檻高得多的投資審查法等，也一直既不承認我們的市場經濟地位，也不再承認我們是發展中國家。所以，合作中也免不了各種分歧、糾紛。而中歐處理分歧與糾紛的方式也不是通過對抗，更不是掉入什麼“新冷戰”等各種人為的陷阱。 做得好可以是從和平共處、和而不同走到差異互補、文明互鑑的一個個案。

這次新冠疫情，再次印證了原有西方意義上的國際關係不靈了。全球化使得原來只以民族國家、單一國家為單位來處理的跨國全球挑戰，已經不夠了，更彰顯需要全球多方合作、共同攜手抗疫防疫。本輪全球化至少20世紀80年代就開始初現端倪了，中歐在這一輪全球化中既是參與者、也是受益者、推動者。任何國家，想逆潮流而動是沒用的，哪怕要面臨更多不確定性、挑戰、風險和危機。在這樣一個全球化時代，僅僅以國家為單位去抗衡霸權、完成防疫、抵禦金融風險，都不夠，而只能合作、攜手，共同應對。

至於世界政治新秩序是怎樣的？是堅持我們原有的國家主權、國家獨立、國家內政不容干涉，同時國家不分大小，一律平等，通過求同存異，走向和而不同，互利合作共贏？還是各自為政，甚至回到叢林，彼此亂戰一氣？“戰”也不一定就是軍事上的戰爭，還有金融戰、貿易戰、規則戰、價值戰。包括這次疫情背景下的毫無理由的甩鍋、“索賠”這些現象，人類是要彼此為敵、重回叢林法則搞零和遊戲嗎？還是有的國家真的以為自己在叢林法則下必勝？

今天“冷戰”也不再是、不應是各國的必然選擇，那麼如果從現在起到本世紀中葉能有一個新的世界秩序，就很了不起，雖然千里之行始於足下，現在就得做起，例如在經濟貿易科和技信息上從共商共享做起，在世界和平與安全問題上從防止“新冷戰”做起，在抗疫問題上從建設人類健康共同體做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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