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魯諾·馬賽什：中國是文明國家，不是民族國家

【文/布魯諾·馬賽什 譯/劉馨蔓】

三、四年前，當我開車在北京四處拜訪官員和知識分子時，我不斷聽到同樣的訊息。根據我的經驗，中國知識分子或官員唯一應該被當真的時候，就是他或她送客人上車的這段時間。周圍沒有其他人，也沒有時間進行解説，一句話就可以傳遞很多信息。這句話就是:“永遠記住，中國是一個文明國家，而不是一個民族國家。”

這並不是一個新觀點，也不僅僅是中國人的想法。但在得到官方認可後，這個理念被用來傳達一個重要卻經常被忽視的信息——中國註定要被西方的政治社會模式同化的迷思已經幻滅。從現在開始，中國人將走自己的一條具有中國特色的進步道路。（譯者注：原文用的“Sonderweg”這一德語外來詞，意指特殊的道路，用來解釋德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和一戰期間的外交政策和意識形態，其特點是尋求“第三條道路”，不像“庸俗”的西方民主或“沙皇”的東方專制，這個名詞的現代思想學派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早期興起，是納粹德國崛起的結果。）

作為一個文明國家，中國是圍繞着文化而不是政治來組織起來的。當國家與某種文明相聯繫，其首要任務是保護特定的文化傳統，其範圍包括該文明占主導地位的所有地區。

黃帝陵公祭

在印度，我在與印度人民黨總書記拉姆·馬達夫(Ram Madhav)的一次談話中更清楚地認識到這一理念的重要性。在德里的一次會議後，他説：“從現在起，亞洲將統治世界，因為在亞洲，我們有文明，而不是國家，這將改變一切”。

變化的確切性質並沒有説出來。一個直接的影響是海外僑民的作用。莫迪領導下的新印度將與美洲、英國、海灣等地的大量印度僑民加強聯繫。比如，為什麼不會把V.S.奈保爾（譯者注：英國著名作家）稱為印度作家呢?因為奈保爾出生於特立尼達和多巴哥共和國，畢業於牛津大學，並在倫敦度過了大半生。但即便如此，他所呈現的感受和思考方式還是很印度。

對於一個文明國家來説，文化紐帶可能比單純公民身份的法律地位更為重要。正如印度最近出台的《公民身份修正案》所體現的那樣，文化甚至可能決定誰能獲得印度公民身份。該法案為來自巴基斯坦、孟加拉國和阿富汗的移民提供了獲得公民身份的快速通道，但不包括穆斯林移民。這與居於該國統治地位的意識形態越來越一致：雖然你不必成為印度教徒才能成為印度人，但你確實需要了解、尊重甚至是崇拜印度教的方式。

通過肯定印度是一個文明國家，莫迪政府將反對派印度國民大會黨塑造成危險的角色，一股試圖用外國制度的標準來衡量印度成功的西化力量。國民大會黨提出的世俗主義和世界大同主義的主張太過明顯以至於不需要太多辯解。這些主張被視為印度必須從中解放自身的文化輸入。奈保爾曾説印度是一個受傷的文明，他可能説得有道理，但當代印度是一個重新找回自我的受傷文明。民族國家是西方的發明，自然容易受到西方的影響。文明國家則是西方的替代品。

印度人民黨在2019年印度大選中強勢勝出，在議會下院又奪得了300多個席位，這表明這種態度原來是多麼強大。正如政治學家普拉塔普·巴努·梅塔（Pratap Bhanu Mehta）所言，莫迪能夠説服選民，他們應該奮起反抗一個本質上由英國化精英組成的權力結構，西方的寬容哲學已經成為蔑視印度教的象徵和實踐。曾幾何時，這種自由主義哲學幾乎處處受到重視。在過去被稱為 “第三世界 “的許多獨立運動完全贊同這種哲學，並使用人權和法治的語言反對歐洲殖民者。

現在發生的轉變可以説更深刻、更徹底。文明國家的捍衞者們指責西方的政治理念是一種假象，把他們的起源掩蓋在了所謂中立原則的表象下，他們認為，對普世價值的追求已經結束，我們所有人都必須接受只為自己和我們的社會説話。

文明國家的世界是自然的政治世界。想想國家是如何建立,如何擴張的。如果一個國家已經發展出了一套成功的組織社會關係和集體權力的模式，它將傾向於吸收它的鄰國。隨着新的財富形式的集中與擴張，社會生活將變得越來越複雜。神話將被創造出來，藝術和科學將繁榮起來。在它的統治範圍內，一些可能性將被打開，而另一些可能性則不可挽回地被關閉。一種看待世界和解釋人類狀況的生活方式將得到發展。在這個領域之外，其他國家將提供其他選擇，但由於這些選擇反過來是不同的思維方式和生活方式，因此國家與文明共域，從屬於文明形態。

近代西方打破了這種模式。按照過去的觀點，西方政治社會在自然科學方面的雄心壯志奇怪地錯位了。他們希望自己的政治價值觀能被普遍接受，就像科學理論享有普遍有效性一樣。為了實現這一目標，需要作出巨大的抽象和簡化努力，我們也有必要懷疑它是否曾經實現過。

**西方文明是一種與眾不同的文明。確切地説，它根本不是一種文明，而是一種更接近操作系統的東西。它沒有豐富多彩的傳統和習俗，也不會追求一種宗教學説或願景。它的原則廣泛而正式，只不過是一個可以探索不同文化可能性的抽象框架。**由於植根於寬容和民主，西方價值觀並不代表一種特定的生活方式與另一種生活方式的對立。寬容和民主不會告訴你如何生活——它們建立了一些程序，根據這些程序，日後可能會決定那些重大問題。

由於文明國家的定義正是促進和捍衞一種生活方式不受其他選擇的影響。現代西方政治社會不得不發明一種新的政治形態。被捍衞的價值觀本應是普世的，但在實踐中，“世界國家”的理念從來沒有很受歡迎。畢竟，這些普世價值的普世性，為執行上的差異預留了充足的空間。而且這些價值是如此抽象，以至於許多問題都懸而未決，需要根據當地情況以不同的方式來決定。

民族國家的概念允許某種程度的多樣性，但普世價值旨在提供一個可以使每個民族實現自治的憲法框架。這些普世價值代表了對文明國家的否定，並肯定了試驗不同生活方式的自由。一旦被廣泛接受，它們可以幫助建立全球機構和規則，減少國家衝突的可能性。在過去的幾十年裏，世界國家仍然是一個烏托邦，但世界社會似乎在進步。

可後來，文明國家反擊了。西方普世主義的問題有兩個方面。首先,對許多生活在亞洲或非洲的人來説，西方價值觀似乎只是眾多選擇中的一種。傳統的生活方式可以在自由社會中得到保存的承諾是一個致命的自負。如果土耳其、中國或俄羅斯輸入一整套西方價值觀和規則，他們的社會很快就會成為西方的複製品，失去文化獨立性。雖然這個過程被視為實現現代化的必要代價，但文化同化卻保持了它的威望。但近來，人們日益懷疑，為了獲得現代社會的所有好處，是否真的需要模仿西方國家。第二個問題就是西方的價值觀和規範仍然需要被解釋和執行，而西方最強大的國家總是把這項任務僭越給自己。

值得注意的是，仔細想想，在印度這樣一個成功的民主國家，每一個有爭議的問題都由西方政治和學術權威對其合法性做出最終決定。似乎沒有人認真考慮《印度教徒報》的一篇社論就能夠解決這個問題的可能性，但紐約、華盛頓或倫敦的主要報紙欣然接受了這個任務。文化同化意味着政治依賴。

如果從表面上看，我們已經回到了一個文明國家的世界，其根本原因是世界文明概念的崩塌。美國政治學家塞繆爾·亨廷頓(Samuel Huntington)基於這一認識，在其著作《文明的衝突》(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最鮮明的段落之一中指出，“普世文明的概念有助於為西方對其他社會的文化統治和那些社會模仿西方的實踐和體制的需要作辯護。”

普世主義是西方對抗其他文化的意識形態。亨廷頓認為，西方世界以外的所有人自然地都將“一個世界”的概念視為一種威脅。

我相信亨廷頓是對的，但只對了一半。的確，俄羅斯、中國、印度和許多其他國家的人越來越多地通過不同的角度來看待西方文明的概念，認為只是眾多文明中的一種，沒有特別的普遍性。這本身就是一種單純的智力認定。更重要的是，如果西方覺得有資格動用所有的國家權力工具（在許多情況下，甚至是軍事力量）來追求它的特殊願景——那麼其他國家為什麼就不能這樣做呢？為什麼他們就不能圍繞自己的美好生活理念建立一個國家，一個背後有整個文明的國家？任何情況下，他們的雄心都温和得多——他們本應成為眾多備選中的一個選擇。

**亨廷頓沒有看到的是，西方對世界文明的幻想並沒有完全消失。**我們並沒有回到哈布斯堡王朝、奧斯曼王朝和莫卧兒王朝的世界——甚至沒有披着電視劇《權力的遊戲》的外衣。我們的世界是一個徹頭徹尾的現代科技世界，在這裏，距離不再足以讓不同的文明相隔，邊界也只是以前的影子。在這個世界上，不同的文明即使在願景上沒有普遍性，也在實踐中具有普遍性；它們可能會在全球權力上展開競爭，但它們都處在一個共同的、日益一體化的政治和經濟格局中。

文明國家的迴歸給西方帶來了一個微妙的問題。要記得，在很大程度上，西方社會為了一個普世項目而犧牲了自己的特定文化。在這些社會中，人們再也找不到傳統的風俗習慣，也找不到對美好生活的憧憬。他們的價值觀告訴我們可以做什麼，但對我們應該做什麼卻保持沉默。還有一個問題在歐洲尤為嚴重：既然我們已經犧牲了自己的文化傳統，為整個地球建立了一個普世的框架，難道我們現在應該是唯一採用這種框架的人嗎？

對這一問題，人們的反應各不相同。歐洲有些民粹主義者想讓時光倒流，恢復傳統基督教社會的有益內容。但更多人認為，即使世界其他地方走不同的道路，現代、世俗的歐洲文明的核心仍然有效。歐盟正在被重構為一個文明國家，一個政治實體，聚集了所有按照特定價值體系生活的人，並利用政治工具保護歐洲文明不受敵人的攻擊。普遍性的規則框架可以為另一個目的而翻新。以前，它的目的是要把每一種世界文明都納入在它的羽翼之下，但現在，它是一種特定生活方式的根基：不承諾、自由、超然、雅緻。從對日益抽象和薄弱的規則框架承諾中解放出來，歐洲自由主義可以專注於發展自身所包含的具體可能性。這主要是藝術家、作家和技術專家的工作。

歐洲可能一直確信它正在建設一個普世的文明。事實證明，它只是在建設自己的文明。對這一事實的認識艱難而痛苦，但它似乎不可避免。當歐洲的政治家開始宣稱歐洲是世界上最宜居的地方時，我第一次注意到這種轉變。與其説他們在捍衞民主或人權等普世價值，更不如説是越來越多地捍衞一種生活方式，反對各種選擇--一場贏家和輸家的競爭。這個希望超越文明邏輯的大陸和美國一樣，已經非常接近於皈依文明邏輯。當這種情況發生時，文明國家將取得完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