於洪君：美國是二戰後東西方冷戰的主要製造者

上世紀40年代中期至90年代初，世界經歷了長達40多年的冷戰。人類社會和平與發展的神聖事業，因美蘇兩霸長期對抗而受到嚴重損害。冷戰結束以來，國際社會有關冷戰起源的研究持續不斷，蘇聯挑起冷戰並自取滅亡之説不絕於耳。然而，回顧和梳理戰後初年美蘇關係史，研究和比照有關方面的歷史文獻，人們不難發現，是美國而不是蘇聯，處心積慮地製造了東西方冷戰；是美國而不是蘇聯，不遺餘力地將冷戰推向整個世界；是美國而不是蘇聯，應當為冷戰的發生發展承擔最大的歷史責任。

一、反法西斯戰爭尚未結束，杜魯門政府即將蘇聯視為“很難對付”的對手，開始進行“對付”蘇聯的戰略謀劃。

1945年春，歐洲戰事已經明朗。在蘇聯軍隊幫助解放的東歐地區，包括以共產黨人為主體的本國抵抗力量自行解放的南斯拉夫和阿爾巴尼亞，自然而然地建立起對蘇友好、願意接受蘇聯援助的新生政權。在希臘、法國、意大利等國，以共產黨為代表的左翼力量與蘇聯也有廣泛聯繫，並且在本國政治生活中擁有較大影響。

美國本來就是一個極端反共的國家。雖然戰時羅斯福政府為剷除德國法西斯而與蘇聯實行合作，但美國社會對蘇聯的戒心、對共產主義意識形態的恐懼和對社會主義制度的偏見，根深蒂固。因此，羅斯福病逝後上位的杜魯門，對蘇聯中東歐地區出現共產黨主導的新政權深感不安。國會內以參議員范登堡為代表的極端勢力，大力宣染所謂蘇聯威脅，斷言美國的敵人已經由法西斯德國變成蘇聯，敦促政府採取一切措施對付蘇聯“挑戰”。

因此，杜魯門上任一週，即召集國務卿、美國駐蘇大使和“俄國問題專家”，商討對蘇政策。雖然他本人因戰爭尚未結束，贊同繼續對蘇合作，但同時表示，他“不怕俄國人”，並且“準備採取堅定的態度”。隨後召開關於波蘭問題的內閣會議時，杜魯門表示，美與蘇戰時合作“只是一種單行道，這種現象不能再繼續下去”。對蘇立場強硬的海軍部長與杜魯門一拍即合，竟主張立即與蘇聯“攤牌”。

當時，杜魯門會見了正在訪美的蘇聯外長莫洛托夫，請他轉達美方致斯大林的照會。照會威脅説，如果蘇聯不執行雅爾塔會議有關波蘭問題的決定，美英蘇三大國合作的信心將會動搖。對此，斯大林以“我不能與自己國家的利益背道而馳”作為答覆，杜魯門惱羞成怒，開始公開抨擊蘇聯“擴張”。朝野兩黨，國會內外，出現眾口一詞的反蘇喧囂。

二、原子彈被杜魯門政府當作炫耀實力、威嚇蘇聯、阻止共產主義運動發展壯大的最重要外交工具。

1945年6月，歐洲戰事剛剛結束，代理國務卿格魯就向杜魯門提交一份絕密備忘錄，聲稱歐洲局勢“有利於共產主義運動的發展。”自此，杜魯門政府更加明確地將對外戰略目標和主要任務，鎖定為“遏制”蘇聯和世界社會主義陣營，“遏制”國際共運和民族解放運動的發展壯大。變戰時盟友為戰後對手，成為美國對蘇關係的突出特點。

當年8月9日，在亞洲戰事已近尾聲，美國向日本扔下第二顆原子彈那一天，杜魯門發表講話威嚇蘇聯，聲稱東歐“不是任何一個大國的勢力範圍”。利用獨家擁有核武器這一特殊條件對蘇施壓，開始成為美國對蘇政策的另一突出特點。就連不贊成美蘇立即“攤牌”的陸軍部長史汀生，也主張將原子彈作為外交武器，就歐洲問題與蘇聯討價還價，因為“原子彈足以抵消蘇聯在歐洲大陸的影響”。

1945年9月，美國對蘇發動強硬外交，兩國外長在國際會議上激烈衝突。10月下旬，杜魯門公佈《美國外交政策原則十二條》，聲稱美國“決不容許同任何邪惡的東西妥協”，而“原子彈這一新的破壞力量保持在我們手中是一種神聖的託付”。國務卿貝爾納斯也表示，美國要尋找機會使用原子彈這一“外交力量”，迫使蘇聯從東歐“規規矩矩地後退”。

當年11月，蘇美英三國外長在莫斯科開會，商討戰後歐洲事務等重大問題。會後，美國朝野上下因貝爾納斯“軟弱”而出現反“姑息主義”狂潮。身為總統的杜魯門嚴厲指責他的國務卿對蘇不夠“強硬”，聲稱他本人“已厭倦於籠絡蘇聯人”。參議員伊斯特蘭隨後在國會發表講話，公然將蘇聯定性為“一個掠奪成性的、侵略的國家”。

三、對蘇政策理性思考受到漠視，示強施壓的荒誕主張成為主流，凱南“八千字電報”促成“遏制”戰略。

戰後之初，如何看待蘇聯地緣政治環境新變化，如何應對蘇聯的利益需求和安全關切，如何處理美國與這個已經崛起的世界大國的關係，杜魯門政府內外存在不同聲音。

最初，對於蘇聯在東歐的勢力範圍問題，美國國務院提出三種建議：其一，不否定蘇聯在東歐的權益和影響，但絕不能容許蘇聯完全統治東歐；其二，公開聲明支持蘇聯在東歐建立友好國家的合理要求；其三，美蘇兩國在東歐建立緩衝區，通過共存各取利益，或者在整個歐洲劃分勢力範圍，實行政治經濟集團化。由於這些建議過於包容，實際上是要承認蘇聯在東歐的存在，因而未能被堅稱蘇聯具有擴張性和進攻性的主流派所認可，沒未能被杜魯門政府所接受。

1946年5月，美國國務院發表《蘇聯—政策和情報的聲明》，強調美國對蘇政策：第一，不能在國際合作方面走得太遠；第二，廣泛動員美國和世界輿論；第三，牢記“以道理和權利為後盾的強硬語言”是蘇聯所懂得的“惟一語言”；第四，支持美國朋友共同對付蘇聯。當年9月，兩位總統助理提出新的對蘇政策文件，主張把蘇聯引入國際合作進程，但主要觀點仍是：蘇聯威脅美國利益，美國應對蘇聯發動戰爭做好準備，對蘇聯挑戰給予堅決回擊。

這期間，強硬派人物威勒特中校文章《辯證唯物主義和俄國的目標》，在美國社會引起很大反響。此人認為，經歷過二戰的蘇聯已精疲力竭，美國的最佳政策選擇是，經濟上不做任何有利於蘇聯的事，防務上對蘇聯保持強硬並施加壓力。由於此文被認為符合美國利益，因而受到倍受政府重視。

“鐵幕”一詞也在時問世。極端恐蘇反共的范登堡反覆使命這個新概念，形容東歐的地緣政治新格局。“冷戰”一詞，也是此時發明的。1946年初，政論家赫•斯沃普為參議員伯•巴魯克起草演説稿，首先使用這一概念。1947年杜魯門主義出台，巴魯克在一次公開演説中稱，美國處於“冷戰方酣之中”。冷戰的概念及其主張從此流行開來。

此時，蘇聯對美國一味示強並進行戰爭威脅，特別是拒不答覆蘇方提出的10億美元貨款申請，感到失望和憤懣，開始進行政治反擊。1946年2月，斯大林在一次公開講話中指出：如果各國能夠以和平協商方式解決問題，並根據經濟實力來定期重分原料產地和銷售市場，戰爭也許可能避免。但在目前資本主義世界經濟發展條件下，這是無法實現的。他表示，經過戰爭考驗的蘇聯證明了自己的生命力，蘇聯要優先發展重工業。蘇聯將不參加美國主導建立的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

美國對斯大林這篇講話反應極為強烈。最高法院法官威廉•道格拉斯稱其為“第三次世界大戰的宣言”。美國駐蘇使館臨時代辦凱南奉命發回長電，就美國對蘇政策提出如下建議：美國“要有勇氣，以超然態度和客觀精神”來認識蘇聯；努力引導美國人民瞭解蘇聯真相，把兩國關係建立在“現實的、實事求是的基礎之上”；要注意解決美國社會的自身問題，不給蘇聯渾水摸魚的機會；要為世界制定建設性藍圖，為世界發展提供指導；不必通過全面軍事衝突，而是運用強硬手段“遏制”蘇聯並控制世界。這份“八千字電報”雖然不主張通過戰爭解決美蘇矛盾，但對蘇分析到位，形勢判斷清晰，建議具有可操作性，因而成為美國對蘇“遏制”戰略的思想基石。

四、美國對蘇遏制範圍不斷擴大，丘吉爾在富爾敦煽動點火，加劇全面冷戰的杜魯門主義正式出台。

二戰後，蘇聯擺脱了戰前的孤立處境，國力大增，國勢大振，發展利益和安全利益適度延伸理所當然，也難以避免。美國對此既不理解也不接受。雙方的矛盾和衝突，不僅表現在東歐問題上，同時還反映在伊朗土耳其和希臘問題上。

二戰期間，蘇美英三國為防止伊朗倒向德國，分別派兵進駐伊朗。1946年初春，美英兩國根據事前協議，分別自伊撤軍。蘇軍非但不撤，反而扶持佔領區內的少數民族政府，並且阻止伊朗政府出兵鎮壓。雖然蘇聯領導人對美表示過，蘇聯對伊沒有領土要求，只要當地局勢恢復平靜，油田安全得到保證，蘇軍立即撤離，但美英兩國不依不鐃。美國還以此為由，大造渲染蘇聯“擴張”，並策動伊朗將蘇聯告到聯合國，藉機與蘇聯爭奪伊朗石油資源。當年5月，蘇軍撤出，美國通過經濟和軍事援助，大舉滲入伊朗。到1947年5月，美國已為伊朗提供2500萬美元裝備，同時派駐大批軍事顧問，控制了伊朗憲兵部隊。美國通過金元、顧問和支持政變，實現了蘇聯未能實現的目標。

蘇聯與土耳其積怨甚多。二戰後，雙方在領土主權和達達尼爾海峽通行權問題上發生爭執。美國以支持“抵抗蘇聯勢力的滲透”為名，派出特遣艦隊前往地中海，並將此艦隊擴充為第六艦隊，“羅斯福號”航母等海軍力量陸續跟進。與此同時，美國加大對土援助力度，包括直接投資，很快成為土耳其最重要的貿易伙伴。

美蘇兩國圍繞希臘問題的衝突，與美國遏制國際共運的政策密切相關。1946年春希臘政府與共產黨的衝突發展為內戰後，英美達成“今後英國人向希臘提供軍事援助，而美國則提供經濟援助”的協議。後來，英國百困交集，力不從心，要求美國接管對希臘以及對土耳其的援助任務。美國利用這個機會，全面介入希臘內戰，將該國當成防止蘇聯擴張、遏制歐洲共運、樹立美國“自由世界領導者”形象的前哨陣地。

這時，下野後的英國戰時首相丘吉爾出現在美蘇對抗的意識形態戰場。此人早就認為，二戰後“美國正屹立在勝利舞台之上，是世界首富，但缺乏真正一貫的籌劃。”杜魯門意識到丘吉爾對美國很有價值，對丘吉爾所説的“一道鐵幕已降落在”東歐感同身受。1946年1月，杜魯門邀請丘吉爾訪美並陪同他到其家鄉小鎮富爾敦發表演説，意在讓美國和世界聽取這位反共大咖的“警告和呼籲”。

在這篇與杜魯門事先密商、以《和平的砥柱》為題、向全美全英實時轉播的講演中，丘吉爾猛烈抨擊蘇聯，極力讚揚美國，聲稱美國高踞於世界權力的頂峯，是世界上的最大力量，對未來負有令人敬畏的責任。他主張建立美英特殊關係和軍事同盟，實行英語民族對世界的統治。“一石激起千層浪”。丘吉爾演説發表後，美國反蘇反共言論鋪天蓋地，各大媒體一齊為冷戰推波助瀾，有人公開鼓吹對蘇開戰。

這時，杜魯門本人跑到貝勒大學發表演説，提出了“和平、自由和世界貿易不可分割”的新思想，強調“美國將決定世界經濟發展的方向”，美國能夠引導世界進入經濟和平，也能把世界拖入經濟戰爭。隨後，他在國會發表特別諮文，正式要求議員們支持政府向希臘和土耳其提供援助。他聲稱，美蘇衝突是自由同極權主義的世界級衝突，事關美國價值觀和生活方式。這篇宣稱與共產主義做鬥爭的諮文公開發表，標誌着冷戰正式開啓。

當年5月，援助希土兩國法案獲得通過。作為冷戰宣言的杜魯門主義開始實施。據統計，到1947年，美國已向希臘派出1800人，幫助希臘武裝了20萬軍隊、5萬憲兵和1.9萬名海空軍人員。到1949年時，美國已為希臘提供了6.48億美元援助，其中5.29億美元用於軍事。在幫助希臘政府鎮壓了共產黨領導的武裝鬥爭之後，美國牢牢地控制了該國，在這個國家如願以償地建立了海軍和空軍基地。

五、擴張與遏制攜手並進，是美國冷戰外交的突出特點，其最終目的是通過遏制蘇聯、扼殺共運，樹立全球領袖地位。

對於美國製造並推行冷戰的真實意圖，美國人自己從不諱。國務卿艾奇遜曾表示：“歷史的轉折關頭已經到來，美國現在必須挺身而出，取代沒落中的英國成為自由世界的領袖”。他還説，世界上只剩蘇美兩大強國，這是地球上從未出現過的“兩極對立”，美國遏制蘇聯擴張，“這是保衞美國的安全，也就是保衞自由本身”。

正是基於此種戰略考慮，美國國會確定，1946-1947年的美國軍費開支為130億美元，約佔政府預算40%。此後幾年，美國要在大西洋、太平洋兩個地區分別建立228個和258個軍事基地或相關設施，海軍則要常駐戰略地位非常重要的地中海。

蘇聯對美國反蘇反共並謀求世界霸權的意圖，早有警覺。1946年，蘇聯駐美大使諾維科夫在致電本國外長時指出：戰後美國外交政策已經不再由那些主張在戰時同盟基礎上加強蘇美英三大國合作的力量所主導。共和黨與民主黨的極右勢力合作決定了美國對外政策的反動本質，形成了戰後兩黨一致的對外政策。美國在聯合國內組織直接針對蘇聯的國家集團，對蘇政策目的在於限制和削弱對鄰國的影響，並且得到了英國的充分支持。美英兩國在對付蘇聯方面進行合作。

對於丘吉爾的“鐵幕”演説和席捲全美的“冷戰”喧囂，蘇聯理所當然地也做出了必要反應。1946年3月13日，斯大林對《真理報》記者發表談話，嚴厲譴責了丘吉爾。《真理報》同時發表社論，題為《丘吉爾玩弄刀槍挑起反蘇戰爭》。這時，蘇聯認為蘇美合作已無可能，對兩國關係也不抱希望。

1947年7月，凱南以“X”為名，發表題為《蘇聯行動的根源》一文。該文除分析蘇聯對外戰略意圖外，更重要的是進一步闡述了美國的“遏制”理論。其核心看法：一是美國要對蘇聯推行信心十足的堅決遏制政策，以堅定不移的反擊來對付蘇聯；二是美國不與蘇聯結成政治友好關係，而是必須視蘇聯為對手而不是夥伴；三是樹立美國的領導形象與威望。美國對蘇遏制的最終目的，是要促使蘇聯內部發生變化，因此，美國對蘇政策不能侷限於此，即“決不限於堅守陣地，坐以待變，美國完全可以採取行動去影響蘇聯國內的發展以及主要由蘇聯政策決定的整個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內部的發展”。

六、馬歇爾計劃加劇歐洲分裂，北大西洋公約組織應運而生，蘇聯被置於較為被動的地緣政治環境中。

二戰結束時，面對完全不同於戰前的政治經濟格局與安全形勢，歐洲既有的“歐洲聯邦主義”“歐洲統一”“歐洲聯合”等政治構想，重新被某些政治家所激活。1947年成立的歐洲經濟合作聯盟、歐洲統一運動、歐洲統一運動國際委員會，以及1948年召開的“歐洲大會”，對圖謀控制歐洲、建立全球霸業的美國產生了重大影響。

1946年，美國政府一份內部文件表示，美國不能讓英國成為西歐盟主，同時還要警惕法國的野心，反對一切企圖把歐洲分成對立的勢力範圍的做法。陸軍部長史汀生建議杜魯門：“要為整個歐洲的經濟復興制定全盤協調的計劃”，要把“歐洲作為一個整體”，通過推動“自助計劃”來實現歐洲的“復興”。他主張成立一個由美國人任主席的歐洲經濟委員會，負責分配美國的援助物資。

1947年，隨着美蘇對抗愈加劇烈，歐洲內部矛盾進一步彰顯，華盛頓的高官們更加確信：“一個受華盛頓密切監督的、統一的援助計劃將能獲得和平與繁榮，即恢復經濟、穩定政治、削弱共產黨，有助於多邊的世界貿易以及美國的經濟繁榮和安全”。在醖釀和制訂美國版“歐洲復興”計劃時，凱南領導的政策設計委員會主張，這樣的經濟復興必須在全歐發起，但必須“使俄國的衞星國或者是對所提出的條件不願接受而把自己排除在外，或者是同意放棄它們經濟上的排外方針”。對於蘇聯，馬歇爾表示，“歡迎它在正式參加的基礎上為該計劃承擔義務”。實際上，他們是要迫使蘇聯因無法承擔這些義務而主動拒絕參加。

1947年6月5日，後來廣為人知的馬歇爾計劃正式推出。次年4月初，隨着對外援助法案獲得批准，馬歇爾計劃開始實施。到1952年6月，負責此事的美國經濟合作署停止運行時，美國總共為歐洲提供了131億美元援助。

實施馬歇爾計劃受益最大的，自然是美國，當然也惠及了德國等西歐國家。但歐洲卻因此變得更加分裂。該計劃提出之初，蘇聯外長曾應英法兩國外長之邀出席巴黎會議，共商對策。滿懷希望的蘇聯外長竟率89名專家顧問到會。但是，當蘇聯外長髮現美國的真實意圖是要利用該計劃控制整個歐洲時，當即退會。對外經濟援助與經濟合作，也成了美國推行冷戰外交的重要工具。無可奈何的蘇聯在遭到排擠孤立的背景下，後來提出兩個世界體系、兩個平行市場理論。美國製造的冷戰，被推進到歐洲和世界經濟領域。

在遏制蘇聯、控制西歐、擴大冷戰、謀取霸權的過程中，美國一直在考慮組建跨大西洋軍事政治聯盟問題。1948年3月，英法比荷盧5國商討建立地區合作機構即布魯塞爾條約組織時，美國國務院官員就制止共產主義的辦法和途徑問題，向政府提交備忘錄，催促政府加緊研究構建大西洋安全體系。一直關注布魯塞爾條約談判進程的杜魯門，公開表示，美國將以適當方式為這些國家提供支持，因為美國“協助歐洲自由國家進行自衞的決心並不低於他們自衞的決心”。

1949年1月，美國將謀求建立政治軍事同盟一事公諸於眾。3月，美國等12國締結文件，作為美國對外戰略工具的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宣告誕生。有了北約，美國不但鞏固了歐洲霸權，同時也增強了在全球範圍內對抗蘇聯的能力。

七、面對美國強大攻勢，蘇聯總體上處於守勢，東西德國與南北朝鮮被美國搞成冷戰對抗的兩大前沿陣地。

對於美國來説，有了北約還不夠，還需要構建時必要時可以同蘇聯直接進行軍事對壘的前沿陣地。為此，華盛頓選擇了兩個國家：一個是歐洲的德國，另一個是亞洲的朝鮮。因為該兩國當時都處於分裂狀態，美蘇雙方已經在該兩國處於軍事對峙狀態。美國所要做的，就是將該兩國分裂狀態長期化複雜化，使美蘇雙方在這裏的對立陣營化尖鋭化。

在德國，杜魯門政府不顧美蘇早已達成關於德國未來須由各方共同協商解決的協議，也不顧蘇方強烈反對和警告，先是拉攏英國與法國，統一了美英法佔領區合，而後又拉攏荷蘭等國，推動成立西德政府。對此，蘇聯強烈不滿，明確宣佈，蘇聯“不能漠視過去幾年中所發生的侵犯它的合法利益的那些事情”。

1948年2月，美國推動建立西德政府提上日程時，蘇軍切斷了柏林與德國西部的聯繫，“柏林危機”爆發。美國聯手英法兩國，於當年6月在西部地區實行貨幣改革，邁出了分裂德國的重要一步。作為報復措施，蘇聯通過技術手段，收緊了對柏林的封鎖，只保留三條空中走廊。美方採取對應措施，封鎖整個蘇佔區。戰爭陰雲又一次籠罩在歐洲上空，大有一觸即發之勢。

1949年初，蘇聯採取主動，逐步放鬆對柏林的封鎖，目的是要剝奪美國好戰叫囂的依據。當年5月，柏林封鎖宣告解除，美國更加肆無忌憚。8-9月間，合併後的美英法佔領區舉行議會選舉，成立德意志聯邦共和國。此後，10月3日，蘇聯支持的德國統一社會黨在東部地區召開會議，決定建立德意志民主共和國。是誰分裂了德國，誰的責任更大，豈不一目瞭然！

在東北亞，美國沿着大同小異樣的思路，將單一民族國家朝鮮撕裂為兩個部分。1945年8月10日，為阻止已經對日開戰並將進佔朝鮮半島的蘇軍繼續南下，杜魯門緊急建議斯大林，將北緯38度（三八線）確定為兩國軍隊分區佔領朝鮮的分界線。蘇聯顧全大局，接受了美方建議。8月15日進入朝鮮的蘇軍，遵守承諾，從已經佔領的三八線以南地區後撤。遲至9月8、9日才登陸半島的美軍，輕而易舉地佔領了包括舊都漢城（今首爾）和仁川、釜山兩個重要港口在內的南部地區。

美蘇兩國分區佔領朝鮮後，本應在南北兩方同步進行民主改革和經濟重建，待條件成熟後組織統一選舉，成立新的國家政權。但是，美國從構建遏制蘇聯擴張、防範亞洲共運的戰略橋頭堡這一地緣政治需要出發，將分裂朝鮮、控制南方作為其半島政策的核心內容。為此，美國政府背棄了此前作出的同意先對半島實行國際託管，而後建立統一國家的承諾，千方百計地阻止成立統一的朝鮮臨時民主政府。1948年5月，在美國策動下，南朝鮮舉行了投票率不及選民總數30%的國民議會選舉。大韓民國隨即成立。此後，美國宣佈完成從南朝鮮撤出，但將在南朝鮮設立了軍事顧問團。李承晚政權的軍隊和情治部門，從此完全置於美國控制之下。

在此情況刺激下，蘇聯佔領軍於1948年8月25日，在北方組織了朝鮮最高人民會議選舉。9月9日，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宣告成立。是誰分裂了朝鮮，是誰將冷戰引向了東方，是誰埋下了後來的朝鮮戰爭的伏筆，一切都不言自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