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衝及：抗戰勝利初對我影響最大的三種雜誌
【文/金衝及】
《週報》《民主》和《文萃》是抗戰勝利初上海出版最早、社會影響最大的三種進步政論雜誌，也是我當時作為高中生經常閲讀並從中受益的刊物。在當年險惡的政治環境下，它們只存在一年左右便相繼被國民黨政府查封，“文萃三烈士”還為它獻出自己年輕的生命。今天的讀者對它們也許已感到陌生，但它們記錄的時人思想嬗變歷程、作出的歷史貢獻，仍值得我們重温。
抗戰勝利初上海進步報刊的環境
中國共產黨同敵人進行武裝鬥爭時，從來極其重視思想文化這條戰線，因為這關係到人心向背。
抗戰期間，中國共產黨在國民黨統治區公開出版《新華日報》和《羣眾》週刊。它們為大後方人民指明前進的方向，鼓舞人們奮鬥的決心和勇氣。《新華日報》社長潘梓年曾言：“國民黨反動派允許新華日報在它的統治地區出版發行，也和它的抗戰一樣，和它的和共產黨合作一樣，是完全出於被迫。從報紙的籌備出版起，就一直遭受到反動派的重重阻難。”在如此艱難的環境下，周恩來對這一報一刊的出版和發行傾注了不少心血，這是大家都知道的。
抗戰一勝利，國民黨政府接收人員來到原淪陷區上海，十分重視對上海輿論界的控制。當時發行最廣的《申報》《新聞報》等都被國民黨控制。那時，生活在原淪陷區的民眾正沉浸在國土重光的極大興奮中，熱切期盼轉入和平建設的新時期。但相當多的人對抗戰期間大後方的情況缺少了解，對共產黨缺乏認識，對國民黨政府抱有幻想。
鑑於此，中共中央在1945年8月21日提出儘快在上海出版《新華日報》及其他進步雜誌。9月間，派徐邁進以採訪南京受降的《新華日報》記者名義趕到上海主持籌備《新華日報》上海版的出版。經過三四個月，籌備工作基本就緒。但國民黨政府堅決不準《新華日報》在上海登記出版。徐邁進回憶自己又以《新華日報》上海辦事處主任名義，陪同潘梓年到上海市社會局辦理登記。“對方出來接見的負責人好像是潘公展，他説：‘你們已經在重慶辦了《新華日報》，怎麼還要在上海辦？’我們再三跟他講道理，並聲明如果上海可以出版，我們可以考慮將重慶的停掉。可是在上海申請辦報，拖了很長時間沒有結果。”10月10日，又改出一種小型的《建國日報晚刊》，由周恩來派來上海的夏衍主編，國民黨政府仍不準登記，只出版12天就被查封。後改為《聯合日報晚刊》，由陳翰伯主編，到1947年5月又被查封。此後只好將重慶出版的《新華日報》航寄到上海發行，但讀者無法訂閲。我當年在讀高中，只在報攤上看到過一次，是用淺黃式的土報紙印的，聽説它的辦事處設在朱葆三路（今溪口路）。《週報》《民主》和《文萃》就是在這種環境下，先後在上海出版的。
《週報》和《民主》
《週報》創刊於1945年9月8日，主編是唐弢、柯靈；《民主》創刊於同年10月13日，主編是鄭振鐸。兩個刊物的主要撰稿人有馬敍倫、許廣平、周建人、平心、師陀、郭紹虞、周予同、胡曲園、林漢達、羅稷南等。他們基本上是蟄居於原淪陷區上海、素有很大社會影響的進步文化人，往往同時為這兩個刊物撰稿。文章充滿激情，給人一種不吐不快的感覺。
葉聖陶從重慶回到上海的第三天，在日記中寫道：“唐弢編《週報》，為邇來最流行之刊物。”《民主》是生活書店負責人徐伯昕約請鄭振鐸擔任主編的。唐弢曾這樣回憶鄭振鐸：“他熱情，正直，從來不掩飾自己的感情，令人一眼就可以望到心底。”“在熟人中間，像他那樣襟懷坦率，精力充沛的，我還沒有見到過第二個。”“就民族意識來講，我以為尤其是這樣。”
經歷了那麼多苦難才獲得抗戰勝利，《週報》和《民主》創刊號都充滿興奮和激動。
《民主》休刊號，1946年10月31日出版
《週報》的《發刊辭》寫道：“在黑暗和危難中我們渡過這整整的八年。勝利！我們以無限的歡欣和不可遏止的熱情來迎接它！”“我們站在人民的立場，將以坦白的心地，誠懇的態度，堅定的意志，主張：加強團結，實行民主。”
同期《週報》創刊號上，我們也可以讀到這樣的話：“像夢似的，一陣狂歡的呼聲，從深宵的黑夜襲來，説是‘中國自由了’！登時自己好像擺脱了多麼沉重的鎖鏈似的，覺到了從來沒有的輕鬆。興奮隨着熱血湧上心頭，一陣一陣的昂進，不能制止。”《民主》的《發刊詞》寫道：“我們是赤手空拳的。”“我們只有幾顆赤熱的心。我們願意看見中國向好處走。強大、自由、民主的中國，乃是我們所希求，所要聯合了全國的國民乃至一切的政黨來締造之的。”
這些話充分表達了長期處在日本侵略者殘暴奴役下的原淪陷區愛國民主人士的激動心聲和殷切期待。但是期待越是殷切，當他們完全沒有料想到的種種惡劣現象紛至沓來時，他們的痛心和憤慨越是強烈。
當時人們普遍關心國民黨政府如何接收敵偽產業和財富，這是國家的財產、人民的財產，但人們看到的卻是大羣國民黨軍政官員和特務機關的洗劫。他們彼此爭奪、據為己有，甚至不擇手段、為所欲為。一些“接收大員”在工廠前門貼上封條，從後門把廠內物資搶運出去，投機買賣。社會上很快把這種接收稱為“劫收”。《週報》在10月6日發表的《釋“接收”》寫道：“生產機構的陷於停頓，這是目前普遍的現象！——然而卻決不是應有的現象！”這種“普遍的現象”，無異給人民澆下一盆冷水，頓時涼了半截。
緊接着，給原淪陷區人民的又一個沉重打擊到來了，那就是物價飛漲。11月3日，《民主》發表《制止物價高翔的方案》，疾呼：“我們站在國民的立場上，要求負責者立即制止物價的高翔！人民們已在水深火熱的敵偽統治下煎熬了八年，現在沒理由再忍受任何的生活的煎熬了！”“上海的人民們在剛剛歡歡喜喜的慶祝着勝利，欣幸着勝利後的物價的下跌，突然的受到了這個刺激，無不十分的憤怒，高喊着要求懲辦奸商。”並指出，正是政府，對物價飛漲起着主要作用：“這樣一漲十倍，一漲幾十倍的作風，奸商們還不曾有膽量幹過。難道只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麼？”《民主》第5期又專闢“物價問題特輯”，發表了七篇文章。周建人在《享受自由的條件》稱：“我們捱過了抗戰時期的那一個難關，不料現在又遇到別一個關頭，便是遇到了戰後的物價的飛騰高漲。”許廣平（景宋）在《人民需要愛撫》説：“能夠有囤積的資格的，當然不是具有少數財產者。可以左右物價的是大商家，大富户，尤其背後有大勢力的人，官即是商，商即是官”。短短不足三個月內，國民黨政府在原淪陷區喪失民心速度之快，實在驚人。
更令人焦慮的是國內政治局勢的惡化。鄭振鐸在《民主》上寫道：“從毛澤東先生到了重慶，開始會談以後，我們哪一天不在探問着會談進行的情形，不在關心着會談進行得順利與否。一點小小的爭執的謠言便足以使我們擔驚受怕。”“國共之間的關係如何能夠圓滿解決，仍是我們發愁的中心問題。”
抗戰勝利後，人們最熱切的期待是制止內戰，從事和平建設。中國共產黨正為此努力，而蔣介石卻已決心發動全面內戰。沒有比這個問題更能牽動億萬中國人的心了。這年11月25日，昆明各校師生等六千多人在西南聯大草坪舉行和平的時事晚會。費孝通、錢端升等四位教授演講，主張制止內戰，成立民主聯合政府，進行和平建設。國民黨精鋭部隊第五軍包圍學校，並響起機關槍、衝鋒槍進行威脅。第二天，昆明各校羣情激憤，罷課抗議。12月1日，大批軍人衝入西南聯大，投擲手榴彈，當場炸死4人，傷20多人。這就是震驚全國的“一二一事件”。
《週報》立刻發表《國立西南聯大等三十一校學生告全國同胞書》，在第2期開闢了“昆明血案實錄”的專欄。早年參加中國同盟會、以後擔任北京大學教授和教育部次長的馬敍倫在同期一篇文章中説：“內戰是三十四年（即1945年）來全國老百姓所痛心的，試問從反對內戰的口號出來，有沒有提出反反對內戰的，人心如此，能夠用槍桿禁止他們談反對內戰，決不能叫老百姓心裏不反對內戰”。他還引用周炳琳教授的話：“我們被打了還説我們是匪。”
鄭振鐸也在《民主》上連續發表《我們的抗議》《由昆明學潮説起》。他稱：“有一位朋友打了一個電話給我，説：‘民主’在報攤上已經不能賣了，有人去沒收他們。”“沒收的不止‘民主’一種，還有《週報》等等。”“在此日月重光的時候，我們純然以善意的態度來督促政府，來説我們應該説的話”，“本刊有什麼‘違禁’的地方？”“我們不願意被‘窒息’而死，所以我們不能不抗議！”又説：“昆明學潮只是表面化的一個嚴重的事件。潛伏的危機是更多更大的。‘曲突徙薪’，是在國內的和平、統一，與實行民主政治。”這是有正義感的人不能不感到激憤的。
儘管《民主》《週報》出版發行都經過國民黨政府批准，主編和大多數作者都是著名的愛國民主人士，行文表達上也通常都很剋制，但國民黨政府仍不放過它們。隨着全面內戰爆發的步步逼近，對這些刊物的摧殘也步步緊逼。1946年3月25日，《民主》發表《上海雜誌界聯誼會為抗議摧殘言論、出版、發行、自由，聲援重慶、西安、北平、廣州被壓迫同業宣言》，列舉事實：“例如上海文萃、週報、民主週刊等刊物，在報攤上曾經有過被搜查沒收的事情。”“至於報販的遭毆打，被拘禁；有人向派報處強取報刊，還要拿出槍去恐嚇；及郵局寄遞刊物受嚴密限制，更説不勝説。”
3月30日，《民主》又發表《什麼時候才有新聞自由》，點名批評國民黨中央宣傳部部長吳國楨：“不愧是宣傳部長，這幾句話説得太冠冕堂皇了！進行起來，也並不含糊。”並且披露成都反蘇大遊行“隊伍走到新華日報門前時，從四川大學竄出十多個特殊人物，跳進報館門口，推翻了櫃枱，一切報紙書籍在空中揮舞，在腳下踐踏，把書桌、櫃枱弄成碎片。同時打傷一個店員和一個照相的。”“這樣下去，搗毀報館就要成為一種風氣。新華日報是共產黨的機關報，固然首當其衝，就連無黨無派的報紙也不能逃掉這惡運。”
國民黨當局對那些不是共產黨人所辦、但在讀者中有很大影響的刊物也下毒手了。同年8月24日，《週報》被迫出“休刊號”。這正是抗日戰爭勝利一週年的時候。這一年，中國的變化實在太大了，上海的人心變化也實在太大了。
《週報》主編唐弢、柯靈在“休刊號”上寫了情文並茂的《暫別讀者》，作為休刊詞：“《週報》要和讀者暫別了。提起筆來，百端交集，覺得有許多話想説，卻又有無從説起之感。一年來，我們在温情和仇視之下，苦苦地支持着這刊物，因為出版最早，所遭遇的打擊也最多——有些簡直是難於想像的，那種折磨生命蛀蝕人心的大大小小的磨難，我們對抗，承受，竭全力以應付，很少考慮到個人的得失。我們不敢説為它有什麼犧牲，可是大家看重它、要它生長，要它為人民説話，培育成代言的輿論；想不到今天國民黨政府也會這樣‘看重’它：必欲置之死地而後快！現在，我們不得不宣佈它被釘在十字架上了。《週報》深得人民的愛護，這是由它的銷數可以證明的；《週報》最為政府諸公所痛恨，這也可以由它的被迫停刊來證明的。為什麼人民之所愛會成為政府之所惡呢？問題一經思索，我們不能不替政府感到羞恥。想想吧，隨便從街上拉一個人來問，勝利當初他對政府的期望怎樣？現在又怎樣？勝利當初他對最高當局的敬意何等深厚？現在還保持着這一份應有的深厚沒有？一年的時候不算長，這變遷實在太快了。《週報》是這一時期裏的最忠實的記錄。”
它忠實地記錄下了原淪陷區相當多人——包括像我這樣有愛國心但在政治上還處於中間狀態的青年學生思想變遷的軌跡。這樣的人在當時中國人中佔有相當大的比重，是人心大變動的生動體現。
《週報》第26期，1946年3月2日出版
《週報》休刊號還在《我們控訴！》的總標題下發表了馬敍倫、郭沫若、 柳亞子、茅盾、巴金、周予同、葉聖陶、郭紹虞、許廣平、吳祖光等十餘人寫的抗議短文。這些犀利的短文，同樣記錄下國民黨統治區人心的激烈變動，而人心的變動正無形而深刻地預示着國內局勢將要出現大變動。
10月10日，沈鈞儒、柳亞子、茅盾、巴金、葉聖陶、胡風、翦伯贊等39人聯名在《文萃》上發表《我們要求政府切實保障言論自由》的強烈抗議。
國民黨政府對此的回應是進一步的強硬行動。10月31日，《民主》也被迫停刊。鄭振鐸在停刊號上發表《我們的抗議》，説：“本刊是一個無黨無派的刊物，主張民主，主張和平。”“一個主張民主和主張和平的刊物，難道就要受到地方當局的干涉和取締麼？”“本刊雖然被生生的搤死了，但永遠不死的是她的精神。她雖被搤死，但不會是沒有後繼者的。我們盡有可以説話的地方。她會復活的！鳳凰從火焰中重生，那光彩是會更燦爛輝煌的。”
唐弢、柯靈、鄭振鐸和刊物主要作者，都是長期生活在原淪陷區的著名文化人，他們熟悉原淪陷區民眾的思想感情，並享有很高的聲譽。它們在當時原淪陷區各大城市思想界嬗變中所起的作用不容遺忘。
《文萃》
《文萃》是1945年10月9日在上海創刊的，編輯和出版者都用“文萃社”的名義，沒有主編和發行人署名，“只在卷末用小字印有：本刊已呈請市黨部備案並向中宣部呈請登記中。”它和《週報》《民主》並稱為國統區的“三大民主刊物”。
《文萃》第35期，1946年6月20日出版
同《週報》《民主》相比較，初期的《文萃》有兩個明顯的特點：
第一，它雖也是政論性的刊物，但在初期是文摘性的刊物，主要選載大後方各重要進步報刊的文章。《文萃》創刊號的《編後小語——代創刊辭》中寫道：“我們為什麼要在此時此地出版這樣一本集納性的，文摘性的刊物？決不是湊熱鬧，而是適應此時此地的需要。我們的目的是：一、溝通內地與收復區的意志；二、傳達各方人士對於國是的意見；三、分析複雜善變的國際情勢。我們刊載的稿件，有特約的，但大部分是從陪都（指重慶）、昆明、成都、貴陽等地著名報紙、雜誌上的精選下來的。內容與價值，請讀者自己去評判。”
1945年所出8期《文萃》先後選載：張申府《民主團結的精神條件》，田漢、李公樸《八年來文化運動的檢討》，鄧初民《中國民主運動的兩條路線》，黃炎培《勝利了痛定思痛》，馬寅初《黃金政策所表現之經濟政策》，張志讓《解決國是的兩個時期》，喬木（喬冠華）《抗着逆流前進》，陳翰伯《請友軍退出中國》，鄧初民《如何才能全面而澈底的消弭內戰》，費孝通《論美國對華政策》等。
那時，抗戰剛勝利，大後方和原淪陷區的交通不便，重慶、昆明等地進步刊物很難運送到原淪陷區各大城市。用這種文摘的方式向原淪陷區民眾介紹在大後方已廣泛傳播、為人熟悉的進步思想，是十分必要的。抗戰勝利那樣快地到來，原淪陷區的環境、民眾的思想水平和特別關心的問題同大後方有不少差別，所以初期《文萃》的社會影響沒有《週報》和《民主》那樣大。
第二，《週報》《民主》的主編唐弢、柯靈、鄭振鐸，都是原在上海的著名愛國民主人士，同中國共產黨一向有親近的關係，但當時不是中共黨員。而《文萃》一開始就是在中共直接領導下創辦的。
以後接任《文萃》主編的黎澍回憶刊物的最初情況：“主編為計惜英，創辦人為國新社（初名國際通訊社，簡稱國新社，後改名為國新通訊社，專向海外華僑報紙供稿，解放後附設在新華社，又改名為中國新聞社），記者孟秋江（黨員）、計惜英（黨員）、《大公報》記者王坪、《大剛報》記者黃邦和、《文匯報》記者黃立文。據計惜英和孟秋江告訴我，這個刊物是我黨支持出版的，撥了一部分出版《新華日報》用的報紙給他們，由黃邦和和黃立文等出面從國民黨市黨部辦了個‘准予先行發行’的半‘合法’手續（官方保有隨時不準發行的權力），在福州路一座大樓裏租到兩間十多平方米的辦公室。當時我還不知道我到上海以後到底做什麼工作，所以沒有接受這個主編的職務。”
《文萃》出到50期後，在1946年10月改序號為“第二年第1期”，這時，已由黎澍擔任主編。黎澍是長期在國統區從事新聞工作的共產黨員。1945年9月間，他從重慶被派到上海蔘加《新華日報》的籌備工作。對於這段經歷，黎澍後來回憶道：“過了些時候，《新華日報》因受國民黨壓制，已經肯定是出不成了。……到1946年夏間（大概是六、七月），計惜英離開上海，我得到正式通知，由我接任《文萃》主編。”“我接手以後，《文萃》逐漸改變為時事政治綜合性刊物。主要作者是胡繩（筆名公孫求之）和姚溱（筆名丁靜，亦作秦上校），他們每期寫一篇文章，頗為讀者歡迎，發行數量隨之增加。”原來常為《週報》《民主》撰稿的馬敍倫、許廣平、馮賓符等，新從大後方來的茅盾、夏衍、鄧初民等，也都為《文萃》撰稿。
《文萃》在改成時事政治綜合性刊物之後，不再轉載其他報刊的文章。它在中國共產黨的直接領導下，論時事觀點鮮明、尖鋭潑辣、明白曉暢，比《週報》《民主》又進了重要一步，在讀者中的影響也更為廣泛。
當時年僅28歲但已享盛譽的胡繩從重慶回到上海，他遵守諾言，用“公孫求之”的筆名，幾乎在每期《文萃》上發表一篇力作。《文萃》第二年第1期，他寫了《全面破裂能否挽救？》，指出：“全面破裂的危機正在威脅着中國的命運，那是無可否認的。”七天後，他又在《破裂的局面已經出現》中斬釘截鐵地指出：“在政府方面，打的方針是確定不移的了，而且現在已經是不留任何餘地的走這方針了。”“最後一線陽光落下了地平線。黑夜臨降，但黑夜統治這個世界，是決不能長此繼續的。”不久，國民黨政府單方面召開“國民大會”，胡繩在《“國大”開幕以後》中説：“冬天已經來了。當前的政治局勢，也如冬天的天氣一樣，凜寒然而明朗。”“這一時期的談判的基礎既已毀壞，那就非重新奠定一新的基礎，不足以再建和平民主團結的局面。”這次“國大”的重要議題是要制訂一部“憲法”。胡繩的《制憲不如散會》以嬉笑怒罵的筆調寫道：“實施憲政並不在僱人開會。請王寵惠先生漏夜趕工製造條文，請胡適之先生在主席台上演一出‘代表人民接受憲草’的戲，這都於事無補。不如老老實實，先把內戰停下來，從頭按照政協決議來做，結束一黨訓政，使‘官吏軍人部’以至憲警特務鄉鎮保甲長，再不能在一黨專政的護符下合法或非法地為非作惡，讓人民有行使基本自由權利的機會。”
胡繩在幾十年後對我説過：他對這個時期所寫的政論文章是很滿意的。他晚年自編的《胡繩全書》收錄了許多他為《文萃》寫的政論，他在第1卷引言中稱：“1946年到1948年是中國經歷着劇烈的巨大的（動）蕩的時期，從抗日戰爭後的和談轉為大規模的內戰。”他的文章“雖然侷限於當時的見聞，也難免有不足之處，但這些文章集在一起，也許能讓人比較系統地看到那個時期的政治形勢的發展。因為這些評論文章帶有身歷其境的人的感情，並且涉及一些生動的細節，我覺得現在的讀者看這些文章，可能比看事後對這個時期的論述更有一種親切感。”
當時僅25歲的姚溱以丁靜的筆名發表多篇軍事評論。他在《戰局答問》中稱：“今天中國的內戰已不僅僅是內戰，而是新的決定民族、民主與和平前途的戰爭。”“國軍的戰略意圖很大……它要解決七線三點和佔領全部共軍的城市”，“然而，戰略意圖如此之大，後備欠缺，調度不靈，加之共區地形複雜，人民情緒昂揚，就是主動進兵罷，也難免顧此失彼，捉襟見肘；如果一遇反擊，便手足無措了。”“所以，國軍佔的城市愈多，防線就愈長，補給線就更難維持，被動性就更大，弱點就更多，被殲滅的機會就更多了。”“以上這些，不能不説是共軍在其區域堅決實行耕者有其田，而取得農民支持的結果。”半個月後，他又發表《戰局轉換的關鍵》稱：“‘集中優勢兵力消滅對方’的戰鬥方式，乃是決定戰爭的正確方針”，“城市的得失不能解決任何問題。”“戰局已經瀕臨轉換的關鍵。”有時，他還把筆名改為“秦上校”，彷彿軍事專家的樣子。《文萃》被禁後，他又利用在蘇方出版的《時代日報》上每週外國通訊和國內報刊的消息，連貫起來進行分析，寫一篇軍事評論，筆名改為“薩里根”，像外國人的名字，使國民黨當局不便干涉。
1946年1月，中共上海地下黨成立了宣傳委員會，由姚溱、陳虞孫、艾寒松組成，姚溱任書記，加強黨對文化宣傳工作的領導。同年5月，中共中央南京局上海工作委員會成立，下設文化組，由夏衍、胡繩、張穎、周而復等組成。
為什麼《文萃》最初能在上海出版發行？這是當時十分微妙的歷史環境造成的：美國一時還宣稱要在國共之間“調停”，國民黨政府有時也需要做出一點偽裝的假象。黎澍曾説：“到1946年下半年，《文萃》已是一個直接同國民黨作鬥爭、為國民黨十分痛恨的刊物。經售這個刊物的報攤常常遭到國民黨特務的查抄。但因當時國共關係尚未正式破裂，還沒有發展到抓人的地步。據姚溱見告，許多讀者為了買到刊物，在出版之日等在報攤旁邊，一到就買光。”這種狀況自然不會持續多久。黎澍繼續寫道：“1947年初，國內局勢進一步緊張，胡繩得到黨內通知，離開上海，前往香港。到2月下旬，我黨駐北平、南京、重慶等地軍調人員和聯絡人員均被迫撤退，重慶《新華日報》被查封。《文萃》已無法正式出版，因此改出32開小冊子。這種小冊子叫做《文萃叢刊》，每冊各以一篇重要文章的題目命名，內容依然是一本雜誌。這種改變，實際上使刊物的出版採取了遊擊方式。但讀者仍能辨出這是《文萃》週刊的變相，雖不能正常出版，發行數量不減。到3月間，我接到通知，立即停止這個刊物的出版，前往香港。我把這個決定告訴姚溱。隨後姚溱向我傳達上海市委意見，説他們認為這刊物是上海一面旗幟，上海需要它，決定在我離開以後，由他繼續辦下去，並且提出接受陳子濤和吳承德入黨。這樣，我就把刊物交給姚溱，於1947年4月4日離開上海去香港。”
黎澍所説的32開小冊子《文萃叢刊》，一共出了10本。那時報攤上也賣一些小冊子，我在上海徐家彙附近武康大樓東側報攤上買到過幾本，記得書名的有《論喝倒彩》《台灣真相》《臧大咬子傳》等。粗一看，很難覺察它是《文萃》的繼續，所以最初還能艱難地賣出一些。我還清楚記得，1945年冬天在這個報攤上買到過陳伯達的《竊國大盜袁世凱》。以後又買到過以“丘引社”名義出版的毛澤東所著《辯證法唯物論》。
隨着內戰擴大，國民黨特務對這份雜誌的搜捕日益嚴密。《文萃叢刊》在如此險惡的環境下，難以完全不露痕跡，國民黨政府終於下毒手了。1947年7月23日，叢刊主編陳子濤、經理吳承德以及讓陳子濤住在他家裏的駱何民被捕。他們都很年輕，但在敵人嚴刑下堅貞不屈，沒有透露上下左右的任何關係。1948年12月27日，陳子濤在南京雨花台慘遭活埋，吳承德、駱何民也相繼被活埋，稱為“文萃三烈士”。
70多年過去了，這一切都已成為歷史，卻又曾是活生生的事實。可以説，如果沒有許許多多像他們那樣奮不顧身的志士和先烈前赴後繼地頑強戰鬥，甚至付出鮮血和生命的代價，就不會有新中國的到來，不會有我們今天的幸福生活。這是值得我們永遠懷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