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魯鄭：對東西方來説，新冠疫情改變了什麼？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宋魯鄭】

有史以來，人類一直面對各種病毒的威脅，而疫情對歷史的發展演變也產生了巨大的影響。比如十九世紀中期的倫敦霍亂促發了現代城市的發展，特別是下水道的大規模建設。

21世紀的世界和過去已經完全不同了。深度的全球化、互聯網時代信息的即時傳送和分享，導致目前正在全球肆虐的新冠疫情，由於東西方應對的顯著差異，產生了巨大的地緣政治和經濟外溢效應。這個效應首先衝擊的就是東西方關係，特別是中美關係。

中國雖然遇到的是未知病毒，沒有經驗可循，但舉國體制在“生命至上”的原則下發揮了決定性的作用，很快就將疫情有效遏制。疫情全球蔓延之後，也由於防範得當，成功避免了疫情再起。同時經濟也是全球唯一一個實現正增長的國家，疫苗的研發也走在世界前列。

反觀歐美，疫情之初就非常漠視，全面爆發後採取的行動也遲緩和不到位。即使在效仿中國採取封城、隔離等措施後，還是在沒有清零的時候就急急重新開放。結果就是在付出巨大代價之後歐洲疫情重新達到第一波時的高峯：法國每天增長近五千，西班牙突破六千，德國也達到兩千以上，美國則一直維持在第一波時的高峯。

儘管如此，已經無法再承受封城代價的歐美除了強調戴口罩、保持社交距離外，也無計可施了。事實上已經走向羣體免疫，只有等待疫苗和特效藥不確定的因素來解決。一流國家三流表現甚至都不如全球最落後的非洲，這對西方的國家形象和經濟打擊非常巨大。

僅就中美兩國而言，雙方實力此消彼長加快。2020年美國第二季度GDP按年率算下降32.9%，如果全年如此，雙方經濟總量將會接近甚至被中國超越。美國經濟消費佔70%，只要疫情控制不住，消費就不可能恢復。

新冠疫情衝擊下，美國經濟出現大幅縮水。圖片來源BBC

這極大增加了西方特別是美國各界精英的危機感。因為誰都清楚，衡量一個制度優劣的標準是它解決問題的能力。理論再美好，再自洽，如果解決不了現實問題，也必然會喪失合法性。這也是為什麼當全球面對共同的兇惡敵人病毒時，美國不但未能擱置分歧攜手應對，相反卻更加激烈的對抗起來。

早在2009年，美國的學者就已經敏鋭發現中美兩國關係的逆轉。為此美國學者沈大偉聯合兩國的學者共同編寫一本專著，探討中美關係的未來，即《糾纏的大國》一書。當時預測未來在出現大規模疫情時，會促使中美兩國會聯手合作。但現實則是完全相反。應該説，疫情下中美兩國的關係惡化超出了學者的理性判斷。

應該説，特朗普的極端表現有其性格因素，也有選舉的原因，但根本還是中美不同的表現高度強化了長期存在的危機感，以至於頗有圖窮匕現的味道。對於今天的美國，有位知名的自由派學者點評的還是相當到位：

“實為一羣依舊生活在列強時代與冷戰政治中的老不死幽靈登台，雖不乏對於當今世界政治圖景與文明變局的現實判斷，卻同樣缺乏歷史感，短視而貪婪，根本開出了誤診處方，反將早年裙帶資本權貴的重商主義國策與基於唯我獨尊、掠奪成性的帝國主義式傲慢偏見與粗鄙蠻橫，赤裸裸的訛詐，盡興抖露無遺，展示了一個文明衰敗的疲憊帝國狗急跳牆式的晚期症狀。”

雖然中美關係逆轉早就從2009年開始，但2020年的中美衝突格外不同的一點是擴散到了價值觀的載體社交應用軟件層面上。即美國極其罕見的對一個雖然來自中國但又獨立在國外運行的大眾分享和交流軟件TIKTOK的打壓。

幾年來，我在各國各地演講和交流時，遇到最多的質疑是中國製度這麼好，有四個自信，但為什麼要禁止臉書、推特和谷歌，網絡也沒有開放？

其實很多人不瞭解，即便在美國等西方發達國家，也並沒有完全不受限制的自由，相反，一切都在資本和政府的掌控之中。沒有人比西方更懂得話語權和價值觀之爭，這也是西方在全球範圍內不遺餘力傳播所謂“自由”、“民主”，搞顏色革命的出發點。

對待國內也是如此，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美國還在搞種族隔離，歐洲還在搞殖民主義，東方國家在話語權上佔據上風。那時的美國就搞麥卡錫主義，全國建立“忠誠審查委員會”，政府僱員人人過關。這種審查之風也包括私營企業，到1958年，美國每5名員工中就有1名需要接受某種形式的忠誠審查。而且由於所謂保密原則，絕大多數人無法獲准對質，也無法得知是誰在控告他們。在很多情況下，他們甚至不知道自己已經被指控了。

凡是願意為這些受害人提供法律援助的律師事務所，則被FBI重點攻擊。左翼全美律師行會的成員是少數願意接手與共產主義關聯案件的人，導致行會成了胡佛的攻擊重點。該組織的辦公室在1947-1951年曾被FBI盜竊了至少14次。

整個社會黑名單盛行，僅好萊塢黑名單就長達300多人，著名演員卓別林就因為同情共產黨居然被驅逐出境。在被委員會問詢的第一輪證人中，有10人拒絕合作，他們被稱作“好萊塢十君子”，並引述美國憲法第一修正案中保護言論和集會自由的權利，認為他們可以獲得法律保護，沒有必要回答委員會的質詢。結果十君子被控蔑視國會，投入了監獄。當時的氛圍正如演員拉里·帕克(Larry Parks)説的，他們面臨的選擇“要麼從泥潭裏爬過去，要麼成為告密人”。

1947年，走出眾議院的好萊塢十君子。圖片來源見水印

甚至全球也是人類歷史上最偉大的科學家、曾成功躲過納粹迫害的愛因斯坦也未能倖免。美國也是人類的原子彈之父、曼哈頓計劃的負責人奧本海默經審查後被取消安全許可。還有一位名叫Nelson Algren的作家，被FBI懷疑有顛覆傾向，建立了500頁的檔案但沒有找到具體證據。1950年代他想和女友去巴黎，但因為他在監視名單上而得不到護照。

此時的美國當然不會放過圖書館。針對當時的國務院海外圖書館計劃，任何被麥卡錫認為是不恰當的圖書都被調查。隨後，麥卡錫在委員會和媒體面前宣讀了可能是有共產主義傾向的作家名單。迫於壓力，國務院命令海外圖書館員將“有爭議人士、共產黨人、同路人等”的作品下架。有的圖書館乾脆將新禁的書一燒了之。

整體而言，在麥卡錫時代，大量美國人在沒有證據的情況下被指為共產黨人或同情共產主義者，被迫在政府或私營部門、委員會等地接受不恰當的調查和審問。許多人因此失去工作，事業遭到了毀滅性打擊。1954年，還根據《共產黨控制法案》阻止共產黨員在新澤西州參加投票。實際上，到底究竟有多少人受害，根本無法估量。很多情況下，僅僅是因為被眾議院非美活動調查委員會或其它委員會傳喚，就足以開除某人。

所以當時我在回答質疑時還做出預言：隨着中國的崛起，話語權上也將是中強西弱，到時美國也會重新採取措施進行保護。這個時間將在二十年左右。

但是我沒有想到的是，不過幾年，我預言的這一幕就已經開始上演：先是針對華為，再是針對抖音和微信。這並不是簡單的美國要和中國“對等”，而是軟實力此消彼長的變化。

當然，疫情的外溢效應還有很多，比如直接影響美國大選結果。在目前的情況下，特朗普勝選的可能性大幅下降。這也是新冠疫情對中國宏觀發展最大的負面影響。在這種情況下，中美對抗的形式會發生變化。從目前特朗普模式迴歸到某種程度的奧巴馬模式，即與全球盟友聯手、重拾價值觀牌。

另外歐美會對某些關鍵產業採取迴流政策。對全球產業鏈和國際分工有一定影響，中國由於擁有全球最完整和龐大的產業鏈，受影響自然是最大。

而全球經濟進一步下滑，復甦難度升高，對石油以及原材料出口國家影響很大。會造成中俄、中歐互相需求提升，可以對沖中國在與美衝突中下降的討價還價能力。中國的成功應對和經濟較快復甦大大提升了中國在全球的政治和經濟地位，疫情長期化也使得中國製造業優勢繼續得到發揮，同時也將成為全球資本的避風港。

社會方面，可能出現2008年全球經濟危機後類似於阿拉伯之春的國際社會動盪，並引發新一波全球恐怖主義的崛起。出於其全球利益，歐美不可能置身事外，更多的精力也不得不從中國轉移開來。

從客觀結果講，新冠疫情在沉重打擊歐美西方軟硬實力、大幅提升中國在全球地位作用極為突出。

最後我要説的是，疫情之初，西方對中國掀起空前的輿論戰，一口咬定是中國的制度造成的，並自信地提出只有西方的民主才是唯一的解藥。後來等到歐美疫情爆發，又眾口一詞把根源歸結於中國所謂的不透明，全力為自己辯護。而在這個過程中，中國的媒體卻難以效仿西方：既無法為中國辯護，又無力批判西方。

現在，歐美疫情進入第二波，中國也歷經外部輸入、北京、大連和新疆的局部散發的考驗，表現依然如一，可是中國的媒體依然缺位。按説這正好是中國全力反擊、建立自己話語體系的歷史絕佳機會。這個原因坦率地説，問題還是在我們自己。

承擔話語權、輿論戰的主體是知識羣體，包括高校、智庫、媒體、外交體系等。但是中國自建國以來就一直沒有完全解決知識羣體對制度和價值觀的認同問題。這導致知識羣體中不少人認同西方價值觀，站在西方的立場上成為西方對華輿論戰的重要組成部分。

這裏有一個很極端的例子，一位自由派學者去美國旅遊，結果被災難性的疫情困住至今。按説她現場觀察和體驗了美國失敗的的疫情應對，也親眼目睹弗洛伊德事件在美國引發的抗議風暴，可是她卻在媒體上聲明支持美國對華為這一家民營企業實施的禁令，提議對中國的官員進行制裁，要求西方聯手阻止中國滲透國際組織，防堵思想擴散。這一類的學者，是什麼樣的事實都無法改變的。

話語權和輿論戰，需要極高的智慧和創新能力，必須是知識羣體自發自覺自願的投入其中才有可能做到。我們看到，西方媒體多是民營，但由於知識精英羣體對體制的高度認同，他們相當多的都是自發自覺的捍衞體制，捍衞自己國家的價值觀，也自覺扮演維護社會穩定的角色。

造成中國知識羣體相當數量的人不認同中國體制，原因一是西方崛起五百年以來積累的價值觀優勢，它在中國還是有相當大影響。二是中國改革開放四十年，也不過是在近十年在許多領域接近或者超越西方，這種硬實力的提升還沒有有效轉化為軟實力和理論自信。三是由於在價值觀上“西強我弱”，在信息管理上就不得不採用封閉、建牆等消極措施。這就如改革開放之初，中國製造業能力差不得不進行貿易保護一樣，但卻引發從業者的不滿和逆反心理。

這個問題不是短期內能夠解決的，是需要進一步的發展並最終整體超越西方以及在一個又一個類似於疫情考驗上的表現才能真正扭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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