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洋：化家為國，是中國偉大的制度創新
【自2020年7月18日起，總裁讀書會與北大國發院EMBA中心聯合邀請北大國發院院長姚洋教授從政治經濟學的角度，連續解讀《政治秩序的起源》（弗朗西斯•福山著）、《中國曆代政治得失》（錢穆著）和《西方將主宰多久？》（伊恩•莫里斯著）三本名著。本文根據姚洋教授第二期的主題演講整理。】
錢穆及其《中國曆代政治得失》
在講這本書之前，我先簡單介紹一下錢穆先生。
錢穆1895年出生在無錫錢家，屬於有名的吳越錢氏家族，家族祖先可追溯到五代十國時被梁國國君封為吳越國國王的錢鏐。在趙匡胤建宋後，錢鏐把吳越國獻給宋朝，因為他主張中國統一。錢家在過去一千多年裏出了很多名人，尤其是近現代無錫錢家這一支，包括錢穆、錢基博、錢鍾書（錢基博之子）、錢偉長（錢穆親侄子）、錢學森、錢三強等，這些名字都如雷貫耳。
錢穆先生是中國近現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之一，對於推動儒學和傳統文化復興做出了巨大貢獻。1949年他到香港成立新亞書院，也就是現在香港中文大學的前身，書院作為香港中文大學的一部分至今還在。
《中國曆代政治得失》這本書的誕生背景，是1952年他應何應欽的邀請，到台灣給當時所謂的戰略顧問委員會做專題報告，之後利用在台北養病間隙，把這些報告做了整理。
這本書比較薄，也是比較容易讀的一本歷史著作。作者以俯視的視角來看中國幾千年的政治制度變化，對中國政治的看法顛覆了五四以來對中國歷史的很多成見，也糾正了對中國歷史的很多誤讀，可以説是五四之後為中國歷史正名的一部力作。
這本書沿着政治這一主線，主要回答了四個問題：
第一，自秦始皇以來兩千多年的中國歷史是不是隻能用“專制”概括？錢穆先生推翻了這個説法。
第二，秦以後是不是封建社會？錢穆先生提出，中國的封建時期是在秦以前，秦以後是官僚帝制，錢穆先生雖然沒有用“官僚帝制”這個詞，但是基本是按照“官僚帝制”的方向寫。
第三，中國歷史是不是簡單的重複？黑格爾有一句名言説中國沒有歷史，因為中國的歷史都是重複的。如今來看，黑格爾這句話是錯誤的。中國歷史有很多變化，黑格爾在19世紀初寫下這句話的時候，並不清楚中國的歷史。
第四，中國歷史政治是不是沒有值得書寫的價值？弗朗西斯·福山的《政治秩序的起源》認為，中國歷史對政治秩序有很大貢獻，中國創立了現代國家，這個觀點在錢穆先生書裏已有表述。
歷史上的政治分階段概述
中國封建社會只在周朝存在，即西周、東周。東周後期，封建制其實已經慢慢瓦解。周朝政治是貴族政治，君主只是貴族中的第一個，很多國家的君主甚至打不過貴族。這很像中世紀的歐洲，或者説中世紀的歐洲就像中國的周朝，特別是春秋時代。中國真正的封建時代在周朝。
秦朝開始“化家為國”，建立了大一統的官僚帝制，也就是福山所説的現代國家開始形成。
現代國家的成型是在漢唐。漢代初創了很多制度，到唐朝開始完善。
到北宋，皇權有所加強，但士大夫的力量也同時加強，士大夫真正掌握了所謂的“道統”，君臣契約、台諫制對君權和相權進行制約，北宋達到了中國政治文明的高峯。
當然，錢穆先生在書裏有不同看法，可能和錢穆先生當時條件下掌握的歷史材料不足有關係。
南宋後，中國轉向內在，這是引用美籍華人歷史學家劉子健先生的看法，他有一本書的標題就是《中國轉向內在——兩宋之際的文化內向》。南宋之所以轉向內在，和外敵的入侵有關，也與文明週期循環有關，後來程朱理學佔據主導地位，儒家成了個人層面的道德説教。
明朝朱元璋廢掉丞相，抑制士大夫，專制開始出現。
清代其實是金人的後代，重新“化國為家”，開了歷史的倒車，而且轉向全面的專制。
我們今天對中國歷史的很多看法，都受明、清影響，因為明、清離我們時間比較近，歷史線索遺留比較多，而且帶來了一些根深蒂固的錯誤觀念，比如老百姓見官下跪、大臣見皇帝下跪等，這種歷史印象只是從元朝開始，明、清盛行，但並非歷史的傳統，在宋代和宋以前的時代都不用下跪。錢穆先生這本書裏也糾正了很多類似的錯誤觀念。
宋代君臣揖拜禮
下面進入詳細的解讀。
春秋：貴族政治時代
春秋時期是一個貴族政治時代，周朝是中國的封建時代，在周朝之前有殷商。殷商本身佔據的土地面積比較小，而且經常遷移。殷商都城在今天的河南安陽附近，國家範圍並不大，但是征服了中原一帶很多方國，遠到周國。殷商沒有實施大一統的統治，周朝才真正開始，但是統治的方法也不是大一統，而是分封制。
分封就是周天子把自己的兒子和宗族兄弟，甚至還包括殷商的後代分封到某個地方。制指的是周天子的兄弟、子侄在各自領地裏建立自己的小國家，形成諸侯國，各諸侯國不用給天子交税，對天子的唯一義務是當有外敵入侵時跟隨天子出兵打仗。所以，周朝的分封制是一種真正的封建制。在諸侯國內部也是繼續分封制，諸侯給自己的兒子、兄弟每個人一塊領地。無論是周天子還是諸侯，他們都依賴各自領地裏老百姓上繳的税收生存。
實行分封制初期並沒問題，但是時間長了問題也隨之而來。嚴格説來周朝持續了800年統治，以至於周朝後期分封制無法繼續，因為沒有多餘土地可分。即便大的諸侯國滅掉小封國，封地依然不夠。主要是古代一夫多妻制，隨着各諸侯國裏子嗣增加，可以分封的土地自然越來越少。因此，生育方面比較節制，或者説生的兒子比較少，對於當時的貴族們來説反而是好事，因為不用分家析產，這一支也就變得比較強大。到最後，這樣的貴族可能比國君的封邑還大，甚至可以直接左右所在諸侯國的政治。比如孔子生活的那個年代，魯國就被魯桓公三兄弟的後代所掌握，他們三家是慢慢壯大的，最後篡奪了魯國政治大權。
與此同時，春秋時期另一種貴族階層“士”開始興起。錢穆先生説中國政治在漢代之後是士人政治。
士就是沒有封邑的貴族或貴族後代。孔子就是士的身份。孔母顏徵在是平民，孔父是從宋國避難到魯國的貴族。宋國是殷商封地，當年周王征服商王朝但並沒有滅掉商王族而且給了封地。所以從血緣來講，孔子是商人貴族的後代。孔子跟母親生活到15歲，母親去世後他把母親的棺槨停在曲阜城東的大路“五父之衢”上，最後獲得孔家承認，確認了貴族身份。孔子是士，不是士大夫，士大夫是後來走向了仕途的“士”。
秦：“化家為國”統一中國和確立官僚帝制
自秦朝開始，皇帝是國家的象徵，國家行政由官僚系統掌握，這是一個非常重大的發明：國家已不再是一個人的國家，而是大家的國家，治理國家也不再是皇帝一個人的事，而是整個官僚體系的事。在這個意義上，中國第一個建立現代國家雛形，即所謂的“化家為國”。
“化家為國”的形成背景，是秦始皇統一中國為一個巨型國家，疆域非常大，怎樣統一這麼大的國家呢？秦始皇聽從李斯的建議，推行車同軌、書同文、語同音，熨平複雜性，這樣國家就有了統一性。比如語同音，秦朝開始就有所謂的“雅音”，即當時的普通話，而且一直延續到北宋，南宋才失去雅音。我們現在讀古詩文，特別是唐詩、宋詞，應該用雅音來讀才更接近當時的語言，跟唱歌似的。因為雅音有八個音，我們現在只剩下四個音。中國現代社會里，在潮汕地區朝陽縣有150萬人的日常語言目前最接近中國從秦到宋的雅音。
談及秦朝，錢穆先生還有一個論斷，即“中華文明早熟論”。原意是説，中國過早地建立了現代國家的形態，因為那時人類的認識水平還不健全，最後導致中國走入專制的死衚衕。另一方面，中國的封建社會大概早於西方1500年，相比西歐更是早了大概1800年，起步很早，但是持續時間也比較短。
當現代化開始的時候，中國沒有一個強大的力量可以對抗帝制。反觀17世紀英國革命，宗教和貴族的力量非常強大，成為反對國王最主要的力量。日本明治維新也是如此。明治維新的革命性表現為地方藩屬造反，明治維新的名人基本上都從西南四雄藩出來的，他們起兵挑戰幕府，最後逼迫幕府將軍大政奉還。英國和日本能較快地開啓現代化進程，和它們處於封建時代有較大關係。
漢唐：落實“化家為國”，完善官僚帝制
漢唐兩代是中華文明的大熔爐，唐代融合得更加明顯。
漢武帝是西漢的第七位皇帝，前面幾位皇帝通過無為而治成就了“文景之治”。漢武帝不同，他需要有立國理論，於是發詔書讓世人提供統治理論，最後採用了董仲舒的建議，就是“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對此，我們以前錯誤地認為，漢武帝以前是百花齊放，獨尊儒術造成了中國過去兩千年多的封建專制。這種看法的偏差在於，漢武帝採用董仲舒的建議，實際上是把儒家學説作為國家的政治哲學，僅此而已。漢武帝並不是在民間也要罷黜百家，民間完全可以求道修佛，並不排斥。
董仲舒的理論簡單來説就是用天命為皇帝的統治提供合法性，但是天命的前提是皇帝要實行仁政。引用趙鼎新先生的話説，是儒家學説給皇權提供了理論基礎，但是趙鼎新沒有説的是，儒家反過來也成為規訓帝王的一種學説。
我們常説中國是外儒內法或者儒表法裏，這沒有錯。外儒是要正名，儒家非常講究正名，即統治的合法性；內法是以法家的原則來治理國家，要有法律。這對大多數國家都是有價值的觀念。
西漢的官僚制度已經非常完備，皇帝是國家代表，但是國家的管理歸三公九卿。三公就是宰相管行政，太尉管軍事，御史大夫負責對官員監督；九卿囊括其他中央官員。分工很明確。
有了這套官僚體系，官員從哪兒來呢？西漢發明了察舉制度。太學以前就存在，但現在是作為培養官員的地方。太學既接受貴族子弟也接受貧民子弟，不同之處在於，貴族繼承了一些春秋傳統，享有一些優待，比如貴族子弟太學畢業就直接可以到皇帝身邊做侍郎，平民子弟如果畢業考甲科也能跟貴族子弟一樣，如果考了乙科就得回到原籍做吏，當然也有再次擢升的機會，就是等待“鄉舉裏選”，由地方官基於表現擇優推薦給皇帝，通過皇帝的考試也可以真正入仕。
也是從西漢開始，仕和吏分開。現在西方國家的政治任命，中國在西漢已經實施。錢穆先生也是基於此提出“中華文明早熟論”。
此外，漢代還有“考課制度”，即皇帝派欽差大臣到各地巡視，看地方官到底做得好不好，做得好的要提拔，做得不好的要批評甚至降職。錢穆先生在談到漢代薦舉制度時，很形象地概括説，“一個青年跑進太學求學，畢業後被派到地方服務，待服務地方行政有了成績，再經長官察選到中央，又須經過中央一番規定的考試，然後才正式入仕。”
這套制度到東漢退化成了門閥政治，因為地方官員很容易薦舉自己人，慢慢就形成了“門閥制度”。福山在《政治秩序的起源》裏説，現代國家是在與家族政治和封建政治的鬥爭過程中形成的。中國也是如此，現代國家始於秦朝，但真正打敗家族政治、貴族政治，還要等到北宋。即便是唐朝，國家治理仍然保留有貴族的影子。
到唐代，相權進一步擴大，科舉開始完善。
唐代相權開始一分為三，分屬中書省、門下省、尚書省。中書省負責為皇帝擬定詔書，擬完要經過門下省審核，門下省如果不同意可以打回去，這叫“封駁”。尚書省管執行，下轄六部。所以，門下省和中書省權力非常大。門下省同意的詔書皇帝要在詔書上籤敕（即硃批），然後加蓋中書門下之印才算生效。沒有中書門下之印，敕令就不合法。唐中宗時期，凡是未經門下省同意的詔書，皇帝都是用黑筆而不是紅筆來簽字，詔書的封口也不能用正封而是斜封，這樣的詔書當時被稱為“斜封墨敕”，沒有經過門下省審核而被皇帝任命的官員，也因此被稱為“斜封官”，會在官場抬不起頭，因為不是經過合法程序任命的。
唐代還完善了考試選拔人才的科舉制度。和明代科舉取進士不同，除進士科外，唐代科舉考算術、法科、軍事等很多科目，宋朝基本繼承了唐朝的考試製度，只不過進士科變得最重要。
因為經過魏晉南北朝幾百年的動亂，北方遊牧民族南下中原，所以總體而言，唐代真是中國歷史上的一個大熔爐時代。
宋：中國現代性的拂曉時分
錢穆先生在書裏對北宋的評價沿用了過去的看法。一方面，他認為宋代是積貧積弱、被動挨打的朝代，因為總被外族入侵，燕雲十六州被遼搶佔，後來被金人趕到南邊，最後又被蒙元滅掉。另一方面，宋代皇權比漢唐更集中，所以錢穆先生認為中國政治的衰落從北宋開始。
與錢穆先生看法不同，我認為北宋是中國近現代的拂曉時分，這也是不少現代歷史學家的新見解。宋代是中華農耕文明的頂峯，而且出現了工業文明的跡象。陳寅恪先生説“華夏民族之文化，歷數千年之演進，造極於兩宋之世。”説得非常好。
我還想補充一點，宋代還是儒家政治的最高峯，表現在很多方面。
首先，它是一個真正的“道統”時代，歷史上的士大夫在北宋時期地位最高。宋朝士大夫認為“道理最大”，他們也真是這麼做的。宋太祖第一任宰相是趙普，宋太祖與之稱兄道弟，有一次宋太祖問趙普，説天下何物最大？趙普一開始不想説，宋太祖再問，趙普就回説道理最大。在皇帝面前説道理最大，在明、清絕對是要被砍頭的，但是宋太祖沒有這麼做，而且還認為説得好。
宋朝士大夫也用“道統”規訓“治統”。北宋大儒之一程頤説“天下治亂系宰相，君德成就責經筳”，意思是説皇帝不要管日常運行，天下能不能治好是宰相的責任，君主德行的高低，責任在經筳官。宋代為皇帝講儒家思想的儒家學者即經筳官。程頤做經筳官時，要坐着而不是站着講課，他的理由是“不惟義理為順，以養主上尊儒重道之心”，意思是要皇帝尊儒重道，儒家的道理比皇帝更大。
與此同時，北宋也是士大夫的黃金時代，士大夫開始自我覺醒，一如范仲淹所寫的“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士大夫廣泛參與政治，北宋也是科舉取士最多的朝代。當然這也從一個側面説明北宋經濟實力強大，能養得起這麼多官員。
宋朝也是法治時代。很多人都説中國古代沒有法治，我認為不完全對。陳亮是永嘉學派的早期代表之一，他説“人心之多私，而以法為公，此天下之大勢所以趨於法而不可御也。”意思是天下要講法，因為人心多懷私利。他又説“舉天下一聽於法，而賢者不足以展布四體，奸㝌亦不得以自肆其所欲為”，意思是法律雖然對賢良之人有所限制，但更重要的是對奸究之人做出限制。這一思想和後來西方法治思想不謀而合。如果不知道這些話是誰寫的，很多人可能以為這是清末學過西學的學者所言。
宋太祖曾立“誓碑”表示，“柴氏子孫有罪，不得加刑，縱犯謀逆，止於獄中賜盡，不得市曹刑戮，亦不得連坐支屬。不得殺士大夫及上書言事人。子孫有渝此誓者，天必殛之。”一是要求子孫要善待柴氏子孫，因為宋太祖篡奪了柴氏江山，二是不得殺士大夫及上書言事人。相傳宋太祖立誓碑後，他的弟弟以及後代子孫當上皇帝后，都要帶一個不識字的小太監去誓碑所在的地方，拉開誓碑的簾子然後跪下來默唸，直到能背誦下來為止。
北宋這個祖宗之法最後變成了君臣契約。北宋歷史上的確很少殺士大夫或上書言事之人。史書記載了這樣一個典型故事：宋神宗時期西夏戰事失利，神宗很氣憤，想殺一個小官泄憤。門下侍郎章惇（後來做到丞相）當即反對，神宗改説敕字發配，章惇仍然反對，神宗問為什麼？章惇回説“士可殺不可辱！”神宗只好作罷，但是聲色俱厲地抱怨：“快意事更做不得一件！”章惇的回答更乾脆：“此等快意事，不做也罷！”北宋歷史上有很多這樣的故事。
以此對照英國的《大憲章》，宋太祖的祖宗家訓是不是也有相似的意義？《大憲章》其實是13世紀貴族和國王之間簽訂的一份協議，目的是限制國王肆意妄為，尤其是隨意徵税。然而，這份協議幾百年間都沒有得到真正執行，直到1688年光榮革命後吸收《大憲章》的思想撰寫出《權利法案》，《大憲章》才被重視，如今被認為是英國走向憲政的重要文獻。宋太祖的“誓碑”當然不算一個雙方契約，卻是一方當事人自願做出的約束，如果沒有外敵入侵，這份自我約束演進下去，會不會變成君主立憲制度也很難説。
宋代有真正的“化家為國”理念。宋高宗是歷史上非常有名的昏君，也是南宋第一個皇帝，岳飛本來都要收復東京了，他不讓打，最後還殺了岳飛。這樣一位皇帝，御史陳庭實卻敢當着他的面説：“天下者，中國之天下，祖宗之天下，羣臣、萬姓、三軍之天下，非陛下之天下。”
君臣共治在宋代是實實在在的，儘管後來君權有所增加，相權進一步分散，宰相常常2-3人擔任，樞密院主官軍事，還增設三司主官財政、大理寺行使法院職能，但這並不意味着皇帝可以亂來，封駁仍然是常態。因為御史台的地位也上升了，進諫非常多。比如包拯反對宋仁宗的人事任命，吐沫星子都噴到仁宗臉上，仁宗還要聽着他説，回到後庭才敢擦。
宋代台諫之風盛行，但是台諫也很危險。比如御史台諫言彈劾宰相，如果諫官贏了，宰相就會下台，如果宰相不下台，諫官就得辭職。王安石變法之後，台諫之風惡化了宋代政治生態，導致黨爭過頭，釀成不少冤案，如彈劾蘇軾的“烏台詩案”，稱為“烏台”是因為當時御史台院子裏的樹上停了很多烏鴉。不過，即使黨爭激烈，比如王安石和司馬光政見不合，但是兩個人私下是朋友。
以現代觀念來看，黨爭可能是民主制度的一個必然的副產品，也是現代民主政治的一個重要標誌，比如美國自第三任總統（1801-1809年）托馬斯·傑斐遜參與總統競選開始，已經出現黨爭。宋代台諫所藴含的政治哲學意義即在於此。
宋代還是科舉取士的黃金時代。宋朝丞相的年俸約等於現在的300萬元，是幾千年裏最高的。宋代科舉也不再給貴族留名額，唐代還給貴族留一些名額，到宋代真正實現了平民子弟“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願望，平民子弟因此心情舒暢，指點江山、激揚文字。
宋仁宗在位40年，“百事不會，卻會做官家”。有一年制舉考試，二蘇（蘇軾和蘇轍）和另外兩名學子參加，其實考試是為二蘇量身定製，就是想要招他們做官。蘇轍的策論對仁宗進行了人身攻擊般的批評，批判仁宗沉迷於酒色不理朝政，仁宗對此不為所動，稱蘇轍不過胡説八道，天下人不會被矇蔽，而且自己向來以“直言求士，士以直言告我。今而黜之，天下其謂我何？”表示因此罪責蘇轍才是丟臉的事，還給蘇轍分配了官職。
明清：從僵化走向衰落
明清的衰落始於南宋。南宋的衰落，一方面是政治開始走向僵化，另一方面是禮學在南宋中後期成為官學。在社會動盪不安、激烈變化的時候，大家都想要找出理由，宋後期人們找到的解釋是人性壞了，所以就向內求索，於是產生了心學。
有一句話叫“崖山之後無中國”，宋代之後中華文明的頂峯過去了。對於宋代的滅亡，人們有很多悲痛難捨，這從張孝祥的一首詞裏可以看出來。南宋和金朝的分界點在淮河，他站在淮河南岸望着北岸寫了一首《六州歌頭·長淮望斷》，最後幾句很能説明當時人們的心情：“使行人到此，忠憤氣填膺，有淚如傾。”
自秦以後，中國歷史兩個一千年的發展曲線，基本上是前一千年在上升，後一千年在下降。竺可楨先生曾統計中國三千年歷史裏的氣候變化，後來有人在此基礎上繪製成一條氣候變化曲線。據這條曲線記錄，中國三千年歷史共經歷過兩次大降温，一次是三國至南北朝400多年，再一次是宋代末期直到明清。每次降温，都是北方遊牧民族入侵中原的時候。下次講伊恩·莫里斯的《西方將主宰多久》，我會重點講社會變遷與氣候變化的關係，這也是莫里斯非常重要的一個觀點，兩者密不可分。
元朝在建制上承襲了宋制，但是把漢人踩在腳下，南方人就更慘。元代是野蠻文明取代了漢人的先進文明，下跪和陪葬都是歷史的大倒退，到明代，這兩項制度變得更徹底，朱元璋死後陪葬者非常多，僅嬪妃就有幾十人。朱元璋還撤掉了宰相，明代士大夫的地位也一落千丈，明朝皇帝可以在大殿上廷杖官員，有幾次甚至打死一二十人。據統計，明朝300來年發生廷杖事件500多起。同時海禁開始實施。明朝社會由此走向全面的封閉。
清朝是又一次蠻族統治，雖然滿人比蒙古人漢化得徹底一些，但是仍然對漢人高度戒備，也保留了很多蠻族特徵。也是從清朝開始，重新“化國為家”，把中國歷史引入更黑暗的時代。乾隆之後也就是進入19世紀之後才好一些，清朝政治才變得柔和了一些，但依然沒有宰相，內閣也是虛置。清朝軍機處的權利越來越大，士大夫們成了皇帝的奴才，在皇帝面前必須自稱奴才，士大夫所承載的儒家“道統”蕩然無存。
清代“文字獄”使得社會萬馬齊喑，當然南宋也有“文字獄”，但是遠沒有清朝嚴苛，清朝即使是乾隆時期“文字獄”仍然很嚴重。乾隆評價宋代程頤“天下治亂系宰相，君德成就責經筳”這句話説，“君德”怎麼能和“天下治亂”無關，皇帝不知天下哪來的成就？乾隆還曾説，“乾綱獨斷，乃本朝家法。自皇祖皇考以來，一切用人聽言大權，從未旁假。”皇祖就是康熙，皇考就是雍正。清朝的皇帝至少到乾隆為止都非常用功的，甚至比歷朝歷代的皇帝都用功，但一人獨斷的制度安排把中國政治帶入了黑暗時代。
《中國曆代政治得失》對當代的啓示
錢穆先生這本書對當代的啓示，我認為至少有以下兩點：
首先，中國古代政治並沒有那麼黑暗。從春秋到北宋，包括政治、經濟、文化都是中華文明的上升期，期間“化家為國”開創了現代國家形態，法治至少也有萌芽，因此也出現了權力的制衡。
我正在和合作者以“儒家政治”為主題寫一本書，我們認為，儒家政治的理想原型可以和民主政治的理想原型互為補充。民主政治強調人與人之間的平等、契約和權力制衡。儒家政治強調官員德行、政治秩序和社會的融洽。這些價值都是啓蒙運動以來人類共同推崇的，缺一不可。如果僅僅強調抽象的平等，會發現社會不融洽，也兼顧不了官員德行，也因此美國會出現特朗普、蓬佩奧這樣的官員，這是民主政治的失敗。在我們的制度裏，官員上任之前，人們首先都要考察這個人的能力和德行，這是儒家政治對民主政治的有益補充。
如果以中國儒家政治的視角看中國過去40年的成就，會發現，鄧小平的功績在今人看來是改革開放，但未來幾百年之後的歷史學家可能還要加上一點，就是鄧小平帶領中國共產黨迴歸中國，即中國共產黨的中國化。
中國共產黨在1921年成立，一如毛澤東所言，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中國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之後有了中國共產黨。直到改革開放前，中國共產黨的任務都是在改造中國，而且以革命的方式。改造為中國的現代化奠定了基礎，帶領中國完成了第一個階段現代化，改革開放後進入第二個階段，即中國共產黨迴歸中國。具體而言，一是迴歸中國的務實主義傳統，這是哲學層面迴歸中國。“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是中國務實主義的信條之一，對於中國人來説，這意味着沒有永恆的真理。鄧小平還提出“貓論”，這是務實主義的又一個特點，即手段服務於目的，基於此才能丟掉之前的教條，真正實施改革開放。二是在組織層面，迴歸中國表現為選賢任能。1978年很多老幹部復出，鄧小平就成立中顧委、中紀委安排他們，鄧小平和陳雲分別擔任新機構的主任，推行“幹部四化”，即幹部隊伍革命化、年輕化、知識化、專業化，並建立一套以績效為選拔幹部標準的人才選拔制度。至今這套制度還在不斷完善，黨政領導幹部選拔任用工作條例最近還修訂了一次。鄧小平把中國共產黨從革命黨變成了憲制黨。
總之，以儒家政治來理解當代中國的政治體制，可以看到其對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的繼承。
其次，從展望未來的角度看，直到今天我們仍然生活在軸心時代所創造的文明之中。軸心時代是公元前600年到公元前200年之間，這個時期羣星閃耀，希臘、印度和中國都出現了很多偉大的思想家和宗教文化。錢穆先生説這期間誕生的三種文明，它們分別回答不同的人類命題：希臘文明要回答人“如何征服自然”的問題，所以誕生了科學，因為要征服自然首先要了解自然。印度文明主要回答“我是誰、我從哪兒來、我到哪兒去”這種沒有答案的問題，所以印度產生了人類第一個真正的宗教——佛教。中華文明要回答“如何活在當下”的問題，作為人羣組成的社會，我們如何才能和平地生活在一起，因此中國第一個產生現代治理文明。現代治理意味着國家不再是皇帝一個人的國家，而是天下人的國家，老百姓們要關心的是怎麼和平地生活在一起，如何才能尋求到一套治理辦法。董仲舒把儒家政治哲學變成為這套治理的理論基礎。
我相信未來會產生一個全球文明，它一定是吸納所有主要文明的優勢，能回答三大文明至今沒有完全解答的大問題。
當然，未來全球文明可能是五百年甚至一千年之後的事。在人類歷史長河裏，一千年其實很短暫，人類自農耕文明至今已經一萬年。在建設全球文明的過程中，中華文明不能缺席，所以我們要總結中國五千年的文明史，在新的世界文明裏形成中國的敍事，我們還要學會用世界聽得懂的語言講出去，這是我們當代人和未來幾代人要共同努力的工作。
整理：王志勤 | 編輯：王賢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