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踐新論】戰“疫”+戰“貧”：新時代社會革命的加試題
編者按：為進一步深入學習宣傳貫徹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推進用黨的創新理論武裝頭腦、指導實踐、推動工作，把制度優勢更好地轉化為治理效能，中央網信辦與光明日報社共同組織“實踐新論”網上理論傳播專欄，陸續在光明網推出系列理論稿件和新媒體作品，解析理論與實踐之間的內在邏輯，敬請關注。
一個國家、一個民族要振興，就必須在歷史前進的邏輯中前進、在歷史發展的潮流中發展。中國共產黨成立之初，就直抒胸臆：“我們黨承認蘇維埃管理制度，要把工人、農民和士兵組織起來，並以社會革命為自己政策的主要目的”。我們黨領導人民推翻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的反動統治，建立起中華人民共和國和社會主義基本制度是一場偉大的社會革命；社會主義制度建立後，破除束縛生產力發展體制機制阻礙的改革同樣是一場偉大的社會革命。雖然不同時期社會革命的內容有所不同，但戰“貧”卻始終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偉大社會革命的重要構成和目標之一。
答好戰“疫”+戰“貧”的加試題
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多次深入貧困地區調研，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為做好脱貧攻堅工作指明瞭方向。今年是脱貧攻堅戰的最後一年，越是到最後，剩下的都是難啃的硬骨頭。在地方考察期間，習近平總書記時常深入基層走到鄉親們中間，問冷暖，聽民聲，謀發展，看變化。戰“貧”是習近平總書記民本情懷的最深情的體現。
在戰“貧”最吃勁的關鍵時刻，又遭遇了突如其來的新冠肺炎疫情，在戰“貧”之外添加了戰“疫”的嚴峻考驗，形成戰“疫”和戰“貧”相疊加的社會革命新態勢。在新冠肺炎疫情逐漸常態化的情況下，所有的社會革命之舉措，都要受到防疫抗疫的影響，都要與防疫抗疫相聯繫，新時代社會革命的內容出現了複雜化的態勢。在常態化疫情防控框架中，不僅“貧”的生髮機理和具體內涵發生了變化，而且戰“貧”的手段和方式等也都要隨之應變。把握這些變化，既是繼續推進新時代社會革命的必要基礎，又是中國共產黨人在踐行初心的時代趕考中連戰皆捷的基本保障。
答好戰“疫”+戰“貧”加試題的入題之點，是要從扶貧對象層面進一步明確“扶助誰”。由於疫情衝擊，戰“貧”的對象發生變化，呈現出“一分為三”的態勢，形成三類需要幫扶的羣體：一是經過黨的十八大以來的戰“貧”努力，正在逐漸減貧但尚未完全脱貧的羣體；二是疫情期間由於外出務工受阻、扶貧項目停工或下馬、扶貧產品難以銷售、產業扶貧困難重重等原因而新生的貧困羣體；三是已經看到脱貧的曙光但還尚未完全脱貧的羣體，因為受疫情影響而“走兩步退一步”。這意味着，在疫情防控常態化下戰“貧”，必定要將疫情殲滅戰與貧困殲滅戰有機結合。做好這道加試題，需要更多的勇氣、更大的力度和更系統的設計。
答好戰“疫”+戰“貧”加試題的破題之點，是要從扶貧主體層面進一步明確“由誰扶”。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今年脱貧攻堅要全面收官，原本就有不少硬仗要打，現在還要努力克服疫情影響，必須再加把勁，狠抓攻堅工作落實。毫無疑問，“再加把勁”是對扶貧主體提出的希望和要求。扶貧主體不止一端，具有統一性、多元化和合力化等特點。“統一性”是指中央統籌，黨統一領導，形成省市縣鄉村五級合力戰“貧”之格局。“多元性”是指將“重黨和政府的作用”與“重社會和大眾的作用”相結合，形成黨統一領導、以政府投入為主、東西部不同地域間協作、黨政機關一對一、軍隊和武警部隊點對點、社會力量廣泛參與的羣集化合力戰“貧”模式。“合力化”是指通過有效的動員、整合和監督，發揮社會不同力量的羣集優勢，做到人人願意扶貧和人人能夠扶貧。需要指出，疫情的衝擊是全方位的，不僅扶貧對象受到嚴重衝擊，而且扶貧主體本身也受到很大影響。在此情況下戰“貧”，需要扶貧主體以更大的意志力和更堅韌的革命精神，拿出臨戰的狀態、決戰的姿態、決勝的心態，以高度的思想自覺和行動自覺“再加把勁”。
答好戰“疫”+戰“貧”加試題的立題之點，是要從扶貧方式層面進一步明確“如何扶”。回答了這個問題，也就回答了在疫情防控常態化下如何圍繞戰“貧”“再加把勁”的問題。疫情發生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既基於先前歷史上的戰“貧”經驗，又立足於當下戰“疫”和戰“貧”相互交織的新形勢，開創了中國脱貧攻堅的新局面，形成了卓有成效的脱貧攻堅中國經驗和中國方案，向世界貢獻了脱貧攻堅的中國智慧。戰“疫”+戰“貧”的中國方案形成的過程，也是中國共產黨迎接新時代社會革命之趕考的過程。
戰“疫”+戰“貧”的中國方案
戰“疫”+戰“貧”中國方案的特點之一，是將宏觀的頂層設計與微觀的實踐規劃相結合。實現兩個百年目標，是新時代社會革命的主要目標。到建黨百年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是人民的期盼，也是偉大社會革命的近期任務。黨的十九大報告不僅明確提出“精準脱貧攻堅戰”戰略，而且莊嚴承諾：到2020年，在我國現行標準下，農村貧困人口實現脱貧，貧困縣全部摘帽，解決區域性整體貧困。在疫情防控常態化情況下打贏這場攻堅戰，不僅需要在習近平總書記提出的“七個強化”（“強化領導責任、強化資金投入、強化部門協同、強化東西協作、強化社會合力、強化基層活力、強化任務落實”）上“再加把勁”，而且還要基於我國超大規模市場優勢及內需的巨大潛力，升級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暢通產業循環、市場循環、經濟循環和社會循環，通過紮實做好“六穩”（“穩就業、穩金融、穩外貿、穩外資、穩投資、穩預期”）工作，切實完成“六保”（“保居民就業、保基本民生、保市場主體、保糧食能源安全、保產業鏈供應鏈穩定、保基層運轉”）任務。至於如何實現“六穩”和“六保”，以及如何在“七個強化”上“再加把勁”，最貼切的答案莫過於習近平總書記提出的“精準扶貧”。“精準扶貧”貴在提高貧困治理能力，在扶貧實踐中堅持實事求是、因地制宜、分類扶貧的原則，通過強化產業扶貧、就業扶貧、教育扶貧，加大易地扶貧搬遷後續扶持工作力度等不同方式，對扶貧對象進行有效幫扶，將宏觀的頂層設計具體化。對此，中央及有關部門提出了一套具有整體性和系統性的具體方略，為“精準扶貧”提供了實踐指南。諸如：對我國目前尚存的近200萬存在返貧風險的人羣和對近300萬存在致貧風險的邊緣人羣，實施有針對性的預防措施；繼續聚焦“三區三州”等深度貧困地區，瞄準突出問題和薄弱環節落實脱貧攻堅方案；對52個未摘帽貧困縣和1113個貧困村進行掛牌督戰，啃下最後的硬骨頭；鞏固“兩不愁”和“三保障”成果，防止反彈；對沒有勞動能力的特殊貧困人口，實施應保盡保的兜底性社會保障政策；支持扶貧產業恢復生產，加快扶貧項目開工復工，優先支持貧困勞動力務工就業，等等。
戰“疫”+戰“貧”中國方案的特點之二，是將輸血和造血相結合，扶貧更扶志，扶貧更扶智。扶貧的本質，不是“一送了之”、“一發了之”和“一分了之”。真正的扶貧，不僅要富“口袋”，而且還要富“腦袋”。“扶志”是調動幫扶對象的主觀能動性，激發幫扶對象形成脱貧致富的強烈的內生動力，從而實現從“要我富”到“我要富”的轉變。“扶智”是幫助幫扶對象掌握脱貧的技藝和路徑，使幫扶對象具備自我造血的可持續性能力，從而實現從“伸手要”到“自己幹”的轉變。樹無根不長，國無精神不強，人無精神不立，只有幫扶對象在內因上有“志”和“智”，才能提升輸血質量，才能實現自救和重生。弘揚偉大社會革命精神，是答好戰“疫”+戰“貧”加試題的根本，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保證。
戰“疫”+戰“貧”中國方案的特點之三，是將社會革命與自我革命相結合。習近平總書記提出，越是進行脱貧攻堅戰，越是要加強和改善黨的領導。脱貧攻堅戰考驗着我們的精神狀態、幹事能力、工作作風，既要運籌帷幄，也要衝鋒陷陣。堅持以偉大自我革命引領偉大社會革命，是習近平總書記一貫堅持的思想。實踐表明，我國之所以在短時間內就譜寫出“兩不愁”質量水平明顯提升、“三保障”突出問題總體解決的人類抗貧史上的新篇章，取得從2012年年底到2019年年底貧困發生率已經由10.2%下降至0.6%的“決定性勝利”，一刻也離不開黨的自我革命，離不開一代代共產黨員前赴後繼，為“真脱貧”而進行的奮鬥、拼搏和犧牲，諸如被習近平總書記點讚的焦裕祿、孔繁森、李保國、高德榮、黃文秀等。在疫情防控常態化新形勢下，要取得戰“貧”從“決定性勝利”到“全面勝利”，不僅更需黨的自我革命，而且黨的自我革命還要增添新的內容。除了力戒戰“貧”攻堅戰中的形式主義、官僚主義和個人主義之外，也要力戒戰“疫”攻堅戰中的形式主義、官僚主義和個人主義。如果在戰“疫”攻堅戰中由於形式主義、官僚主義和個人主義而導致疫情反彈，就可能導致復工復產的中斷，從而進一步增加致貧和返貧的速度，會使先前的社會革命成果功敗垂成。
一部中國共產黨史，也是一部社會革命史。中國共產黨領導進行偉大社會革命的過程，就是圍繞不同時期社會的主要矛盾不斷戰“貧”、不斷構建美好生活的過程。回眸社會革命來時路，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中國共產黨人圍繞“封建主義與人民大眾”的矛盾，通過解決土地所有權問題，交出戰“貧”的合格答卷；在社會主義改造時期，圍繞“人民對於經濟文化迅速發展的需要”同“經濟文化不能滿足人民需要的狀況”的矛盾，通過“一化三改”把國家由落後農業國變成先進工業國，交出戰“貧”的合格答卷；改革開放時期，圍繞“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後的社會生產”的矛盾，通過“三步走”戰略讓中國人富起來，交出戰“貧”的合格答卷；展望未來，我們有理由相信：在疫情防控常態化的背景下，面對“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與“不平衡和不充分的發展”的社會矛盾，中國共產黨一定能領導全國人民做好戰“疫”+戰“貧”的加試題，交出令歷史和人民滿意的新時代社會革命的新答卷。
【本文是國家社科基金項目“習近平關於社會革命和自我革命的重要論述研究”（編號：19BKS061）的階段性成果。】
(作者：哈爾濱工業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院長、二級教授，黑龍江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員徐奉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