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元：“入關”與“伐紂”： 關於中國崛起的兩種知識論圖景
【文/孔元】
1. 緒論：“入關”的悖論
在分析“入關”之前，我們首先需要弄清楚何為“入關”？在這裏，僅選取兩個最具代表性的觀點做一説明。根據“入關學”概念提出者、知乎用户“山高縣”的論述，中國無法在當今世界獲得理解和支持，並屢屢碰壁和捱打的核心原因在於，中國是美國主導的以盎格魯–撒克遜民族為“中華”正統的世界秩序中的“女真”“蠻夷”。女真只有“入關”，才能打破大明對女真的文化控制、貿易控制等，實現女真的獨立自主。“入關”要解決的問題是國際話語權喪失導致的“女真”被剝削與帶來的瘋狂內卷化為主。根據微信公眾號“關寧錦評論”的論述，中國就像身居東北苦寒之地的建州女真，而美國就像是爛到深處卻積威不滅的末代大明。女真想盡辦法，想讓秩序中央的大明王朝接納自己，為此不惜稱臣、納貢、折盡尊嚴，可在大明的眼中，女真仍然是最冥頑不開的“蠻夷”，女真越是卑微，就越是低賤；女真越是示弱，就越是要面臨大明的“犁庭掃穴”；女真越是委曲求全，就越是要面對嚴重的生存危機。
參考二者的闡述，再結合微信公眾號“山高縣”刊登的文章《入關學總論篇》、《寫給小白的入關學入門百科》、《入關學的哲學思辨和最終目的》、《淺談疫情後的險惡國際形勢及我們的應對》，以及微信公眾號“關寧錦評論”刊登的文章《為何入關：在百年大變局之下，對中國人追求美好未來的思考》。我們可以將“入關”的基本特點和內容概括如下：
首先，“入關”是批判的口號，它指向以美國為主導的不公正世界秩序。在“入關”的倡導者看來，當前的世界秩序，本質上是一種全球化依附秩序，存在着事實上的不平等，這種全球化不是真正博愛的國際主義，而是在污名化許多後發國家對自己應有幸福的追求。中國是這種污名化的受害者之一，不僅沒有和平發展的權利，更是可能面臨被美國主導的西方國家“犁庭掃穴”的命運。
其次，“入關”是反抗的口號，它動員全球被壓迫者推翻不公正的世界秩序。“入關”沒有停留在批判層面，而是主張反抗，號召全球被壓迫的國家集體行動，推翻不公正的世界秩序。在這一過程中，中國必須扮演領導角色。“入關”的倡導者把中國的領導使命與中國的崛起結合起來，於是反抗的行動，就被描繪成挑戰世界霸權的權勢之爭。“入關學”將現在的國際關係理解為一個單極格局，在這個單極格局中，某個國家為了實現崛起，必須挑戰現有霸權。而為了實現“入關”的目標，“蠻夷勢力”要在大明實力碾壓的情況下積攢實力，靠着挖參、摸魚的辦法搞來一戰的本錢，並提升女真文化的自信實力、經濟實力、戰爭實力、國際影響實力。
過多的權勢之爭，使得“入關學”瀰漫着現實主義政治的權力硝煙，這種權力政治最終是為了贏得更多的利益，因此“入關學的最終目的是分蛋糕”。在講述這種權勢之爭時，“入關”的倡導者們有着較強的地緣政治視野，他們將中美矛盾描述為大西洋世界所代表的海洋秩序對歐亞大陸的衝突，認為美國的繁榮壯大和歐亞大陸的普遍繁榮、和平與安定有結構性矛盾。對美國的抗爭首先表現為地緣上的“入關”，具體指控制南海和馬六甲等世界上最重要的貿易樞紐海域，以及印度洋航線，輔之以在亞非拉地區的“曲線救國”，通過破除美國的地緣政治封鎖，贏得生存、發展和挑戰的機會。
最後，“入關”是開放的口號，它表現為兩個方面：其一是“入關”仍然停留在號召階段，在學説發展方面，仍然保持開放性；其二是在“入關”之後的世界秩序勾畫方面，沒有系統性想法，因此在制度建設方面有高度的不確定性。“入關”的倡導者並不致力於發展為某種學派，而是強調它的開放性，任何人和流派，都可以加入，“誰行誰上，誰上都得先入關”。另外，“入關”目前主要關心的是喚醒民眾，灌輸反抗和革命的意識，但對於具體的行動路徑和“入關”後的世界秩序缺乏規劃。“‘何時入關，如何入關，入關之後做什麼’，在當下還並非入關學所考慮的核心問題”。
綜上看出，“入關”本質上是互聯網民間思想者借鑑中國歷史資源所形成的對於當下世界秩序的一種戰略性願景，它雜糅了道德想象和權力政治，但卻沒有提煉出一致系統的説辭。這種雜糅性質使得這種口號充滿矛盾性質，這種矛盾性集中體現為道德想象和權力政治的“錯位”，這種“錯位”表現在對於“蠻夷”的理解和界定上。“入關”的倡導者們一方面批判當下國際體系的不公正，認為這一體系存在着中心對於邊緣的支配關係，這種支配關係最終演化為一種文明對於野蠻的話語論斷；但另一方面又甘於這種被定義的“蠻夷”身份，並借用“入關”這一中國歷史典故，將美國比喻為“大明”，將中國比喻為“建州女真”，“入關學”的倡導者則自稱“建州民 / 奴”，將自己矮化為當下國際體系的“野蠻勢力”，從而間接地對該體系表示了認同。
在4月16日發佈的《懂點兒啥》節目中，主播董佳寧分析了兩條“入關學”在網絡上火起來的原因（當期節目截圖）
當然，“入關學”的倡導者們也注意到這種話語的緊張關係，並自我辯護稱：“蠻夷，指的是我們在北美奴隸主匪幫統治世界情況下的生存狀態，而不是説我們真是蠻夷。入關，指的是打破奴隸主匪幫統治體系的路徑。”或者強調：“中國蠻夷論，指的是應對美利堅帝國時應該擺正的位置，而不是説我們真是蠻夷。”他們尤其注意到這種被界定的身份，本質上是美國話語霸權的結果，因而格外看重“入關”所藴含的“話語權”之爭的含義。但在美國“主人”的系統壓迫下所積壓的憤恨情感，使得“蠻夷”的身份對於“入關學”的倡導者們具有格外的吸引力，這種被“他者化”的身份，給了他們一個可以進行無盡宣泄的藉口，從而為自己的“復仇計劃”大開方便之門。由於這種道德立場的曖昧性，“入關”對地緣政治戰略的推崇，就淪落為冷冰冰的權力政治。
在這個意義上，“入關學”提出了正確的問題，但卻沒有規劃好實現自己目標的路徑，而這種失誤本身又是基於它所提出的正確問題的結果。看到這一點，並不意味着否定“入關”的價值，而恰恰是要從中分離出更具理論探討意義的閃光點，從而對於當下的世界秩序，以及中國在其中的位置，形成更系統的表述。出於理論的自洽，“入關學”的完善需要融合中國歷史的其他元素，從中我們能看到對於當下國際體系的兩種認識，並編織出關於中國崛起的兩種不同知識論圖景。
2. “入關”的敍述：衰退與取而代之
“入關”有一種文明史的敍述框架，它建立在一種邊緣取代中心的地理想象之上，它經常發生在一種強勢文明的衰敗之際，為野蠻勢力的入侵提供可乘之機。入侵往往能夠取得軍事和政治的成果，野蠻勢力在征服文明勢力之後，建立自己的政權統治，但由於文教力量的薄弱，野蠻勢力並不能撼動所征服地區的文明傳統，只能將自己轉化為所征服文明力量的捍衞者，來鞏固自己統治的合法性。
在中西文明史觀中，這種敍述框架都佔有獨特的位置。從中國來説，秦始皇一掃六國，取代衰敗的周朝天子，最終確立中國大一統，可以被視為邊緣對中心的取而代之，但由於嚴酷的律法統治，秦朝二世而亡，最終讓漢初統治者意識到文教力量的重要性，並將周以降的禮法之治內化於自己統治合法性的論證之中。在之後分合的歷史演進中，“野蠻勢力”入主中原的故事在不斷上演，蒙古入主中原建立元朝統治、滿族“入關”建立大清統治，但都無法撼動秦漢以降的文教格局。這種民族交融的歷史，鑄就了多元一統的中華文明觀，併成為支撐中華文明延續的重要文明力量。
就西方而言，古希臘以降的文明史，同樣表現為“野蠻勢力”征服並最終同化於文明力量的演進史。古羅馬造就了西方的大一統，但由於文明力量的弱勢和頑固的家神崇拜，無法駕馭這個多元混雜的政治格局，最終通過納入基督教來為大一統尋求思想支撐。西羅馬帝國崩潰後，基督教成為支撐西歐統一的重要文明力量。西歐在政治上被“蠻族”勢力摧殘得破碎不堪，但都無法撼動基督教所代表的帝國大一統勢力。
由此看出，中西方的文明敍述建立在類似的歷史法則之上，但在近現代時期，這種歷史敍述遭到挑戰。當英國在歐洲的邊緣成長起來時，它對歐洲的衝擊不僅僅是經濟和政治上的，而是思想和意識形態上的，因為它主張歐洲代表着遠去的天主教帝國文明，而英國開闢的是基於資本主義、代議制和個人主義的自由秩序，它建立在新教文明的思想觀念之上，並聲稱盎格魯模式意味着歷史的終結。它並不能終結人類歷史演進的進程，但卻可以壟斷對於歷史發展的解釋權，於是“太陽底下無新事”，成王敗寇的征討，最終無非是“新瓶裝舊酒”，只不過為自由秩序的再生補充了能量。兩次世界大戰期間，德國和日本以挑戰者面目出現，試圖改弦易幟，均以失敗告終。二次世界大戰之後，英美完成了領導權的更替，自由秩序得以加固，人們對於歷史終結的想象更加牢不可破。
中國近代史的主題，同樣是對這套秩序及其所代表的敍述的碰撞，中西之爭成為晚近中國思想史演進的底色，也構成“入關”學説的重要時代和思想背景。當今時代，我們正遭遇自由秩序的另一輪危機。在後冷戰時代的勝利主義論調中，美國一騎絕塵，憑藉自身強大的經濟和軍事實力，構造了以經濟全球化為引擎的“自由國際秩序”的世界秩序，美國成為“世界警察”，一方面通過提供公共品，為秩序的穩定提供保障；另一方面通過全球反恐，來消化冷戰時代遺留下的軍事和國安力量。它導致美國外交政策的過度軍事化，權力的膨脹使得美國總統成為“帝王總統”，危及共和國本身的存續。經濟的全球化配置，導致大量的本土製造業流失和勞工失業，產生出強勁的民粹主義反擊。經濟停滯、人口生育率下降、政治機構硬化、文化創造力衰退，使得自由秩序的國內面向危機重重。（1）
就國際秩序而言，自由秩序的危機表現為一系列“威權主義”國家的挑戰，這正是邊緣挑戰中心的文明史敍述的當代表現形式。儘管“入關”的倡導者們意識到中國在自由秩序中的地位被污名化，並且苦於話語權缺失帶來的“名不正”問題，他們要麼安於這種被他者化的地位，並且沉浸在道德憤怒中，希望能把它作為一種情感動員；要麼希望藉助這種被“蠻夷化”的身份，抖掉自己對於當代世界的道德包袱，從而為其冷酷的地緣政治算計敞開大門。在這方面，“入關學”秉持着“成王敗寇”的現實主義邏輯。“山高縣”在自己的“入關九戒”中聲稱 “入關前不要搬着聖賢書胡思亂想，入關後自有正統儒學大師為我所用”，可謂將這種邏輯彰顯到極致。
怨憤的民族主義情緒，加上對於實力的崇拜，使得“入關學”的倡導者們充滿着英雄主義色彩。“不成功，便成仁”的宣示，使得他們奮鬥的事業充滿悲劇性。苦於“蠻夷”的生存境況，但又找不到正當的反抗修辭，使得他們甘願揹負着“威權”的道德負擔，來對當下頹廢的自由秩序發起絕地反擊。這也是為什麼“入關學”的倡導者們在尋找自己的歷史先例時，想到的都是德國和日本。山高縣在《入關學總論篇》中説，“德國和日本都是‘蠻夷入關’的失敗者”。而在另一篇文章《寫給小白的入關學入門百科》中，他則稱“入關學”來源於德國威廉二世皇帝，皇帝陛下希望能夠讓德意志第二帝國成為一個世界帝國，“在陽光下爭奪殖民地”“德意志也可以擁有海洋和陸地”，無奈的是他的“世界政策”失敗了。但“我們會入關成功，因為我們有 14億人口”。
如上可見，在“入關學”的倡導者們看來，德國和日本構成其歷史先例，但由於沒有足夠的實力，或者還有運氣的原因，他們都失敗了。中國則不存在此類問題，因為中國人口眾多，加上政治家的雄才大略，國人的眾志成城，中國遲早能擺脱被人壓迫、剝削和羞辱的命運，從而挺起身板做人。問題在於，這種自信到底是基於精明的算計，還是完全武斷的主觀信念？
即使中國能夠憑藉力量對西方秩序取而代之，它將如何表述新世界秩序的內涵？還是最終“舊瓶裝新酒”，將自己填充在頹廢失去生命力的舊秩序之中，擔負起自由秩序擔綱者的角色，為其續命？
“入關學”的倡導者們不關心這個問題，因為他們深諳歷史是由勝利者書寫的，只要“入關”成功，自有“儒學大師”為其所用。問題是這裏的“儒學大師”，將如何書寫這種歷史？如果不能提出改天換地的新主張，從而證明自己革命的普遍意義，“儒學大師”們自當在保守思緒的慫恿下，通過思想上的“復辟”，來延續舊王朝的歷史。或許到那時，“入關”的人們才陡然發現，自己化身成了所憎惡之人的面貌。
3. “伐紂”的敍述：反抗與再造
如上所述，由於缺乏恰當的文明史觀，“入關”發現了問題，卻走錯了門徑，沒有辦法在話語上獲得一種優越的道德姿態，從而高抬了對手的文明地位，矮化了自己的歷史使命。它在自己最在意的話語權方面跌了一跤。仔細審視當下有關中美關係的論述，無非是道德主義和現實主義兩個版本：道德主義的版本建立在自由主義的意識形態之上，它將任何對它的反抗都描述為威權式的，因而是必然失敗的；現實主義的版本建立在權力政治的邏輯之上，它認為國強必霸，因此崛起國和挑戰國之間必有一戰，誰都無法擺脱這一歷史鐵律。由於缺乏正確的話語觀念，這兩種版本普遍瀰漫於國人思想中，成為桎梏國人思維的話語陷阱，“入關學”也概莫能外。
正是意識到話語權的不足，近幾年來，中國思想界和官方通過各種努力，來對中國在世界上的地位以及中國的歷史使命予以全新表述。為了彌補“入關”的話語瑕疵，我們需要從中國古代史和世界史中發掘新的思想資源，它需要揭示當下國際體系在根本上的不正義性，進而為自己的反抗賦予道義價值。就中國而言，這種文明史論述的起點在於周滅商，以及在此基礎上提出的天命觀念。正所謂“商罪貫盈 ,天命誅之”，暴力不僅僅是種權勢，而且是神聖的抗爭。而“天命靡常，惟德是輔”，失德的國家，自然不配尊享領導權的位置。相應的，知乎網站在出現“入關學”討論之後，也出現了用“伐紂 / 翦商”類比當代國際關係的討論。
就西方而言，有必要引入 19世紀的帝國主義論述，從而揭示出當下國際體系的暴虐和掠奪的本性。這裏的帝國主義主要指描述 1870年至二戰期間歐洲資本主義列強爭霸的一種理論。它淵源於英國自由派學者霍布森的“帝國主義論”，之後被考茨基、列寧等革命家傳承，成為解釋歐洲列強戰爭之不可避免性的經典理論。在帝國主義論者看來，列強的權力爭鬥，是資本主義生產體系矛盾性的必然結果，當資本主義生產的矛盾無法在其體系內部加以解決，它就會通過空間上的擴張來予以彌補，這表現為對於殖民地的掠奪。
歷史地講，19世紀是英國主導的“自由秩序”世紀，但隨着德國等歐洲強國的崛起，英國秩序受到極大挑戰。歐洲列強開始在全球跟大英帝國爭奪殖民地，英國被迫予以回應，列強之間的衝突引發帝國主義戰爭。德國無產階級革命家考茨基曾試圖引入“超帝國主義”學説，認為資本主義列強可以通過合作方式，和平解決殖民掠奪中的爭端，從而實現大國治下的和平。但在俄國無產階級革命家列寧看來，資本主義列強的矛盾不可調和，戰爭不可避免，由於壟斷資本主義的寄生性和腐朽性，以及資本主義發展的不均衡性，俄國等東方國家只能通過無產階級革命的方式，來發展更先進的生產方式和生產關係，從而超越資本主義，達至更高的真理。
列寧在演講（圖源：搜狐網）
二戰終結了歐洲列強的殖民史，也一度讓人認為，靠征服和殖民打造的帝國成為過去式，亞非拉國家通過民族解放運動和社會主義革命，實現了政治和經濟獨立。冷戰結束後，美國繼承了二戰勝利的遺產，打造出基於自由秩序觀念的“美國世紀”。在很多人看來，美國秩序是自由、民主、和平的。但事實證明，美國權力的過度膨脹，意味着它再度“帝國化”的可能。在諸如哈維等激進的批評者看來，美國主導的新全球化，同樣無法避免貪婪的經濟掠奪和無休止的戰爭，作為前資本主義階段的“原始積累”，反而恰恰成了美國全球掠奪的恰當描述。（2）可以説，後冷戰時代的自由國際秩序，既不自由，也不國際，更無秩序，它的經濟掠奪、民主推廣、自由主義的“話語正確”，反而使其成為一種“自由帝國主義”。正是從這個視角出發，我們可以對2016年歐美愈演愈烈的民粹主義運動給出新的解釋。在自由主義的論述中，民粹主義運動是對精英的反叛，是一種激進的暴民政治，是左翼的共產主義運動和右翼的法西斯運動，因而構成對自由的威脅。但在新的論述中，真正的“野蠻人”並不是反抗者，而是施暴者，反而反抗自由帝國主義的壓迫，並藉此重塑自由，成為了反抗者的正當主張。（3）在《民族主義的德性》（4）一書中，以色列裔美國作家約拉姆 • 哈羅尼（Yoram Hazony）批判自由秩序之不寬容，主張歐美的民族主義運動的道義正當性，可謂是對該視角的恰當説明。
“入關”的倡導者們意識到這套體系在本質上的不正義性，但卻錯誤地將其類比為“衰頹的大明”，從而遮蓋了它的不正義。正是在這裏，我們説“伐紂”可以構成對這套話語的補充，因為它揭示出暴虐體系存在之不正義，以及推翻它的道義必然性。反抗從來都不僅僅是張揚暴力，否則人類歷史就不可避免地陷入帝國將相、成王敗寇的因果循環之中。反抗的意義在於提出新的政治願景，從而在一種新天命觀的指引下，將人類歷史帶入新的發展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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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許有人會問，存在替代選擇嗎？毫無疑問，任何革命性的理想主義，都面臨秩序的頹敗問題。在西方的歷史脈絡中，這表現為歷史終結之後產生的“左派的憂鬱”，以及由於蘇聯所代表的偉大的社會主義實踐的失敗所引發的各種失敗主義論調。（5）在中國古代的漫長曆史中，這表現為“歷史週期律”的反覆出現，在中國近代革命史的脈絡中，這表現為“進京趕考”的挑戰。人們大可對當下的秩序大放厥詞，但當切實展開行動的時候，卻發現“理想很豐滿，現實很骨感”。但如果“入關學”想弘揚其宗旨、散播其信念，那麼某種意義上的革命理想主義只能更多，而不是更少。現實地看，中國當代所踐行的“偉大斗爭”，某種意義上也是在窘迫的內外形勢下所做的思想動員。革命者永遠年輕，革命永遠在路上，正是這種“未竟之勢”，才是“入關”得以彰顯自身魅力的關鍵所在。
4. 結語
在《原霸》一書中，著名馬克思主義學者佩裏 • 安德森（Perry Anderson）指出，霸權是暴力和同意兩種面向的結合體，它不否定權力，但更看重訴諸領導權的道德要素，因而在尋求權力支配時，試圖獲得被支配者的同意。（6）為了獲取這種同意，歷史上的霸權勢力通過提供公共品或者發展統治的意識形態的方式，為自己統治的道德正當性予以論證。我們當下面臨的正是一個日益喪失道德正當性的美國霸權。二戰後至 1970年代的美國，在蓬勃發展的資本主義帶動下，曾一度帶來一個繁榮和平的新秩序，從而在世界上贏得了人心和認同。但在 1970年之後的全球化進程中，美國所積攢的道德優勢正日益被耗盡，一個疲憊的霸權正蜕變為一個暴虐的帝國，它温良的教化正蜕變為赤裸裸的暴力。
“入關”的悖論，正是在於陷入霸權兩面性的話語糾纏之中：它感受到霸權暴虐的一面，因而主張反抗，但卻又陷入霸權同意的一面之中無法自拔，從而掉入美國霸權的話語陷阱中。這種話語的缺失，某種意義上是“入關”的倡導者們默認甚至刻意追求的，因為他們需要在這種同意的面相之下，獲得一種“蠻夷”的地位，並藉助這種地位，來抖掉自己行使暴力的道德包袱。“入關”的倡導者們並不擔心這種話語權缺失帶來的後果，因為他們篤信“成王敗寇”的歷史邏輯，踐行冷酷的地緣政治角逐，相信書寫歷史的權力掌握在勝者一邊，因此最重要的是要保證“以力得國”的士氣。這其實是在拿中國崛起的國運做賭注。
在這種邏輯左右下，如果“入關”失敗了，他們就仍然是邊外苦寒之地的“賤民”，終日遭受飽食終日之人的羞辱。有朝一日“入關”大業得以完成，“入關”的簇擁者們可能終究抵不住“儒學大師”們的蠱惑，甘當拯救頹廢文明的新鮮血液，服膺於悠遠醇厚的“中原文明”之下。如此而言，這些人是贏得了戰爭，卻輸掉了歷史。在《頹廢社會：我們如何成為自己成功的犧牲品》中，美國《紐約時報》專欄作家羅斯 • 杜塔特（Ross Douthat）設想了一個場景：來自非洲的移民繁衍出大量人口，解決了西方社會的生育難題，但通過基督教化融入西方文明的脈絡之中，如此便解決了西方文明的存續難題。（7）在自由之勢日益傾頹的當下，“入關”的倡導者們要警惕的恰恰是“蠻夷”身份對於善於寄生的西方文明的吸引力，而不至於在不自覺中被一個貪婪的母體所吞噬。
正因此，真正的“入關”秩序，必須在話語上揭露當下秩序的不公正，並提出可供替換的另類選擇。在人類歷史的看台上，我們看到了太多霸權更迭的故事，而這絕不是國人希圖的願景。中國的成長並不是要重蹈歷史的覆轍，在漫長的文明史中濺起一朵讓眾人瞻仰的浪花，而是要在壯烈的更新換代中，讓人感受到歷史變革的波瀾壯闊。“伐紂”的歷史意義，在於從中國歷史脈絡中挖掘革命的意義，再將它貫穿於中國革命和改革開放的進程之中。“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方是千古綿延的政治和歷史功業。
註釋：
(1) 孔元:《偶像的黃昏》，《讀書》，2020 年第 7 期。
(2)〔英〕大衞 • 哈維:《新帝國主義》，初立忠、沈曉雷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9 年。
(3) 孔元:《美國當代保守主義的民族主義轉向》，《國外理論動態》，2020 年第 1 期。
(4) Yoram Hazony, The Virtue of Nationalism, New York: Basic Books, 2018.
(5) 汪暉指出，“當代世界的政治圖景尚未擺脱 20 世紀社會主義實驗的失敗陰影”，參見汪暉:《革命者人格與勝利的哲學 —— 紀念列寧誕辰 150 週年》，《文化縱橫》，2020 年 6 月刊，第 126 頁。
(6)〔英〕佩裏 • 安德森:《原霸:霸權的演變》，李巖譯，北京:當代世界出版社，2020 年，第 25 頁。
(7) Ross Douthat, The Decadent Society: How We Became the Victims of Our Own Success,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20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