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爾街日報：美國這一茬“80、90後”，已經被金融危機收割第二次了-大橘

【文/美國《華爾街日報》編輯珍妮特·奧黛米】人們已經感受到了新冠肺炎疫情所帶來的經濟影響。對於出生在1981-1996這一時期的“千禧一代”美國人來説，他們所受到的衝擊尤為明顯。事實上，許多在2008年金融危機期間畢業並進入勞動力市場的美國年輕人至今仍未從那場危機的陰影中走出來。揹負沉重債務的“千禧一代”已經在職業發展道路上慢了一拍，而眼下的新冠肺炎疫情給這一代人造成的打擊會更加不利於他們在職業道路上追趕比他們年長的世代。

美國《華爾街日報》2020年8月9日發表了該報編輯珍妮特·奧達米的報道：《受到第二波金融危機影響的美國“千禧一代”正被越落越遠》

賈克琳·希門尼斯（Jaclyn Jimenez）大學期間曾在父親的公司裏實習，由於2008年經濟形勢不好，她畢業後並沒有找到一份比得上實習崗位的工作。雖然她已經降低了求職目標，但辦公室助理或藥店售貨員的職位還是讓她很難接受。隨着信用卡待還數額不斷累積，她不得不在一家婚紗店裏安頓下來。後來她利用在這份工作中積累的經驗在諾德斯特姆百貨公司獲得了一個銷售職位。她在這家百貨公司做出了成績，甚至一直做到了部門經理的職位。然而今年2月新冠肺炎疫情爆發後，美國經濟狀況嚴重惡化，她失去了工作。

聖路易斯聯儲（the Federal Reserve Bank of St.Louis）曾表示，已經有480萬美國“千禧一代”年輕人在這場由新冠肺炎疫情所導致的經濟衰退中失業，賈克琳·希門尼斯就是其中的一位。與那些年長的“X世代”（指1965-1980期間出生的美國人）和“嬰兒潮一代”（指1946-1964期間出生的美國人）相比，美國的“千禧一代”在疫情中受到了更加嚴重的衝擊。

“生活太艱難了，我一直相信自己一定能有轉機，我一直在向前跑，跑着跑着看到了一絲亮光，如今卻遇到了疫情和經濟衰退，我還有希望獲得我父母那一代人曾擁有的發展機會嗎？”34歲的賈克琳·希門尼斯對我説。根據皮尤中心今年5月的調查數據，美國“千禧一代”的失業率已經達到了12.5%，這個數字比“X世代”和“嬰兒潮一代”的失業率要高。這其中的原因在於，美國的休閒娛樂業、餐飲業、酒店業等行業的從業者大多比較年輕，而這些都是受疫情影響最為嚴重的行業。

對於美國的“千禧一代”來説，他們中許多人已經很難開啓自己的職業道路，很難獲得經濟獨立，因此也就很難像比他們年長的世代那樣買房、結婚、生子。甚至那些受教育程度較高的“千禧一代”的收入也比年長的畢業生要低。研究顯示，與其他年長世代相比，美國“千禧一代”的年輕人更有可能在工資較低的公司工作，這已經導致這一羣體的收入整體處於較低水平。奧巴馬政府時期美國勞工部首席經濟學家、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公共政策與經濟學教授耶西·羅思坦（Jesse Rothstein）表示：“這種現象意味着美國經濟已經在運行過程中出了問題，人們在社會上謀生的難度越來越大了”。

聖路易斯聯儲則指出，美國“千禧一代”在相同的年齡比年長世代所佔有的財富要少，四分之一的“千禧一代”家庭資不抵債；此外，在新冠肺炎疫情爆發之前，六分之一的“千禧一代”家庭無力支付400美元的急救費用，而在全美國這個比例僅為八分之一。我們可以預見，在疫情爆發前就處於弱勢的美國“千禧一代”如今在嚴重疫情之中會被其他世代越落越遠。

今年35歲的凱特琳·羅布爾斯（Caitlin Robles）2007年畢業於康涅狄格州的聖心大學（Sacred Heart University），並獲得了工商管理學士學位。她説當時很幸運，畢業後能夠留校負責學校網站的日常維護工作。不過由於揹負着6.7萬美元的助學貸款，每個月還要支付650美元的合租費用，她希望能再找一份工作。最終，她在一家名為Massage Envy的健康管理加盟店找到了一份每週工作15小時的前台工作。她打算長期做這份兼職，直到把助學貸款還清為止。然而9年過去了，她不但沒有辭掉那份兼職，而且還把工作時間延長到了每週30小時——因為助學貸款的利率提高了，此外她還要支付膝蓋手術的費用。

雖然她在兩份工作中都獲得了職位晉升，但每年7萬多美元的總收入還是不夠償還那些貸款。為了節省開支，她放棄了家庭旅行；在每週70小時的工作壓力下，她也沒有時間再去交男朋友。為了提高自己的信用額度、降低貸款利率，凱特琳·羅布爾斯去年從403（B）退休賬户中借了3萬美元用來償還助學貸款。她打算在5年內還清所有貸款並開始存錢，這樣她就有望在40歲之前買下屬於自己的房子了。然而在實現買房夢想的道路上，她還是遇到了麻煩。

今年3月，Massage Envy健康管理加盟店由於疫情停業了，直到6月才恢復營業，在這3個月裏，她僅有一份收入。即便恢復了營業，她也只能每週在店裏工作7小時，因為店裏並沒有那麼多工作要做。為了資金鍊不致斷裂，她為退休賬户借款的償還申請了延期。現在她已經不知道什麼時候能買下自己的房子了。“我不想像現在這樣工作一輩子，我本以為未來已經有了出路，可現在我又失去了方向”，凱特琳·羅布爾斯對我説。

一些經濟學家很憂慮地指出，美國“千禧一代”在2008年經濟衰退期間就業時所遭遇的困境可能從未消失。根據美國人口普查局經濟學家凱文·林茲（Kevin Rinz）去年發佈的一份分析報告，從2008年到2017年的10年裏，由於不斷攀升的失業率，美國“千禧一代”平均每人損失了約2.5萬美元收入，大約是他們總收入的13%。而對於“X世代”和“嬰兒潮一代”來説，這個比例分別只有9%和不到7%。出現這一差異的原因在於，美國的“千禧一代”與年長的世代相比更有可能在低薪崗位上工作。此外，凱文·林茲還指出，雖然“千禧一代”的就業率提高得更加迅速，但他們的收入水平並未同步提高。

一些人口學家認為，收入不穩定已經讓從24歲到39歲的美國“千禧一代”推遲或放棄了生育子女，一些人甚至因此滿足於同居而不願踏入婚姻。“千禧一代”還導致美國的結婚率於2018年創下了最低的歷史記錄，隨後美國的總生育率也在2019年創下了最低記錄。“在一個人職業生涯的早期階段就經歷兩次嚴重的經濟衰退當然會對其經濟狀況、職業前景乃至其他家庭問題造成長期的、嚴重的負面影響”，凱文·林茲説。

1991年與威廉·施特勞斯（William Strauss）共同創造了“千禧一代”這一説法的經濟學家、人口學家尼爾·豪威（Neil Howe）認為，經歷兩次衝擊的“千禧一代”與1901-1924期間出生的“軍人一代”（G.I.generation，G.I.即government issue，意為“政府發放的軍需品”——觀察者網注）十分相似。美國的“軍人一代”先是經歷了1918年的“西班牙流感”以及由之引發的經濟衰退，然後又經歷了1929年的股市崩盤和“大蕭條”。不過，還是多虧了戰後強勁的經濟增長和教育普及，美國的“軍人一代”保住了自己的經濟地位。

35歲的邁克爾·拉菲迪（Michael Rafidi）是一位廚師，在過去10年裏，他一直在費城、華盛頓和舊金山的頂級餐廳裏工作，他的理想是有一天開一家屬於自己的餐廳。2016年，邁克爾·拉菲迪開始為開一家一流的黎凡特風味餐廳籌集資金，目標是100萬美元。在資金到位之後，他給餐廳起了Albi這個名字，在阿拉伯語中有“我心”之意。今年2月20日，餐廳正式開門迎客了。“我從未想到開業時間是如此的不合適。本來華盛頓的餐飲業正越來越興旺，我的店有一流的裝修，就餐環境極好，一切都很完美”，邁克爾·拉菲迪説。在開業之初的那段日子裏，Albi餐廳生意興旺，甚至一桌難求。但僅僅三週之後，新冠疫情爆發，邁克爾·拉菲迪不得不關掉餐廳，只接外賣訂單，菜的種類也少了許多。雖然開工不足，但他還要支付工資，為此他還貸了款。他現在只能在室外營業，另外最近還開始提供咖啡和點心以增加收入。“我很擔心，我已經把這些年攢下的所有錢都壓在上面了”，邁克爾·拉菲迪對我説。

聖路易斯聯儲的政策分析專家安娜·肯特（Ana H.Kent）指出，在美國“千禧一代”年輕人中，擁有學士學位者的人均收入是學歷較低者的4倍。不過，在勞動力市場上，高學歷的“千禧一代”與年長的其他世代比起來卻收入較低。

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的耶西·羅思坦（Jesse Rothstein）教授一直在研究大學畢業生的就業問題。他發現，2005年左右走上職場的畢業生遇到了所謂的“嚴重的結構性突變”——也就是説，在某行業的勞動力市場上，每一年的畢業生的就業率都比前一年的要低。他得出結論，前一屆畢業生遇到的不利就業局面可能對後來其他屆畢業生們的就業率造成長期負面影響。此前有研究機構認為，在經濟形勢很糟糕的時期找工作的那些年輕人將遭受長期的“懲罰”，而耶西·羅思坦教授的研究為看待此觀點提供了新的視角。

令耶西·羅思坦教授感到意外的是，在2007-2009衰退期過後，已經工作過的人羣的就業率出現了顯著提高，但應屆生在找工作時並未從這一良好勢頭中受益。以2015年的應屆畢業生為例，2007-2009衰退期過後的勞動力市場已經復甦多年，但這屆畢業生的就業率並不理想。2015年的應屆畢業生當時基本為24歲，他們在2015年的就業率為79.8%。可是如果考慮到24歲以上畢業生在2009年到2015年之間的就業率提升速度，2015年24歲的應屆畢業生的就業率應該是81.6%才算正常。“我本以為2017年或2018年的畢業生會有相當不錯的就業率，但其實數據也不太理想，對此我也無法解釋”，耶西·羅思坦教授説。

也有人在試圖解決這個問題，創建了Kairos風險投資基金的安克爾·簡（Ankur Jain）就是其中的一位。他希望自己的企業能夠幫到那些初入社會的年輕人。上個月，Kairos風險投資基金通過CareAcademy公司和Care.com網站為數千名畢業生提供了上門復健工作崗位，該基金還將為年輕人承擔必要的職業培訓費用。雖然上門復健服務一般來説收入較低，但Kairos基金的這個項目給畢業生們提供了成為執業護士的通道。也就是説，他們可以把目前的上門復健工作當作跳板，為將來進入醫療行業工作做好準備。“我們在做的就是為年輕人們提供一個安下心來腳踏實地謀生的機會”，Kairos風險投資基金首席執行官安克爾·簡對我説。

面對2008年之後的第二波經濟衰退，美國“千禧一代”也有自己的優勢，那就是學歷。與年長的世代相比，“千禧一代”中有大學學歷的比例更高。隨着時間的推移，他們的這一優勢必將體現出來。隨着“嬰兒潮一代”逐漸退休，“千禧一代”也將填補那一代人空出來的工作崗位。此外，在互聯網中成長起來的“Z世代”今年年齡最大的也有23歲了，他們將承受更高的失業率，而且面對疫情所帶來的經濟蕭條，他們這一代人將受到更嚴重的衝擊。

前文提到過的在諾德斯特姆百貨公司做到管理崗位的賈克琳·希門尼斯畢業於加州大學富勒頓分校，大學期間她曾在父親的電路板設計和製造公司裏幫忙，每年收入4.5萬美元，她就是靠這筆錢讀完了大學。2008年畢業的她本以為很快就能找到比4.5萬美元年薪更好的工作。然而在一份又一份簡歷發出去之後，她才發現找一份工作是如此艱難。即便是辦公室文員或經理助理這樣的崗位也要有5年工作經驗才行，而她才剛剛畢業。隨着父親公司的經營狀況越來越差，她開始不再排斥CVS藥店或迪士尼樂園的時薪制崗位。可即便如此，她仍未找到合適的工作。由於實在很需要一份收入，她最後不得不去母親曾工作過的一家婚紗店求職。在銀行收走父母貸款抵押的房子時，她幾乎要崩潰了，那是她和妹妹們從小長大的地方。最後，她和兩個妹妹以及另外一個表妹一起合租了一套公寓，她不得不靠刷信用卡度日。“那段日子真是壓抑極了，生活裏一點亮光都沒有”，賈克琳·希門尼斯對我説。

2013年，賈克琳·希門尼斯還在職業道路上奮力掙扎。她辭掉了婚紗店的工作，並利用自己的工作經驗在諾德斯特姆百貨公司找到了一份賣婚紗的工作，收入是時薪12美元加銷售提成。這樣她每年可以賺2.2萬美元。雖然她很慶幸自己能有這樣一份穩定的收入，但由於銷售不是想象中那種專業性很強的工作，她還是有些不甘心。“我不可能滿足於幹銷售的”，她對我説。不過她並沒有辭掉諾德斯特姆百貨公司的工作，畢竟那裏還有上升的空間。在此後的6年裏，她在職場上一步步邁進，先是做了婚紗部門代理經理，後來還在其他幾個部門做過經理助理。去年，她終於做到了諾德斯特姆百貨公司Riverside分店客服部經理的位置，年薪5.6萬美元，此外每年還有4300美元的獎金。

賈克琳·希門尼斯開始對自己的職業生涯變得樂觀起來，她開始憧憬有一天能做到諾德斯特姆百貨公司地區經理甚至是集團經理。她想到，應該把信用卡里的1.2萬美元債務先還清，“那時候，我終於覺得自己像個成年人了，説實話，之前我從來都沒覺得自己是個真正的成年人”，她對我説。就在這時，新冠肺炎疫情爆發了。

今年5月，諾德斯特姆百貨公司宣佈，為了收縮業務，Riverside分店將永久性關閉。7月初，賈克琳·希門尼斯失業了。如今的她覺得“一切又回到了2008年剛剛畢業時的狀態”。她現在和朋友、朋友的7歲女兒以及自己的妹妹住在一起，合租費用為每月700美元。公司裁員時曾發放了7000美元補償金，她臨時可以用這筆錢來支付房租。她正在考慮是不是應該再回到學校去，讀一個心理學的學位，這樣她以後就可以做心理治療師。最近，一個朋友還聯繫她，説一家皮膚病診所正在招前台，時薪15到17美元，不過她還沒有決定是否接受那份工作。“我覺得自己一下子回到了十幾年前”，賈克琳·希門尼斯對我説。

（觀察者網馬力譯自2020年8月9日美國《華爾街日報》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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