呂正惠：為什麼面對富強的中國，有些人仍然沒有歸屬感？

【文/呂正惠】

題目這一句話是我的由衷之言，絲毫沒有誇張的成分，首先我要簡略説明一下我所以有這種體悟的經歷。從20世紀80年代末期開始，“台獨”思想逐漸瀰漫於台灣全島。我大惑不解，曾質問同為中文系畢業的好朋友，為什麼不承認自己是中國人，難道你不是讀中國書長大的嗎？他回答，中國文化那麼“落後”，中國人那麼“野蠻”，你為什麼還要當中國人？這樣的對答，在其後十多年間不知道發生了多少次。我每次喝醉酒，都要逼着人回答：“你是中國人嗎？”很少有人乾脆地説“是”，因此，幾乎每次喝酒都以大吵大鬧結束。

那十幾年我非常地痛苦，我無法理解為什麼絕大部分的台灣同胞（包括外省人）都恥於承認自己是中國人，難道中國是那麼糟糕的國家嗎？我因此想起錢穆在《國史大綱》的扉頁上鄭重題上的幾句話：“凡讀本書請先具下列諸信念：一、當信任何一國之國民，尤其是自稱知識在水平線以上之國民，對其本國以往歷史，應該略有所知。二、所謂對其本國以往歷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隨一種對其本國以往歷史之温情與敬意。三、所謂對其本國以往歷史有一種温情與敬意者，至少不會對其本國以往歷史抱一種偏激的虛無主義，亦至少不會感到現在我們站在以往歷史最高之頂點，而將我們當身種種罪惡與弱點，一切諉卸於古人……”我突然覺悟，我的台灣同胞都是民族虛無主義者，他們都樂於將自己身上的“罪惡與弱點”歸之於“中國人”，而他們都是在中國之外高高在上的人。説實在的，跟他們吵了多少次架以後，我反而瞧不起他們。

呂正惠在台北家中，2010年　黃文倩攝

也就從這個時候，我開始反省自己從小所受的教育，並且開始調整我的知識架構。小時候，國民黨政府強迫灌輸中國文化，而他們所説的中國文化其實就是中國的封建道德，無非是教忠教孝，要我們服從國民黨，效忠國民黨，而那個國民黨卻是既專制又貪污又無能，叫我們如何效忠呢？在我讀高中的時候，李敖為了反對這個國民黨，曾經主張“全盤西化”，我深受其影響，並且由此開始閲讀胡適的著作，瞭解了五四時期反傳統的思想。從此以後，五四的“反傳統”成為我的知識結構最主要的組成部分，而且深深相信，西方文化優於中國文化。矛盾的是，也就從這個時候，我開始喜愛中國文史。

為了堅持自己的喜好，考大學時，我選擇了當時人人以為沒有前途的中文系。我接受了五四知識分子的看法，認為中國文化必須大力批判，然而，從大學一直讀到博士，我卻越來越喜歡中國古代的典籍，我從來不覺得兩者之間有矛盾。瀰漫於台灣全島的“台獨”思想對我產生極大的警惕作用，讓我想到，如果你不能對自己的民族文化懷有“温情與敬意”，最終你可能不願意承認自己是中國人，就像我許多的中文系同學和同事一樣。這時候我也才漸漸醒悟，“反傳統”要有一個結束，五四新文化運動已經完成了它的歷史任務，我們要有一個新的開始，中國歷史應該進入一個新的時期。後來我看到甘陽的文章，他説，要現代化，但要割棄文化傳統，這就像要練葵花寶典必須先自宮一樣，即使練成了絕世武功，也喪失了自我。如果是全民族，就會集體犯了精神分裂症，即使國家富強了，全民族也不會感到幸福、快樂。我當時已有這個醒悟，但是還不能像甘陽説得那麼一針見血。

甘陽還講了一個意思，我也很贊成，他説，我們不能有了什麼問題都要到西方去抓藥方，好像沒有西方我們就沒救了。實際上，西方文明本身就存在着很重大的問題，要不然他們怎麼會在征服了全世界以後，彼此打了起來。從1914年到1945年，他們就打了人類有史以來最殘酷的兩場大戰。我當時還沒想得那麼清楚，但我心裏知道，為了在“台獨”氣氛極端濃厚的台灣好好當一箇中國人，我必須重新認識中國文明和西方文明。應該説，1990年以後，是我一輩子最認真讀書的時期。我重新讀中國歷史，也重新讀西洋史，目的是肯定中國文化，以便清除五四以來崇拜西方、貶抑中國的那種不良的影響。這個時候，我覺得自己年年在進步，一年比一年活得充實。著名的古典學者高亨在抗戰的時候，蟄居在四川的嘉州（樂山），埋頭寫作《老子正詁》。他在自序裏説：“國丁艱難之運，人存憂患之心。唯有沉浸陳篇，以遣鬱懷，而銷暇日。”我也是這樣，避居斗室，苦讀羣書，遐想中國文化的過去與未來，在台灣一片“去中國化”的呼聲之中，找到自己的安身立命之處。也正如孔子所説，“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就這樣，中國文化成了我的精神家園。

在台灣苗栗縣灣寶，2011年　黃文倩攝

2000年左右，我突然醒悟到，中國已經渡過重重難關，雖然有種種的問題還需要解決（哪一個社會沒有問題呢），但基本上已經走上平坦大道了。每次我到大陸，跟朋友聊天，他們總是憂心忡忡，而我總是勸他們要樂觀。有一個朋友曾善意地諷刺我，“你愛國愛過頭了”。我現在終於逐漸體會，大陸現在的最大問題不在經濟，而在“人心”。憑良心講，現在大陸中產階級的生活並不比台灣差，但是，人心好像一點也不“篤定”。如果拿80年代的大陸來和現在比，現在的生活難道還不好嗎？問題是，為什麼大陸知識分子牢騷那麼多呢？每次我要講起中國文化的好處，總有人要反駁，現在我知道，這就是甘陽所説的，國家再富強，他們也不會快樂，因為他們沒有歸屬感，他們總覺得中國問題太多，永遠解決不完。他們像以前的我一樣，還沒有找到精神家園。

我現在突然想起《論語》的兩段話，第一段説：

子適衞，冉有僕。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

翻成現在的話，就是先要人多，再來要富有，再來要文化教養。現在中國的經濟問題已經不那麼重要，我們要讓自己有教養，就要回去肯定自己的文化，要相信我們是文明古國的傳人，相信我們在世界文明史上是有貢獻的。如果我們有這種自我肯定，如果我們有這種遠大抱負，我們對身邊的一些不如意的事，就不會那麼在乎。《論語》的另一段話是：

子貢曰：“貧而無諂，富而無驕，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貧而樂（道），富而好禮者也。”

以前我們中國普遍貧困，現在基本上衣食無憂，跟以前比，不能不説“富”了，我們現在要的是“禮”。“禮”是什麼呢？不就是文明嗎？我們能用別人的文明來肯定自己嗎？除非我們重新出生為西洋人，不然我們無論如何也不可能把自己改造為西洋人。我們既然有這麼悠久的、偉大的文明，雖然我們曾經幾十年反對它，現在我們為什麼不能幡然悔悟，重新去肯定它呢？事實上，以前我們在外國的侵略下，深怕亡國，痛恨自己的祖宗不長進，現在我們既然已經站起來了，為何不能跟祖宗道個歉，説我們終於明白了，他們留下來的遺產最終還是我們能夠站起來的最重要的根據。自從西方開始侵略全世界以來，有哪一個國家像中國那麼大、像中國那麼古老、像中國經受過那麼多苦難，而卻能夠在一百多年後重新站了起來？這難道只是我們這幾代中國人的功勞嗎？這難道不是祖宗給我們留下了一份非常豐厚的遺產，有以致之的嗎？我們回到我們古老文化的家園，不過是重新找回自我而已，一點也無須羞愧。

蘇東坡被貶謫到海南三年，終於熬到可以回到江南，在渡過瓊州海峽時，寫了一首詩，前四句是：

參橫斗轉欲三更，苦雨終風也解晴。

雲散月明誰點綴？天容海色本澄清。

擴大來講，中國不是度過了一百多年的“苦雨終風（暴風）”，最後還是放晴了嗎？放晴了之後再來看中國文化，不是“天容海色本澄清”嗎？這文化多了不起，當然就是我們的精神家園了。最後再引述錢穆《國史大綱》扉頁上最後一句題詞：“當信每一國家必待其國民備具上列諸條件者（指對本國曆史文化具有温情與敬意者）比數漸多，其國家乃再有向前發展之希望。”我們國家的前途，就看我們能不能回去擁抱民族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