賈根良：實施國內大循環，要破除哪些流行看法？
【文/ 賈根良】
筆者自2009年提出中國經濟需要實現從國際大循環向國內大循環的戰略大轉型以來，就一直認為這是中國經濟變革的內在規律性要求，因而，這種戰略思想不會因為目前新冠疫情的流行及其以後的消失而增減其價值。
但是，長期以來，由於出口導向型經濟發展模式的路徑鎖定和對人們思維模式的支配性影響，許多人無法適應美國與中國“硬脱鈎”並在其主導的全球化體系中“去中國化”的新形勢，對“貿易順差歸零”即貿易平衡時代的到來毫無思想準備。
最近，國內經濟學界圍繞應對新冠疫情而發行特別國債的問題爆發了有關“財政赤字貨幣化”的激烈爭論，暴露出人們對財政赤字問題存在着普遍的錯誤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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貿易順差比貿易平衡能創造更多的就業嗎？
從1990年至今的30年，我國除了1993年出現貿易逆差外，其餘29年都是貿易順差；自1994年國家外匯管理體制改革後，貿易順差和外匯儲備就開始扶搖直上，特別是在2003年至2013年，由外匯佔款發行的人民幣佔到基礎貨幣發行的95%以上。即使是在中美經濟戰和新冠疫情對中國外貿大沖擊的背景下，我們的政策仍是極力維持貿易順差。為什麼要這樣做呢？
普遍流行的看法認為，貿易順差即出口大於進口比進出口平衡能夠創造更多的就業機會，因為出口大於進口時賣到國外的那些產品比貿易平衡時創造了更多的就業機會，因此，“保外貿”就是“保就業”。
但是，這種未經深思的看法是靜態的和片面的錯誤看法。如果靜下心來從事一番深入的思考，您可能就會驚奇地發現：假如我們不是生產這些出口大於進口的產品並賣到國外，而是將生產這些順差產品的生產性資源通過國家直接“印鈔票”用於生產適合內需的產品，並將其再次投入國內擴大再生產中，難道它不會比前述貿易順差時能創造更多的就業機會嗎？
但是，正如過去的經驗告訴筆者的，這樣講的結果總是“言者諄諄，聽者藐藐”。請讓筆者舉例説明，看看您是否會有切實的感受。
以2017年我國總額為28700億元人民幣的對外貿易順差為例，它約合4277億美元，這也就是説，我國用28700億元人民幣的生產性資源交換了4277億美元的外匯儲備，並在國內發行了28700億元人民幣的基礎貨幣。假設生產這些貿易順差產品在國內創造了2000萬個就業機會，現在我們假定不再使用國內資源生產這些淨出口品，而是調整生產結構為國內市場生產同樣價值的產品並完全銷售出去，這時，進出口就達到平衡了。試問，在將其資源轉變成為國內生產時，它是否也同樣創造了2000萬個就業機會？
而且，與這些淨出口品銷售到國外不同，為國內所生產的同樣價值的產品（包括生產資料和可用於僱用工人的消費品）卻留在國內並被生產廠家再次用於擴大再生產了，它是否又會創造出新的就業機會？而新生產的內需產品如果再被投入再生產，在國內是否還會創造出新的就業機會？……雖然在這個過程中，就業乘數效應是逐次遞減的。
顯而易見，與流行的看法相反，在貿易平衡之下，這些實際的生產性資源留在國內比貿易順差能夠創造多得多的就業機會！
創造就業機會就必須有實際的生產性資源，但自1994年我國“匯改”以來，連年的鉅額貿易順差將淨生產性資源源源不斷地輸往國外，焉能比每年貿易平衡時創造更多的就業機會？
不僅如此，每年的淨出口減少了可供本國居民購買的額外產出，增加消費就成了“無源之水、無本之木”。況且，我國連年的貿易順差還導致了國內持續的通貨膨脹：出口商賺取的外匯在國內不能使用，只能交給中國人民銀行兑換成人民幣（這就是外匯佔款發行人民幣），才能用於國內購買，但由於順差產品已經運到國外了，由此發行的人民幣已經沒有實際的經濟資源相對應，這難道不會導致通貨膨脹嗎？
在新冠疫情暴發前的20多年，由於我國經濟結構存在的問題和國內有效需求不足，大量過剩的低端產品被廉價輸往英美等國家，這是導致其物價比我國還穩定、其日常消費品比國內還便宜的重要原因。
因此，我們不得不得出一個與人們的直覺相反的結論：“進口是收益，而出口是損失”，貿易順差實際上是國民福利的淨損失，以此為核心的國際大循環經濟發展戰略或出口導向型經濟發展模式實質上是一種“使己受損”的發展戰略和發展模式。
第二屆中國國際進口博覽會會展區。圖自新華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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擴大進口戰略有助於經濟轉型升級嗎？
所謂略有逆差的戰略，是指在國際貿易中使用人民幣結算，通過我國增加貨幣供給購買國外實際經濟資源，用於提高國民福利的淨收益。在國際貿易因新冠疫情受阻的情況下，我國低端產品生產過剩問題將更加嚴重，我國不得不採取筆者在十多年前就提出的國內大循環經濟發展戰略，才能將這些過剩產能在國內轉化為生產力！
那麼，如何從貿易順差走向貿易平衡或略有逆差呢？有人可能會認為，通過再進口與淨出口價值相等的實際經濟資源投入到國內市場用於生產和消費，不就可以走向貿易平衡，從而解決上述就業損失和通貨膨脹問題嗎？
這種思路就是我國在2011年採取並延續至今的擴大進口戰略。且不説目前新冠疫情導致進出口大幅度萎縮，使得這種思路實際上已經不可行，更重要的，正如筆者早在2012年發表的論文就已指出的，這是一種“路徑鎖定”的錯誤思路：雖然它有助於我國對外貿易的平衡，但無助於解決我國低端產品出口過剩、貿易條件惡化、高端產品以及核心技術的國內市場被進口品所衝擊等問題。
擴大進口戰略將進一步強化我國“壞的”貿易結構——“出口低端產品並進口高端產品”，不利於推動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這也與本文後面提到的國內大循環經濟發展戰略和國家致富新原理是內在衝突的。
綜上所述，如果要實施筆者提出的貿易平衡或略有逆差的貿易戰略，就必須從調整國內經濟結構入手，將原先用於淨出口的資源投入到國內產業升級的再生產之中。
美國在19世紀初因第二次英美戰爭意外地走上了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工業化道路，這説明，由於戰爭所導致的貿易中斷在強迫發展模式的轉型上是決定性的。與之相類似，國際貿易因新冠疫情的某種阻斷對於打破擴大進口戰略的路徑依賴具有積極的重要作用。貿易阻斷的時間越長，擴大進口戰略就越不可能得到實施，貿易阻斷就越有可能作為打破舊有模式路徑依賴的力量發揮作用，從而強制性地使貿易平衡成為推動經濟結構轉變和產業升級的有力措施。這就是歷史的辯證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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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口商轉向為國內生產難以做到嗎？
但是，讀者對上述討論有可能會提出兩個質疑：
第一個是將原先淨出口品佔用的資源轉產為國內適銷對路的產品並非易事。
確實，筆者在本書中也感嘆轉型之難。然而，這種生產調整的技術問題不應被誇大，筆者希望讀者能從格力電器在新冠疫情剛剛暴發之時就新建生產線生產從未涉足過的口罩這個事例得到啓發。
實際上，轉型之難的關鍵在於思想和理論認識的問題：人們特別是一些政策制定者已經習慣於以小店主的思維模式維護出口商和某些省份的短期利益與既得利益，而無法理解“進口是收益，而出口是損失”在國民淨福利上的宏觀經濟效應。正是從這個角度可以説，決策者和廣大經濟工作者深刻認識貿易順差戰略為什麼不利於國家整體利益是轉型成功的基本條件。
例如，在我國，淨出口也就是貿易順差長期居高不下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低估人民幣匯率和出口退税等鼓勵出口政策的結果。人民幣匯率低估導致了我國出口產品的賤賣和進口產品價格的提高，大規模的出口退税通過我國鉅額財政支出補貼了外國消費者，加劇了內需的不足。
例如，2017年我國對外貿易順差總額為28700億元人民幣，而該年出口退税金額就高達13870億元，出口退税金額幾近佔到對外貿易順差的50%。如果取消每年如此高額的出口退税，並在國內實施同等金額的銷售税減税，就會大幅度降低貿易順差並使賤賣到國外的產品絕大部分在國內銷售出去。
這就是筆者在過去的十多年一直提倡逐漸取消出口退税的目的：推動出口商漸進地轉向為國內生產。目前，我國所有出口品在國內實際上都不需要繳税，而面向內需的企業卻享受不到這種優惠，這在世界經濟史上和當代世界各國都是絕無僅有的。為了實施國內大循環，逐漸取消出口退税並降低消費税的問題就應該提上議事日程了。
疫情期間，不少國內企業轉向生產防疫物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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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國內有效需求本來就不足的情況下，出口轉內銷的產品賣給誰？
讀者對上述討論有可能提出的第二個質疑則是更具根本性的問題：正是因為國內有效需求不足，這些產品才“不得不”通過外需加以消化，如果將原先淨出口品佔用的資源轉向為國內生產，那麼，在國內有效需求本來就不足的情況下，難道生產過剩不會更加嚴重嗎？過剩產品還能賣給誰呢？
假定直接將其贈送給當時全國2.2億的農民工，根據當時所能得到的2010年最新數據，筆者按實際價值計算出了擴大內需的實際效應：它在該年將使每位農民工直接增加28%的收入！
當然，用於出口的相當一部分產品不適合國內消費者的嗜好。筆者在過去的論文中，之所以使用這種具有直觀效應的例子，主要是為了説明：通過採取漸進取消出口退税和增加財政赤字等措施解決國內有效需求不足問題，對推進國內大循環經濟發展戰略具有重大意義。現在，筆者針對新冠疫情導致我國因對外貿易急劇萎縮而出現的大量產能過剩問題，再次討論在將這些過剩產能轉向為國內生產時“產品賣給誰”的問題。
從根本上來説，我國的貿易順差是國內居民消費不足和企業部門投資不足所導致的，是有貨幣支付能力的有效需求不足的產物，從而使淨出口產品所代表的實際經濟資源在國內得不到“就業”（凱恩斯廣義的就業概念），所以採取了通過國外需求消化這些實際經濟資源所生產出來的過剩產品（淨出口產品）的做法，而前述人民幣匯率定值過低和出口退税則更加強化了國內的有效需求不足。
在這種情況下，要想使這些實際經濟資源不再轉化為輸送到國外的淨出口品，除了採取漸進提高人民幣匯率定值並逐步取消出口退税措施外，政府還需要通過增加財政開支提供基礎貨幣供給（現金和準備金），以使居民和企業能夠購買下這些實際經濟資源轉產國內適銷對路的產品，確保有貨幣支付能力的有效需求與生產能力相一致。
如此，國內有效需求不足即“產品賣給誰”的問題就可迎刃而解，在比貿易順差情況下創造更多就業機會的同時，也解決了淨出口時的通貨膨脹問題，而其基礎貨幣供給量正好等於因淨出口而提供的人民幣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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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財政赤字是惡魔嗎？
“基礎貨幣供給量正好等於因淨出口而提供的人民幣數量”是什麼含義？
這就需要先從主權貨幣的性質談起：一個主權國家如果不發行其貨幣，其國民就沒有可用於交税的貨幣。主權政府通過財政開支發行主權貨幣並通過税收回籠其貨幣，這是現代貨幣體系運行的基本事實。
顯而易見，在封閉經濟的情況下，如果税收等於其財政開支，國內私人部門就不可能有淨盈餘（淨貨幣收入）；只有在財政開支大於税收即赤字開支的情況下，國內私人部門才能有淨盈餘，即“財政赤字=私人部門的淨盈餘”，也就是“財政赤字+私人部門的淨盈餘=0”。正是所謂的赤字開支在提供基礎貨幣供給，並轉化為私人部門的淨盈餘，因此，財政赤字是經濟發展的常態。
一般地，現代貨幣理論學派將封閉經濟情況下的上述會計恆等式表述為：國內政府餘額+國內私人部門餘額=0；而在開放經濟的情況下，國內政府餘額+國內私人部門餘額+外國部門餘額=0，這裏的“餘額”可正、可負、可為零。在這個會計恆等式中，國內政府餘額為負時，意味着本年度該國出現財政赤字；國內私人部門餘額為正時，意味着該國的私人部門在本年度實現盈餘；外國部門餘額為正時，則意味着本年度外國部門作為一個整體對本國實現貿易順差，換言之，本國的對外貿易實現了逆差。
按照這個會計恆等式，自20世紀70年代末以來，美國政府部門的財政赤字（負值）+美國國內私人部門盈餘（正值）+美國對外貿易逆差（正值）=0，也就是，美國國內私人部門盈餘（正值）+美國對外貿易逆差（正值）=美國政府部門的財政赤字（正值）=美元作為所謂“國際儲備貨幣”的發行。
假定美國國內私人部門盈餘為0，美國政府部門的財政赤字=美國對外貿易逆差，在中美貿易的情況下，中國對美貿易順差=美國政府財政赤字的一部分，這説明，中國對美貿易順差和美元外匯佔款是美國政府運用財政赤字調配我國實際經濟資源服務於美國經濟的產物。
如果我國不再允許外國政府通過財政赤字開支調配我國實際經濟資源服務其國家利益，而是在貿易平衡的情況下，通過增加我國政府財政赤字將我國實際經濟資源服務於中國人民，那麼，我們就會得到如下會計恆等式：中國政府的財政赤字=國內私人部門盈餘=國內私人部門的財富。如此，中國國內私人部門財富的增加是由中國政府的財政赤字開支所提供，而不再允許由外國政府的赤字開支所提供，這才是符合國家利益的“藏富於民”。
在這種情況下，生產者再也無須通過出口賺取美元再兑換成人民幣，而是政府直接向其支付人民幣使其為國內生產；中國就減少了“僵死無用的”美元金融資產，卻增加了與其等值的實際經濟資源。
這就是前述“基礎貨幣供給量正好等於因淨出口而提供的人民幣數量”的含義：中國的基礎貨幣供給將完全通過中國政府的財政赤字開支或央行的主權信貸所提供，從而終結外國政府的財政赤字開支通過美元流入中國而將人民幣作為其貨幣代用券佔用人民幣基礎貨幣供給的歷史。
那麼，財政赤字開支將如何通過增加基礎貨幣供給解決有貨幣支付能力的有效需求不足問題呢？它將如何把原先用於淨出口的資源轉變為國內生產力，進而強有力地啓動國內經濟大循環呢？
舉例而言，它可以通過提高公費教育開支比例、提高醫保中的公共開支比例，將其貨幣供給提供給教育部門、公共衞生保健系統，這些部門將會按需吸收上述過剩經濟資源。公費教育開支和公費醫療比例的提高程度與居民有貨幣支付能力的提高呈正比例變化，這將大幅度地減少居民消費的後顧之憂，從而有效地促進居民最終消費，使居民有貨幣支付能力的消費需求不足問題得以解決。
它還可以通過國家實驗室、私有企業和國有企業將貨幣供給投入核心技術研發，投入基礎設施建設，如免費高速公路建設和急需資金的農村基礎設施建設，它們也會按需吸收這些過剩的生產性資源，這將大幅度降低私人部門投資的不確定性和成本（參看本書第八章），提高其贏利能力，企業部門擴大投資的熱情就被調動起來了，投資不足問題也就迎刃而解了。
因此，在國內存在過剩的生產性資源的情況下，完全沒有必要通過低估本幣價值和採取出口退税的措施將其輸送到國外，被外國政府的赤字開支所利用。只要在現有價格水平上，通過本國政府赤字開支直接增加基礎貨幣供給，就可以解決國內有效需求不足的問題。這不僅可以使過剩產品的價值在國內得到實現，還會將其轉化為強大的生產力，極大地促進國內經濟的繁榮並持續地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目前流行的“政府財政赤字即惡魔”的理念之所以是錯誤的，就在於在其概念中，財政赤字開支的去向不見蹤影了。但上面的討論已説明，政府財政赤字在提高國內私人部門的收入和“藏富於民”的同時，並沒有神秘地消失，而是提供了免費或極低收費的基礎設施、核心技術、人力資本投資（如教育、醫療保障等）等公共產品，提高了生產力。
具有完全貨幣主權的政府因為壟斷其貨幣發行權，所以其財政開支從來就不會受其財政能力的限制，但要受其可以支配的實際經濟資源的制約，只有在貿易平衡或略有逆差的情況下，才能使其可支配的實際經濟資源得到保障。在這種情況下，財政收支的目標應該是同時實現充分就業和物價穩定的宏觀經濟目標，而不應該考慮赤字率的高低，換言之，赤字率的高低並不重要。
為了應對新冠疫情帶來的巨大挑戰，為鄉村振興戰略中的農村基礎設施建設、中國版綠色新政和新基建提供鉅額公共投資的資金保障，消化由於疫情阻斷外銷而導致的大量生產過剩，實施就業保障計劃並保持物價穩定，我們就必須打破“政府財政赤字即惡魔”的理論迷信，解放財政生產力，這是實施國內大循環經濟發展戰略的題中應有之義。
《國內大循環：經濟發展新戰略與政策選擇》，賈根良著 ，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20年8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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