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言:菅義偉二、三事
【文/陳言】
以外交為最大亮點的安倍晉三政權在日本執政七年零八個月後,將在2020年9月16日正式退出,菅義偉(Suga Yoshihide)成為新的首相。
安倍曾經追求日美關係的“對等”,但從美國對日本產品徵收高額關税、逼迫日本大量購買美國武器等方面看,安倍自己也不會認為這是日美關係“對等”的結果。
他對俄羅斯的期待,是普京能夠把千島羣島中靠近日本的幾個小島送給日本。但這個期待,在執政期間也沒有實現。
在日韓關係上,因為安倍政權始終強調日本要在半導體方面打壓韓國,讓兩國關係倒退至二戰後的最低點。
日朝關係呢?在安倍主張的朝鮮“綁架日籍人員”問題的處理上,也沒有獲得半點進步。
作為安倍內閣大主管(官房長官)的菅義偉,比其他自民黨議員更清楚地瞭解安倍外交的失敗,更知道日本外交有多難。但作為安倍政權的繼承人,菅也不擅長外交。
雖然不能説“安倍經濟學”獲得了很大的成功,但七年多時間裏,股價的提升、日元匯率的貶值、失業率在新冠衝擊到來前的降低等等,可圈可點的地方還是有不少的。
在國內經濟方面獲得新的進展,也是菅成為新首相後的最大訴求。
菅是通過自民黨議員的394票及代表日本各個地方的141票當選為總裁的,之後在國會通過議員的選舉成為內閣首相,所以,他並不是經過全黨、全日本選舉出來的總裁及首相,其“合法性”存在太多可質疑的地方。
“一個月後的10月,菅解散議會,將會通過國民的選舉,證明自己的合法性。”好幾個熟悉日本政治的朋友,從東京發來了這樣的觀察結果。
到目前為止,人們還看不清菅最後會拿出哪些政策來。這裏僅僅想通過二、三件事,談談菅義偉的政治背景,對華態度及今後可能推進的政策。瞭解了這些也許能從側面對菅內閣的大致走向作出某些判斷。

菅義偉當選日本自民黨新總裁,也將成為日本下一任首相。(資料圖/新華網)
曾經的總務大臣
菅義偉在成為官房長官前,政治上的最大亮點是做過小泉內閣的總務省副大臣(2005年10月~2006年9月)、安倍第一次內閣的總務省大臣(2006年9月~2007年8月)。
日本的總務省主要負責的工作為:行政、公務員、地方自治、選舉及政治資金、信息通訊、郵政等。可以理解為日本官員及郵政信息方面的主要負責機關。
比較一下日本與中國、美國等國家在政策制定上的特點,會發現中國、美國有諸多的諮詢機構,這些諮詢機構為國家政策的制定提供各種報告,國家經過選擇,通過國家機關立法的形式,將制度推行出去。日本雖然也有諮詢機構,但其最大的政策建議人是中央及地方的各種行政官員。
總務省管理着全日本的官員。在安倍入主內閣前,日本官員的升遷主要通過官僚內部的機制自主運行,政治家基本上不能干涉。這保證了行政的獨立,在各種制度、法律條文的制定上,讓官員有了很大的自主獨立性。
安倍成為首相後,很快成立了“內閣人事局”,高級官僚的任免最終由這個局做決定。也正是因為這個原因,局長以上的高級官僚,立即變成了時任內閣的忠實奴僕,其一舉一動必須符合首相及大臣們的意願,否則影響升遷。
安倍主持內閣期間,不論發生森友醜聞、加計醜聞,國家的賞櫻會一定程度成了安倍選舉動員會或者犒勞會的私人活動。這些都和官員拍政治家馬屁、揣摩(日語為“忖度”)政治家意圖有着緊密的關係。
人們看到,2014年5月30日成立內閣人事局的時候,日本媒體上刊登的照片中,中心人物是安倍首相,其身邊為菅官房長官,另一側則是安倍內閣中思想特別保守的兩名政治家。
作為管理過國家官員的總務省大臣,菅在人事局的設立上功不可沒。但其後日本官界的死氣沉沉、國家行政機構的私人化傾向,菅也有責任。
日本在疫情緊迫的時期,用發棉紗口罩的方式防止新冠病毒的傳染;在確診人數暴增的時候,推行“Go To旅行”活動。此等對策的出台,和日本最大的諮詢機構——國家官僚體制的弱化,有着極大的關係。
另一方面,菅作為直接管理過信息通訊及郵政的大臣,對日本在通訊技術方面的落後有着更為深入的瞭解。出任官房長官後,在手機話費的下調等方面,直接發出的指令並不能簡單地理解為為了獲取民心,而是因為菅更瞭解,過高的通訊費用、僵化的國內通訊體制、技術不能跨出日本國門的窘境。
改革通訊、郵政體制,菅做的工作效果超出了以往的大臣。做官房長官後,他在這方面的動作依舊頻繁,並且獲得了民眾的好評。
“排除華為”的宣言人
在美國將中興通訊(ZTE)、華為技術等中國5G企業列為封殺對象後,日本迅即與美國呼應。2018年12月10日,時任官房長官的菅義偉在日本宣佈,“為了防止機密的泄露,在政府採購中將排除中國生產的信息通訊機械。”以後日本軟銀等通訊運營商不再使用華為的基站產品,諸多企業中斷了與華為的業務往來。
和美國有着巨大不同的是,美國儘管在進入特朗普時代將封殺中國5G企業定為一種國策,但美國企業與華為等保有千絲萬縷的關係,讓美國在執行封殺國策的時候做得很不徹底,這包括每次對華為的封殺都有120天的緩期執行的時間,緩期執行期間過後,又會以各種説法再度延長執行,美國的國策在執行層面很不嚴謹。
日本自2018年底宣佈“排除”華為後,卻一直堅定地執行着決定,不曾有半分遲緩,也不見媒體或者企業出於商業利益的需求,向政府申請緩行。
曾經的菅總務大臣深知在4G及5G階段,日本與中國拉開的距離有多大。在其任總務大臣的2006年,日本在通訊基站方面佔據着世界最先進的地位,認為與中國的華為等企業根本不在一個技術水平上。
但十年之後,世界基站中,日企的總量也就佔了市場份額的1%左右,在5G等技術專利上更不能和華為比。
技術上的落後,讓日本一直在尋找打壓華為、重新保有先進通訊技術的機會。特朗普對華為的打壓,讓菅感覺得到了一個千載難逢的機遇。
只是宣佈“排除”華為後的一年多時間裏,人們沒有看到日本政府對NEC或者富士通等5G基站等設備的製造企業給予研發或者税收上的補貼,也僅僅是嚴格限制了與中國企業的業務往來,在更多更廣的層面,限制技術上與中國的交流。
無論專利還是論文數量,日本這些年完全不能和中國站在一個層級上,限制本國企業、學術機關與中國的交流,到底對日本的研發有利還是有害,人們並不能從菅的相關言論中找出答案。

資料圖來源:新華網
一個不太顯眼的亮點:“數字廳”
菅義偉深知,日本的落後,不僅僅是5G一個領域的落後,是在整個IT平台上缺少了美國FAANG、中國BATH這類的企業,在數字經濟上嚴重落後。
安倍辭職後,在自民黨三名總裁候選人中,菅在自己的經濟政策上提出了一個較為新穎的概念:自己當選後,會成立“數字廳”,爭取在數字經濟方面讓日本迅速趕上去。
這個“數字廳”與安倍經濟學中強調的金融手段、財政支出及投資帶來經濟上的發展“三支箭”政策不同,更集中於數字經濟,要解決日本經濟中最為吃緊的問題。
明眼人都看到了在東亞國家及地區中,通過IT技術追蹤新冠患者的行蹤,切斷患者與非患者的聯繫,能夠防止傳染的擴大。日本有自己的IT技術,但就是沒有在全日本使用某種IT手段來防止疫情的傳播。
這裏有民眾、輿論對個人隱私的嚴密保護要求,有對國家在數字管理上的發自內心的不信任,更有對戰前軍國主義統治下國家對民眾支配的反省。
但幾乎不考慮使用IT手段控制疫情,也沒有健康碼等措施,日本至今每天依舊有數百人確診患上了新冠肺炎(9月10日確診人數為689人)。
9月9日,自民黨三名候選人進行了競選辯論。原以為菅會在設立數字廳的問題上,發表新的見解或者計劃,但人們聽到的是對控制疫情、使用疫苗的堅定信心(可惜同一天,英國等國的9家疫苗開發企業發表共同聲明:把安全放在最優先的位置,對各國爭相推出疫苗表示了擔心)。此外,菅表示要將不孕的治療等納入健康保險。原先談及的“數字廳”,僅僅在宣佈繼承安倍經濟學的時候,附帶説了這樣一句話:
“在數據化等新目標方面,我們將集中進行改革及必要的投資,再度實現強有力的經濟增長。”
沒有過分強調“數字廳”的設立問題。
當然,菅作為安倍的繼承人,這個時候大張旗鼓地談“數字廳”,難免有和安倍劃清界限的嫌疑。不過分強調“數字廳”不意味着菅當政後不去大力推進。畢竟菅做過總務大臣,強力在日本實施過排除華為的政策,現在到了通過新設數字廳來集中推進日本的數字經濟的時候了,如果再不走這一步,日本經濟就真的沒有希望了。
只是排除了和中國(企業)合作的機會,日本的數字經濟真的能發展起來嗎?
(本文原載於微信公眾號“秦朔朋友圈”,觀察者網已獲作者授權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