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言：菅義偉二、三事
【文/陳言】
以外交為最大亮點的安倍晉三政權在日本執政七年零八個月後，將在2020年9月16日正式退出，菅義偉（Suga Yoshihide）成為新的首相。
安倍曾經追求日美關係的“對等”，但從美國對日本產品徵收高額關税、逼迫日本大量購買美國武器等方面看，安倍自己也不會認為這是日美關係“對等”的結果。
他對俄羅斯的期待，是普京能夠把千島羣島中靠近日本的幾個小島送給日本。但這個期待，在執政期間也沒有實現。
在日韓關係上，因為安倍政權始終強調日本要在半導體方面打壓韓國，讓兩國關係倒退至二戰後的最低點。
日朝關係呢？在安倍主張的朝鮮“綁架日籍人員”問題的處理上，也沒有獲得半點進步。
作為安倍內閣大主管（官房長官）的菅義偉，比其他自民黨議員更清楚地瞭解安倍外交的失敗，更知道日本外交有多難。但作為安倍政權的繼承人，菅也不擅長外交。
雖然不能説“安倍經濟學”獲得了很大的成功，但七年多時間裏，股價的提升、日元匯率的貶值、失業率在新冠衝擊到來前的降低等等，可圈可點的地方還是有不少的。
在國內經濟方面獲得新的進展，也是菅成為新首相後的最大訴求。
菅是通過自民黨議員的394票及代表日本各個地方的141票當選為總裁的，之後在國會通過議員的選舉成為內閣首相，所以，他並不是經過全黨、全日本選舉出來的總裁及首相，其“合法性”存在太多可質疑的地方。
“一個月後的10月，菅解散議會，將會通過國民的選舉，證明自己的合法性。”好幾個熟悉日本政治的朋友，從東京發來了這樣的觀察結果。
到目前為止，人們還看不清菅最後會拿出哪些政策來。這裏僅僅想通過二、三件事，談談菅義偉的政治背景，對華態度及今後可能推進的政策。瞭解了這些也許能從側面對菅內閣的大致走向作出某些判斷。
菅義偉當選日本自民黨新總裁，也將成為日本下一任首相。（資料圖/新華網）
曾經的總務大臣
菅義偉在成為官房長官前，政治上的最大亮點是做過小泉內閣的總務省副大臣（2005年10月～2006年9月）、安倍第一次內閣的總務省大臣（2006年9月～2007年8月）。
日本的總務省主要負責的工作為：行政、公務員、地方自治、選舉及政治資金、信息通訊、郵政等。可以理解為日本官員及郵政信息方面的主要負責機關。
比較一下日本與中國、美國等國家在政策制定上的特點，會發現中國、美國有諸多的諮詢機構，這些諮詢機構為國家政策的制定提供各種報告，國家經過選擇，通過國家機關立法的形式，將制度推行出去。日本雖然也有諮詢機構，但其最大的政策建議人是中央及地方的各種行政官員。
總務省管理着全日本的官員。在安倍入主內閣前，日本官員的升遷主要通過官僚內部的機制自主運行，政治家基本上不能干涉。這保證了行政的獨立，在各種制度、法律條文的制定上，讓官員有了很大的自主獨立性。
安倍成為首相後，很快成立了“內閣人事局”，高級官僚的任免最終由這個局做決定。也正是因為這個原因，局長以上的高級官僚，立即變成了時任內閣的忠實奴僕，其一舉一動必須符合首相及大臣們的意願，否則影響升遷。
安倍主持內閣期間，不論發生森友醜聞、加計醜聞，國家的賞櫻會一定程度成了安倍選舉動員會或者犒勞會的私人活動。這些都和官員拍政治家馬屁、揣摩（日語為“忖度”）政治家意圖有着緊密的關係。
人們看到，2014年5月30日成立內閣人事局的時候，日本媒體上刊登的照片中，中心人物是安倍首相，其身邊為菅官房長官，另一側則是安倍內閣中思想特別保守的兩名政治家。
作為管理過國家官員的總務省大臣，菅在人事局的設立上功不可沒。但其後日本官界的死氣沉沉、國家行政機構的私人化傾向，菅也有責任。
日本在疫情緊迫的時期，用發棉紗口罩的方式防止新冠病毒的傳染；在確診人數暴增的時候，推行“Go To旅行”活動。此等對策的出台，和日本最大的諮詢機構——國家官僚體制的弱化，有着極大的關係。
另一方面，菅作為直接管理過信息通訊及郵政的大臣，對日本在通訊技術方面的落後有着更為深入的瞭解。出任官房長官後，在手機話費的下調等方面，直接發出的指令並不能簡單地理解為為了獲取民心，而是因為菅更瞭解，過高的通訊費用、僵化的國內通訊體制、技術不能跨出日本國門的窘境。
改革通訊、郵政體制，菅做的工作效果超出了以往的大臣。做官房長官後，他在這方面的動作依舊頻繁，並且獲得了民眾的好評。
“排除華為”的宣言人
在美國將中興通訊（ZTE）、華為技術等中國5G企業列為封殺對象後，日本迅即與美國呼應。2018年12月10日，時任官房長官的菅義偉在日本宣佈，“為了防止機密的泄露，在政府採購中將排除中國生產的信息通訊機械。”以後日本軟銀等通訊運營商不再使用華為的基站產品，諸多企業中斷了與華為的業務往來。
和美國有着巨大不同的是，美國儘管在進入特朗普時代將封殺中國5G企業定為一種國策，但美國企業與華為等保有千絲萬縷的關係，讓美國在執行封殺國策的時候做得很不徹底，這包括每次對華為的封殺都有120天的緩期執行的時間，緩期執行期間過後，又會以各種説法再度延長執行，美國的國策在執行層面很不嚴謹。
日本自2018年底宣佈“排除”華為後，卻一直堅定地執行着決定，不曾有半分遲緩，也不見媒體或者企業出於商業利益的需求，向政府申請緩行。
曾經的菅總務大臣深知在4G及5G階段，日本與中國拉開的距離有多大。在其任總務大臣的2006年，日本在通訊基站方面佔據着世界最先進的地位，認為與中國的華為等企業根本不在一個技術水平上。
但十年之後，世界基站中，日企的總量也就佔了市場份額的1%左右，在5G等技術專利上更不能和華為比。
技術上的落後，讓日本一直在尋找打壓華為、重新保有先進通訊技術的機會。特朗普對華為的打壓，讓菅感覺得到了一個千載難逢的機遇。
只是宣佈“排除”華為後的一年多時間裏，人們沒有看到日本政府對NEC或者富士通等5G基站等設備的製造企業給予研發或者税收上的補貼，也僅僅是嚴格限制了與中國企業的業務往來，在更多更廣的層面，限制技術上與中國的交流。
無論專利還是論文數量，日本這些年完全不能和中國站在一個層級上，限制本國企業、學術機關與中國的交流，到底對日本的研發有利還是有害，人們並不能從菅的相關言論中找出答案。
資料圖來源：新華網
一個不太顯眼的亮點：“數字廳”
菅義偉深知，日本的落後，不僅僅是5G一個領域的落後，是在整個IT平台上缺少了美國FAANG、中國BATH這類的企業，在數字經濟上嚴重落後。
安倍辭職後，在自民黨三名總裁候選人中，菅在自己的經濟政策上提出了一個較為新穎的概念：自己當選後，會成立“數字廳”，爭取在數字經濟方面讓日本迅速趕上去。
這個“數字廳”與安倍經濟學中強調的金融手段、財政支出及投資帶來經濟上的發展“三支箭”政策不同，更集中於數字經濟，要解決日本經濟中最為吃緊的問題。
明眼人都看到了在東亞國家及地區中，通過IT技術追蹤新冠患者的行蹤，切斷患者與非患者的聯繫，能夠防止傳染的擴大。日本有自己的IT技術，但就是沒有在全日本使用某種IT手段來防止疫情的傳播。
這裏有民眾、輿論對個人隱私的嚴密保護要求，有對國家在數字管理上的發自內心的不信任，更有對戰前軍國主義統治下國家對民眾支配的反省。
但幾乎不考慮使用IT手段控制疫情，也沒有健康碼等措施，日本至今每天依舊有數百人確診患上了新冠肺炎（9月10日確診人數為689人）。
9月9日，自民黨三名候選人進行了競選辯論。原以為菅會在設立數字廳的問題上，發表新的見解或者計劃，但人們聽到的是對控制疫情、使用疫苗的堅定信心（可惜同一天，英國等國的9家疫苗開發企業發表共同聲明：把安全放在最優先的位置，對各國爭相推出疫苗表示了擔心）。此外，菅表示要將不孕的治療等納入健康保險。原先談及的“數字廳”，僅僅在宣佈繼承安倍經濟學的時候，附帶説了這樣一句話：
“在數據化等新目標方面，我們將集中進行改革及必要的投資，再度實現強有力的經濟增長。”
沒有過分強調“數字廳”的設立問題。
當然，菅作為安倍的繼承人，這個時候大張旗鼓地談“數字廳”，難免有和安倍劃清界限的嫌疑。不過分強調“數字廳”不意味着菅當政後不去大力推進。畢竟菅做過總務大臣，強力在日本實施過排除華為的政策，現在到了通過新設數字廳來集中推進日本的數字經濟的時候了，如果再不走這一步，日本經濟就真的沒有希望了。
只是排除了和中國（企業）合作的機會，日本的數字經濟真的能發展起來嗎？
（本文原載於微信公眾號“秦朔朋友圈”，觀察者網已獲作者授權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