強調“未來”的大獎，為什麼不獎勵給年輕的科學家？-餘鵬鯤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餘鵬鯤】
未來科學大獎是2016年成立的，以獎勵中國傑出科學家為目的的新興科技大獎。這項獎勵最引人注目的是獎金特別高，單項獎金約700萬元人民幣。
9月6日上午，2020未來科學大獎的“生命科學獎”頒發給了張亭棟、王振義兩位科學家，表彰他們對治癒急性早幼粒細胞白血病（APL）做出的決定性貢獻。
在新聞發佈會現場，大獎組委會與王振義院士進行了連線。對於獲獎，王院士一方面感到非常開心，另一方面也感到有一些憂慮：“這個獎為什麼給我這種96歲、很快就要離開這個世界的人？你們為什麼不獎給年紀輕的人？我們年紀輕的人難道沒有科學家了？難道他們沒有創新嗎？”
王振義院士
顯然這個問題裏包含着兩個不完全一致的命題，一是未來科學大獎，這個名字中強調“未來”的大獎，為什麼不獎勵給年輕的科學家？第二個命題似乎不是很明顯，但也足夠清晰。難道年輕的科學家沒有同樣好的創新嗎？
中國科技大獎為什麼不喜歡給年輕科學家
“漢字激光照排系統之父”王選院士，曾經對年齡、院士和科學前沿的關係做過這樣的評論：“當我26歲在最前沿，處於第一個創造高峯的時候，沒有人承認。我現在到了這個年齡，61歲，創造高峯已經過去，55歲以上就沒什麼創造了，反而從1992年開始連續三年每年增加一個院士”。
愛因斯坦也曾經説過：“如果一個人在30歲之前還沒有在科學上做出重大貢獻，就沒有機會了”。
從這個角度出發，中國的科技大獎確實應該給那些更年輕的學者，因為年輕的學者才是真正站在了科學的前沿，在攀登的路上也最需要鼓勵。
對於沒有科研經歷的人來説，不難接受王選和愛因斯坦的説法，因為中學課本里甚至本科課本里出現的，大部分都是年輕有為的科學家。
牛頓對萬有引力和三大運動定律進行描述的時候才44歲，胡克20歲就提出了（也是胡克定律的發現者）提出了光的波動學説，開普勒38歲就提出了行星運動三大定律中的前兩個。這些科學家在不惑之年就以自身的發現，有力的推動了人類科學的進步。考慮到當時保守的社會風氣，以及並不成熟的科學文化和簡陋的實驗條件，這些科學家40歲衝擊的里程碑可能只能代表他們30歲甚至更早的設想和水平。
進入19世紀後，年輕的科學家們繼續創造着科學的奇蹟。普朗克42歲時間報告了普朗克常數，26歲愛因斯坦創立了狹義相對論，35歲居里夫人分離出了鐳，並在九年後就獲得了諾貝爾獎。
但這些還不算最快的，李政道因為提出“弱相互作用中宇稱不守恆理論”31歲就獲得諾獎；同樣31歲獲獎的還有發現正電子的安德森和創立量子力學和應用該理論發現氫的同素異形體的海森堡。這還不是最年輕的，勞倫斯·布拉格因為X射線分析晶體結構獲獎時，年僅25歲。
比起那個羣星閃爍的年代，今天的科學界已經大不一樣了，30歲不要説獲得諾貝爾獎，就是嚴肅地進入學術領域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還是以諾貝爾獎為例，有學者對諾貝獎科學性獎項得主獲獎時的年齡變化情況進行了研究，從上世紀30年代開始，獲得這些諾獎的平均年齡一路走高。2016年醫藥、物理、化學諾貝爾獎得主的平均年齡更是高達71.9歲。
1901-2010年諾貝爾科學獎（醫學/物理/化學）得主的當年平均年齡
之所以出現這種現象，倒不是説諾貝爾相關獎項的評選標準變了，或是評選者的偏好發生了明顯改變，而是取得重大科學發現越來越難了，時間上推遲了。
俄亥俄州立大學的温伯格曾經對科學家取得決定性成果的時間進行過研究。他説：“在科學領域，青年才俊這一形象正日益過時,至少是在這三個學科內。如今,物理學家做出令他們獲得諾貝爾獎的成就的平均年齡是48歲。30歲以下的物理學家能取得突破的非常少”。而在1905年之前，有1/5的獲獎學者在30歲前做出了重大突破。
另一方面，研究者從做出成果，到成果被普遍承認的時間也延長了。這主要是因為研究者的數量很多，而且越來越多。正如諾貝爾博物館館長古斯塔夫·凱爾斯特蘭德所言：“即便這些科學家在早年就獲得了重大的發現，但是有成千上萬的人都是如此，這就需要諾貝爾委員會以更高的標準去做驗證，到這些科學家獲獎可能需要好多年的時間”。
1900-2000間從做出突破到獲諾獎的平均時間
從數據上，我們也能明顯地看到這一點。通過對諾貝爾獎得主做出突破性成果到獲獎的時間進行迴歸分析，這一時間逐漸越來越長，但是增長速度低於諾獎得主年齡的增長。
最後，科技大獎獲得者年齡的提高也有助於提高獲獎者質量。20世紀的頭十年，諾貝爾獎還曾經授予一個關於燈塔照明的研究。從當時的角度看該研究有很大意義，但是以十年為單位回頭看，對於科學的進步而言，這項成果的意義並不大。如果當時獲得諾貝爾獎的平均年齡和現在差不多，這一錯誤是很容易避免的。
《大西洋月刊》(The Atlantic)曾經邀請93個頂尖物理學家，對從1900年到1980年的諾貝爾物理學獎的含金量進行打分。20世紀的頭十年不出意料的墊底了。
1900-1980年，諾貝爾獎含金量變化
雖然科技大獎的獲獎年齡越來越大是一個總的趨勢，但是未來科技大獎作為中國非官方的科學大獎還是明顯地帶有中國的特色。此次獲獎的4位科學家除了盧柯55歲之外，其他的年齡都比較大，總平均年齡達到了78歲，比諾貝爾獎還要高。
出現這種情況，最主要的原因是中國的社會組織行事更加謹慎，特別害怕所授非人，行為邏輯非常保守，害怕出格。年紀大的得主，無論是從科學上講，還是品格方面都趨於蓋棺定論，授獎後風險較小，也符合中國人孝老愛親的民族品格。
年輕科學家有可能挑不起大梁嗎？
老實説，在主流輿論異口同聲讚揚年輕人的當下。提出這樣的命題很容易被批評的聲浪所淹沒。畢竟在某些人看來，世界是發展的，一代新人終將勝過舊人，擔心今不如古是杞人憂天了。
筆者當然同意用發展的眼光看待年輕科學家的事業，但是辯證地看待發展問題需要和具體的矛盾運動聯繫起來。
以中國為例，毫無疑問今天中國的科學家比以往任何時候的科學家要更強。但隨着科學家水平的提高，中國對於科學技術的需要增加更快。在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的科技封鎖下，中國前所未有的需要尖端科技成果。過去的中國科學家可能只要有相當數量的成果衝擊國際前10%就能滿足當時的需要，而今後可能要做出前千分之一乃至於萬分之一的成果了。
從滿足國家和社會需求的程度講，年輕的科學家還真有可能沒有同樣好的創新。如果中國的科研實力和潛力不能轉化為足夠多的綜合國力，那麼認為年輕科學家缺乏創新的聲音自然會多起來。
除了國家的戰略，科學自身的發展也改變着年輕科學家的命運。在人類幾千年的文明史和幾百年的科學史中，科學投資能夠產生顯著回報的時間不過就是短短兩百多年。
誰能預言未來的科學，依然會走今天的道路，依然是經濟發展的強勁引擎呢？《大西洋月刊》對諾獎含金量的研究特別指出：“新的發現需要更大的團隊和更全面的科學訓練，但科學投入總體的經濟效益正在變小”。
經濟效益在變小，而研究週期卻在變長，考驗着年輕的科學家。而不斷升高的單位科研經費，意味着只有少數人能從事某些關鍵的研究，這就對現有的科學評價體系提出了新的挑戰。
除了全世界面臨的共性問題，我們還有很多獨特的不足需要逐步克服。
最普遍的問題是，新文化運動過去一百多年後，“賽先生”依然沒有深入大眾生活甚至教育中。科普在中國的主流含義仍然是普及科學知識，而非普及科學方法和壯大業餘科學研究者隊伍。
一個最明顯的例子，中國恐怕是哥德巴赫猜想領域民科最多的國家，這無疑和一篇報告文學《哥德巴赫猜想》脱不了干係。
曾經激勵了一代年輕人投身科學的《哥德巴赫猜想》
我們要承認，發表在《人民文學》的這篇報告文學在那個年代鼓舞了無數有志青年投身科學。筆者的高中數學老師就是在該文的鼓勵下，投考了數學專業。但是該文也存在片面誇大陳景潤的決心、勤奮、忍耐、靈感所起的作用，片面誇大科學成就為國家帶來的榮譽等問題。哥德巴赫猜想的科學探索脈絡以及陳景潤所受的科研訓練、本身具有的天賦和科學的思路則被忽略了，文中的公式不僅散，而且是陳景潤論文中最簡單的那些。
這些問題又不止出現在《哥德巴赫猜想》一文中，這幾乎成了相當一段時間歌頌學者的主流範式。從後來的民科身上，不難發現這些負面效應。西方國家的民科大多與宗教學、神秘學藕斷絲連，而中國的民科多數相信決心、忍耐和靈感，相信他們簡陋的科學工具能解決複雜的科學問題。對“為國爭光”有一種異常的狂熱，甚至不惜用自殘來證明自己。
筆者的高中老師也在大四時發現數學“還是有一點點難的”，及時選擇了老師作為未來的職業。
有人或許會説，大眾對科學研究沒有了解不要緊，只要有關鍵少數爭奪科學高峯即可。但大眾對科研的這種誤解直接造成兩大後果：
一是高考完很多學生沒能科學地填報志願，直接導致所學的學科和研究的領域與內心真正所想差距十萬八千里，造成了人才的嚴重浪費。即使是日常生活中，我們也不難聽到因為相信“二十一世紀是生物的世紀”，結果選擇了生物學的。或者是對CPU設計感興趣，結果選了微電子或者半導體，最後就業做的是芯片封裝的例子。
二是科學的評價權，由少數精英所壟斷，有相當一部分公眾甚至不能對簡單的科學社會事件做出判斷。
無論是2018年的賀建奎基因編輯嬰兒事件，還是之前的小學生研究癌症，都有一大批網友真心覺得中國科研又有了很大的提高，真好。反映出中國的科普事業，尤其是能講清楚研究本身的科普，仍然任重而道遠。
還有一些問題也很突出，比如中國大學生的培養問題。中國留學生到海外要交高昂的學費，但是海外留學生到中國來卻有較高的獎學金。除了要批判超越現狀的留學生比例指標外，是不是也要反思我們的高校的培養質量和吸引力。
曾經中國留學生的聰明和勤奮，以及各國科學家對中國的同情，促使着各國科學家毫無保留的培養中國留學生。但如今中國的科研本身已經超過了很多國家，而剩下的少數國家也不可能像過去一樣培養中國學生。中國高校的培養質量不上升，只能導致未來的後備力量被削弱。
還有價值觀引導問題，年輕人喜歡的B站在5月20日推出了致敬五四青年節的短片《後浪》。該片的本意是讚美年輕人，但輿論普遍批評視頻中的年輕人生活奢侈，甚至有人還計算過要有多少錢才能活成《後浪》中的樣子。
《後浪》中五光十色的生活
B站從善如流，趕快推出了《入海》。《入海》很大程度上彌補了《後浪》的缺點，更接地氣，同時也把年輕人逐漸掌握生產技能放到了一個核心的位置。畢竟生產才是經濟活動的核心環節，而非《後浪》中展示的消費。
但《後浪》和《入海》都有同一個問題，就是缺乏對人生奮鬥和人生榜樣的正面展示，年輕人承載着社會的希望，鼓勵年輕人向行業領軍人物看齊和奮鬥無可厚非。我們的社會不能一邊展示着平凡、平凡和平凡的小確幸，還大聲鼓勵説：“我看着你們，滿懷敬意”、“夢想會回答生活”。
那些偉大的科學家，既有天才又有勤奮，在40歲之前都很難做出突破性成果。鼓吹“很多人在童年，就進入了不惑之年”，對全社會值得認真對待的職業都是不負責任的，對科研尤其是。
生產方式是人類社會發展的決定力量，科技力量又有效地塑造着生產方式。越來越多的青年宣傳片不再出現科學與技術領域的領軍青年，很難想象新一代年輕人會不會越來越不願意從事科研，不願意嘗試科研，甚至不願意成為技術骨幹和專家。
但是有問題需要解決，也是一個系統富有生機和活力的標誌。年輕人是八九點鐘的太陽，有無限的希望。王振義院士提問引出的兩個命題，也只有靠未來的年輕人，尤其是年輕科學家回答。但這個過程不是理所當然的，我們既要指出他們面臨的挑戰，真誠地鼓勵他們，也要真正地支持他們攀登科學的高峯。這比簡單的頒個獎或是出個宣傳片盲目讚美要有用地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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