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紹光：新冠一疫，全球意識形態力量對比可能發生變化

**王紹光：**中信基金會的各位同志，十分抱歉，不能參加這個會議，只能在視頻上跟大家見面。我今天講的題目很簡單，叫“口罩之戰·主義之戰”。

新冠疫情到今天已經8個多月了，按照習總書記講的，這是我們社會治理體系、治理能力建設的一次大考。其實這次疫情在國際語境裏邊也是一場大考。我們完全可以把它看成人與病毒的較量，各國之間的疾控體系、公共衞生體系、以及醫療體系的較量，而最後還可能上升到經濟實力的較量，因為這場疫情的打擊並不亞於一場戰爭，會對各國經濟實力的力量對比產生一個比較大的變化。

同時，這次疫情也是各種政治制度與意識形態的一場較量，我今天講的主要是後者。我從口罩講起，是因為我認為口罩之戰實際上就是主義之戰，一種是個人主義，另一種是集體主義。我們也可以把這次較量看成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之戰。

1月份時，中國就與病毒打了一場遭遇戰。1月22日，就是武漢封城的前一天，武漢市就要求市民必須戴口罩才能進入公共場所。到了1月25日左右，全國幾乎所有的地方政府都發了通知，要求民眾在公共場合佩戴口罩。有這樣的要求不僅是因為我們經歷了2003年的非典，還有更早的教訓。

口罩的歷史很長，但是真正將口罩用於疫情防控的第一例可能是在中國。1910年東北鼠疫的時候，劍橋畢業的伍連德為防疫把以前的面罩設計成了比較實用的口罩。諷刺的是，當時那裏的一位非常著名的法國醫生不相信口罩能防疫鼠疫，結果去世了。

但是，當中國人開始戴口罩的時候，國外是普遍懷疑的。我在這裏貼了一個《華爾街日報》1月31日發自北京的一條消息，説“中國當局鼓勵戴口罩，但是一些專家提出質疑”。那麼國外的人覺得靠譜的是什麼呢？

這張圖可能很多人也看過。1月24日武漢封城第二天，德國的《明鏡》週刊出了一個專刊，專門講武漢的疫情。這是很惡毒的一個專刊。裏面有一篇文章的作者是一個在《明鏡》工作了9年的中國人，她被西方的東西洗腦洗得已經不自知了。她認為這個疫情是中國體制的產物，這種疫情只可能在中國這種體制下產生，西方社會不可能出現這樣的疫情。中國要想克服這個疫情，不是要靠口罩，不是要靠什麼封城，而是靠言論自由、新聞自由、人權、民主等等。這是1月份西方開出的藥方。

到了2月份的時候，別的國家已經出現了個別病例，但是歐美國家依然普遍質疑口罩的作用。好幾個國家，主要後來都是疫情比較厲害的國家，意大利、法國、德國、英國政府都發布了官方的手冊，要求大家不要佩戴口罩。西方的好幾家媒體在那個時候講得比較多的是中國正在進入“切爾諾貝利時刻”，認為這個病毒可能會把中國體制扳倒。也有比較謹慎的人，覺得這是個危險的想法。當時有報道問“如果事實證明中國的體制做得比民主體制做得更好怎麼辦？”但他們當時可能並不相信。

美國疾控中心2月份時也一再向民眾傳遞信息，不建議佩戴口罩，讓大家不要去買口罩。這種情況一直要到4月3日，因為美國的確診人數已經達到2.5萬，死亡已經超過6000以後，才開始發生變化，建議但沒有要求人們在公眾場所佩戴口罩。

1月27日，法國當時的衞生部長就説戴口罩完全沒有用。到了3月底，法國衞生部網站給民眾發佈了一個指南。裏面對於口罩的意見是，如果沒有病狀就沒有必要戴，只有有症狀的人才需要戴口罩。法國要到4月份時才有個別城市要求戴口罩。到了5月11日，法國政府才要求乘坐公交的時候必須戴口罩。因此，好幾個月的時間都被耽誤了。

英國的情況也差不多。4月下旬時，英國政府也不建議民眾佩戴口罩，到6月4日才發佈通知，説6月15日開始要求戴口罩。

中國的專家們其實早就提出警告。3月27日的時候，有一篇傳播比較廣泛的報道，説中國疾控中心的主任高福提出一個警告，不戴口罩實際上是一個巨大的錯誤。在3月份的時候，全球要求戴口罩的國家基本上都集中在亞洲，是受儒家思想影響的地區。歐洲最早的是捷克，3月18日，然後是斯洛伐克，3月25日，接着是波黑。這些國家開始公佈要戴口罩的時候，西方的媒體説它們都是共產主義傳統還沒有完全消失的國家。4月1日以色列和奧地利也開始要求人們戴口罩。以色列是集體主義色彩比較強的一個地方，奧地利其實也是社會主義色彩比較強的地方。所以都是這些地方戴口罩出現得比較早一些。

在這些地區開始戴口罩之後，意大利的一些地方，比如説倫巴第地區和其他的一些大區也開始要求戴口罩，但並不是整個意大利都這麼做。意大利全國戴口罩要到5月份。德國是4月22日開始要求戴口罩的，西班牙等國實施戴口罩要到5月份。

所以，戴口罩這麼一件在中國人看來很簡單的事，全球竟然花了那麼長的時間才慢慢接受，而在這期間感染的人數和死亡的人數已經增加了非常之多。

有一個網站統計了截止到現在全球戴口罩的情況。不建議戴口罩的地方，最大的地方實際上是沒有人的地方，就是格陵蘭島。再一個比較突出的是北歐的瑞典。非洲其實都是一些戰亂國家，索馬里、蘇丹、也門和敍利亞這些地方還沒有要求戴口罩。其他地方要麼就是要求，要麼就是建議，我們看到是英美國家基本上都是建議，像中國這些地方大部分都是要求戴口罩。

口罩有沒有用呢？其實早就有人開始做了研究，而且也得出了結論。有一項研究是在5月9日以前做出的，一共分析了198個國家和地區的數據。這張圖的橫軸顯示的是疫情期間不戴口罩的持續時間，縱軸是得了新冠肺炎以後的人均死亡率。可以看得很清楚，就是疫情之間不要求戴口罩的時間越長，死亡率越高。所以戴口罩的作用其實是非常明顯的。

我這地方摘了兩篇文章，一篇是2月7日《光明日報》的，一篇是2月18日《中國日報》的。這兩篇都講了戴口罩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是涉及到文明的問題，一個人的行為，可能影響所有人的努力。這是一個牽扯到公眾的事情，不是一個個人選擇的問題。

但是在西方，口罩被認為是一個個人選擇的問題，講得最多的口號之一是my body my choice，就是我的身體我做主。我不愛戴口罩我就不用戴，口罩是用來防止病毒入侵的，我不怕病毒，你憑什麼讓我戴口罩？戴不戴口罩是我個人的選擇。

更進一步的説法就涉及到了主義，我們可以説剛才的講法是個人主義的表現，不過，在很多抗議的場合人們打出的標語都用了“freedom”這個詞，就是自由。你讓我戴就是tyranny，是暴政。除了英文、我們還能看到法文和德文的標語，很容易找到一些照片。所以口罩之爭又涉及到制度之爭，主義之爭。

西方反對戴口罩的抗議是非常多的。我們可以看這張圖。美國我沒有列舉，因為美國這種活動太多、太頻繁，舉不勝舉。

專門研究流行病的法國人類學家弗雷德裏克·凱克（Frédéric Keck）對此有過評論。他説在東方，集體主義比較普遍被接受，戴口罩不僅是為了保護自己，也是為了保護別人，保護整個社區和社會。所以戴口罩是一種團結一致抗疫的象徵。

但是在西方很多人看來，外面有病毒，那我戴口罩僅僅是為了保護我自己。這位學者甚至在一次訪談裏説，在法國，要求戴口罩可能不次於一場革命，就是説一場革命才能讓人們改變思想，才能接受普遍的戴口罩。實際上，個人主義的表現除了口罩以外，還有其他的種種的不合作。

有些人做了一次非常大的數據分析，有175億條各種各樣的記錄，包括行為記錄，一直截止到6月15號。這些數據的總量達到了250TB，他們一共用了97台計算機進行處理，花了一天的時間才處理完。

他們的研究看起來很複雜，其實結論、思維方式是很簡單的。它的自變量就是美國內部各個縣的自由主義程度有多嚴重。那怎麼測量呢？他們用了一個簡單的指標，就是從1790年到1890年之間，這些地方處於美國邊境上的時間。美國的邊境是不斷往前擴展的，在邊境的時間越長，可能個人主義就越強烈。我們先不去討論這部分的爭議。因變量就是各個縣的人們遵守社交距離要求的程度。有些縣遵守的好一些，有些縣可能遵守的差一些。

這個研究的結論就是個人主義水平越高的地方，對當地封鎖令的遵守程度就越低。個人主義對遵守程度的影響有41%左右的水平。該研究同時也對83個國家的數據進行了分析，結論是一樣的，個人主義越強的國家越不太可能實施社交距離這個要求，感染率也相應的會更高一些。

很有意思的是，做這項研究的是四個來自中國大陸的人，領銜的是弗吉尼亞大學一個姓李的教授，是北方交大畢業的。他們之所以想到用這個數據來分析，可能也是出於我們一般中國人的常識判斷，就是我們認為個人主義可能會影響對疫情的應對水平。所以雖然是看起來很高明的數據，其實發現的是一個我們中國大多數人早已經視為常識的東西。

實際上，這一次疫情爆發以後，我們也可以看到社會主義國家跟資本主義國家的表現是不太一樣的。當今世界上，由共產黨領導的社會主義國家有五個，除了朝鮮我們沒有數據以外，還有中國、越南、古巴和老撾。國家不多，但人口有15億人。這15億人比資本主義發達國家，就是OECD經合組織國家的人加起來其實還要多，OECD只有12.9億人。那我們現在看到，在共產黨領導的社會主義國家裏，15億人到目前為止確診的人數是9萬多人，而在OECD37國裏，現在是有1000多萬人被確診。死亡人數在共產黨領導的國家不到5000人，而在資本主義發達國家已經接近50萬人。所以一比的話就能看到，社會主義國家的表現比資本主義國家的表現其實要好得多。

那為什麼有些社會的集體主義多一點，有些社會個人主義多一點呢？我覺得有兩項很有意思的研究是挺能説明問題的。

一項研究是2008年發表的，另一項是2018年發表的，相隔了10年。雖然它們研究的方式不一樣，但是研究的現象是一致的。就是集體主義的水平高還是個人主義水平高，跟歷史上某些地區的流行病發病的頻率是不是有關係。結果這兩項研究得出來的結論其實差不多，這兩張圖分別來自於這兩個研究。

兩張圖中的橫軸都是歷史上這些地區流行病發生的頻率，縱軸都是個人主義水平。我們能看到一個明顯的相關關係，就是歷史上流行病發病比較多的地區很可能促使這些地方的人多一些集體主義，少一點個人主義。而那些以前發病比較少的地方，可能個人主義的成分就比較多一些。

這兩項研究讓我們不得不去問一個問題，就是疫情之後個人主義的影響力會不會在全球範圍內，包括今天像英、美、法、意這樣盛行個人主義的資本主義國家，出現下降的趨勢呢？

大家在網上都看到過一些帖子，比如隔離是“I see you”，不隔離是進“ICU”。所以我們中國人已經看得很清楚了，現在要問的是疫情過後社會主義、資本主義、個人主義、集體主義這些意識形態的力量對比會不會發生一些變化。

這些就是我想講的東西。謝謝各位！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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