餘鵬鯤|西方高校瀕臨破產：教育產業化是主因，反智主義是助力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餘鵬鯤】

從3月份開始，新冠疫情開始全球大流行，COVID-19深刻改變了今年的社會和經濟生活。大學校園，雖説是“象牙塔”，也受到影響。根據不完全統計，全世界大約有12.77億學生因為疫情遭遇過校園關閉的情況。根據聯合國兒童基金會的數據，截至9月14日仍然有49.9%的學生被疫情殃及，教學活動受到影響。

同樣是面對疫情，不同國家的表現卻截然不同。

一般而言，教育水平較高的國家，由於科技水平高，經濟基礎也較好，能迅速控制新冠疫情，並開放校園，中國是其中典型的代表。

而那些教育和科技水平較低的國家，如果不能很好控制住疫情，那麼就必然長期關閉校園甚至普遍停學。前者的代表是印度，後者的代表是非洲薩赫勒地區（最不發達、人地矛盾突出、戰亂特別頻繁）的國家。

前面兩種國家的遭遇容易理解，真正令人費解的是美國、英國、澳大利亞等國。一方面遲遲控制不住疫情，另一方面卻鼓勵大學儘快開放。更讓人大跌眼鏡的是，這些國家的很多大學竟然已經被疫情逼到了破產的邊緣。無論是關閉校園，還是大膽開放，都有賭的成分，讓這些大學的管理者糾結不已。

這些文化相似的國家竟然在大學因疫情倒閉問題上也保持神同步，可謂是一大奇觀。

疫情下 英、美、澳的很多高校面臨破產

在這些國家中，澳大利亞比較特殊。澳大利亞進入工業化社會較早，科技水平處於世界中上游。此外，澳大利亞礦產豐富、自然景觀豐富、人口壓力不大，自身條件相當優渥。

但是澳大利亞嚴重偏離了北半球中緯度的“北半球工業圈”，這意味着澳大利亞距離世界主要工業區都比較遠，這在世界經濟日益全球化的21世紀是一個相當大的劣勢。

因此對澳大利亞而言，發展採礦這樣產業鏈短、運輸次數少的產業是最佳選擇，這其中就包括大學教育。可能聽上去比較滑稽，但是教育產業確確實實是澳大利亞第三大出口產業。

所以，疫情一來，澳大利亞不出意料率先撐不住了。

早在6月20日，澳大利亞媒體《THE AGE》 就報道了建校70多年的拉籌伯大學面臨破產。學校的儲備金已降至只滿足一個月的運營開支，而銀行拒絕增加學校1億澳元的免息貸款。

大學負責人稱學校“沒有錢藏在沙發後面”，除非所有教職人員願意降薪10%，否則拉籌伯大學需裁員450名，以保證學校支撐下去。

澳大利亞出問題還不止拉籌伯一家，根據《The Conversation》的統計，將澳大利亞的38所高等院校的財務風險分為三組，其中高風險的學校有7所，中等風險的高校有12所，剛好一半的澳大利亞大學處於風險之中。

澳大利亞大學破產風險劃分，從左到右分別為高、中、低風險

處於高風險的大學中既有普通的大學，也不乏世界名校，例如莫納什大學（2020年QS世界排名58）和悉尼科技大學（2020年QS世界排名140）。

面對嚴峻的形勢，各個高校開展了積極的自救。皇家墨爾本大學和斯威本科技大學宣佈出售在墨爾本市區的樓產，新南威爾士大學的所有管理人員則自願減薪20%。澳大利亞大學聯盟預測，未來一段時間，澳大利亞最著名的八所大學將裁減6700個工作崗位。

此外，所有澳大利亞大學幾乎都在今年放鬆了對國際留學生的學業要求，希望能夠賺留學生的錢，緩解目前嚴峻的財政危機。

相比之下，美國的大學更多，因此出現財政危機的絕對數量也比澳大利亞要大得多。根據筆者初步的統計，疫情至少摧毀了近40所美國大學，其中就包括已經存在了174年的麥克莫瑞學院。對於建國僅僅244年的美國來説，這已經可以算是歷史相當悠久了。

這所美麗的學校正在關閉

目前該校在讀的學生已經全部轉學到了其他高校，挺過了南北戰爭、大蕭條和兩次世界大戰，沒想到最後是COVID-19終結了它。如果美國不能控制住疫情，儘快全面開學，倒閉的百年名校還會越來越多。賓夕法尼亞大學教授Robert Zemsky預測，受疫情衝擊，全美明年將有200所高校倒閉。

英國也沒有好到哪裏去。英國智庫財政研究院的研究顯示，疫情可能使英國教育業蒙受超過100億英鎊的損失。國際學生數量驟減，使得知名大學的收入將明顯下降。在這種情況下，越是名牌大學，其實受到的衝擊是越大的。

英國智庫財政研究院的研究説明，除非得到政府的資金救助，不然10%的英國高校將處於“非常現實”的境地，而美國的這個數字可能達到20%。紐約大學的市場營銷教授，在博客中探討了美國大學普遍的財政狀況，他認為美國大約會有10%-20%的高等教育機構在一年內永久關閉。

教育產業化是主因 反智主義是助力

只熟悉中國大學的人完全不能理解這種現象，因為他們無法在疫情和大學的錢變少之間建立起因果聯繫。

對於中國的大學而言，疫情期間學生通過網絡上課，減少的收入只有住宿費和食堂的承包款。這兩項對於學校而言，原本就賺不了多少錢，相反還節約了水電費開支，但加入教育產業化之後就不一樣了。

中國大學的本科學費，一般不超過1萬元/學年。這樣的學費，有人認為高了，應該加大對貧困學生的補貼，有人認為不高。但不論是認為高還是不高，都是着眼於中國收入偏低的家庭的承受能力。

如果和高等教育產業化的這些國家相比，中國大學的學費相當低。根據美國大學理事會的數據，美國大學的學費自1980年以來直線上漲。公立大學四年制每年的學費已經突破一萬美元大關，私立大學本身學費就不低，增長的速度還更快。私立大學四年制的學雜費加上食宿在19-20學年平均為49870美元，摺合人民幣大約是三十多萬。

美國大學學費變化趨勢

教育產業化使得學生更加挑剔，學生和家長將更加嚴格地審視自己所接受的教育。線上教學和課堂教學的效果肯定是不一樣的，對於付出高額學費的這些學生而言，大部分人是不接受交一樣的錢，但是線上教學的。

這個邏輯有一個前提，就是認為疫情不是一件值得嚴肅認真對待的事，線上教學不是非此不可的。這就需要有一股非常強烈的反智主義的力量，和善於利用這股力量的“精英們”。

英、美、澳和很多英聯邦國家一脈相承，在這點上是共通的。英國有人因為相信5G基站會傳播病毒而選擇縱火，這樣的事僅僅在4月11日-14日就至少有20起。9月5日，因為認為抗疫措施過嚴，澳大利亞墨爾本市的抗議者湧上街頭，要求取消限制措施並和警方大打出手。

美國在反智主義上青出於藍而勝於藍，登堂入室，成為了一種文化。歷史淵源、組織認同、現實體現和原因在1962年就可以寫成《美國生活中的反智主義》。幾乎每次總統選舉，展示自己的民粹主義反智傾向討好選民都是兩黨候選人必備操作。現任美國總統特朗普就很善於展示自己的反智傾向，而且擅長引導美國民間的反智主義力量。

網友MaestroZiikos諷刺特朗普注射消毒液的提議

大學與反智原本聯繫不到一起，但是社會不可能對大學完全沒有影響。既然大家都相信特朗普説COVID-19就是厲害一些的流感，那麼為了避免被感染而在線學習就是不可接受的。有部分學校如印第安納大學，提出來要在線上課，立馬導致學生起訴學校，要求賠償部分學費、住宿費和其他雜費。

美國大學生花了相當長的時間，才逐步接受了網絡上課，反智主義的盛行功不可沒。

以學費為威脅，對美國大學震懾非常大，布朗中心對教育政策的一項統計顯示美國高校學費佔總營業收入之比的很大一部分。因此反智主義一方面沒法控制住疫情，或者至少對疫情控制不利，另一方面讓學生和家長，利用學費在上課方式問題上，持續和大學鬥爭，再次推高了大學的管理和風險成本。

樣本來自美國最高學位為本科的院校，橫軸是學費與辦學經費之比，縱軸是落在這一區間的學生人數

這就是這些學校出問題的直接原因，疫情期間不樂意交錢的學生和家長越來越多了。為什麼有底氣不交錢呢？還是要怪高等教育產業化。產業化之後的高等教育和一切市場主導行業一樣，都會產生一部分生產相對過剩。這是經濟危機的本質特徵在高等教育行業的體現。

相對過剩的教育機會使得這些國家的大學更易申請，也容易轉學。從統計數字來看，這一部分過剩並不大，但是交錯流動起來，就會產生巨大的踩踏。

比如，同樣的成績可以去差一些的公立學校和好一些的私立大學。線上教學使得兩者的差距變小，現在學生去了差一些的公立學校，對於高等教育產業而言，就是兩倍以上的收入差距。這還沒有算上選擇轉學和工作一年再讀書的情況，這與我們國家高等教育資源相對不足完全不同。

再加上今年的疫情衝擊了海外留學生，很多學校就真的無路可走了。美國的學費雖然高，但是學校通常會通過資助和貸款的形式幫助美國學生減少其中的80%。算經濟賬，這些舉措並不虧，問題就在於現在美國的學校缺少的是現金流，而不是校友的口碑和應收賬款。

從這個意義上講，國際留學生才是這些大學現金流的保證。一個國際留學生提供的現金抵上2-4個當地學生完全沒問題。中國又是這些大學國際留學教育中最主要的生源國。

西弗吉尼亞大學全球戰略與國際事務總裁兼副校長就直言不諱地表示，失去中國學生“對許多大學都是沉重的打擊，特別是那些將大量精力投入到中國學生招募中，在一定程度上依賴中國留學生帶來現金流的大學”。2018年有近37萬名中國學生就讀於美國高校，貢獻學費多達150億美元。

而今年，英、美、澳遲遲控制不了疫情，而且和中國關係緊張。中國的家長和學生也要考慮到可能的風險，以及遠程教學是否能值回學費。其他國家的海外留學生打退堂鼓的也不少，再次打擊了這些大學本就捉襟見肘的財政情況。

我們還要問，為什麼堂堂百年大學，就一年沒收到足夠多的學費就不行了呢？還是要怪教育產業化。

如果我們把這些大學看作一個公司就好理解了。很少有兩個月沒收入，現金流還能維持的公司吧？也很少有回報週期冗長的項目遇到了經營困難，投資人還繼續注資的吧？

這些大學的倒閉，並不是淨資產已經為零了。而是在疫情影響下，現金流遇到了困難，但是投資人出於避險或是盈利上的考慮沒有託底，也沒有向銀行貸到款，最終走向破產的命運。

破產之後，投資人的經濟損失並不大，甚至是不虧的。但是破產大學過去的學術積累卻是不能重組的，隱形的損失不可估量。

可以想見，如果這些西方國家的政府不救助，疫情結束前後將掀起一波波高校集中倒閉的風潮。有人問，這是不是中國高校彎道超車的機會。

筆者認為這對中國高校而言肯定不是壞事，但也不能高估其正面影響。目前遇到財政危機的學校，排名世界前100的只有莫納什（QS世界排名58）和昆士蘭大學（QS世界排名47），真正倒閉的學校排名還要低得多。

就像中國的人均GDP不可能因為疫情就超過美國一樣，中國的大學也不可能因為疫情就世界領先，這是一個需要長期追趕的過程。

英、美、澳的大學出現的問題，是教育產業化弊病的集中體現。過去的20年間，中國在基礎教育階段也出現了一定程度的產業化，恰逢家庭可支配收入明顯增長的歷史時期。如果哪一天中國家庭對於這部分產業的付費意願出現了明顯下滑，或者增長速度與相應市場規模之間有了差距，會不會有類似的情況，需要引起有關部門的重視。

此外，在這些大學的財政出現危機的過程中，英聯邦國家的反智主義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無論是廣泛傳播的陰謀論，還是民粹主義的街頭鬧事，最終都讓事情更糟。中國的香港歷史上曾經被英國人長期殖民，反智主義、民粹主義也非常盛行。2019-2020年出於眾所周知的原因，香港高校的世界排名出現了大幅下滑，不比英、美、澳大學因疫情受到的衝擊差。

接下來，在協助香港政府管治香港的過程中，一定要加強對這些殖民遺毒的清理，樹立起理智、有序的社會參與，這一點非常重要。

疫情的流行和對留學生制裁也讓我們警醒，每年送出幾百億美元，還要背井離鄉、寄人籬下地求學並不好受。還是希望中國的高等教育發展起來，早日具備國際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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