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端：回溯這條一百多年曆史的“大馬路”，開放是其生存之道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胡端】

2020年9月12日晚，上海南京路步行街東拓段亮燈開街。

南京東路自1999年被改造成步行街後，商業繁盛再攀新高。步行街向東是“外灘萬國建築羣”，2010年外灘升級改造完成後，如何將南京東路與外灘銜接起來，成為新的關注話題。

如果將歷史的時針往回撥，這條被人們稱為“大馬路”的商業街，在這一個多世紀的時光內，見證了多少上海乃至中國的大變革？

南京路步行街東拓 圖自人民網

“大馬路”的早期圖景

要説如今的上海，並沒有“南京路”一名，只有“南京東路”和“南京西路”。人們通常説的南京路，廣義上包括南京東路和南京西路，狹義上專指南京東路，即舊上海的南京路，過去也俗稱“大馬路”；全長1599米，從外灘到泥城橋(今西藏路)，被稱為近代上海的“十里洋場”。

和外灘一起被視為上海城市性格和精神代表的這條馬路，起源於1851年從外灘通往河南路跑馬場的“派克弄(Park lane)”或稱“公園弄”。其時，英國僑民在河南路一帶修建了第一個跑馬場，並在跑馬場南門外修築了一條通往外灘的路。從沒有見過賽馬的上海人，就把這個種植有各種花樹的跑馬場叫做“花園”，通往“花園”的這條路也就被稱為“花園弄”。

1852年《上海年鑑》中標註的花園弄位置，這是關於南京東路雛形最早的詳細地圖標記之一。

之後，隨着跑馬場的改遷與擴張，馬路先於1854年延至浙江路，又於1862年伸至西藏路。1865年，公共租界工部局為了“紀念”《中英南京條約》給英國僑民帶來的巨大利益，將此路正式命名為南京路。1945年廢除租界後，民國上海市政府將南京路命名為南京東路，原來的靜安寺路則更名為南京西路。

1870年前後南京路近河南路段

最初的南京路並不十分繁華，由於外僑人口數目甚少，所租土地性質雖以商業為主，但建築功能上多為“商住合用”，街區功能極為單調，“沒有商店、酒店、酒吧、戲園或其它活生生的街道生活”。另一個重要原因就是沒有形成華洋互補的商業經營格局。開埠初期，華洋商人在商業經營上有明確的分工。中國商户主要經營國內的南北貨、國貨、各地土特產和棉布、鴉片之類的大宗洋貨，外國洋行則經營高檔的西方洋貨，而且中外商鋪的區域分佈也是涇渭分明。至1907年，南京路上已有四家外國人開設的百貨公司：福利、匯司(1895)、泰興(1895)、惠羅(1907)，均位於南京路東段，主要服務於靠近外灘區域的外國銀行、洋行、外僑俱樂部等西式經營場所。而南京路西段則聚集着數量頗多的中國傳統商號、茶樓。著名的有日升樓，陶陶居、易安居、全安居、樓外樓、一洞天等。這些茶樓擔負着早期交易所的部分功能，是滬上重要的商人交往的公共空間。

這種華洋經營的區隔，自小刀會和太平天國戰事興起後逐漸被打破。大量華人湧入以南京路為中心的公共租界避難，1854 年前後，租界內華人人口暴增至2萬以上，到1862年避難人數已高達20萬。華洋雜居成為重塑城市空間的重要促因。由於租界的消費主體由外僑逐步轉變為華人消費者，因此南京路上大批外資商户開始“水土不服”。至20世紀20年代前後，南京路上的部分外資商鋪開始轉讓給中國商人，例如德商禮和洋行旗下的亨達利眼鏡店就完全改由華商經營。此後，逐漸形成了本地資本、僑資與外資相結合的“華洋互補”的商業經營格局，豐富了南京路上的商業體系。

與華洋雜居相共生的是四通八達的公共交通網絡的保障。1908年3月5日，上海第一條有軌電車線路正式通車營業，路線為從靜安寺起沿愚園路、赫德路、愛文義路、卡德路、靜安寺路、南京路，至外灘上海總會，全程6.04公里。這一線路正好通過南京路，顧客乘坐有軌電車，可以隨意到達南京路兩側的各個商鋪。不僅如此，隨後上海公共租界和法租界又先後發展了眾多線路的有軌電車、無軌電車和公共汽車。至1937年底，有“南京路”站或“南京路外灘”站的公共租界電車線路有16條，公共租界公共汽車線路有8條，法租界電車線路有4條。也就是説，上海市各個區域的市民都可以乘坐公共交通到達南京路。由於這些“像蟻羣般的車輛，由東往西，由西往東，紅綠的交通燈是忙碌地換着顏色，每一刻鐘都不會停息”，所以當時的南京路上“緊張的人潮是像脈絡裏的血液一樣地在奔流”。

1908年上海第一條有軌電車線路開通，從靜安寺途徑南京路抵達外灘上海總會。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20世紀初，滬上著名猶太商人哈同斥資60萬兩白銀，購進大量進口鐵藜木，塗上瀝青，重新鋪築了南京路。哈同的這一舉措，不僅大大改善了南京路的環境狀況，還使得這一帶的商業日漸繁榮，同時其位於南京路的地產也大大升值。滬上至今流傳着這樣的民謠：“哈同，哈同，與眾不同。看守門户，省吃儉用，攢錢鋪路，造福大眾；築路，築路，財源亭通。”用硬木鋪設的南京路也成為滬上著名的風景：“北京的蓬塵，倫敦的霧，南京路上紅木鋪馬路。”

此時的南京路，雖然商業地位離“中華商業第一街”還有一段距離，但其種族混居的國際氣息，也頗能代表上海十里洋場的風貌。1909年，一位外國傳教士曾這樣描寫南京路的街景：

在那裏，世界各地的人你都看得到，走在南京路上的時候，你會覺得好像是在參加世界各族民眾大聚會。路上走的有高高的大鬍子俄國人、胖胖的德國佬。沒準你一頭撞上一個瘦小的日本軍官，他顯得趾高氣揚，認為自己是優秀的大和民族一員，征服整個歐洲都不在話下。老於世故的中國人坐在西式馬車裏，精瘦的美國人則乘人力黃包車。摩托車飛馳而過，差點撞到一乘簾子遮得密密實實的轎子，轎子中坐的是中國的官太太。一個法國人在上海狹窄的人行道上脱帽致敬，帽子正好打在一名穿着精美黃色絲綢外套的印度人臉上。耳中聽到的是捲舌頭的德語夾雜着倫敦俚語。

“四大公司”為標誌的商業全盛與文明風尚

南京路真正崛起並走向商業全盛，是在20世紀10年代至30年代。1912年，中華民國成立，孫中山動員海外華僑回國投資，並在政策和税收上予以優惠。其後15年間，有數十家華僑投資的商店在南京路西段先後開設，其中最為著名的有香港馬氏財團的先施公司、香港郭氏財團的永安公司、華僑劉氏集團的新新公司，以及由澳大利亞華僑蔡昌投資創辦的大新公司。赫赫有名的“四大公司”，其經營範圍並不限於齊全新潮的中西百貨，更附設有遊樂場、跳舞廳、遊戲院、酒樓及旅館等娛樂、社交場所及設施。他們以齊全的環球百貨、完備的服務設施、全新的經營理念成為了上海百貨業的巨擘，並構築了集購物、娛樂、住宿、膳食、社交功能於一身的新的都市消費空間。

南京東路上四大公司分佈圖

在“四大公司”的商業賦能之下，大批民族零售業也在這一時期紛紛向南京路聚攏，如專門經營綢緞布匹的老介福、協大祥、寶大祥，專營女裝的朋街、鴻翔，專營鞋帽的中華、天祿、盛錫福、小花園等，專營鐘錶的亨達利、亨得利、大光明等，專營眼鏡的吳良才、茂昌，專營景德鎮瓷器的國華陶瓷店，專營南北貨的三陽、邵萬生、天福等，專營金銀首飾的老鳳祥、裘天寶銀樓等等。自此，南京路不但有“與倫敦、巴黎和紐約一起脈動的現代百貨商店”，還有“滿是漆皮鴨、成蛋、珍品絲綢和玉器、內衣和銀器的中國式商場”，逐漸孕育出一種“聚歐亞，會中外，融東西，合南北”的“東方全球主義”氣質。

20世紀20年代的南京路，以“四大公司”為地標，共分佈有外國洋行16家、華洋雜貨店27家、洋布店93家、綢緞店20家、呢絨西服店12家、鞋帽店14家、鐘錶店13家、眼鏡店7家、銀樓14 家、珠寶玉器店6家以及其他如藥店、客棧、浴池、酒樓、飯店共有數百家之多，市面之興，臻於全盛。

徜徉在彼時的南京路上，不但可以領略到風格迥異的現代建築羣、五彩繽紛的櫥窗陳列、流光溢彩的霓虹燈和林林總總的廣告招牌，而且還能購買到世界各地琳琅滿目的商品。當時，一大批流寓滬上的著名文人的筆下都不約而同地記載了在南京路百貨公司購物的情感體驗。

20世紀30年代的南京路，新新百貨公司樓頂與先施百貨一角可見。

20世紀20年代末，冰心的父親任職於上海海道測量局，任教於北京燕京大學的冰心便在週末和假期來滬。她説：“因為我不喜歡上海的殖民地氣氛，除了南京路的百貨公司買些東西之外，從不出門。”殊不知，南京路百貨公司所代表的文化也帶有濃郁的殖民地氣息，而南京路本身即是上海作為殖民地的縮影和象徵。對於“不喜歡殖民地氣氛”的冰心來説，到南京路百貨公司去購物卻成為她在滬期間出門的唯一理由。不過由此看來，彼時資本主義商業所帶來的生活便利是包括冰心在內的大多數人都無力抗拒的。

南京路的四大百貨公司也是魯迅和許廣平時常光顧的地方。據翻譯家曹靖華回憶：20世紀30年代，魯迅曾“親自多次跑到永安公司、先施公司”，為曹生病的女兒買藥、寄藥，並特地函告曹：“買了一打藥片，兩斤海蔘，託先施公司去寄。”1931年9月7日的魯迅日記有這樣的記載：“廣平往先施公司買茶腿兩隻，分寄母親及紫佩，連郵費共十四元。”

丁玲的小説《1930年春在上海(一)》中的“小資產階級”作家子彬購物的場所也是南京路。他“在先施公司買了一件葱綠色的女旗袍料，是預備他愛人做夾袍的。又為自己買了幾本稿紙和筆頭，是預備要在這年春季做一點驚人的成績，他是永遠不斷地有着頗大的野心……”看來，南京路確實能滿足人們治病、日常生活、饋贈等多方面的需求。

先施公司時裝大會表演台

然而，南京路真正影響上海城市氣質與性格的，並不僅僅是象徵繁華喧囂的現代物質文明，更多的是那種“世界主義”風尚。1917年,先施公司首創僱傭女店員，良家女子、學堂小姐，旗袍淡妝，在南京路颳起了一股清新健康、自然性感的都市風；1920年代，永安公司傢俱部銷售“維多利亞風”傢俱，進入尋常百姓家，鞋帽部倫敦式的“禮帽”“手套”“文明棍”也跟着暢銷；1927年，新新公司在五樓店堂設立“新媒體”無線電廣播，播音員在玻璃房播出，人稱“玻璃電台”，轟動一時；1930年代中期，永安公司挑選標緻女店員，組成上海第一支時裝表演隊；1935年，大新公司在店堂首次引進最新式的奧迪斯自動扶梯，上海人與美歐民眾同步領略大工業時代的機器之魅。

大新公司現代化的國貨陳列櫥窗

大新公司化妝品部一角

“四大公司”，是上海市民學習“新文明”的學校，從這裏流出了很多時髦。現代都市的大型商場，是一個有着巨大魔力的公共空間，能夠生產出很多種社會人格，教育上的效應超過家庭和學校。上海人多種形態的市民精神，如趨時、外向、敏捷、崇洋細節化到那些特殊的談吐、手勢、口語、體語、知識、信息觀點、價值觀念等等，都是在南京路商業化的公共空間中培育的。

重回“全球化”

歷經抗戰劫難、國共內戰、社會主義改造，一直到改革開放大鈔，南京路重新得到“中華第一商業街”的美譽。1980年代，上海市政府制定《南京東路地區綜合改建規劃綱要》，責成黃浦區全面改造南京路上的“第一百貨”“時裝公司”“第一食品公司”等200多家名、特、優商店，陳舊、簡陋的店堂修葺一新。“和平飯店”“國際飯店”等豪華老飯店，按1930年代風格進行裝修。同時恢復在歷次運動中改為辦公室、倉庫、宿舍、居民樓的商店用房。1987年，歷經周折，在“永安公司”原址上掛牌的“市百十店”重新開張。久違了的豪華商場，終於回到了“中華商業第一街”——南京路。

1990年代，在浦東開發背景下，上海着重在“開發”上尋求突破，這意味着把打開上海的大門，讓上海走向世界，請世界進入上海。事實上，“開放”就是上海1843年以來的生存之道。“國際化”“世界化”“全球化”從來就是南京路一百年的老傳統。南京路，上海再次步入“再全球化”的道路。

1998年8月20日，上海市政府決定重建南京路，闢為“步行街”的時候，邀請法國夏氏建築事務所的著名設計師夏邦傑(Jean- Marie

Charpentier)擔任顧問，研究如何保存南京路的“舊租界風貌”“，再鑄商業輝煌。他給南京路步行街定下的基調是“浪漫”“高雅”和“懷舊”。每當週六下午黃昏時分，“永安公司”樓上面向南京路的露台上，還會有一位老年盛裝的薩克斯風手緩緩出來，吹上幾首像是“昨日重現”“夜來香”“何日君再來”之類的老上海“懷舊金曲”。此後，夏邦傑還在上海設計了上海大劇院、浦東世紀大道、路易凱旋宮，更在全中國42個城市設計了180多個項目。

1999年9月20日，南京路建成全天候人行通道。從河南路至西藏路段的“大馬路”，全長1033米，路幅2028米，綠化面積8000餘平方米，是中國各大城市中第一條專門闢為購物、觀光、休閒用途的“步行街”。此後“步行街”的模式也在北京、天津漢口、廣州、南京、蘇州、杭州等城市仿行，南京路又引領了一次風潮。

對於新一代上海市民來説，現在的南京路步行街雖然仍擠滿了全球慕名而來的遊客，但它已經不是購物必選，南京東路的商業鼎盛已逐漸蜕變為上海城市的集體記憶。而新興的金融、貿易、辦公、商業中心在陸家嘴、虹橋、淮海路、南京西路、徐家彙等地次第興起，取代了南京路。近年來，上海有一種説法：“世界人的陸家嘴，中國人的南京路，上海人的淮海路。”換句話説：年華老去的南京路，沐浴了“鴉片戰爭”以來150年的“中國經歷”，如今它的生命擴展到各區各地，在整個城市延續。

誠如著名學者熊月之對南京路的解讀那樣：“南京路閲盡世道滄桑，備嘗人間酸辛。哪條名街都沒有像她這樣被賦予那麼多的文化內涵。她出生在多災多難的近代中國，成長在瞬息萬變的轉型時期，橫亙在中西交匯的黃浦江畔，歷史註定她的身世就是一部大書，説不盡，道不完，還會一代一代地演繹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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