賈雷德·戴蒙德：美國兩黨“廝殺”為何越來越極端？
【文/ 賈雷德·戴蒙德】
政治極化
美國享有巨大的優勢。然而，一個國家也可能將自己的優勢揮霍殆盡，正如阿根廷。
如今，美國已經出現一些徵兆，警示我們這個國家可能正在揮霍自己的優勢。在這些徵兆中，比較突出的是4個層面的問題，作為我們的歷史優勢之一的美國民主很可能會因為這些問題而走向潰敗。
我將會利用本章餘下的篇幅來討論這當中第一個，也是最為嚴峻的一個問題。接下來的一章（第十章）中，我將討論“其他”三個嚴峻的問題。我把另外三個問題統統列為“其他”，僅僅是因為它們與第一個問題比起來都顯得不甚嚴峻。
當今能夠威脅美國民主的基礎性問題中，排在首位並且在我看來最可怕的一個問題，是政治妥協的加速崩潰。正如我先前解釋的那樣，政治妥協是民主政體相較專制政體所擁有的基本優勢之一，因為政治妥協能在預防多數人的暴政的同時，防止心灰意冷的少數派造成政府癱瘓。
美國聯邦憲法通過設立分權制衡的體制來形成政治妥協的壓力。舉例來説，我們的總統負責發起政府政策的制定，但國會控制着政府的預算，且眾議院（國會中的下議院）議長負責制定眾議院的議程，就總統提案進行討論。經常發生的情況是，我們選出的國會代表各持己見、僵持不下，而且各方觀點都未能獲得足夠多的支持者，因而都無法被通過。在這種情況下，各方必須達成某種妥協，政府才能採取實際行動。
自然地，在美國歷史上，激烈的政治鬥爭時常發生，而且多數人的暴政或少數人導致政府癱瘓的情況也會偶然發生。但是，除了引發1861—1865年美國內戰的那次明顯的政治妥協崩潰之外，我們通常都能夠達成政治妥協。
一個比較現代的例子是共和黨總統羅納德·里根和作為眾議院議長的民主黨人托馬斯·奧尼爾兩人在1981—1986年的關係。
里根與奧尼爾（資料圖/MSNBC）
兩位都是老練的政治家，個性都很強，擁有對立的政治理念，而且在許多甚至是大部分政治問題上都意見相左。他們在主要的政治議題上各執一詞，針鋒相對。儘管如此，兩人都很尊重對方，承認憲法賦予對方的權利，並且遵守行事規則。雖然奧尼爾不喜歡里根提出的經濟議程，但他承認憲法賦予總統提案的權利，並就該提案發起了眾議院投票，而且按照擬定的日程行事。在里根和奧尼爾的帶領下，聯邦政府保持正常運轉：各項議程按時完成，政府預算得到通過，政府從沒有停擺，程序性阻撓議事的現象也不常發生。
里根和奧尼爾以及他們的支持者在減税、聯邦税改、移民政策、社會安全保障體系的改革、非軍用支出的削減以及軍費的增加等方面意見相左，但最後還是成功達成妥協。儘管里根提名的聯邦法官人選通常不合民主黨人的胃口，民主黨還因此否決了某些提名人選，但里根還是如願任命了超過半數的聯邦法官，包括9位最高法院大法官中的3位。
然而，自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在美國，政治妥協的形勢不斷惡化，尤其大概從2005年開始。不光是美國的兩大主要政黨之間，就連各政黨內部的激進派和温和派之間也出現了妥協崩潰的情況。這種情況在共和黨內部尤為嚴重，與民主黨達成妥協的温和派共和黨候選人在競選連任時面臨的主要挑戰來自共和黨內的激進派——茶黨。這樣做的後果是，2014—2016年，美國國會通過法案的數量是近期美國歷史上最少的，致使預算的通過也落後於原定的計劃，這為政府停擺埋下隱患，或者説實際上加速了政府的停擺。
在美國，政治妥協崩潰的表現包括程序性阻撓議事和阻止任命總統提名的政府職位候選人。
程序性阻撓議事是美國參議院的議事規則所容許（但在憲法中沒有被明確提及）的一種策略，指的是反對某項提案的少數參議員（甚至是一名參議員）通過發表冗長的反對意見（或是威脅要這麼做），以達到強行使對方做出妥協或撤回此項提案的目的。（程序性阻撓議事的最高紀錄發生在1967年，有參議員進行了超過24小時的連續演講。
美國參議員斯特羅姆· 瑟蒙德1957年“霸台”超過24小時，其紀錄至今未被打破。（圖/美國麥克拉奇報業集團網站）
根據參議院的議事規則，只要參議員中的絕對多數人（100名參議員中的60名及以上）同意，就可以對提案“終結討論”，從而終止程序性阻撓議事。在實際操作中，那些原本會被多數派擊敗卻意志堅定的少數派可使用程序性阻撓議事策略強行與多數派達成妥協，而那些心志堅定的絕對多數派可通過“終結討論”拒絕與少數派達成妥協。
儘管明顯存在權力濫用的可能性——即少數派通過程序性阻撓議事策略使政府癱瘓，或多數派通過“終結討論”達到暴政的目的，這一體系在美國歷史上的大部分時間還是管用的。少數派鮮少使用程序性阻撓議事策略，多數派也鮮少發起“終結討論”的投票。
在美國憲政的前220年間，在43位總統的帶領之下，我們的參議院曾使用程序性阻撓議事策略反對總統提名的68位政府職位候選人。然而，民主黨總統奧巴馬在2008年當選時，共和黨領導者宣佈，他們將反對奧巴馬的所有提案。共和黨人僅僅在4年間就通過程序性阻撓議事策略否決了奧巴馬提名的79名政府職位候選人，比過去整整220年間的總數還要多。
民主黨的回應是，針對除最高法院法官之外的總統提名候選人，廢除參議院確認投票環節所適用的絕對多數規則，如此一來，便可在總統提名的政府職位候選人獲得批准的同時，降低心懷不滿的少數派的安全閾值。
程序性阻撓議事不過是阻撓總統提名的政府職位候選人獲得參議院批准的最為極端且最不常見的一種策略。在2012—2016年，即奧巴馬總統的第二任期期間，由共和黨控制的參議院批准的總統提名法官人數是自20世紀50年代以來最少的，批准的聯邦上訴法院（最高法院的下一級）法官人數也是自19世紀以來最少的。
參議院拒絕批准總統提名的政府職位候選人時，最常見的策略是拒絕召開討論該提名的參議院委員會會議，第二常見的策略是針對已被相關參議院委員會通過的提名，拒絕發起正式的參議院投票。
比如，一名大使職銜的提名候選人可能會一直沒有機會上任，因為他在獲得提名後的兩年多時間裏一直沒有等到參議院的投票，在參議院進行投票之前他可能已經過世了。甚至一些比法官或大使職位的爭議性和影響力要小很多，或者遠沒有那麼重要的職位也會遭到阻撓。我有一位朋友曾被提名擔任美國國家海洋與大氣管理局的一個二級職位，在等了一年卻遲遲未得到確認任命之後，他放棄了這一機會。
原因何在
為什麼美國的政治妥協在近20年間出現加速潰敗的趨勢？
除了會造成其他傷害，這也是一個自我強化的惡性循環，因為它使人們不再願意作為民選代表在政府供職，當然那些毫不妥協的空想家除外。
我有兩位朋友曾是聲譽極高的美國資深參議員，而且只要他們願意，連任的可能性很大，然而他們都決定從這個職位上退下來，因為國會的政治氛圍實在令他們感到沮喪。我曾問及民選代表和那些對國會事務經驗豐富的人，是什麼導致了這樣的趨勢，他們提供了以下三種解釋。
第一種解釋是，競選活動成本的不斷攀升使捐資人變得更加重要。
儘管部分重要職位的候選人能通過籌集許多小額捐款來資助自己的競選活動，許多或者説大部分其他職位的候選人不得不依靠幾筆大額捐款。毫無疑問，大額捐款背後的捐資人對特定的政策目標有強烈的意願，他們只會把錢捐給支持這些目標的候選人，而不會捐給願意妥協、保持中立的候選人。
一位朋友在結束很長一段時間的政治生涯之後心灰意冷地寫信給我説:
“在我們面臨的所有問題當中，我認為到目前為止，聽命於金錢是我們的政治體制和個人生活中最大的敗筆。用錢財收買政治家以實現某種政治目的的情況愈演愈烈……對政治資金的爭奪消耗了大量時間、金錢和政治熱情……政治議程向金錢低頭，政治話語越發不堪，政治家在自己的選區和華盛頓之間飛來飛去，他們互相之間根本就不認識。”
我這位朋友提到的最後一點恰恰是政治妥協崩潰的第二種解釋：隨着國內航班的增加，華盛頓和美國各州之間的通行變得更為頻繁，也更為迅速。
從前，我們的國會議員平時在華盛頓上班，到了週末，他們依然留在華盛頓，因為區區一個週末的時間不足以讓他們在華盛頓和家鄉之間往返。他們的家人也住在華盛頓，他們的孩子在華盛頓上學。一到週末，這些國會議員往往會攜各自的伴侶和孩子參與社交活動，在這樣的相處之下，國會議員之間除了存在對手關係或同盟關係之外，還存在朋友關係。
然而到如今，競選活動的高昂成本給了國會議員很大壓力，為了籌款，他們經常要回到自己的家鄉，國內航空旅行的便利也助長了這種趨勢。許多國會議員的家人選擇留在家鄉，他們的孩子也在家鄉上學。這樣一來，議員們的孩子沒有機會一起玩耍，議員們也沒有機會認識彼此的家屬，他們在彼此的眼中只是一名政治家。當下，在國會的535名成員中，大約有80人甚至未在華盛頓購置或租用公寓或房屋，工作日的時候他們就在辦公室的牀上過夜，到了週末便飛回自己的家鄉。
我聽到關於政治妥協潰敗的第三種解釋與一種被稱作“格里蠑螈”（即不公正的選區劃分）的行為有關係。這一行為具體是指，為了確保某個黨派的成員在一個州當選議員的概率高於該黨派在該州獲得的選民支持率，重新劃分該州選區的行為。
在美國的政治實踐中，這並非新鮮事。事實上，這個概念的靈感便來源於馬薩諸塞州昔日的州長埃爾布里奇·格里，早在1812年，他所在州的州政府就對州內選區進行了重新劃分，唯一的目的便是增加格里所在黨派的成員當選議員的數量。這導致重新劃分的選區呈現出怪異的地理形狀，其中一個選區的形狀特別像一條蠑螈，“格里蠑螈”一詞便由此而來。
1812年3月的一份相關印刷創作（資料圖/維基百科）
今時今日，美國每10年進行一次全國人口普查，並根據普查結果對各州在眾議院中的席位進行重新分配，之後每個州的立法機構可以對州內眾議院選區的界線進行重新劃分。
越來越多的州立法機構開始重新劃定選區界線，尤其是在被共和黨控制的州，這些州的立法機構將儘可能多的民主黨選民集中到儘可能少的選區裏（通常是位於城市的選區），在這些選區，民主黨佔絕對優勢。這樣一來，該州餘下的民主黨選民便分散在儘可能多的其他選區裏（通常是位於郊區的選區），在這些選區，共和黨的優勢通常都能得到保障。
美國最高法院近日駁回了由共和黨控制的北卡羅來納州立法機構提出的選區重劃方案，指出該方案中的選區界線毫無地理意義，顯然這種“如外科手術般精準”的選區劃分，目的就是犧牲民主黨在眾議院中的席位，換取共和黨議員數量的增加。
不公正的選區重新劃分對政治妥協造成的影響是，各個選區的多數選民大概率會支持哪個黨派和哪些政策，都是可以預知的。因此，如果候選人選取了同時討好兩黨的做法，則他很可能會落敗。所以，候選人知道，自己應該選取一種極端化的立場，只吸引那些預計在自己的選區能獲勝的政黨。
不過，儘管看上去是選區的不公正劃分導致了目前的政治極化現象，但這並不是全部的事實，原因如下：不公正的選區劃分無法解釋參議院層面的極化現象（因為各州劃分的是眾議院選區，這跟參議員的選舉沒有關係，而如今的參議員正變得像眾議員般不肯妥協）；不公正的選區劃分也無法解釋未被重新劃分的選區裏出現的極化現象；況且，即使是在被重新劃分的選區當中，有很多早在被重新劃分之前就已經出現了極化的跡象。
然而，上述三種關於美國政治極化趨勢的解釋—競選成本的攀升帶來的籌款壓力、國內航空旅行的便利，還有不公正的選區劃分，僅僅試圖解釋政治人物的極化趨勢，可他們只是美國人當中的很小一部分。
實際問題的範圍要廣泛得多：美國人整體上正變得越來越極化，在政治上越來越不願妥協。你只需看看2016年美國總統大選的結果分佈圖，將共和黨和民主黨拿下的州分別以紅色和藍色標識，便可以發現，我們的沿海地區和大城市基本上是民主黨的大本營，而內陸地區和鄉村則是共和黨的天下。
各黨派內部正日益走向同質化，在意識形態上越來越極端：共和黨人愈加趨向保守，民主黨人愈加趨向自由主義，而兩黨中温和派的身影逐漸消失。調查顯示，不少支持其中一黨的美國人對另外一黨越來越不能容忍，將其視為美國福祉的真正威脅，不願意成為對方黨派支持者的親屬或伴侶，而且期望生活在一個人人都與自己持相同政治觀點的社區裏。
如果你是一名美國讀者，你可以用自己的親身經歷來驗證美國的極化現象：在你認識的人和你的朋友當中，有多少人在2016年的總統大選中和你支持的是不同黨派的總統候選人？
所以説，我們要回答的問題不是為什麼政治家日益不願妥協。我們需要理解的是，為什麼美國的選民變得越來越不願讓步，在政治上越來越不肯妥協。政治家不過是順從了選民的意願。
關於美國社會的整體政治極化現象，一個常常被提到的原因是“定製信息”。
當我還是個青葱少年時，有線電視還沒有出現；直到1948年，我所在的城市波士頓才開始有了第一套電視節目；自那以後的很多年裏，我們美國人主要從三大電視網、三份主要的新聞雜誌週刊以及報紙中獲得新聞信息。那時候，大部分美國人接收信息的來源是一致的，這些來源沒有明顯的保守主義或自由主義立場，也沒有任何一方費力地去捏造事實。
隨着有線電視、新聞網站和社交服務網站臉書的興起，還有面向大眾市場的紙質新聞雜誌和週刊的衰落，現在的美國人根據自己先入為主的觀點來選擇接收信息的來源。
我的月度有線電視賬單顯示，我有477個電視頻道可以選擇：不僅可以根據我的保守主義或自由主義傾向在（政治立場偏右的）福克斯新聞頻道和（政治立場偏左的）微軟全國廣播公司的節目中做取捨，而且可以通過各種頻道關注非洲、大西洋海岸聯盟競技、烹飪、犯罪、法國、曲棍球、珠寶、猶太人的生活、俄羅斯、網球、天氣，以及眾多其他具體的主題和觀點。
所以，我可以選擇只關注自己目前感興趣和認同的觀點。這樣的結果是：我把自己封鎖在一個為自己量身定製的政治壁龕中，我只承認自己認同的那一套“事實”，我繼續為我一直支持的黨派投票，我不瞭解對方黨派的支持者為什麼會做出跟我不同的選擇，當然，我也不希望自己投票選出的代表和那些跟我政見不同的代表達成妥協。
大部分的美國人現在都使用社交媒體，例如臉書和推特。我有兩位朋友，他們相互不認識，剛好一位是民主黨人，另一位是共和黨人，兩人都曾向我談及，他們的臉書賬號已經成為他們主要的信息過濾器。
我的這位民主黨人朋友（他是一名年輕人）在臉書上發佈新的消息，給自己的網絡好友進行評論，他的那些好友也會在自己的主頁上發佈自己的看法，我這位朋友之所以會和那些人成為好友，部分原因正是他們的立場一致。
當他的好友中有人發佈了支持共和黨的觀點，他便會和那個人“解除好友關係”，也就是從自己的臉書好友名單中刪除這個人。被他“解除好友關係”的人中包括他的阿姨和叔叔，因為他們支持共和黨，我這位朋友在生活中也不再去拜訪他們。
他會一整天不斷地用手機刷新自己的臉書主頁，用這個軟件來識別和瀏覽與自己觀點一致的網絡新聞，但他不會去訂閲任何的紙質新聞報紙，也不看電視。
而我的那位共和黨人朋友跟我説了差不多的話，只有一點不同：她在臉書上解除好友關係的熟人是支持民主黨的人。
於是，我們看到這樣的一個結果：我的這兩位朋友分別只接觸自己的定製信息。
（本文摘編自賈雷德·戴蒙德新著《劇變:人類社會與國家危機的轉折點》，中信出版集團2020年4月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