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詠幻：求求菅義偉，別再讓運營商降價了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月詠幻】
9月的日本，最大的新聞恐怕就是菅義偉組閣，成為了第99代日本首相。以壓倒性優勢獲得了黨內投票勝利後，9月16日，他在皇居參加首相任命儀式，接受德仁天皇任命，算是在形式上正式走完了流程。16日當晚，菅義偉內閣就宣佈啓動，菅也入住了首相官邸。
圖自“人民視覺”
中國的很多朋友都知道，這位菅首相是真真正正的平民出身，就連讀博士的時候也是為了學費便宜選的法政大學。因此不少人都對他的執政風格很有親切感，認為他關心民生，腳踏實地。但是對日本的大多數平民百姓來説，他是2019年改年號為“令和”的時候，在電視上高舉令和牌子的“令和大叔（令和おじさん）”。
圖自“日本時事通信”
但是除開這麼一個第一印象，菅義偉是日本對特定行業最為敏感，也是行動較為激進的一名高官。新官上任的演講上，他就高調宣佈了名字類似“安倍經濟學（アベノミクス）”的“菅經濟學（スガノミクス）”，其中就包括了之後的幾個方針：“第二次10萬日元”和“手機資費降價”。他希望能夠以此來温暖日本國民的錢包。第一條的10萬日元，就是之前日本緊急事態宣言期間，千呼萬喚始出來的那10萬日元的第二次後續版本。筆者作為已經領到過第一次的人，自然是支持的。但這第二條手機降價的事情，可是大有門道。
關心民生的原二把手，最關心的是手機通訊資費
結合菅義偉這幾年的動作和方針，可以説他是日本史上對手機資費最為關心，同時動作最多的一名高官，前無古人，後不一定有來者。言必行，行必果，如果不能直接達成自己最初的目的，那麼旁敲側擊也要至少在氣勢上獲勝。
那麼，就先來説説菅義偉目前對降價的態度。
正式上任後沒過幾天，18日，菅義偉馬上就和新的總務省大臣武田良太在首相官邸會面。此後對記者團披露談話內容的時候，袒露是關於運營商費用的降價問題。武田明確表示，此事事關民生，希望能夠盡力研究，早日得出結論。同時他還指出，如果僅僅降價一成的話就不配稱之為改革。這一發言被日本媒體解讀為這一次官方指導大幅降價的意思。
新聞來源：https://news.yahoo.co.jp/articles/57a8fd87a0fbbf7d1c544102b6dc760f04cfe118
乍看有一股李克強總理強烈要求中國三大運營商降價的風格，對麼？中國的運營商資費自從當年李總理開始強調，到如今為止，筆者的確感受到了每G的費用有所降低。就筆者家中三人的組合套餐來説，流量單G的價格已經由當年的10元1G降到了一半以下。縱然筆者身居日本，偶爾回國整理三口之家的通訊合約費用，也發現目前國內的手機已經能夠以每個月200元人民幣的價格解決三個人的4G網絡和寬帶的需求。個人而言，是可以稱得上降費明顯，惠及民生的。
但是在日本，實際情況並沒有得到過解決。筆者自從2014年來日本開始使用4G套餐，到今日為止，看到的價格水平都是持平。絕大多數人，只要沒有刻意研究日本運營商那繁複冗雜的手機套餐規則，基本都是每個月掏出一萬日元左右的費用交給運營商。當年人均掏一萬，現在也依舊是人均掏1萬，資費水平只比3G時代增高，不比3G時代減少，而且現在到了5G時代，也依舊是隻高不降。對比國內的通訊降費情況，日本不可不謂得到了一個隔靴搔癢，止於表面的結果。
筆者之前就感覺怪異，因此如果日本政府高層關心此事，致力於降低通訊費用，讓民眾能夠在這類生活必須支出上節省一些費用的話還是比較好的。而且，菅義偉表示出對手機資費的濃厚興趣也不是這次新上任第一次提到，而是在2018年就已經説過同樣的內容。
2018年8月21日，時任安倍內閣官房長官的菅義偉就明言稱，日本的手機費用可以降低40%。當時他針對docomo、Softbank、KDDI三家大運營商批判道：“他們的利益率達到了20%，比其他業界高。可以説，他們並沒有足夠競爭”。
官房長官這個職位很高，約等於副總理的位置，相當於首相一人之下的二把手。此後日本總務省（相當於中國的國務院）讓運營商不斷修改服務內容，以達到降低國民支出的目的。總務省還在2019年10月施行了一項法案，對之前日本運營商很多的促銷行為進行了規定，並且要求了很多降價措施。這背後不得不説很可能有一大部分的推動就來自於菅的行動。
看上去菅義偉成功通過總務省不斷給運營商施壓，讓他們不得不進行回應。但結合前面提到的，實質消費者交出去的錢並沒有減少，不得不得出的一個結論是，這些指導只是表面功夫，並沒有得到真正的效果。這也是菅作為首相上台後，很快又持續釋放出降價方針信號的原因。
同時，9月15日他表示，如果再不真正降價，就要考慮提高運營商給總務省交的通信信號使用費。這相當於直接往三大運營商脖子上掐，説明是非常狠了。
那麼是什麼情況，讓事情一直無法得到改善，逼得菅在成為一把手之後，還要繼續放狠話來治理呢？
筆者認為，這後面體現了日本政府對運營商的控制力度不夠，以及專業能力不夠無法制衡，甚至可能是某些原因導致不敢真正痛下狠手，只能讓運營商有恃無恐。雖然在菅義偉的努力推動下改變的動作變多了，但依舊沒辦法觸及到本質部分。
無人能治的運營商，雷厲風行的菅義偉
在開始這一部分之前，不妨簡單明瞭地介紹一下日本手機運營商和套餐的情況。
日本的三大手機服務品牌docomo，Softbank和au，分別由NTT、Softbank和KDDI三個公司運營。這三家幾乎可以完美對應成中國移動、聯通和電信。其中Docomo和移動一樣，坐擁最多的用户數量和最老的牌子，且三大家的套餐基本是互相抄襲，互相同步為準，因此後文舉例也會主要以docomo為例。這三家公司和總務省的各種有來有往的做戲爭端，要從2007年開始。而最令人感到詭異的是，這個業界的改革實在是過於緩慢，簡直令人噴飯。
2007年，總務省就提出了《モバイルビジネス活性化プラン》（移動通信商業活性化計劃），其中就提到了要求運營商檢討推出①通信設備和通信套餐分離的服務，以及②手機的SIM鎖解除。
這兩條意見分別對應日本手機運營商銷售策略中最明顯的兩條：①套餐和設備捆綁銷售，②設備和運營商幾乎是綁定關係。仔細想想的話邏輯似乎也挺通順：用户綁定套餐和設備都在運營商處購買，並保證了使用時長，以此換取了相對更低的價格和猛烈的市場競爭，這本身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在2007年就提出的這兩條，卻過了很多年才得以實現。以docomo為例，完全不搭配套餐和設備的所謂完全分離套餐「ギガホ・ギガライト」直到2019年4月才公開。而SIM鎖相對還處理得快一些，在2015年5月起有了變化。手機SIM卡的鎖能夠被解除了，總務省要求運營商默認允許解除SIM卡鎖。因此在日本，只有iPhone6s往後的機型才能夠解鎖。
因此，可以明確得出一個結論就是，總務省要求運營商們做的事情，之前基本就是空頭支票，看運營商們心情好了才改。直到天上掉下來個菅先生。
在前文提到的2018年8月明確宣言，要求手機運營商降價後，2019年上半年三大運營商就各自推出了符合總務省要求的降價方案。雖然實際效果看上去只治標不治本，但至少相應落地的速度極快，也就半年左右，堪稱神速了。而之後總務省的操作也十分厲害，由於認為運營商降價不夠到位，不僅要求運營商降低解約金，同時還要求運營商不能繼續以過於激進的形式促銷手機（例如前文提到的返現金，或是攜號轉網送手機）。這一操作被日本人稱為“後出しじゃんけん（後出猜拳）”：明明是你在和運營商博弈，變成了運營商做的你不滿意你就要繼續懟他。
無論如何，這個氣勢實在是很強的。
那麼，總務省做出的①通信套餐和設備分離②降低攜號轉網違約金③打斷運營商用貼錢的方式促進客户簽約，這三條到底有多少用處呢？搞了這麼麻煩，消費者得利了嗎？
試圖給消費者讓利的總務省，負擔反增的消費者
在總務省這波猛如虎的操作下，日本的消費者並沒有得利，甚至被運營商綁得更緊了。
日本的手機套餐，複雜程度更是世界一絕。原本相對好理解的套餐，到後期越來越複雜，令人咋看看不懂。在本文中僅取其中一部分介紹，只説客户的利益的變化。
①通信套餐和設備分離造成的影響
2014年4月左右，你如果想要在日本用4G智能機，你需要在運營商處辦理一個基礎套餐，一般最有人氣的是7個G的流量，那麼這個套餐的價格大約是6000日元。同時你會被告知，你如果跟他們簽約分期24期拿一台當時最新的iPhone，你每個月的套餐費用還會減少一個幾乎相當於分期費用的錢。例如分期之後你雖然每個月要交6000話費+3000分期費用，但他會再給你扣去一個2300甚至2700的折扣。而這個折扣無論你一開始是一次性付清了還是分期，都會給你。
用這個手法，運營商和用户默認都是簽約兩年，用户得到了幾乎不要錢的機器，運營商也得到了一個幾乎兩年不會跑的客户，每個月給自己交大約7000日元左右話費。當然便宜是有條件的，就是如果兩年內解約，不僅那個相當於手機款的每月折扣會消失，你還要一次性償還所有手機剩下的分期款，而且在此基礎上還要交10000多日元的罰金。
總結一下就是，450元人民幣左右的月費，7G流量，能每兩年換一次最新的手機，兩年內解約血虧。同時如果辦理了運營商的寬帶，那你的手機月費還會再減少一些。而且這個時候你如果辦理手機，那些店鋪大多數會給你1-2萬日元不等的現金獎勵。按這個算法，除開到每個月之後你甚至能夠400元人民幣收住。但代價就是你不怎麼能換運營商，而且你在這個運營商買的手機，就只能用這個運營商的sim卡。
但是同樣的用法，不考慮換運營商，就兩年換機，流量差不多夠用，到了2020年，你卻只能多付錢，能得到的竟然只是可以更容易的攜號轉網換運營商，同時你購買手機的價格不降反升。
由於前面提到了，運營商開始使用完全分離套餐，設備購買和話費套餐並沒有綁定關係，你就算同樣在這一家運營商每個月購買套餐和設備，你支出的金額也會很高。以docomo為例，4G時代最終形態的套餐每個月包60G流量，也是7000日元。但iPhone分期24期的話以iPhone11為例，每個月支付3620日元。這個金額直接接近10000日元。等於消費者在做同樣效果事情的情況下，每個月的支出變成了1.5倍。
那麼這個時候就有人問了，不是前面説，菅義偉要求運營商降價40%嗎？那都是建立在用户的三、四口之家都在同一個運營商的情況下，在新的分離套餐出來後，不考慮手機價格的前提下，以一家人每個人都用的流量都更少了的前提下，整體的支出稍微降低了43%。
新聞出處：https://www.itmedia.co.jp/news/articles/1905/15/news055.html
這個計算過於複雜，本文中不提，但這其實是一個加了無數個定語之後的文字遊戲。最終消費者實際落地辦理套餐的時候，僅有那些用的特別特別少的家庭，才能夠做到金額比之前少了。但凡你的家庭裏有人想要用多，這個價格馬上就會上天。同時這個金額還要額外計算設備費用。
總務省千呼萬喚的“減負”，最終變成了讓消費者吃了更多的虧。而這之後總務省發現敲打運營商不順，試圖找補，但最終甚至讓筆者這樣的羊毛黨吃虧了。
②降低攜號轉網違約金③打斷運營商用貼錢的方式促進客户簽約的影響
原本用户攜號轉網有違約金擋着，運營商需要給出足夠優惠的條件，包括補償違約金，和攜號轉網就白送機器等各類優惠。但在2019年10月施行了新的法律措施之後，運營商最多隻能讓利到2w日元。原本能夠白賺一台機器，林林總總大約8w日元左右，一下變成2w，這就讓用户完全失去了攜號轉網的動力。日本人主要也不會到處去研究套餐和優惠，都是老老實實一直用，換取低廉價格。因此對於一般用户來説，攜號轉網雖然看上去是用來促進運營商互相競爭的，但平時根本不會去用它。不要問，問就是盯着一個運營商用到底。所以日本的攜號轉網，除開極個別情況讓用户不開心了可以跑路，本質上只是用來給運營商刷KPI，給有研究的羊毛黨送福利的系統。
打斷補貼之後，連羊毛黨都沒有什麼動力去攜號轉網了。今後的攜號轉網人數想必會越來越低。頂天是一些對目前運營商怨聲載道的人，轉的時候更舒服了一些。
昏迷的對策，過家家一般的政府和企業的博弈，背後到底是什麼
通過前面的分析，我們可以發現，無論是菅努力之前還是之後，運營商根本就沒有對消費者進行讓利，也沒有改革的實質行為。到頭來還是應付總務省的要求，再順便多賺點錢而已。無論是普通消費者還是羊毛黨，都在被迫陪着日本政府一起給這些巨頭公司的內部決策出戰爭賠款，幫他們把考慮新套餐來對付總務省的勞力，還有為了宣傳新套餐所消耗的廣告費給補回來。最終這一系列鬧劇結束之後，爽的竟然還是運營商和廣告公司。
日本政府和這類實質壟斷的民營企業的關係，本身就是非常微妙的。一方面政府不需要為企業的盈利負責，另一方面這類基建壟斷企業也不需要對政府言聽計從，只需要有恃無恐陽奉陰違，通過一些自欺欺人的手段在表面上迎合，然後背地裏做小手腳，讓自己繼續爽就可以。
這類微妙的關係還體現在各類政令的實行上，日本政府就連之前緊急事態宣言的時候都是在“請求”各路企業配合，而不是要求。這也直接體現了日本政府控制力缺失，對民營壟斷企業完全沒有辦法控制的情況。
事關國計民生的重要企業，即使不由政府直接掌控，也至少需要有比較明確的方式讓其往重要的方向發展。而這件事情相關的問題，很可能不僅是運營商，還包括同樣需要總務省頒發信號執照的電視台。這一切需要如何控制，為政府所用，為民生打開新的希望，就全都掉在菅義偉的頭上了。
這一次只是運營商，菅能不能貫徹2018年的意志，真的把日本的通信費用打下來，乃至降低其他民生費用，甚至加強對這類企業的控制，就看他的本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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