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啓宗：現今世界比我記憶中任何時候都要危險
**編者按：**9月10日，恆隆集團發佈了2020年的中期報告，其中有一篇“董事長致股東函”。陳啓宗先生在文中不僅介紹了恆隆集團今年的營業情況，還指出並分析了國際局勢與香港的現狀。在他看來，香港迴歸後的二十多年中，雖然中國政府對香港多有優待，但香港的教育界很大程度被所謂的反政府泛民主派主導。他們巧妙而蓄意地將年輕一代洗腦，令青少年反對北京，並宣揚分離香港和祖國的思想。
去年反修例風波開始後，觀察者網總編輯金仲偉曾前往香港，在恆隆集團總部採訪了陳啓宗先生。當時他指出香港一部分人“從迴歸第一天開始，就不知道自己姓什麼。”時隔一年，隨着《香港國安法》的通過，陳啓宗先生也對香港未來充滿希望，期待此法能夠扭轉社會氣氛，讓香港有機會迴歸理性，重上正途。觀察者網刊載此函，略有刪改，供讀者參考。
【文/ 陳啓宗】
業務回顧
本人在六個月前的致股東函中，提到我們正面對兩大威脅——香港社會動盪及中美關係惡化。如今，我們有第三大威脅：2019冠狀病毒病疫情。上述威脅嚴重影響我們的業務，本人認為有必要在此函用大部分的篇幅來討論有關情況，希望股東能對我們業務所在的宏觀環境有確切的瞭解。要面對其中一種已經夠困難了，更何況三者同時發生。
請容本人先簡要地概述一下自己的想法。當香港街頭恢復平靜，部分是由於疫情帶來的威脅，此時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對香港頒佈《香港國安法》。雖然本人認為這對香港來説是必要的舉措，但隨之確實也帶來了不確定性。另一方面，本來已經惡劣的中美關係已到了危急關頭。至於2019冠狀病毒病疫情，這確實是個難題，但不是新問題。2003年，我們經歷了“沙士”（SARS），但其對經濟的影響遠比現在的疫情小。上述三大威脅都在影響我們的業務：香港業務受三者打擊，而內地業務則從中受益。
這三項重大事件為何會打擊我們的香港業務不難理解，但為何我們在內地的業務反而從中受益呢？畢竟，其中兩者（不計影響只限本地的香港騷亂）一直困擾並將繼續困擾全球。疫情令內地民眾的海外奢侈品消費全部迴流，以往他們購買奢侈品的交易中，在境內進行的不足30%。本來他們要在境外購買奢侈品，香港是最近、最方便的地方，但香港騷亂髮生後，情況已不再如前。最後，中美關係惡化，中國會比以往更鋭意推動其本地市場增長，包括個人消費。
請容本人再闡述一下對這三大威脅的看法，以及其對我們業務已造成的影響。更詳細的討論可參閲本函下一節——展望。
人類從前也經歷過大流行病。過去幾時年中，每隔數年便有疫症在世界某角落出現。其中有些像目前的2019冠狀病毒病般，部分感染者可能沒有症狀，病毒卻在不知不覺間散播開去。2019冠狀病毒病不算特別緻命，感染者的死亡率約為4%。根據已公佈的數據，2003年SARS的死亡率為10%，而2012年中東呼吸綜合症（MERS）則為35%。埃博拉病毒自1976年便一直與人類共存，感染者中有半數因之死去。
然而，與過去任何一次疫情比較，2019冠狀病毒將會更大程度上改變世界。上一次全球大流行病是2009年的豬流感（H1N1甲型流感），首先在美國發現，擴散到逾214個國家和地區。雖然到目前為止以感染人數來説，當年的豬流感遠比2019冠狀病毒病多，但後者的死亡人數幾乎是前者的三倍。這次，更多國家採取了嚴厲的防疫措施，例如全面或局部封城，所以全球有更多人感受到痛楚。H1N1甲型流感大流行時情況並非如此，所以對全球經濟的影響要小得多；但這次國際交通往來幾乎完全停頓。美國是現在全球最大的經濟體，其經濟在第二季度的跌幅為73年來最大。全球沒有一個經濟體可以倖免。
此外，這次疫情剛好遇上近年“去全球化”的勢頭，因而在政治和經濟兩方面大大加速了這發展趨勢。美國利用疫情作藉口，加劇了與中國的地緣政治緊張局勢，因而加速回到冷戰時期。經濟脱鈎會令全球供應鏈重組。這一切都與中美關係惡化息息相關，是上述三項影響我們業務的重大事件中的第二項。
短期內，2019冠狀病毒病疫情對我們各地的零售租賃業務不利。租户大多數產品的銷售額已大幅下降，售賣食品雜貨等日用必需品的除外。在香港，疫情帶來的影響比2019年的街頭騷亂更為嚴重。幸而，儘管有些病毒可能會像埃博拉病毒一樣於數年後重臨，但流行病與疫症終究會消失。一旦病毒消失，業務會迅速恢復。有時，“報復式消費”甚或會令某些業務回到從前水平。因此，這類公共衞生威脅的負面影響預計會是短暫的。
即使香港的街頭騷亂影響了所有零售業務，但對某些業務的打擊更大。我們的物業雖然也受到影響，但影響並非最嚴重。社會動盪至少在三方面令零售商蒙受損失：第一，許多香港市民如非必要都不敢離家；第二，這些暴徒破壞了某些商店及設施；第三，內地旅客不再訪港，這是最嚴重且具有長遠影響的。香港實在有太多針對普通話人士（例如從內地來的）的仇恨行為。
香港警隊站在維護法治的第一線，但是遭到暴徒瘋狂襲擊（圖源：大公網）
2018年，訪港旅客總數超過6500萬人次，其中約80%來自中國內地。去年的數字主要因社會動盪而下跌逾14%。一般下半年的旅客人數會較多，而所有有跌幅記錄的月份都在下半年。在六個月的騷亂期間，與2018年同期相比，訪港旅客減少近40%，而與這相比，今年上半年因疫情關係，旅客減少了90%。2019年受社會動盪影響的六個月，香港零售銷售額按年下跌20%。今年，疫情令銷售額較2019年下跌約三分之一。
今年2月和3月的兩個月，內地的情況一樣差。我們的九個購物商場中，有兩個跟城中其他店鋪一樣，被地方政府勒令停業，只有售賣日用雜貨的（如有的話）除外。天津恆隆廣場關閉了36天，至3月11日才重開；無錫恆隆廣場在2月也停業了13天。這些影響已反映在我們的業績上。然而，無錫恆隆廣場的零售銷售額在過去六個月仍取得13%的增長，可見自4月起復蘇強勁，本人會在本文稍後就此詳述。
正因為中國政府採取了強硬的措施，病毒的傳播很快便受控。至4月，我們在上海的購物商場的零售銷售額已超越去年同期。假如把我們把昆明的新購物商場的零售銷售額計算在內，上海以外的購物商場的銷售總額與去年同期相若；即使不把其計算在內，差不多6月的時候，銷售總額也幾乎與去年同期相同。
在第二季度，或時至近日，各地購物商場的表現不一。我們的次高端購物商場——瀋陽皇城恆隆廣場、天津恆隆廣場和濟南恆隆廣場——正在緩緩恢復，但高端購物商場的表現已經遙遙領先，包括上海恆隆廣場、上海港匯恆隆廣場、無錫恆隆廣場、昆明恆隆廣場，和某程度上算得上的瀋陽市府恆隆廣場。在第一季度，次高端購物商場組別的零售銷售額比去年同期下降近50%；在第二季度，零售銷售額下降20%，雖然有大幅改善，但仍未完全恢復過來。另一方面，高端購物商場組別首三個月的零售銷售額跌幅少於25%；在第二季度，若撇除取得7%增長的瀋陽市府恆隆廣場，零售銷售額平均飆升50%。
其中兩個物業目前狀態獨特，值得在此一提。大連恆隆廣場正從四星級購物商場升級至五星級，這可從其近期表現中反映，正好介乎我們的次高端購物商場與高端購物商場之間。第一季度的銷售額比去年同期下降38%，但第二季度與去年同期相比僅跌16%。兩家頂級品牌已於今年進駐，另有九家已簽約，將於明年開業。明年下半年，大連恆隆廣場將會是市內第一大高端購物商場。
這是我們2009年購置土地時的發展策略，惟物業於2015年開業時，經濟正深陷熊市，奢侈品牌的總部均不允許分店搬遷，我們只好按兵不動，暫作次高端購物商場。當市場於2018年年初回暖，我們隨即向頂級品牌招手。由於我們硬件優越，購物商場現時正在轉型升級。無錫恆隆廣場則更早一點朝這方向發展。本人預期我們的組合裏會有更多購物商場轉型升級。
昆明恆隆廣場於2019年8月開幕，因此並無同比數據。簡而言之，該購物商場已是市內獨一無二的Home to Luxury。去年，購物商場只有四家頂級品牌，現已達至17家，並已全數開業，年底前將再有四家進駐。值得注意的是，13家奢侈品牌於今年上半年開業時正值疫情肆虐期間。
國際頂級奢侈品牌幾乎全部來自歐洲，這些品牌都強烈意識到中國市場的巨大吸引力，因此各大品牌都再次迅速擴充。就大多數一線及二線品牌而言，中國市場已佔其全球銷售額約30%至40%，該數字很可能會繼續上升。這些品牌希望在繁榮的城市裏，進駐最佳的購物商場，佔據優質的鋪位。正因如此，我們與他們建立業主與租户的關係是再自然不過的。我們的策略與購物商場是他們的不二之選。
這就是為何儘管疫情肆虐，今年我們仍然取得豐碩成績。計及去年和明年，我們已經與多家國際頂級奢侈品牌簽訂或將會簽訂超過70宗租約。大多數計劃年內開業的商户現時已經進駐，然而今年僅僅過了一半。這個數字還未包括數家仍在磋商的商户，而本人當然希望其中大部分會於未來12個月內簽約。
迄今為止，在我們的物業中，受益最大的是昆明恆隆廣場，其次是上海港匯恆隆廣場、大連恆隆廣場、無錫恆隆廣場，以及還未開幕的武漢恆隆廣場。那些尚未落實的租約主要是與武漢恆隆廣場相關，此項目預期將於第四季度竣工，並會於2021年上半年開業。
現在讓本人轉而討論影響我們業務的三項重大事件中的第二項——中美關係惡化。本人在下一節會進一步闡述，但簡而言之，就是兩國關係惡化的速度比本人預期的要快得多。這與2019冠狀病毒病疫情一樣，會從根本上改變世界，影響遠及至少未來一兩代人。此外，本人懷疑，即使11月美國民主黨入主白宮，局勢會否從根本上扭轉過來。
可以肯定的是，中美關係惡化不可能嚴重損害香港的經濟，因為第三項重大事件（去年的社會動盪及其餘波）已經令香港經濟嚴重受損，本人將在本文稍後再談。美國的離譜行徑可令香港的情況變得更糟，但對美國利益的傷害可能更大。華府必須謹慎行事。
如本人早前所説，中美關係風雨如磐，也許對我們的內地零售租賃業務相當有利。當如貿易等外部經濟聯繫有實際及潛在問題時，內地龐大的本地市場必須擴大並提高效率，這對於提高國內生產總值和創造就業的重要性比以往更關鍵。本地消費必須擴大，相關係統也必須進一步完善。從個人層面看，大部分主要西方國家不再歡迎內地消費者，他們便會留在本地購買奢侈品。這些對我們的業務都有利。
第三項亦是最後一項影響我們營運的重大事件是始於2019年6月的香港街頭暴力，事件一直持續至今年1月底2019冠狀病毒病疫情爆發為止。六個月前，在本集團主要附屬公司恆隆地產有限公司（恆隆地產）之年終致股東函中，本人已就此詳盡分析，在此不再贅述。事件其後的重大發展是北京為香港製定《香港國安法》。
自香港迴歸祖國以來23年，北京在實施《基本法》這部管治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法律上，一直過於寬鬆，加上香港及北京的某些失誤，使得有外國勢力支持的少數激進派找到機會在香港製造事端。最終，情況已經發展到香港變得難以管治。反對派甚至公開宣稱其計劃是要摧毀香港，從而損害北京，這也是他們的最終目標。“港獨”思潮已植根香港，這座城市已成為北京的最大憂慮——一個試圖推翻中國政權的基地。
根據《基本法》第二十三條，香港應自行立法制定自己的國家安全法。礙於反對派，香港在這23年無法自行立法，而且短期內也不可能做到。事實上，本地政治氛圍已惡化得令香港無法管治，而這正是反對派想要的結果。他們的目標可能並非要損害經濟，但這個結果是避免不了的。
接着是去年的街頭騷亂，這無疑獲外部勢力支持。騷亂是隨着2014年“佔領中環”行動而來的，但更加暴力。香港政府必須採取一些措施，但情況已完全超出其能力範圍。例如，去年秋季騷亂最激烈之時，香港警隊已處於崩潰邊緣。這個局面需要改變。
請容本人在此稍為岔開，回答一個重要的問題：香港局勢是如何變得如此嚴重失控？簡單來説，就是因為反對香港政府、抗衡中央政府的行為幾乎無需付出代價，反而得益不少。
23年來，北京處理香港事務時過於温和。每當反對者步步進迫，北京幾乎總會讓步；還有善意的不干預政策。例如，當有人不遵守或公然違反立法機關（立法會）的《議事規則》，北京不發一言。當暴徒與警察衝突，香港司法機關總是從寬處理。坦白説，情況已變得荒謬。反政府的行動獲外國勢力壯膽，受由西方主導的媒體鼓吹，必然可贏得本地及國際關注。甚至在金錢方面，許多人玩政治把戲比做他們以往的工作可賺取更多，何樂而不為呢？他們的行徑越極端，獲得的利益就越大。這就是香港過去23年的歷史。
然後北京就頒佈了《香港國安法》。過去一年多，華府公開宣稱中國為它的頭號敵人。從前，北京處理香港事務時都會格外謹慎，以免不必要地惹怒美國。現在，這種剋制已經不再是北京最重視的了，《香港國安法》隨之面世。此舉震驚香港，尤其是反對派。
此事就連不反對北京的陣營也不知如何反應。正如本人早前撰述，1997年以前，英國殖民宗主成功在香港孕育了一羣缺乏國民身份認同的中國人。過去23年，無論是北京抑或是香港，都沒有做任何事以糾正這種情況，換來的是一羣缺乏國家情懷的人，這些人自然不在意國家安全的需要。他們上一次考慮過國家安全也許是在2003年，當時他們反對二十三條並上街抗議。難怪近月社會上有關《香港國安法》的討論都頗為荒謬，無知顯而易見。
西方尤其美國的激烈反應是可以理解的。數個國家已經暫停與香港的引渡協議。這至少有兩個主要原因：第一，美國現在已向中國全面宣戰。香港這顆棋子方便好用，所以香港任何被美國視為對其不利的改變，都不會受歡迎。換句話説，外部勢力正在利用香港對付北京。第二，《香港國安法》必然會限制外國在香港的秘密活動。畢竟，這些活動活躍於香港至少已有一個世紀。可以肯定地假設，最近暫停與香港的引渡協議的國家，從前在香港的活動定必非常活躍。
部分外國勢力可能事前已告誡他們在香港的反政府“朋友”。《香港國安法》頒佈後，有反對派陣營的成員馬上開始退下來，《香港國安法》明顯在他們意料之外。過去23年，他們一直在香港非常活躍，這是個不受任何國家安全法律規管的地方，世上罕見。同時，他們有種錯覺，認為北京會避免與美國衝突，所以只要他們靠攏美國，就會成功。現在，他們被本來為他們撐腰的美國拋棄了。美國把中國逼得太緊，耗盡了中國對美國僅餘的容忍，再加上反對派在香港步步進迫，迫使北京走這一步。
今年6月，在《香港國安法》公佈之前“亂港四人幫”之一的李柱銘突然改口，表示自己是一國兩制的堅定捍衞者（圖源：《環球時報》）
最後得到的，就是各方皆輸的局面。中國現在擁有的是一個經濟受損的香港。所有香港人都受苦，並會繼續付出沉重的經濟代價。很多反對派會被捲入法網，有些人要逃亡，回不了香港，要回來就得付出沉重的個人代價。對西方國家而言，在《香港國安法》下，他們失去了香港這個讓他們對中國興風作浪的地方。
反對派的領袖全都是成年人，應該知道自己在做什麼。然而令人惋惜的是，有13至15歲的青少年因去年騷亂時所做的行為而被檢控。他們不少向警察投擲汽油彈，有些則藏有攻擊性武器。是什麼讓這些青少年如此憤怒？是誰煽動他們？那些惡意利用這些青少年心智的成人，毀了他們的前途，難道不應該負責嗎？那些人的所作所為，是不為道德所容的。
《香港國安法》將如何發揮作用還有待觀察，至少目前看來，該法的本意似乎達到了，街頭總算平靜下來。然而，恐怕我們的經濟已千瘡百孔，要恢復不是一件易事。“東方之珠”的光芒現已差不多消逝。樂見香港落得如此田地的是偽善的英國人。1997年前，在英國鐵腕管治之下，香港發展蓬勃。現在的北京，遠比這前殖民宗主温和，卻給世界不能好好管治香港的印象。雖然當時英國以鐵腕管治香港，但其餘的西方世界成員皆視之為盟友；反之他們卻視中國為敵人。美國當時對英國在港的鐵腕政策沒吭一聲，但現在卻對北京所做的幾乎都加以指摘。
與香港其他的購物商場業主一樣，我們的零售租賃業務遭受打擊，可能需要10年才能使租金回到2018年的水平。畢竟，1997年亞洲金融風暴後，我們花了11年，直至2007年租金才回復到1996年的水平。當時我們的經濟量受損，但這次是量及質皆受傷害。
對我們而言，眼前的危機尚有一絲曙光。內地人在香港購買奢侈品的好景不再，但我們在香港並沒有這類店鋪。由於疫情的關係，內地人要購買奢侈品只能在內地，我們在內地的許多購物商場必然會因而受惠。值得慶幸的是，過去近20年，我們都沒有擴充香港的租賃物業組合。反之自2005年起，我們幾乎只投資內地，而且態度進取，尤其集中於高端購物商場。在現時的情勢下，最有利的正是這個市場。
請讓本人轉而談談我們的業務表現。雖然我們內地各購物商場的客流量仍比去年同月低，但租户的奢侈品銷售額已帶頭猛增，其他商品的銷售額復甦則仍然落後。這個差異的合理因由，本人已於恆隆地產的致股東函內詳述。最終，所有零售物業的客流量都會恢復到正常水平，但有些日常必需品的銷售可能從此轉至電子商貿。至於五星級購物商場裏售賣的高價商品，正如本人過往所詳述，轉向電子商貿這情況不大可能會發生。
過去六個月，我們零售物業的表現有兩個差異：一是香港與內地，二是內地的高端購物商場與次高端購物商場。各處的辦公樓均表現疲弱，但至今仍然可控。
在香港和內地，我們都要向零售租户提供租金寬免。在香港，我們會視乎情況，按個別情況評估；而在內地，我們有三個星期向租户只收取基本租金的50%。在兩地，寬免的金額均佔各自總租金收入的數個百分點。為保持更高的租出率，我們一直回應市場需求。實際上，香港和上海的空置率輕微下降，但其他城市的則稍稍上升。辦公樓的租金收入和租出率略有下降，但在上海以外的城市，租户質素有所提高。
物業租賃是我們的主要業務，香港的租金收入下降6%。以人民幣計值，內地的租金收入上升8%。撇除新物業的租金收入，租金收入上漲2%。我們上海物業的租金收入上升6%，而在上海以外，租金收入則減少6%。在這期間，人民幣兑港元貶值了4.5%，所以內地的總收入只增長了3%，而不是前述的8%。
除了售出我們於香港其中一個發展項目浪澄灣的最後一個複式單位，我們沒有出售任何物業。邊際利潤相當理想，有關收入及收益已於本月（即今年下半年）入賬。
市場環境受2019新冠病毒病疫情影響，與去年同期取得的重估收益相比，今年得到了相當的重估虧損。金額佔我們整個投資物業組合約2.5%，香港的數字是3.6%，內地的是1.9%。因此，本公司第一次遇到股東應占淨虧損。撇除重估的影響，股東應占基本純利較去年同期下降43%，而股東應占基本租賃純利則只下降8%。
展望
沒有公司可以獨善其身。所有公司都會受其所處地方的外圍環境影響，諸如行業、市場、經濟和政治。本人從事房地產逾40年，從未見過如此混亂的時期。本人所指的當然是上文提到的三項重大事件，分別是全球疫情、中美關係急劇惡化，以及倒退中的香港。任何行政人員遇上其中一項，已夠棘手，更何況正如早前本人所述，我們要同時應對三者。
當然，全球面對的主要問題不止這些。本人能想出十數項會影響我們每一位的問題，而這對我們的業務或許是福，但更大可能是禍。因此，我們不能置之不理。不幸的是，三者中的每一項都完全超出我們控制的範圍。我們充其量只能準備得較周全，以防其中一項或多項演變成實質的麻煩。畢竟，生活於一個環環緊扣的世界，千里之外的事一夜間便可成為我們要處理的問題。想想阿拉伯之春如何擴散至各地，一切皆因2010年12月突尼西亞一名男子自焚身亡而起。
在十幾個問題中，本人只挑選一件事討論——去全球化。這將影響我們的業務，並與三項重大事件中的兩項有關——2019新冠病毒病疫情及由美國主導的中美脱鈎。可以肯定的是，人類在過去數千年，見證過全球化和去全球化的起起伏伏。絲綢之路西連中東，東接中國以至日本，是全球化的先例。但時至今日，這些地區可算是世界上全球化程度最低的。中國的“一帶一路”倡議正正針對這個問題，如果成功，這會是再全球化的一例。
香港作為轉口港，得益於全球化，發展蓬勃，亦能設法在經濟上從局部去全球化的過程中受惠。1950年代至1970年代，當內地與世界上大部分成功的經濟體隔絕時，仍是一個小城市的香港扮演着重要的中介角色。世界將會減少往來，各自為政，香港還能保持其經濟成就嗎？香港得發掘自己能扮演的角色，要對其服務的大經濟體有利，尤其是中國內地。
由於中國幅員廣、人口多、經濟規模大，去全球化對中國內地的影響，比對全球其他地方的影響要大得多。過去40年，中國經濟起飛主要靠出口主導的製造業帶動，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因此，全球化和國際貿易對中國的成功至關重要。但若世界反向而行，去全球化成為長期趨勢，會怎麼樣？中國的經濟會怎麼樣？可以肯定的是，必須做出許多內部調整。
第二次世界大戰過後，美國被迫踏上世界舞台的中心，加上當時感知到的蘇聯的威脅，世界大多數國家開展了一段漫長的全球化進程。只有共產陣營被排除在外，而所謂的自由世界為自己創造了龐大的財富，香港從中得益不少，。
中國本應可看清形勢，但受到了意識形態的限制。在十五世紀初的明朝，中國選擇與外界隔絕，因而開始慢慢衰落。此後對外開放的嘗試全部以失敗告終，如二十世紀初的晚清改革。內戰不斷，加上日本侵華，使這個國家步上厄運。1940年代末，毛主席嘗試與美國交往卻遭拒絕。
到了1970年代初，美國總統尼克松在其時任國家安全顧問基辛格博士的協助下，中國有了重新與世界接軌的機會。當然美國也是出於其自身需要——遏制蘇聯擴張才與中國修好。但無論如何，中國欣然接受。這也為中國於1978年對外開放打好基礎，隨之帶來了40年的繁榮。
1972年，毛澤東接見尼克松訪華（圖源：人民網）
與此同時，蘇聯於1990年代初解體，出乎世界意料之外。而這加速了全球化進程，因為從前用於軍事的科技，現在可用於商業。現代化登上了前所未見的高峯。單是看看智能電話如何改變世界便會明白。
自1945年二戰結束至今，全球化已經進行了四分之三世紀，蘇聯解體亦已將近30年。康德拉季耶夫（Kondratieff）的長波週期不是該要來了嗎?
現在整個世界正步入去全球化的階段。我們不應感到驚訝，因為這是必然會發生的，是人性使然。全球化與幾乎所有事物一樣，以週期循環更替。引致情況逆轉的原因或會有異，但逆轉是必然的。對於我們這些一生都活在全球化環境下的人，可能會覺得逆轉難以置信。但只要回顧歷史，完全不足為奇。再者，如此的系統性改變不會輕易發生。逆轉可能會持續許多年，甚至數十年。不過這次的脱鈎會極不尋常，本人下文再述。
首先，影響我們現時業務的兩項重大事件——2019新冠病毒病疫情和中美關係惡化——是直接導致即將到來的去全球化的原因。一個是有意的，另一個則是無意的。無論正確與否，美國這個世界第一大經濟體、國內生產總值為21.4萬億美元的國家，正選擇與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國內生產總值為14.3萬億美元的中國脱鈎。兩國加起來共佔全球經濟超過40%。過去數十年，單單中國便貢獻了全球經濟增長的逾30%。這確實是一次“大逆轉”。
其次，2019新冠病毒病疫情猛然提醒世界，或許全球化走得太遠了。假設世界80%的外科口罩都在中國這一個國家生產，一場突如其來的疫情讓全世界都需要口罩，那怎麼辦？如果全球貿易沒有斷裂，尤其是兩大經濟體之間，情況未必會太壞。但美國現在針對的是中國。美國人感到憂慮是可以理解的。
對本人而言，導致今天去全球化的根本原因，主要是政治因素。美國想要幾乎全方位遏制中國。雖然特朗普總統認為，全球貿易體系數十年來一直對美國不公，但經濟及貿易不是主要原因。因為若然經濟是主要原因，只要協商一紙對美國更有利的貿易協議就可以了。特朗普政府一直與其他國家打貿易戰，不論是美國的堅定盟友還是非洲小國。由於美國對中國的貿易逆差遠比其他國家大，美國從中國身上取得很大的優惠。如果美國以同等方式對待其他主要貿易伙伴，全球貿易體系以及全球化將得以保存下來。然而，華府正試圖在其他領域遏制中國，貿易只是手段，不是目的。
正如本人早前撰述，貿易是這兩國之間的第三層衝突。科技領先地位帶來的軍事霸權，以及貨幣主導地位對美國而言才是至關重要。美國感到在這些領域受到威脅，便不欲讓中國進一步崛起。美國為何會找華為麻煩？因為這可能是歷史上首次，美國在關鍵科技領域——5G技術以至人工智能輸給另一個國家，要讓出領導地位。這個後果，美國的精英在軍事上及心理上均難以承受。
美國政策圈在1990年代初便有聲音指出要遏制中國，當中某些人士現在後悔沒有在20年前採取行動，認為當時會容易得多。他們相信今次是最後機會。從美國人的角度出發，他們自二戰起便稱霸世界。他們認為蘇聯是個真正的威脅，所以擊潰了蘇聯政權。從那天起，便再也沒有國家能在任何重要領域如科學和技術上挑戰美國的地位。美國還沒有心理準備接受一個與它實力如此相近的國家。
這時中國出現了。中國的發展速度出乎西方國家的意料。更糟的是，其處事作風異於西方。由於文化根源不同，中國的價值觀與西方的也不相同。在不少美國精英心中，這是無法接受的。他們認為，美國不可能與這樣的國家共存。美國不知道該如何與另一個同樣強大的國家和平共處。雖然北京數十年來多次尋求與華府合作，但屢屢受挫。中國與美國和平相處，美國卻絲毫不受這一套。就美國而言，只有你死我活。
本人相信這就是現今去全球化的根源。當全球第一大經濟體公開宣佈第二大經濟體是敵人，後者能做什麼？現今世界因貿易和科技而互相聯繫，兩國因此數十年來在經濟上密不可分。那麼，脱鈎將會如何進行，最終的形式又會怎樣？真的可以完全脱鈎嗎？
目前，美國政府似乎希望徹底分離。針對中國公司的行動只會招致報復，而中國是有能力報復的。既然美國公司在華利益比中國公司在美利益只會多不會少，誰會損失更多？美國的商界領袖對此有何看法？他們願意放棄龐大的中國市場嗎？沒有中國市場，硅谷的公司會如何承擔用於研發高科技產品的支出？
似乎可以確定的是，全球供應鏈將會進行一些結構調整。疫情過後也必須這樣。美國想這樣做，既為了保護自己，也為了損害中國，它還強迫着日本等一些盟友跟隨其做法。
雖然北京不願意看到此事發生，但對中國來説結果可能不會太壞。例如，在10多年前，中國開始把勞工密集、污染嚴重的製造廠遷出珠三角這個世界第一供應鏈樞紐，以許多高科技公司取代這些低增值產業。這些公司現在都聚集於香港邊境以北的深圳。此外，中國近年來在多方面都缺乏勞動力，外界的壓力只會令中國加速往高增值方向發展。
不過，現時的全球供應鏈非常依賴中國，而且歷時30多年建成，能否被完全取代實屬未知數。在中國，珠三角並不是唯一的樞紐，以上海為首的長三角規模幾乎不遑多讓。要在其他地方重建這些樞紐，簡直令人難以想象。假如受美國所迫，當然可以重建，但會大大降低全球經濟效率。世界上根本沒有另一個大國可以做中國所做到的事情。把供應鏈分拆成多個部分，在不同國家重組，也得花上數十年時間。想想建設基礎設施、訓練本地勞工、重建貿易關係和網絡，以及協調各地的分工等等。當中牽涉的資金極為龐大，誰來全數承擔這筆費用？
在中國內地形成強大的供應鏈樞紐之前，供應鏈由香港、台灣、韓國、日本和東南亞等地區組成，散佈整個東亞。這些地區都跟中國合作了數十年，其中部分經濟體由華裔商人主導，彼此文化相似，地理上靠近中國。許多製造商發覺本地成本過高時，很容易便會轉移陣地。坦白説，他們別無選擇。整合供應鏈網絡對各種小型部件的製造商也有益處。中國不僅成本低，而且質量好。中國的工廠工人手巧又勤奮，那何樂而不為呢？30至40年後的今天，離開中國是否會同樣順利？本人對此懷疑。
差不多10年前，有些人提出，美國很可能因3D打印和機械人技術等科技而再度成為製造業中心。這可能會是新供應鏈的一部分，但絕對沒可能完全取代現有系統。
本人猜想供應鏈最終不會完全脱鈎。電訊、某些醫療設備和藥品等具有戰略意義的產業以及真正的高科技產業，將會由最終使用有關產品並擁有相關知識產權的國家負責製造。某項研究顯示，歐洲此類產業比例可能約佔10%，其餘的仍然可以在其他地方生產，例如中國。
然而，本人真正擔憂的並非經濟本身，因為經濟是理性的。儘管解決問題的過程可能會很混亂，而結果也可能效率低下且部分人無法接受，但通常都可以找到解決方法。本人真正擔憂的是政治。美國為求達到遏制中國這目的，可能會無所不用其極。與經濟問題相比，政治問題的風險嚴重得多，而且結果難料。事情很大機會失控，又或結果完全出乎意料。只要看看華府最近的舉動就會明白；這些舉動簡直瘋狂。兩個核武大國發生軍事衝突，以前是難以想象的事，但現在至少有可能成真，更不用説可能出現的誤判和意外。
此外，總可能有人會為了國內的政治理由而精心策劃國際事端，一個人或數個人的私利可能會危害世界和平及許多人的性命。美國總統大選將於11月舉行，未來數個月可能最令人不安。由此種種可見，現今的世界幾乎比本人記憶中的任何時候都要危險得多，可能產生的政治後果確實非常嚴重。
當地時間9月19日，特朗普再向拜登“開炮”，稱他為“美國政治史上最差的總統候選人”（圖源：觀察者網視頻）
自二戰結束以來，全世界基本上都很和平，軍事衝突雖然難免，但主要侷限於朝鮮半島、越南、阿富汗或中東等特定地區。現在，人類很可能正進入整體上都更動盪的時代。
如今，世界第一大國正在努力組建一個遏制中國的聯盟，成員主要是西方國家。美國甚至公開表明，中國和俄羅斯都是聯盟的敵人。中國於是別無選擇，只能與除美國和自身以外唯一的軍事強國俄羅斯合作。兩國聯手就有競爭的本錢，這對西方國家怎會有好處？英國人最擅長分而取之，只要看看他們以往如何統治面積比自己大得多、人口約3億的印度達200年就知道。倫敦必定已經把這行之有效的伎倆告訴了華府，但可悲的是，曾經強大的小島國不再舉足輕重，已無力説服老大。
美國現今舉動的另一愚昧之處，就是它所做的只會令中國更強大。美國應該問問自己：我能打敗中國，使其屈服嗎？大多數人（包括不少美國人）都認為，除非玉石俱焚，否則時機已過。這樣的話，與其針對中國，倒不如與中國合作，這會有利得多。
看看美國最近的舉動，荒謬的、嚴重的一應俱全。先談荒謬的。特朗普總統想起訴中國，要中國為2019新冠病毒病疫情賠償，唯一的原因就是要掩飾他自己在國內處理疫情的失敗。事實上，最新的報道顯示，美國官員在病毒的問題上蓄意散播謊言。要轉移視線，有什麼方法比指責中國説謊更好?孰真孰假無關重要。在國際媒體的支持下，這會置你的敵人於被動。可悲的是，世界上大多數人都信以為真，因為這是源自白宮的。但這就使他們的話成為事實嗎？難矣。
然而，美國領導人是否有仔細思考這個問題？那2009年首先在美國發現的H1N1甲型流感疫情呢？世界其他國家應該向華府要求賠償嗎？其感染病例比迄今的2019冠狀病毒病病例多34倍。坦白説，如果提出起訴中國的是其他人，全世界都會認為那人是瘋子而不加理會。這説明了什麼？今天的美國是徹頭徹尾的不負責任。
現在談談那些影響嚴重的舉動。其中一個是，美國對有意對到該國讀書或正在該國讀書的中國學生施加限制。就像1950年代麥卡錫主義時期的政治迫害手段。很多美籍華裔頂尖科學家覺得在美國工作不再安全，其中很多人被迫返回中國。美國的政策制定者似乎已經忘記，幫助中國研發很多先進軍事設備的，正是麥卡錫時期被迫害而回流中國的華裔科學家。本人恐怕美國正重蹈覆轍，這對美國不會有好處。
美國政策圈中有很多人都曾經認為，當中國富裕起來而中產階級人數眾多時，中國就會變得更像美國。中國人民會接受西方價值觀，要求建立像西方國家那樣的政治體制。中國現時的中產階級，人數之多在世上名列前茅，但預期的社會改變並未發生。
因此，上述美國政界精英中有些人現在認為，他們可以出重拳迫使中國向美國屈服。可用的伎倆有很多，其中一個是在中國內部挑起事端。在《香港國安法》通過之前，香港正是被利用行此伎倆。這些人大概不會得逞，他們應該讀讀歷史。中華民族對朋友非常友善——只要看看尼克松總統受全世界唾棄時北京如何對待他就知道了，但也會團結一致對抗敵人。這數十年來，本人認識很多中國人無知地對美國存有好感，但過去一年，他們心灰意冷了。美國令他們變得更愛祖國。
據説特朗普總統完全沒有戰略思維方面的能力，對他來説，一切都是為了達成短期目標的戰術。此外，圍繞他身邊的都是行事魯莽的人，這些人打從心底裏討厭中國，他們對中國的看法並無實際認知和充分論證支持。因此，做決定時顯然沒有考慮過後果，甚至沒有考慮是否符合美國的最佳利益。當領導者憑直覺做決定，而身邊的人憑感覺給意見，結果怎會令人滿意？這令人不禁要問：有誰用腦袋思考？
顯然，似乎沒有人考慮有關決定所帶來的經濟後果。美國企業是否準備放棄龐大的中國市場？美國是否像香港某些人一樣愚昧，要拒絕每年數以千萬計、人均消費是所有國家中最高的中國旅客？中國學生不再來，那美國眾多私立大學會怎樣？似乎所有的經濟考慮都被拋諸腦後，這對美國有好處嗎？
事實上，相對中國，本人最近更為美國擔憂。中國是經歷過數千年磨難的古國，這次也會安然渡過。但美國這個年輕強國會怎樣？現在美國仍然遠比其他國家強大，除了美國自己，沒有國家能打倒美國。本人擔心美國正為此加倍努力！
以全球對美元的信心為例，我們都不應該視之為理所當然。儘管現在美元看來很強勢，但可能實際上比大家所想的要脆弱得多。數十年來，美國都位列全球財政上最不負責任的主要國家之中，美國人民生活入不敷出很久了，美元已經不能再單靠美國的經濟實力支撐。
對美元的信心，多少也應該來自美國在二戰期間及之後那無人能及的道德領導地位和所贏得的信譽。畢竟，美國從納粹手中拯救了歐洲，又從日本帝國手中拯救了亞洲。此後，美國成為了全球重要的經濟火車頭。然而可悲的是，過去幾十年，美國一直在世界許多地方做出不明智的舉動，逐漸削弱了其聲望。美國現在是否正在中國問題上犯下最大的錯誤？二戰漸漸從我們的記憶中淡出，美國需要不斷維持、維護其來之不易的國際信譽。這對其自身和整個世界都會有利，它卻選擇去破壞這信譽。
因此，連親密的盟友現在都視這個昔日的英雄為惡霸，他們不禁要問：美國仍是可靠的盟友嗎？本人只好希望，有相當多的美國人可以頭腦冷靜，無論是敵是友，都虛心聽取其意見並作出改變，否則美國很可能會重創自己，其中一個方式就是摧毀世界對其貨幣，即美元的信心。
正如本人過去撰述，西方的金融體系容易發生週期性危機。受惠於科技發展，現今資本市場的基本理念是越快、越大、越自由就越好。這很危險，因為凡事要適可而止。然而，如今的市場就像沒有剎車系統的卡車。金融危機一個接一個發生，規模一個比一個大，破壞力一個比一個強，危機於是越鬧越大。2008年的金融海嘯很糟糕，幾乎危害了全球經濟（中國和馬來西亞明顯例外，因為兩國此前拒絕聽從美國的建議，即進一步開放各自的國內市場）。本人擔心12年前的災難不是最嚴重的，更壞的尚未到來。金融本來應該是為實體經濟服務的，但現在倒過來主宰經濟，本人擔心有一天這會毀了經濟體系。現在顯然有這個可能。
鑑於現在的超低利率環境，各種債務不斷堆積，很多經濟體長期大量印鈔。而2019新冠病毒病疫情出現，印製更多鈔票是合理的，但也令問題大大加劇。在日本和中國等亞洲主要國家，公共債務工具主要由國民持有。美國與此不同，美國國庫債券人人都持有。對美國和美元的信心一旦受動搖（或許由華府的不當舉動引起），後果將會極為嚴重。屆時人人都會受害，但美國將會受害最深。
利率現在仍然很低，部分原因是大家對整個體系和美國政府仍然抱有信心。但眾所周知，信心是容易動搖的，而全球經濟、尤其是其金融體系，卻完全靠信心支撐。美元也許並沒有大家所想那麼強，因為美元的強弱全憑信心決定。
本人擔心的是，旨在壓制中國的政治狂潮很容易令美國出錯，對某人生氣時要保持頭腦冷靜並非易事。破壞可以是無法計算的，特別是對美國自身的破壞。美國若需要讓自身恢復元氣，可能會重拾孤立主義。畢竟，這個年輕國家是以孤立主義立國的，美國歷史上很多事件都證明了這點：十九世紀的門羅主義、天定命運論；上世紀初的羅斯福推論、拒絕加入國際聯盟、1920年代的貿易壁壘等等。直到二戰後，美國終肯在國際舞台上挑起大梁。但即使如此，美國仍經常拖欠聯合國的費用，最近又退出了多個多邊組織，最新的事例是在全球疫情下退出世界衞生組織。世界需要的是領導能力，而不是無理取鬧。
在這段歷史背景下，美國退守孤立主義並非新鮮事，實在不足為奇。再者，沒有國家能孤立美國，除了它自己，而美國正這樣做。本人認為，這對世界或者美國自己都不會有好處。
當地時間7月7日，美國宣佈將退出世衞組織（圖源：觀察者網視頻）
那麼中國可能會怎樣？在未來的幾年中，中國會一如以往專注於內部發展。畢竟，中國要繼續強大就不能再依賴國際社會。當然，中國不會閉關鎖國，因為中國知道自己需要世界，世界也需要中國。不過即使有機會，北京也不會主動在國際舞台上擔當要角，除非是為了保護自己的核心利益。美國害怕中國會崛起成為惡霸，就像美國一直以來那樣。本人認為中國不會，但也知道要説服西方朋友跟我想法一樣是不可能的。本人為此努力了30年但都失敗，現在是放棄的時候了。
如果本人對中國的分析離事實不遠，那麼中國的社會可能仍然相對和平，內部經濟也會緩緩增長。中國的市場對投資者來説會比較具吸引力。幸運的是，在中國繼續邁向消費帶動型經濟的過程中，本公司有優勢能從中受惠。我們有很多世界級購物商場坐落於中國內地一些發展最蓬勃的城市的市中心，所以未來應該會一片光明。
可悲的是，香港的情況是另一回事，我們的業務將會受到極大影響！香港自己造成的亂局令經濟前景變得黯淡。坦白説，如果香港市民在1997年後明智一點，那麼我們的經濟可能會發展得非常蓬勃。如果我們沒有染指政治，或者至少沒有凡事都挑戰北京，那麼北京這20多年來發起的一些跨國金融和政策機構，例如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亞投行）和絲路基金，其總部可能會設立在香港。試想像香港本來會得到多少經濟利益和聲譽效益。這些機構本可進一步提升我們作為鄰近地區無可爭議的國際金融中心地位。但事實相反，小部分市民（即激進人士）嚴重損害了經濟發展。
然而，多虧內地企業，我們應該能保持頂尖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除此之外，本人想不到有其他具規模的重要產業能為香港帶來大量財富。經濟過度集中於單一產業，顯然不及擁有數個強大產業理想。例如，香港歷史上有四大經濟支柱，就是貿易、旅遊、金融和房地產，這些產業共同組成了一個相當穩健且多元的經濟體系。但是情況已經大大改變。
目前，香港的旅遊業幾乎一片死寂，這不僅僅是因為疫情。疫情早晚會結束，更大的問題是難以想象大量內地旅客會在短期內重臨，只有在港營商的商務人士仍會定期來港。對於《香港國安法》，世界其他地區的旅客都會在一段時間內變得謹慎，不論這考慮正確與否。香港的旅遊業不會徹底消失，但不會像去年騷亂之前那樣興旺。復原將需要一段很長的時間。
由於不同原因，香港經濟的另外兩個支柱都已萎縮。全球貿易預計會放緩，加上很多內地港口現在都直接與外國交易，香港作為轉口港的傳統角色會不如以往般重要。
房地產是另一回事。由於受反對政府的人士阻撓，土地供應無法增加，該行業因此一直未能全力運作、盡善發展，從而引致樓價因供應短缺而高企。這種情況並不理想，是政治干預制定合適經濟政策的典型例子。政治問題需要以政治方法解決。否則，本人預計住宅市場不會穩健發展。
旅遊業受到嚴重打擊，貿易減少，房地產的運作又欠理想，香港的經濟狀況非常嚴峻。以往的四大支柱現已大不如前。要是有新興產業能取代救不回或疲弱的產業，那麼我們可能仍會安然渡過。但本人認為這機會不大，希望這個預判是錯的吧。
截至2018年的八年間，本地生產總值每年增長不足3%。2019新冠病毒病疫情過後，恢復正常時的增長率會有多少？如果我們未來平均達到2%，本人會很高興。市民現在對政治的興趣比經濟大，很多青少年被誤導，對進修或通過其他途徑提升自我缺乏興趣。我們失去了一代人。同樣棘手的問題是，一種病態的特權感已經悄悄形成。很多人不再自食其力，反而要求政府給予。這類人通常也把所有事情都歸咎政府，總認為自己是對的，似乎已失去理性思考和自我反省的能力。這種人對社會沒有建樹，反而成了社會的負擔。
怎樣才能令香港再現光芒？本人只想到一個方法，就是靠北京幫助。1997年至今，本人從不喜歡向北京求助，因為覺得應該儘可能自力更生。但鑑於香港現在的狀況，而國際社會的整體環境又瀰漫敵對氣氛，這次別無選擇。就個人而言，本人相信祖國仍然樂意相助，但彼此之間的基本尊重在任何關係裏都是必需的。毫無疑問，北京在這23年來充分釋出善意。
在香港，大多數人雖然通常保持沉默，但都接受北京對香港行使主權，並願意與北京和平相處。不過，有少數人直言不諱，公開宣稱要推翻北京政府或主張香港獨立。這是北京當局、內地14億中國人和大多數香港市民都絕不能接受的。中國不久前才終於擺脱屈辱和痛苦的殖民主義，這種不合理的要求，加上最激烈的暴行，特別惹人討厭。（澳門在香港迴歸後兩年的1999年迴歸中國，是最後一個前殖民地。）
本人來解釋一下，香港的情況已變得何等荒謬。這20年來，教育界很大程度被所謂的反政府泛民主派主導，他們巧妙而蓄意地將年輕一代洗腦，令青少年反對北京，並宣揚分離香港和祖國的思想。他們的目標是“去中國化”。
最近有一宗事例，香港中學文憑考試中有題目問及，日本在上世紀上半葉為中國帶來的利是否多於弊，引起軒然大波。這無異於要美國高中生討論，其白人祖先為受他們奴役的人帶來的利是否多於弊，又或者要我們的學生討論，強姦為受害者帶來的利是否多於弊。單單提出這樣的觀點已是冒犯。
最近有報道説，孩子們因2019新冠病毒病疫情而在家網上學習，有家長髮現老師對其孩子説，英國在1840年發動鴉片戰爭，是為了使中國人脱離鴉片癮。這跟日本人在二戰時所説的如出一轍：侵略中國是為了使中國人脱離落後。
這並非個別事件，現今老師故意矇騙學生的例子很多。如果白變黑、黑變白，那真理何在？我們的年輕人究竟被灌輸了（或者缺乏了）什麼樣的道德觀？他們的是非觀念已在學校裏被精心毀掉。這解釋了去年騷亂期間的暴行。
我們的孩子不斷被老師去中國化，難怪這麼多13至15歲的青少年憎恨北京及香港政府。很多被捕的人在1997年後多年才出世，而期間北京一直格外厚待香港。一些成年人，包括騷亂領袖，必定是有系統地荼毒他們。以政治改革為名（你覺得15歲的青少年會明白政治改革是什麼嗎？），刑事罪行都變得理直氣壯。在這方面，某份報紙也是荼毒青少年心靈的一大主力。這種人道德破產，今天卻備受西方領袖及其媒體稱讚。眾所周知，政治難容道德。
面對泛民主派在學校如此有系統地去中國化，北京當局會怎麼想？今天，內地民眾已經受夠了一些香港人扭曲的行為，難怪他們不再想來旅遊了。誰能責怪他們？
直至一個月前，本人還沒看到有何方法糾誤返正。現在《香港國安法》可能足以扭轉社會氣氛，讓社會有機會迴歸理性，重上正途。
自《香港國安法》通過以來，本人已覺察到一絲希望。香港人始終是沉默的居多，無論他們是否喜歡北京，他們都總會接受香港是中國的一部分。他們看到香港特區政府犯了許多錯誤，但不認同極端行為。去年的騷亂和反對派的許多去中國化策略令這些香港人感到悲傷，甚至噁心。現在《香港國安法》讓社會重現一點和平與理性，他們為之高興。他們之所以沒有發聲，是因為當泛民主派掌權時——泛民的確掌權，他們幾乎癱瘓了政府，坦白説發聲是有危險的。現在他們鬆了一口氣，其中一些人開始出來了。
不管怎樣，香港人必須站出來，從至少三方面改變自己。政治方面，不要再對抗北京。無論喜歡與否，香港都是中國的一部分。不喜歡的話可以離開，但為何不留下來共同建設美好香港？現在我們必須經歷“去政治化”的過程，而公務員必須參與其中。除職級非常高的官員外，其他人都應該得以在沒有政治干預的情況下工作。
第二，我們的社會必須恢復足夠的凝聚力。《香港國安法》奠定了基礎，但全體市民必須在這基礎上嚴格遵守《基本法》。西方那套“一人一票”的民主制度會產生對立。據本人所知，世界上沒有一個小城市能在這制度下保持成功。本人相信，《基本法》所訂立的制度要好得多，我們都應該大力支持。
6月30日，香港市民在銅鑼灣街頭支持實施《香港國安法》（新華社記者 王申攝）
第三，整個香港社會必須儘可能糾正所有錯誤，例如修正教育制度，改善司法系統，以及將騷亂中做出令人髮指行為的肇事者繩之以法等。還有很多很多。
北京方面必須保護《基本法》，所以必須嚴格遵守《基本法》，而不是像以前那樣過分放任。香港是中國的一部分，中央政府有責任確保適當的法律得以妥善執行。
正如本人反覆論述過，香港這23年來的根本問題是政治而非經濟。最近，北京首次承認了這點。只要解決政治問題，經濟便可以順利運作。
本人會在此談談香港的土地供應。有些人不明白更深層次的政治問題，宣稱土地供應不足引致樓價高企是香港的根本問題。這完全不符事實。正如本人去年所撰述，泛民主派純粹出於政治原因，自1997年以來不斷阻撓土地出售（他們只有一次做得對，就是在2000年代中期鼓勵當時的行政長官曾蔭權出售土地）。除了公然的行動外，他們還令政府官員過度恐懼，因害怕被指控與發展商勾結，在應該出售土地時不敢為之。政府官員和大家一樣是普通人，不能因為他們不作為而加以怪罪；不做事就不會有事情成為怪罪的理由。如果他們出售土地，泛民主派必然會吹毛求疵，這同樣主要是出於政治原因。這就是為何以前的“勾地機制”失敗了。
1997年前，政治活動在英殖香港社會是不允許的。在這種環境下，我們的公務員出色地執行殖民統治者的決定。1997年後，一切都變得政治化，政府官員再也無法好好辦事。本人不會責怪他們，因為局勢有變，如果易地而處，本人可能也會如此。現在有了《香港國安法》，希望比較理性和穩定的社會環境能夠重現，以便公職人員重新履行職責。如果能這樣，效率應該便會回升，經濟會從中受惠。在許多好處中，其中一個會是充足的土地供應。
在這合理的期望下，我們這植根香港的企業應該做什麼？本人深信，熊市通常藴藏機會，即使不算極為吸引，但也應該不俗，所以我們會加以發掘。有理由相信，在去年年底社會動盪期間招標的一幅香港地塊，我們出價第二高。我們如果以該價錢投得地塊會很高興，但將來總會有其他機會。
根據這30年來的記錄顯示，我們可算是“熊市股”。我們通常是逆週期的，市場興旺時，我們的股價表現往往落後於大市，但熊市時則經常表現出色。現在熊市再臨，我們會一如以往有亮麗表現嗎？有可能。畢竟，今年到目前為止，在本地交易所，我們的股價表現是房地產同儕中第二佳，而最佳的是我們的主要附屬公司恆隆地產。我們的股價表現和第三佳的差距相當大。
此時談談我們的股價表現大概也合適。我們的策略是為股東創造長遠的財富，因此往往吸引到以價值為本的股東，他們很多都像我們的主要股東，即本公司的創始家族那樣，不介意長期持有我們的股票。
從歷史可見，我們（以及恆隆地產）的股價似乎多少會遵循一個長週期。我們的內地拓展策略始於1992年，和1999年至2000年在香港的審慎土地收購互相配合，潛力直到2002年左右才得到公認。在那時之前，我們的股價在1990年代一直表現欠佳。之後，在2011年或2012年之前的10年裏，我們的表現幾乎比所有其他房地產股都要出色。資產淨值折讓最低，有時甚至以溢價交易。在股東總回報方面，我們在一、三或五年期中經常位列最佳表現股票。第二階段的內地拓展策略始於2005年，必定也引起了機構投資者的注意。
之後在2011年或2012年左右，內地零售業務及相關的公司受熊市衝擊。環顧香港的房地產公司，尤其是走高端路線的，哪家公司最首當其衝、遭受的打擊最大？是恆隆，所以當時股價受挫。零售市道直到2018年初才復甦，我們的表現再一次開始領先，但在那六、七年的艱苦日子裏，我們資產淨值折讓的幅度最大，這情況甚至持續至今。
在過去一年左右的時間裏，必定有些明智的長線資金髮現或重新發現了我們。即使在去年社會動盪期間，恆隆地產的股價仍然上升。在行內，我們的表現為全年第二佳，險勝我們的那家公司當時在實行某些企業操作，必定影響了其股價。我們股價的表現屬於中游水平。
有兩個觀察到的現象應該談談。恆隆地產的股價變動總在恆隆集團之前，因為我們的主要附屬公司恆隆地產是營運實體，而且巿值大得多，大多數機構投資者喜歡這兩個因素。但如果可以借古鑑今，那麼我們的股價總會跟上。2000年代的情況就是這樣，本人相信未來數年會再發生。此外，只要細心觀察，不難發現我們的股價走勢往往較不平坦。我們的股價會落後於恆隆地產，直到市場發現差距，然後會在較短時間內上調很多。這會再發生嗎？有可能。
為了釋疑，本人不止一次告訴股東，管理層不是為股價而工作，而是為經營業務。老實説，我們不大關心股價。本人暫且以主要股東代表的身份發言：我們家族會長期持有。
在今年餘下的時間裏，我們的香港業務仍然乏善可陳，可能需要提供更多租金寬減，這對我們的收入和純利都會有長期影響，但我們能做的並不多。在發展方面，我們在未來兩三年應可從兩個項目中獲利，就是毗鄰我們牛頭角區租賃物業淘大商場的住宅項目，以及位於港島東電氣道的辦公樓。前者由恆隆地產全資擁有，而後者則因為歷史原因與恆隆地產共同擁有。
另一方面，我們的內地業務應該會繼續表現理想。收成期始於2018年，預計將會全面取得豐碩成果。現在看來相當肯定，武漢恆隆廣場會在2021年上半年開幕，屆時會有很多全球頂級奢侈品牌進駐；工程預期在今年年底竣工。跟去年開業的昆明恆隆廣場一樣，武漢恆隆廣場開幕後即會成為該市最重要的五星級購物商場。本人對杭州恆隆廣場亦有同樣期許，該項目預計在2024年左右啓用。然而，這類購物商場開業後確實需要兩至三年，業務才會穩定下來。不過這天始終會到來，屆時應該會對純利有貢獻。
董事長
陳啓宗
香港，2020年7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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