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魯鄭：封城55天的成果付諸東流，法國將走向何方？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宋魯鄭】

法國爆發第二波新冠疫情後，似脱繮野馬，不僅迅速打破第一波單日新增7400例的高峯，更直接一舉破萬，一再破萬，成為歐洲傳播最快的國家。經濟部長勒梅爾也於9月18日確診，這也是疫情發生以來第四位內閣要員被感染。

法國此前封城55天的巨大代價完全付諸東流。儘管如此，法國政府卻表示不再封城，除了更嚴格的要求戴口罩外，並沒有什麼特殊措施。學校照常開學，餐飲、酒吧、體育館等娛樂場所也正常運轉。唯一重大的措施是感染者隔離由14天減為7天。

不僅如此，第一波疫情初期的混亂竟然在第二波重演。比如對新冠病毒的檢測是法國防疫戰略的一個支柱，但法國新冠病毒檢測的組織工作一片混亂：化驗室前排長隊；取樣後，需要好幾天的時間才能有結果。這大大降低了病毒檢測對防疫的效果。法國衞生部長也承認，在病毒核酸檢測的組織工作上遇到了不少的困難。要對核酸檢測工作進行重新組織，對檢測的對象要進行輕重緩急的區分。

疫情都發生七個月了，卻連一個檢測都混亂至此，政府的治理能力可見一斑。只是在法國沒有最混亂，只有更混亂。9月20日，衞生部每日發佈的統計數據是新增感染10569例，死亡12例。這兩個數據也被所有媒體報道。可是當減去前一天也就是9月19日的數據時，才發現都錯了！新增是11569，死亡是311例！究竟是原始數據搞錯了，還是加減算錯了，還是口徑有了變化，無人知曉，也無人質疑。但奇異的是，兩個數都是往少了錯，而不是多報。

9月22日，人們戴口罩走在法國巴黎街頭。圖自新華網。

發達的、“民主”的法國為什麼被打趴？

法國是老牌的發達工業化國家，也是西方民主國家中極其重要的成員。近代以來，法國大革命、人權宣言，拿破崙法典就誕生在這塊土地上，從很多方面推動着西方政治制度的成熟和發展。然而就是這樣一個國家，儘管有中國努力爭取的一個多月寶貴時間和積累的經驗，以及第一波時的大力支持（在全球搶購的情況下供應法國20億個口罩）卻遭遇了新冠疫情“滑鐵盧”。

法國災難性的應對，原因很多。從地理上講，法國是申根國家，人員跨國流動性強，追蹤的難度大。比如疫情初期，在政府還沒有采取應對措施之時，三千意大利球迷湧入就是一例。而且由於各國疫情和防疫政策不一致，也造成很多漏洞。比如一位生活在意大利的德國人，他可能先回德國，然後再去法國，難以防範。

從文化上講，法國是人崇尚個人主義，生性浪漫、自由，對於政府的應對措施配合不夠，甚至反對。比如法國本土病例突破100例的時候，法國政府取消了巴黎馬拉松比賽，但民眾卻自發照樣跑起來，並且在媒體上表達對政府的不滿。法國封城期間，多達幾十萬人次違規外出。甚至在邊境已經關閉的情況下，在復活節假期竟然還跑到疫情更為嚴重的西班牙去度假。 解封后，還多次發生反對戴口罩的集會。甚至在新增首次超過一萬的歷史時刻，“黃馬甲運動”再度全面登場。

在思想上，法國的表現也非常僵化，將中國的防疫經驗如封城、限制外出聚會、手機跟蹤感染系統定性為專制手段，這大大影響了這些必要措施的出台和實施。

西方自贏得冷戰勝利後，傲慢自負、自我感覺良好，思想僵化日益嚴重。這一次面對疫情，表現得更是突出。比如當中國疫情已經得到有效控制，歐美開始爆發之時，法國有學者在《費加羅報》發表文章，立場鮮明地指出，所謂西方的“民主”體制比中國的“專制”體制更加有效，並得出這樣的結論：“在應對新冠病毒的處理方式上，民主制度顯示出了無可辯駁的優越性”。

當然每個國家都有自己地理和文化上的的特殊性，真正的原因還是在於其政治制度。

首先，法國政治的合法性來自選舉，而不是績效，執政好壞並不影響政權的合法性，所以不怕出問題。政府因此在應對上沒有中國那樣的壓力。

其次，法國政黨命運和體制是脱離的，一個政黨的上下對體制並沒有任何影響。這也決定了任何政黨執政，都對問題的解決沒有急迫感。所以，3月份法國疫情已經很嚴重了，但仍然按計劃舉行第一輪市長選舉。而且為了贏得這場選舉，馬克龍總統不惜做出了兩項重大決定：一是讓行政首腦菲利普總理去參與競選勒阿弗爾市長；二是臨陣換將，衞生部長比讚辭職去競選巴黎市長。總理和衞生部長是應對疫情最重要的兩個人物，卻在疫情即將爆發的前夕，投身到選舉中去。總理是總統提名任命的，既然總統的工作重點不是疫情，那作為執行者，怎麼還會把疫情放在心上？

第三，在法國這種制度下，政府要想推動一項政策，需要多數民眾理解和支持。因此需要較長的溝通時間，但這種方式無法應對突發的緊急事件。比如對於迅速傳播的病毒來説就緩不濟急。以封城和限制外出人數為例，只能根據疫情的惡化程度一步步提高限制措施。但要想控制住疫情，必須搶到病毒傳播的前面，而不是跟在病毒後面。

第四，在任何國家都存在三個力量：政治、資本和大眾。東西方制度一個顯著差異在於，中國的政治可以超越資本和大眾的束縛，獨立進行決策。西方的政治權力則臣服於資本和大眾。因為政治人物要想贏得選票，既需要討好資本以獲得政治獻金，又要討好民眾以獲得更多的支持。

法國疫情爆發後，法國媒體最關心的、討論最多的是疫情對經濟的損害，而不是人的生命。3月8日的報紙甚至借醫學科學院成員、傳染科專家而裏凱爾教授的觀點提出：“阻礙經濟，要比病毒有害的多”。西方媒體多是財團控制的，自然要代表財團的利益。媒體又能影響民意，政治人物自然對媒體也是不敢得罪。

第五，政治人物有打工心態，經常有政黨利益、個人利益高於國家利益的現象。比如歐美都出現政治人物為了經濟增長而刻意淡化疫情影響，從而浪費了中國爭取的一個多月的寶貴時間。口罩短缺、檢測能力不夠、選舉照常舉行都是突出的問題。採取封城措施後，還沒有清零就又急於解封。解封后，檢測能力雖然提高了，但卻沒有對確診者、接觸者強制進行隔離，機場、邊界也不進行檢測和隔離14天，致使功虧一簣。

最後要説的是法國的問責制。西方政治制度的問責主要體現在四年或者五年一次的選舉上。任期內不管犯了多大的錯誤，只要不是犯罪，都有任期保障。所以整個疫情期間整個西方沒有一個官員因為應對疫情被問責。其功效顯然和中國的即時問責制非常不同。

疫情終止法國改革，難有未來

法國在這次疫情中軟硬實力都遭受重創。這自然限制了法國參與國際事務的能力，也降低了其在世界上的競爭能力。但對於法國來講，更深層的影響則是好不容易啓動的改革被打斷，且無望再啓。

法國自希拉剋時代就嘗試改革，但由於民眾不支持，歷經薩科奇和奧朗德總統，一直難以真正啓動。後來危機之下人心思變，從而出現了政治素人馬克龍2017年勝選的奇蹟。他執政後也是全力進行改革，但在中途發生了“黃馬甲運動”，改革不得不暫時中斷。經過一番妥協和讓步，“黃馬甲”開始平息。可正要重啓改革時，這場疫情突然而至。法國由於種種原因，未能像中國一樣迅速控制住疫情，反而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目前來看，除了疫苗外，包括法國在內的整個歐美都已經無法遏制病毒傳播了。這個時間樂觀估計也要到2021年年中。此時距離2022年大選已經很近了，也不可能再進行涉及到重大利益調整的改革。更何況，即使要改革，也不會在選舉前呈現效果，反而招致利益受損者的反對。這對於任何政治人物來講都是不可能的。

此外，導致改革中斷的另一個原因是左派重新崛起並可能執政。

本來經過奧朗德時代，左派已經邊緣化。但2020年的市長選舉，左派藉助綠黨重新崛起。由於注重環保的綠黨全面執政條件還不夠成熟，很有可能支持理念相近的左派候選人。由於疫情嚴重打擊了經濟，失業率大幅上升，馬克龍改革的成效也被疫情一筆勾銷，其連任難度增大。

現在法國主要有四股政治勢力：綠黨和社會黨為主的左派、馬克龍代表的中間派、勒龐女士為代表的極右勢力、傳統右翼共和黨都有可能進入第二輪，2022年大選的偶然性增大。如果左派勝選，環保和分配將是政策核心，特別是在疫情下民眾生活水平普遍下降，承受進一步改革的能力下降，法國的改革至少要再等到2027年。

馬克龍，圖自“新華網”。

最後要説的是，法國應對疫情失敗，也頗為複雜地影響了中法關係。

一方面中法關係從實用角度不得不走得更近，另一方面，法國社會對中國的更加排斥，甚至敵意。

新冠疫情席捲全球后，幾乎所有國家都受到重創，經濟也遲遲無法復甦。只有中國是例外。對於任何一個國家政府和經濟界來説，如何利用中國經濟增長來解決自己的經濟問題都是最重要的。所以法國政府和經濟界對中國是要比過去更加依賴，更加重視，也更加友好。

但另一方面，知識界包括大學、智庫、媒體對中國的崛起充滿更強烈的危機感，因此對中國的批評甚至攻擊日益激烈。這就是為什麼，即使中國保障法國的口罩需求，法國媒體對中國的攻擊反而更加激烈。這和2003年中國支持法國反對美國的伊拉克戰爭時期完全不同。那時中國弱小，站在法國一邊，還能被知識精英接受為盟友，但現在中國幫助法國，反而會激化他們的危機感。

媒體、智庫對法國社會巨大的影響力，自然也影響到民眾對中國的立場和感受。所以疫情過後，法國出現一個撕裂現象：政府和經濟界對華友好、客氣。中國外長王毅訪問法國時，馬克龍總統也高規格接見。知識界和民眾則完全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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