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洛聞：多此一舉的香港“記協”，誰最需要？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常洛聞】

香港警務處9月22日發函，修訂了《警察通例》中關於“傳媒代表”的定義，新規定之下，在香港政府新聞處等級的傳媒機構，和在世界範圍內受到認可的非本地媒體簽發的記者證方可視作有效。

如果還記得去年“修例風波”以來香港記者以及所謂“自有媒體人”的舉動，應該對香港警方的這條修改深以為是。香港政治和社會深受所謂“言論自由”之害，是到時候撥亂反正了。

當然不出所料，函件發出後，香港記者協會、明報等利益相關方反映強烈，再次指責香港警務處、香港政府“破壞新聞自由、削弱第四權”等，並聲稱將申請司法複核，以推翻警方的決定。

明報對警方函件的轉述基本準確，即使只看明報縮略節選的要點也能看出，要通過香港政府新聞處登記並不難，最低要求僅需要一名編輯，一名記者即可，連打麻將都要兩家這樣的“傳媒機構”全勤才能成台。但標題偷換概念，將修訂記者證的許可範圍，變成了警方不承認記協這一組織和合法性。

為什麼明報、記協異口同聲地指責香港警務處和香港政府呢？香港警務處並非不承認“記協”，而是點破了記者協會尷尬的小算盤——如果是服務於傳媒機構的全職記者，無需通過記協一樣能以記者身份工作；如果服務於網絡媒體，或以自由撰稿人身份服務於多家媒體機構，仍然可以以所服務的機構名義，通過政府新聞處註冊，取得采訪資格。記協作為行會，為何要多此一舉，給記者發放記者證？除了記者之外，到底誰需要記協？

玄機在記者證之外。

表面上，落款裏這些“聯會”“行會”和傳媒機構、出版社之間互不相關，每個機構都標榜自己如何“獨立”，實際上他們對很多近親繁殖式的勾連根本不加掩飾。所謂的“新聞自由”不過是壟斷解釋權和財權的遮羞布。

記協2018-2019的“執委會名單”中，立場新聞與蘋果日報均是鼓譟黑暴的始作俑者，在其中工作自然是與黎“同氣連枝”。包括現任主席楊健興先生在內，標稱供職於其他媒體的幾位“主筆”，基本都是因為“理念不合”而從TVB和南華早報“離職”，實際上與壹傳媒關係匪淺。之前的幾任“主席”，如李月華、岑倚蘭等，更是黎先生愛將，在香港或台灣蘋果日報長期身居高位，在台灣、香港兩地來往穿梭。

落款當中落在最尾，但卻能與明報、壹傳媒平起平坐的“眾新聞”是鏈接這些人的一個平台。眾新聞自稱是一個通過“眾籌”資金運營的“獨立媒體”，核心人員是“一羣資深傳媒人”。這羣人包括誰呢？包括了“資深新聞工作者李月華”，“前香港記者協會主席岑倚蘭”，“前香港記者協會主席麥燕庭”，“2019香港記協執委會主席楊健興”等。名單是不是很熟悉？

眾新聞自稱靠眾籌生存，“無黨無派”，可是2017年成立後，目標300萬，二十多天只籌集到了30萬港幣——不過是目標的十分之一，結果在香港這樣一個成本高昂的商業社會不但沒有倒閉，反而連連得獎，一直做到了2020年。它的運營成本從何而來呢？

先給各位看官一個更有意思的問題，“眾新聞”得的是什麼獎呢？這個獎的名頭大了，叫做“人權新聞獎”。獲獎內容中一沒有難民在歐洲國家的身影，二沒有日韓等美國盟友的新聞，三沒有美國少數族裔遭遇的不平等問題，彷彿在他們的眼中，西方國家沒有人，也就沒有了人權問題。

人權新聞獎

眾新聞

為什麼會出現這樣的篩選結果？是因為“專業”嗎？不，是因為人權新聞獎的籌辦機構是這幾個：香港外國記者會，香港記者協會，國際特赦香港分會。

前兩個不用説了，國際特赦（Amnesty International）也翻譯為大赦國際，是一個總部設於倫敦的非政府組織（NGO），一直在世界範圍內推動“人權事業”，包括推動廢除死刑等。在此引述兩條外界對這個組織的評價：

印度學者Arun Shivrastva撰寫的《Helping or Hurting》中指出，大赦國際與無國界記者等組織一樣，用NGO外衣為西方利益服務，輸出意識形態，採取雙重標準，在以色列入侵黎巴嫩，北愛爾蘭獨立運動遭到血腥鎮壓，南非種族隔離，波多黎各獨立等問題上長期刻意消音，卻對某些國家的事件有着異乎尋常的熱情。

伊利諾伊大學的Francis A. Boyle曾經擔任大赦國際美國分會董事，他長期批判猶太復國主義，在他的《NGO與顏色革命》一書中，他認為大赦國際董事會和捐助者的親以色列傾向，以色列與英國密切的資金關係，導致大赦國際和美國分會對1950年以來，以色列的屠殺和軍事行動無所作為，大赦國際背後的首要動力不是人權，而是政治、宣傳，其次是金錢，增加成員，再次是內部勢力爭鬥，然後才是人權。

這一機構曾頒發良心大使獎予昂山素季，後來在2018年撤回。2019年5月，該組織秘書長因為無法忍受“有毒的工作環境”自殺，高層地震，數名高級員工收到了“慷慨”的遣散費，同一時間段，有多名基層員工因為預算不足被解僱。

記協和外國記者會自稱獨立，且收入主要來自會費和賣書，那這個“人權獎”的金主是三家機構中的哪一家呢？説好的“無黨無派”，“保衞民主”，“持平公正”，怎麼變成了記協主辦評獎，然後發給記協的人掌管的機構，再用這個獎反過來作為記協標榜“爭取人權”的證明，自產自銷，自投自搶？如此拙劣的把戲玩得不亦樂乎，真的只是可笑嗎？

記協的主要收入是會費，正式會員常年在600人上下，設立若干委員會給正式會員們參加，附屬會員（不以新聞工作或記者收入作為主要收入來源）、公關會員（公關行業從業人士）、退休會員數量不定，對外宣稱的“學生會員”只有59人。正式/附屬/公關會員會費100元港幣/年，學生會員會費20元港幣/年。

“修例風波”中並不乏“學生記者”

“次要收入”是什麼呢？香港記協是國際記者聯盟（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Journalists, IFJ）的會員，如果香港記者需要赴國外採訪，理論上必須花600多塊港幣申請記協發出的國際記者證，但以我自身的經驗，只要機構具有足夠的影響力，名片和工作證，最多加上機構出具的函件，足以滿足工作需要，不需要記協額外“開光”。而港澳台記者赴內地採訪，一般有對口機構發出按年註冊的港澳記者證，以及活動、會議期間有效的工作證，記協無法幫助香港記者跑得更快。

根據這些公開的數據，不難算出香港記協每年的收入。只有“賣書”一節，交易是現金居多，印數、銷售額、碼洋折價比例無從查起，賬本數字無法做準。如果真的“獨立自主”，還要供養這麼多委員會，發放如此多出版物，以香港一份報紙十塊錢的物價，恐怕香港記協一邊要在本地賣到人手一本會刊，一邊要遷址到北緯30度以北地區，才有足夠的西北風喝。

這次警方修改《通例》針對的，恰恰是記協濫發的會員證。所謂會員，只需要一名現任會員推薦，交表交錢即可。黑暴動員的主力“學生”只要以學生證副本應付即可過關（文匯報對此有深入報道），即使是會員也並不是新聞工作者，不過沖鋒陷陣之後會有記協出面“罩住”，甚至提供法律援助、通知家人“收拾東西”等一條龍服務，增加警方的成本，令警方逮捕難起訴更難。

進入記協成為正式會員之後，如何評選執委會“主席”，如何進入核心，並無民主過程，從不公佈投票權的人數、比例，也不公開執委會選舉應到、實到的人數，至於是否有投票選舉，有效、無效、棄權票各是多少，更是諱莫如深。與其説是“介紹”之後“評審”是否足夠專業，還不如説是“招募”之後“篩選”，看是不是“自己人”，能扮演什麼角色。整個模式與其説是行業工會，不如説是香港一直盛產的“社團”更為恰當。

香港記協附着於記者這樣一個不賺錢的行業上，到底要幹什麼？

1991年，香港迴歸近在咫尺，港督衞奕信全面接受《公民權利及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快速通過了《香港人權法案條例》，將立法局、港督權力大幅度稀釋，1993年，末代港督彭定康為保持英國在香港的影響力，一夜之間忽然民主，針對新聞、廣播、電視、報紙等媒體的審查大幅度放寬，例如刪除了行政部門基於保安理由撤銷電視運營牌照的權力等。

行政權力消解帶來的空白被英國、美國資助的NGO迅速攫取。記協在其1994年“香港言論自由年報”中，曾名為“擔憂”實為威脅，以“香港本地並無對等概念”為由，批評保密、國家安全立法，這一立法確如記協所期望，在港府遷延23年，釀成大亂後才由人大以全國立法的凌駕性方式強行處置。

同一份報告中還毫不避諱地説明，記協認為基本法不能凌駕於香港本地法律，香港最高法院的權威不能受全國人大制約，無論是港英政府還是迴歸後的香港政府，都必須在記協表達“失望”後，“知所決擇”。所謂“第四權”參與爭奪治權的企圖，從來都是陽謀。

之後幾年，記協並未將“報告”全文公開於網上，僅列出部分標題如下，導向如何，不言自明：

以人均GDP計，香港是世界上最發達的經濟體之一，但也是世界上最封閉的市場之一；是世界上最先進的金融中心之一，也是世界上最落後的生產關係仍然苟延殘喘的“孤島”之一。在被動開放的過程中，本地的既得利益者，和倚靠壟斷、准入門檻、制度壁壘發財吃飯的人，必然會為了維護利益而維護現有的落後制度，甚至為了短期利益與另有心思的勢力合作，“記協”所販賣的是一張薄薄的卡紙，這張卡紙居然就成了“解釋權壟斷許可證”、“話語權高地准入證”，證件一出，公權畏手畏腳，私人避之不及。破山中賊易，破心中賊難。不改變“許可證”、“准入證”的土壤，就算“記協”歸正，以後也會有其他“邪”再現香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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