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雨瀟：總統辯論磨破嘴，問題還是那個問題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戴雨瀟】
當地時間9月29日晚間，2020美國大選首場辯論拉開帷幕，“種族問題”也是其中議題之一。
在現場，主持人華萊士提問特朗普：
“在處理這個國家未來四年面臨的種族問題上，選民為什麼要相信你而不是你的對手呢?”
現場特朗普依舊拒絕譴責“白人至上”主義者，並將極端暴力問題引咎於“左翼”抗議人士。
如果我們把鏡頭轉向現場外，持續四個多月的黑人遊行還在繼續，示威者拿起槍支和武器走上街頭，高呼“黑人的生命也是命”“沒有正義就沒有和平”。而就在幾天前，美國肯塔基州最大城市路易維爾大陪審團決定，針對美國黑人女子布倫娜 · 泰勒遭警察誤殺一案，對3名涉事警察槍殺泰勒的行為不予起訴，僅指控其中一名將子彈射進鄰居家的警察犯“肆意危害罪”。這項罪名在肯塔基州屬於最低級別的重罪，最高判處5年監禁。
事發地路易維爾的抗議活動已經持續一百多天（Courier Journal）
布倫娜之死是今年第三起得到廣泛報道的白人警察對黑人的暴力執法事件，此前五月份明尼蘇達州警察跪壓黑人男子喬治·弗洛伊德致死，八月美國威斯康辛州警員從背後連開七槍射傷黑人雅各布·布萊克，幾次事件均引發全國範圍的示威活動，可謂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近幾個月以來美國各地持續爆發反種族歧視、反警察暴力示威活動（AP）
示威活動不僅僅是針對這些個案，而是最終把矛頭指向了美國製度性的種族歧視、呼籲改革警察系統甚至解散警隊。愈演愈烈的示威和騷亂對剛剛重啓的美國社會和經濟造成了巨大沖擊，示威者的大規模聚集也導致了新冠疫情的進一步蔓延，以上種種都為11月即將到來的選舉增添變數。
然而問題的關鍵在於，這些抗議活動是否真的能改變布倫娜案後續的進展，乃至解決美國社會的種族歧視和警察暴力執法問題嗎？
一、布倫娜之死的真相
本案的被害人布倫娜 · 泰勒是一名年僅26歲的醫務工作者，她生前曾在路易維爾大學醫學院擔任急診室技術員。今年3月13日凌晨，路易維爾市警察在一宗追查毒品行動中，強行闖入她的家中誤將其擊斃。目前沒有任何證據證明布倫娜有違法行為，因此她完全是被無辜殺害的。
被害者布倫娜·泰勒是一名26歲的醫務工作者（Facebook）
從這段描述來看，一個遵紀守法的公民好端端地在家裏睡覺，突然就被破門而入的警察用槍打死了，而且還沒有任何人需要為她的死負責，整件事的性質確實十分惡劣，警方濫用暴力的行為令人憤慨。
美國喬治城大學法學教授保羅·巴特勒批評道，“肯塔基州檢察官的決定是在傳達這樣的負面信息：‘當三個警察半夜闖入你家，打了你六槍，這種行為卻並不構成犯罪。’我認為這就相當於美國司法部門告訴我們：‘黑人的命不是命。’……看起來這幾名警察可以凌駕於法律之上。”[1]
然而這並不是當晚的全部真相。
事情的完整經過是這樣的。路易維爾警方當時正調查一起毒品相關的案件，並且已經鎖定了兩名嫌犯，其中一人是布倫娜的前男友賈馬克斯·格洛弗。調查顯示，格洛弗曾經使用過布倫娜的住址接收包裹，就在今年1月，格洛弗曾拿着一個包裹離開布倫娜的住處，隨後立刻前往了一個販毒窩點。因此警方懷疑布倫娜的住處可能與毒品交易有關[2]。
正是由於布倫娜的住址和毒販格洛弗之間存在一定關係，再加上考慮到緝毒行動本身存在極高的危險性，因此警方成功從法院獲得了布倫娜公寓的“免敲門搜查令”（No-knock warrant）。
在3月13日凌晨，三名警察到達布倫娜的公寓開始行動。警方事後聲稱他們在行動前不僅敲門了，而且多次通報房屋內的人自己是警察。見屋內沒有回應，警察使用破門錘強行進入房屋。當時正在屋內的布倫娜現男友——肯尼思·沃克率先開槍，擊中了一名警察的大腿。三名警察立刻開槍回擊，子彈不幸擊中了布倫娜，致其死亡。
3月13日前往布倫娜住處實施緝毒行動的三名警察（LMPD）
沃克承認是自己先的開槍，但他表示自己當時並不知道破門而入的是警察，開槍完全是出於自我防衞的本能。由於三名警察當時都沒有佩戴執法記錄儀，究竟是警察當天沒有自報家門還是沃克沒有聽到，我們不得而知[3]。但是沃克和警方的開槍順序沒有爭議。因此，肯塔基州檢察長解釋道，在當晚的搜查中警方開槍是回應沃克率先開槍採取的自衞行為，所以不追究警察的刑事責任[4]。開槍打傷警察的沃克起初被指控謀殺罪，但後來起訴被撤回改為無罪。
從司法的角度來講，肯塔基州的“城堡法則”允許人們對入侵自己房屋的陌生人開槍，但同時也允許合法進入房屋的執法人員對屋內的開槍予以還擊[5]，無論沃克還是三名警員當晚所作所為都沒有違反法律。
二、美國警察——政治遊戲的犧牲品
憤怒的民眾當然不能接受這樣的結果，不管警察開槍是否合法合規，都必須有人為布倫娜之死負責。為了安撫沸騰的民意，路易維爾的政客不得不做一些表面工作。首先，路易維爾市長格雷格·費希爾（民主黨）在五月底宣佈無限期暫停發放“免敲門搜查令”，然後在幾天後開除了警察局長史蒂夫·康拉德。與此同時，路易維爾市政府開始要求所有執勤警察佩戴執法記錄儀。
這一系列的政治操弄完全迴避了問題的要害。首先，按照當晚的情況就算警察配備了執法記錄儀，事件的結果也不會發生任何改變。另外，全市範圍內徹底取消“免敲門搜查令”的決定也存在很大問題。全世界大多數國家和地區賦予執法部門實施突擊搜查的權力，主要是基於兩個重要考量：其一是在毒品搜查等案件中，如果警察在門外先敲門然後告訴房間裏的人自己是警察，毒販很可能就會利用這段時間，迅速銷燬毒品等罪證或者直接逃之夭夭，給後續的逮捕和起訴環節制造困難；其二是在面對窮兇惡極的亡命之徒時，突擊搜查可以讓警方佔得先機，避免陷入被動，甚至身死人手。
路易維爾市市長和市議會為了迎合公眾情緒，貿然撤銷全市“免敲門搜查令”是一種非常短視而且不負責任的政治操作。這些政客顯然是在用一線執法人員的安全換取自身的政治利益。
案發當晚，被布倫娜男朋友開槍射傷的警察喬納森·馬丁利上週給1000多名路易維爾的警察同仁羣發了一封郵件。在郵件中馬丁利首先為自己當晚的行為辯護：“無論我們是否被起訴，我都認為我們當晚的所作所為符合法律和道德。可悲的是，好人被妖魔化，罪犯反而成了聖人。”
隨後他憤怒地譴責調查他們的聯邦調查局以及路易維爾市長等政客：“如果你們在高壓之下犯了任何錯誤，司法部和聯邦調查局都會立刻對你們展開侵犯公民權利調查……你們只是市長政治遊戲中的棋子。我保證那些政客不關心你們或你們家人的安危，他們不過把你們當做可替換的工具。”[6]
當晚被槍打傷的喬納森 馬丁利警佐向1000多名同事羣發郵件控訴市長（Roberto Ferdman）
布倫娜之死讓人扼腕嘆息，馬丁利的郵件同樣令人動容，一邊是遵紀守法的公民，一邊是維護正義的衞士，是什麼讓他們成了死敵？
問題的癥結還是在美國的體制。
三、 警察暴力的真正原因
與其他國家相比，美國的警察暴力問題由來已久。據統計，在過去的7年裏平均每年有約1100個美國人被警察殺死，2020年已經有781人死於警察之手[7]。對比之下，今年美國全國僅有14人通過正常司法渠道被執行死刑。可以説，美國大部分的“死刑”其實都當街執行了。正因如此，美國紐約大學社會學教授、前美國犯罪學會會長傑爾姆·斯科爾尼克在其著作中將美國警察稱之為“不經審判即行刑的街頭法官”[8]。在被警察殺死的人中有95%是死於槍擊。
在美國，今年到目前為止只有12天沒有人被警察殺死（Mapping Police Violence）
美國警察“軍隊化”程度極高，在美國生活的這幾年裏我還沒有見過一個不配槍的警察。這些武器自然不是擺設，掏槍和射擊對美國警察來説是家常便飯。往往當事人在警察沒讓下車的時候下車，或者手稍微挪動到口袋附近就被射死了。美國警察之所以如此輕易地使用武力，並不是因為他們是一羣嗜血的惡魔，而是因為他們所處的環境非常惡劣。
問題的根源還是出在槍支氾濫。美國是世界上幾乎唯一的一個公民普遍持槍的國家。根據小型武器調查的結果，美國有約3.9億枚槍支在民間流通，佔全世界私人持有槍支的46%；美國平民持槍數已經超過了全國人口總數，每100人持有120支槍[9]。美國的持槍者大多為白人男性、很多生活在農村地區，另外共和黨支持者的持槍率是民主黨支持者的三倍[10]。
美國私人擁槍數量超過了美國人口總數（Small Arms Survey）
槍支氾濫必然帶來槍械暴力，被槍射殺是美國人的一個常見死因。據美國槍支暴力檔案統計，僅是在2020年，美國就已經有31454人死於槍擊，其中包括956名少年兒童，有27876人被槍射傷。全國今年共發生470次大型槍擊案。這意味着在美國平均每天有116個人被槍殺，其中包括至少3名兒童[11]。美國的槍擊致死率遠超其他西方國家，更是中國的18倍[12]。數十人在同一槍擊中案被殺，這樣的事在美國並不罕見。
在過去十年中，美國經歷了數次極其嚴重的大規模槍擊案，2019年埃爾帕索沃爾瑪槍擊案——22人死亡，2018年佛羅里達高中槍擊案——17人死亡，拉斯維加斯槍擊案——60人死亡，薩瑟蘭泉教堂槍擊案——27人死亡，2016年奧蘭多同性戀夜店槍擊——49人死亡，2015年聖貝納迪諾槍擊——14人死亡，2013年華盛頓海軍司令部槍擊——12人死亡，2012年桑迪胡克小學槍擊——27人死亡，2012年奧羅拉電影院槍擊——12人死亡……至於其他致死人數小於十的槍擊案簡直數不勝數。
美國的持槍率和槍殺率令全世界其他國家望塵莫及：縱軸為每十萬人中因槍擊死亡的人數，橫軸為每100人持有的槍支數（Vox）
解決美國槍械問題最直接和徹底的方法當然是在全國範圍推行嚴格禁槍措施。但在美國獨特的政治體制下，任何嚴肅的禁槍政策都無法施行。背後的原因我在之前的文章《賭城槍擊慘案背後的體制弊病》中有詳細的論述，簡單概括有以下三點：
（一）在政府擁有飛機大炮火箭導彈的21世紀，美國政客和民眾還抱着“持槍可以反抗暴政”的祖宗之法不放、自欺欺人；
（二）美國全國步槍協會等利益團體通過買通政客、影響選舉甚至最高法院法官的任命等手段，打壓支持控槍的勢力；
（三）票選制度下的政客不靠政績，而是靠言辭糊弄短視的選民升遷。這樣的體制無法實事求是地解決複雜的大型社會問題。
美國的當權者拒絕推行社會制度改革，解決禁槍這類牽涉國本的重要矛盾，於是就依靠壓榨基層的方法對體制漏洞進行修修補補。在一個槍支氾濫、槍械暴力如此嚴重的國家，執法部門為了確保社會秩序不會崩塌，只能採取以暴制暴的手段。因此警察暴力是槍械氾濫的必然結果。事實證明這二者之間確實存在一定統計上的相關性[13]。
美國各州警察執法致死率和槍支擁有率之間的關係（Vox）
也正因如此，儘管美國警察過分使用致命武力的情況層出不窮，但是他們中的絕大多數人都不會被指控。據統計，在2013年至2019年之間，99％的警察致死案中沒有警察被控訴。其中的主要原因是為警察定罪的法律門檻比普通人要高得多，美國最高法院也給了警方一定的自由裁量權，讓他們可以通過對危險的感知進行瞬間的生死抉擇。因此本案中的三名警員面對屋內的開槍予以回擊的行為，就被肯塔基州檢方認為是合情合理的[14]。
一個美國公民如果膽敢用槍在警察面前捍衞自己的“權利”和“自由”，那他等於直接選擇了被合法擊斃。
四、無解的種族問題
從喬治·佛洛依德“我不能呼吸”到布倫娜在家裏中槍身亡而沒有警察因此被起訴，這一系列事件引發的抗議示威活動在反對警察暴力的同時，一個更重要的主題是聲討警察執法時針對黑人的種族歧視。據統計，在美國被警察打死的人中有28%是黑人，這一比例是黑人佔美國人口比例（13%）的兩倍以上。黑人被警察打死的概率是白人的三倍[7]。相比其他族裔，黑人更有可能被警察認定為是罪犯，並遭到殘酷對待。
事實上，美國執法部門和黑人社區之間的矛盾由來已久。在19世紀末的美國南方，剛剛結束的南北戰爭導致了奴隸制被正式廢除，但是黑人仍然受到系統性和制度性的歧視。南方各州政府表面上承認廢奴的憲法第十三修正案，但同時通過種種“黑人法規”試圖否定戰爭的結果，繼續實行半奴隸制，並維持白種人的統治地位。隨後通過的“吉姆·克羅法”在之後將近一個世紀的時間裏對有色人種實行種族隔離，禁止黑人和白人共用學校、餐廳、公園或居住在同一社區。
在此期間，南方白人暴民對黑人的私刑和謀殺事件變得愈發頻繁，但是警察往往不會逮捕肇事者。當時在南方長大的北卡羅來納大學的社會學教授亞瑟·雷珀估算“至少有一半的私刑是在警務人員的參與下進行的，剩下的部分裏十有八九也得到了警察的認同或默許”[15]。
1935年佐治亞州的一名黑人被白人實施私刑殺害（Getty）
與此同時，直接針對黑人的警察暴力事件也時有發生。最顯著的案例是1946年剛剛榮譽退伍的艾薩克·伍達德，他身着美軍制服在巴士上被南卡羅萊納州警察毆打，導致其雙眼永久性失明。然而事後警方被全部由白人組成的陪審團宣判無罪。這一事件引發了全國性的抗議活動。很多黑人在這段時間逃亡北方州，但在那裏等待他們的同樣是被當地警察殘忍對待。
由於黑人和警察之間的宿怨，在上世紀六十年代民權運動期間嶄露頭角的黑豹黨等黑人團體，開始使用武力手段挑戰白人為主的美國警察部門，以終止警察針對黑人的暴行。在成立之初，黑豹黨與各地警察部門之間的衝突至少導致15名警察死亡。
很快黑豹黨意識到黑人受到種族歧視這一問題的根源在於更深層次的政治經濟關係，因此逐漸放棄黑人民族主義路線和針對白人的全面攻擊，開始擁抱馬列毛的革命思想。黑豹黨研究專家、美國南密西西比大學教授柯蒂斯·奧斯汀在其著作中指出：“每個黑豹黨成員都必須學習毛澤東的“小紅書”（《毛主席語錄》），以增進對人民鬥爭和革命進程的瞭解。”[16]
左圖：1968年學習毛主席語錄的黑豹黨成員；右圖：黑豹黨黨報（Bob Fitch）
正因如此，時任聯邦調查局局長埃德加·胡佛將黑豹黨形容為“對美國內部安全最大的威脅”。美國政府和聯邦調查局也於隨後開展數百次“反情報計劃”（COINTELPRO），運用秘密而且時常違法的手段對黑豹黨等泛左翼組織實施監視、滲透和干擾，同時恫嚇、騷擾或暗殺這些組織的重要成員或其支持者。
比如一封解密的文件顯示，聯邦調查局曾經使用一個虛構的信息來源對好萊塢放出假消息，污衊美國著名影星、同時也是黑豹黨的支持者和資助者珍·茜寶“懷上了黑豹黨成員的孩子”（儘管聯邦調查局的信息顯示孩子真正的父親另有其人），以此“有效損害她的公眾形象”。媒體鋪天蓋地的報道很快導致茜寶精神崩潰。最終其孩子流產，她本人也於40歲時在巴黎去世，死因被“裁定為自殺”。
聯邦調查局的文件（左）顯示其如何造謠污衊美國著名影星珍 茜寶（右）懷上了黑豹黨成員的孩子，以此損害她的形象
1969年，聯邦調查局和芝加哥警方在一次行動中，暗殺了黑豹黨全國副主席弗雷德·漢普頓[17]。隨後，聯邦調查局的滲透和挑撥引起了黑豹黨內部的派系衝突和成員之間的相互殘害，最終導致黑豹黨和其他泛左翼民權團體相繼分崩離析[18]。自此之後，美國黑人失去了歷史上最佳的覺醒機會。
時至今日，美國已經沒有法律法規公開性地歧視黑人，但美國黑人的處境依然沒有得到本質的改善。美國黑人家庭的財產中位數是白人家庭的十分之一，黑人的貧困率是白人的兩倍，沒有醫療保險的黑人比例比白人多六成，黑人死於新冠肺炎的比例也遠高於美國的其他族裔[19]。黑人受教育的機會也十分有限，現在有65%的黑人孩子生活在單親家庭，黑人學生高中畢業率不到七成，遠遠低於白人學生的86%[20]。直到今天，很多大城市郊區的黑人聚集區犯罪率和吸毒率等都要高於其他地區，實質性的種族隔離依然存在。
美國各族裔生活在單親家庭的少年兒童比例，黑人為所有族裔中最高，亞裔最低（National KIDS COUNT）
結語
美國警察針對黑人的暴力執法現象是美國社會種族問題的一個縮影，問題的癥結還是在於非洲裔美國人整體低生活水平、低教育水平以及高貧困率、高犯罪率的悲慘現實。
皮尤研究中心在2019年發佈的《美國種族報告》顯示，58%的美國人認為“美國的種族關係整體來講十分糟糕”，63%的美國人認為奴隸制對黑人社會地位的影響依然很大，超過半數黑人認為“黑人永遠得不到平等的權利”[21]。黑人是美國社會的一部分，黑人社區淪落至此只能表明美國政府治理無方。
美國對於落後羣體和貧困人口的救治方式僅限於機械性地提高社會福利，近半個世紀以來政府投入了約15萬億美元扶貧，但是美國貧困人口的比例一直穩定低維持在10-15%，赤貧人口（日收入低於2美元）比例近年來反而大幅上升[22]。低效的扶貧項目實質上變成了“養貧”，讓窮人永遠窮下去。
美國政府的福利投入逐年上升，扶貧效果卻不見起色（Federal Safety Net）
相比之下，中國的扶貧自古以來就是以教化為主。共和國的扶貧項目在確保“居者有其屋”的同時“扶技”“扶業”“扶智”“扶志”，為人民提供安全感，實質改善了他們的生活品質，也讓年輕一代接受了工業化洗禮[23]。
這樣的政策需要政府擁有強大決心和執行力，然而美國特色黨爭票選式民主和憲法規定的權力掣肘，導致沒有任何政治勢力有足夠的權力去進行強有力的改革。美國政治學家托馬斯·曼恩認為，美國兩黨意識形態的極化和權力的過度分離，已經讓美國政府陷入了半癱瘓狀態。
當下持續數月的大規模抗議活動再次成為了兩黨黨爭的焦點。特朗普指責民主黨煽動暴亂，並稱如果拜登當選美國將永無“法律與秩序”，同時“為暴亂中被槍擊的兩名警察祈禱”；拜登和民主黨則攻擊特朗普“無視民眾對於警察暴力的吶喊”，拜登呼籲“改革警察系統、解決警察過度使用暴力的問題、禁止警察對嫌犯使用鎖喉以及徹底檢討免敲門搜查令”。
兩黨政客各執一詞、相互攻訐，圍繞着警民關係這一次要矛盾唱雙簧，本質上還是在為了自己的選舉利益“煽動羣眾鬥羣眾”。真正困擾美國社會的少數族裔政治經濟地位低下以及槍械氾濫、槍擊案頻發這些根本問題向來無人問津。不僅如此，美國政府還會去運用聯邦調查局等特務機構破壞願意解決問題的民間勢力。這充分地反映了美式黨爭票選民主社會根本性的弊病——缺乏應對國內重大矛盾的勇氣和魄力，當權者不敢或不能解決困擾人民羣眾的難題。
在如此僵化的體制中，投票選舉和遊行示威就成了最有效的“維穩”手段。大部分民眾對自身現狀和統治階級的怨恨，都可以通過“下次不投給某位領導人”或者“抗議某項政策”得到充分宣泄。
只可惜選來選去都是兩黨通過初選等手段內定好符合建制派利益的那幾個人，示威遊行無論發展到多麼激烈的程度都不會威脅到富人區的安全。
到頭來問題永遠還是那些問題。
註釋：
[1] https://www.pbs.org/newshour/show/breonna-taylor-case-outcome-suggests-officers-are-above-the-law-says-legal-expert
[2] https://www.courier-journal.com/story/news/crime/2020/06/16/breonna-taylor-fact-check-7-rumors-wrong/5326938002/
[3] https://www.vice.com/en_us/article/bv8qyd/breonna-taylor-investigation-witness-changes-story
[4] https://www.courier-journal.com/story/news/local/breonna-taylor/2020/09/23/breonna-taylor-decision-kentucky-ag-daniel-cameron/3507419001/
[5] https://www.nbcnews.com/news/us-news/kenneth-walker-police-can-both-claim-kentucky-law-protects-conduct-n1241010
[6] https://twitter.com/robferdman/status/1308389439102738432/photo/3
[7] https://mappingpoliceviolence.org/
[8] Skolnick, Jerome H. Justice without trial: Law enforcement in democratic society. Quid pro books, 2011.
[9] Karp, Aaron. Estimating global civilian-held firearms numbers. Ginebra, Suiza: Small Arms Survey, 2018.
[10] https://news.gallup.com/poll/264932/percentage-americans-own-guns.aspx
[11] https://www.gunviolencearchive.org/reports/accidental-shooting
[12] https://www.npr.org/sections/goatsandsoda/2019/08/05/743579605/how-the-u-s-compares-to-other-countries-in-deaths-from-gun-violence
[13] https://www.vox.com/2018/4/9/17205256/gun-violence-us-police-shootings
[14] https://www.wsj.com/articles/breonna-taylor-case-outcome-isnt-unusual-review-of-police-shootings-shows-11600912686
[15] Raper, A. “The Tragedy of Lynching. Chapel Hill: Univ.” (1933).
[16] Austin, Curtis J.Up against the wall: Violence in the making and unmaking of the Black Panther Party. University of Arkansas Press, 2006.
[17] Stubblefield, Anna. Ethics along the color line.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5.
[18] O’Reilly, Kenneth. “Racial matters: the FBI’s secret file on Black America, 1960–1972.” New York (1989).
[19] https://www.cnn.com/2020/06/03/politics/black-white-us-financial-inequality/index.html
[20] Stetser, Marie C., and Robert Stillwell. “Public High School Four-Year On-Time Graduation Rates and Event Dropout Rates: School Years 2010-11 and 2011-12. First Look. NCES 2014-391.” National Center for Education Statistics (2014).
[21] Horowitz, J., Anna Brown, and Kiana Cox. “Race in America 2019.” Pew Research Center 9 (2019).
[22] https://cnsnews.com/news/article/study-more-half-trillion-dollars-spent-welfare-poverty-levels-unaffected
[23] https://www.yicai.com/news/10036972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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