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斯托利亞:從“羅馬帝國糧倉”到糧食進口大國,埃及到底經歷了什麼?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伊斯托利亞】
糧食安全關乎國計民生,對於維護國家長治久安和人民健康生活而言可謂至關重要。今年由於受到新冠肺炎疫情的影響,全球糧食安全問題受到巨大沖擊。中國由於幾十年的農業建設,已經基本實現糧食自給自足。不過世界上仍有許多國家大量依賴進口糧食,受到國際糧食市場影響。
作為四大文明古國之一的埃及,就深受糧食危機困擾。我們都知道古埃及曾經創造了燦爛的尼羅河農業文明,到了羅馬帝國時代也是地中海著名的產糧地,曾被譽為“羅馬帝國糧倉”。可現在卻是世界上最大的糧食進口國之一,百分之七十的糧食需要靠進口才能維持基本生活需求。
人們不禁要問,這兩千年來埃及到底經歷了什麼?難道現在的農業技術還不如古代嗎?也有人認為埃及在尼羅河上修築的阿斯旺水壩導致尼羅河下游土地肥力下降,從而影響了糧食產量。這樣的説法有一定的道理,但並沒有觸及問題的本質,下面筆者希望通過回顧埃及農業的發展歷程來揭示其糧食危機產生的根源。

資料圖
尼羅河是埃及的生命之河,古埃及文明就孕育於此。尼羅河由南至北貫穿埃及全境,流入地中海,尼羅河每年有四個月的泛濫期,其間攜帶大量礦物質的泥沙會沉積在尼羅河兩岸,為埃及的農業發展提供肥沃的土壤和充足的水源。尼羅河水氾濫後的土地成黑色,古埃及人將其稱之為“凱麥特”,這種肥沃的黑土地主要分佈在尼羅河河谷盆地和入海口的三角洲地區。每年尼羅河水氾濫期之後,人們變可以在沿岸土地上播種,等待來年的收穫。一年一期的泛濫,也保持了耕地的肥力,造就了古埃及早期的農業文明。
當然,埃及文明並非完全靠尼羅河的饋贈,水利工程技術的發展也推動了古埃及的農業文明。河水自然氾濫後,尼羅河谷形成的溝渠需要經過人工疏浚才能更好的利用起來。

帶有相關記載的石碑
現存古埃及石碑中也大量記載了埃及法老加固水利工程的措施,甚至還專門派人觀測尼羅河水位的變化來推斷糧食的產量。托勒密埃及時期,統一高效的人工灌溉系統使得耕地面積逐步擴大,農作物的產量和質量都得到大幅度的提升,這也使得埃及成為當時希臘化世界的糧倉。
到了羅馬帝國時代,埃及更是成為羅馬皇帝的私產,與其他行省施行不一樣的管理模式,對於維護帝國穩定有着重要作用。與此同時,羅馬皇帝直轄的中央集權模式也使得人工水利灌溉工程能夠順利的推行,保障了埃及的糧食產量。
在埃及創造地中海糧倉神話的同時,我們也應該看到,埃及地區的耕地主要分佈在狹長的尼羅河谷和三角洲地帶,其餘地方均為沙漠覆蓋,很難成為耕地。因此,埃及耕地擴展的空間不大,在羅馬帝國時代基本上已經達到巔峯。此後很長一段時間內,埃及雖然仍是重要的糧食產地,但糧食產量並未大幅度提高,糧倉的稱謂已經顯得有點名不副實。
近代以來埃及先後淪為法國和英國的殖民地,尤其是19世紀末期成為英國殖民地之後,埃及的農業結構發生了巨大變化。當時埃及的糧食基本可以自給自足,但由於英國國內工業的迅速發展導致棉花供不應求,此前北美殖民地南部雖然適宜種植棉花,卻早已獨立建國,因此英國的紡織工業一度面臨很大危機。後來,英國發現埃及的自然條件適宜種植棉花,便開始在埃及大力推廣棉花種植。到一戰前夕,埃及棉花種植面積逐步擴大,佔到耕地總面積的兩成以上。
英國國內紡織工業所需的棉花原材料雖然得到滿足,但卻導致了埃及糧食種植面積不足,曾經的糧倉在20世紀初期已經開始需要依賴國外糧食進口,成為糧食進口國。20世紀中期,納賽爾領導的埃及獨立運動雖然使得埃及擺脱了英國的統治,但並沒有改變埃及糧食產量不足的局面。
**首先是土地產權的分散,納賽爾從1952年開始推行土地改革,將大多數由政府控制的土地分給了少地或者無地的農民,但每個人分到的土地面積很小。**土地改革使得擁有土地的人數大量增加,對於改變當時底層人民的生活狀況有一定的可取之處,但從農業發展角度來説,不利於大規模機械化生產的推行。隨着人口不斷增加,小土地分散耕種的方式已經不能滿足埃及國家經濟發展的需要。土地碎片化使得土地給農民家庭所帶來的經濟收益也在逐漸下降。小農經濟之下,人們已經不能依靠土地養活一大家人。
另外,埃及鄉村的農業長期處於封閉的耕作狀態,農民只願意關心自己土地的利益,不願參與到農業公共基礎設施的建設和維修之中,導致農業技術發展滯後。對於埃及這種需要依靠水利工程灌溉的農業地區而言,可謂致命傷害。
**其次,耕地面積不足,人口膨脹,人均耕地面積逐年減少。**埃及國土面積為100萬平方公里,但其實絕大多數為荒漠地區,僅有百分之四的土地為耕地。主要位於埃及北部的尼羅河三角洲和沿着尼羅河從開羅到阿斯旺的狹長河谷地帶,是埃及最主要的農業產區,也是埃及絕大多數人口的聚居區。可以説,在目前的技術條件下,埃及的耕地本來就不具備拓展空間,但埃及的人口卻不斷增加。
古代埃及的人口最多也就幾百萬,根據狄奧多羅斯的記載,早前埃及大約有一萬八千個重要村鎮,到了阿瑪西斯統治時期的埃及大約有兩萬村鎮,發展到托勒密統治時期,埃及已經約有三萬重要村鎮,這個數字一直持續到狄奧多羅斯的時代(公元前1世紀)。至於人口規模,根據狄奧多羅斯的轉述,約有七百萬左右(Diodorus Siculus, Historical Library I: 31.8)。公元后1世紀的人口規模大概到了七百五十萬,這個數字跟狄奧多羅斯的記載相差不多(Josephus, Jewish War 2: 385, 1st century AD)。到了近代,隨着醫療條件的改善,埃及人口逐漸增加。1959年,埃及人口為2626萬,此後人口開始膨脹,到2019年已經突破1億人,六十年時間增加了三倍。可見,人口的膨脹是埃及糧食危機的根本原因。現在埃及的耕地面積不到3萬平方公里,這麼小的土地想要自給自足養活1億人是根本不可能完成的任務。

狄奧多羅斯著《希臘史綱》
**第三,從20世紀50年代起,埃及政府就大量從國外進口糧食,並通過政府調節的方式壓低國內糧價,就更加導致部分農民放棄種植糧食作物,轉而選擇種植能夠帶來更多經歷利益的作物,比如蔬菜、水果、棉花等,這又進一步惡化了埃及的糧食安全形勢。**但是埃及政府並未在意,希望通過這種方式推動國內的工業化。城市人口確實得到了大量增長,目前埃及首都開羅已經是一千多萬人口的超級大城市,但殊不知為了發展工業而犧牲農業,是主動將自己的飯碗安全送給別人。
2011年從埃及開始爆發的“阿拉伯之春”,其實就與糧食安全有關。當時美國作為世界上最大的糧食出口國,為了掀起埃及國內政權更迭,刻意製造糧價上漲,導致大量城市人民生活困苦,於是民眾上街遊行。不過“阿拉伯之春”事件之後,民眾雖然推翻了穆巴拉克的統治,但並未改變糧食安全掌握在別國的現狀,埃及依然隨時面臨糧食安全的風險。
至於此前有人提到的阿斯旺水壩影響埃及糧食產量問題,嚴格來説並未對埃及農業生產造成根本影響。阿斯旺水壩早在英國殖民時期就已開始設計,並修築了小型水利工程,這是埃及在尼羅河修築水利工程的傳統,對於控制尼羅河兩岸的洪水有巨大幫助,可以讓兩岸人民免受洪澇的影響,同時也可以控制土地的灌溉。因此到20世紀50年代埃及獨立之後,便着手加大修築堤壩。
不過,阿斯旺水壩的修築對於尼羅河兩岸的農業生產,的確是一把雙刃劍。它使得尼羅河上游的淤泥不能氾濫到下游的土地上,不僅造成肥力缺失,還會導致土壤鹽鹼化,尼羅河口三角洲由於沒有泥沙沖積,更是面臨海水侵蝕的風險。
但需要説明的是,阿斯旺水壩並非造成埃及糧食安全問題的關鍵因素,因為水壩修築所造成的問題都可以通過現代農業技術的引進得到改變,比如可以通過科學施肥來提高肥力。埃及目前人口膨脹、耕地面積不足、土地產權分散等問題,才是困擾其農業發展的根本因素。
回顧埃及農業發展的歷史進程,從曾經的“羅馬帝國糧倉”到如今的“糧食進口大國”,我們可以看到,雖然近代以來工業化推動和塑造了現代文明,但是農業作為第一產業,依然是國之根本。美國作為當今世界上的超級大國,不僅是工業強國,也是農業大國,是世界第一大糧食出口國。因此,後發國家不能人為的犧牲農業來發展工業,推動城市化,對於中國這樣一個人口大國而言更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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