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揚：西方的輿論操縱如何毀傷了自身？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文揚】
2020年，我相信未來的歷史學家會特別關注這一年，因為這一年發生了太多的事情。
中國IT產業的國際發展碰到了什麼？
我們暫時先不講疫情，中國的IT產業在今年遭到了集體阻擊。華為、字節跳動、騰訊這三家IT產業的領頭企業都受到了打壓。
表面上看好像就是IT產業的事情，是技術和市場問題，涉及信息技術，涉及信息的流動和分配傳播，再深一層可能涉及到信息的控制。美國政府商業部和其他一些西方國家都是以此為由，限制中國先鋒企業在全球市場中的擴張。
但是，問題是不是就限於技術和市場？
其實自2013年斯諾登揭露美國在真正監控世界、在各國蒐集重要信息的內幕之後，這個問題已經變成一個解決了的問題。斯諾登事件涉及到地緣政治問題、大國外交問題、全球治理問題、網絡安全問題，所以在斯諾登事件之後，我們可以用美國打擊其他國家所使用的理由來反擊它。因而，根本問題不是技術和市場。
信息這個概念太廣泛了，我們把它集中在新聞之上，會看到事情還有另一面。如果把信息技術放在一個新聞網絡中來考察的話，我們會發現有一種東西叫作“新聞技術”，事關新聞的流動和傳播，甚至關於新聞的控制。
不僅於此，我們這個世界同時也被一種叫作“真相網絡”的東西籠罩着。有一種技術叫作“真相技術”，事關真相的流動和傳播，最後會發現有人在控制世界的真相。這就不是簡單的信息技術問題了，這裏包括了一些很複雜的技術。
從通訊社四巨頭説起
對全球新聞和真相的控制，不是剛剛才發生的事情；追溯起來，這個世界已經有200年的歷史了。
這事要從19世紀中後期説起。學過新聞、歷史的都知道，媒體早期通過報紙輸出新聞，公眾也依賴報紙接觸新鮮事物。到了19世紀中期，通訊社四巨頭開始陸續出現。1835年，哈瓦斯（Charles-Louis Havas）在法國巴黎創辦了世界第一個通訊社——哈瓦斯通訊社（Agence Havas）；緊接着美國出現了港口新聞社（Harbor News Association，美聯社前身），德國出現了沃爾夫通訊社，英國出現了路透社。
通訊社出現之後，在當時形成了一個由它們負責向全球報紙媒體分發新聞的網絡。換而言之，這四家通訊社先後崛起之後，世界上的新聞被這四家瓜分了。
為什麼當時這些通訊社能瓜分全球？這當然跟殖民帝國的政治、軍事、經濟、文化、技術的絕對領先優勢有關。它們所瓜分的勢力範圍，實際上一大部分還是殖民地，在這些殖民地，這些優勢都不具備。
下圖顯示的是world cable shares，全球通訊電纜份額。通訊電纜在當時的世界有點像現在的互聯網，當時大多數地區根本沒有通訊電纜份額，根本不具備這種技術。
大家知道麥克盧漢有一句名言，媒介即信息。我相信很多最初接觸麥克盧漢路理論的朋友們，不太理解這句話。其實在當時這是真真切切的，因為當時是一個前信息時代，信息是很匱乏的，所有的新信息都是隨着新的媒介技術而傳播開來的，所以在一定時間內有“媒介即信息”這麼一個效應。當時路透社的總經理Roderick Jones曾經説過這麼一句話：
“在遠東地區，路透社的服務已經存在60年……在這60年裏，沒有任何其他單一因素為維持英國的聲望做出過更多的貢獻。我不認為有任何其他因素能在這時期一直對提高英國的影響力起到如此直接的作用。”
可見當時通訊社對世界新聞的控制是一種壟斷性的，就是一種卡特爾（cartel）。卡特爾實際上在各國國內是非法的，美國就有專門的反托拉斯法，對於任何同行業的這種企業聯盟，為了共同的利益而實行的壟斷，是要限制的。但誰能限制當時西方通訊社對全球新聞信息流動的壟斷控制？沒有，完全沒有。
對媒體帝國主義（Media Imperialism）的反抗
後來，南方國家逐漸出現了一些抵抗。當時這個世界東西對立、南北對立，南方國家是前殖民地國家，它們開始強烈地感受到了媒體帝國主義對它們的統治。它們本國的重要事情全是由西方通訊社來解釋、給出定義，所以南方國家就採取了一系列行動來抵抗帝國主義的這種統治。
在南方國家的集體行動之前，西方其實已有一批左翼學者提出了一些理論，這些理論實際上直到今天也非常有效。比如，1968年西方一些民間協會在南斯拉夫召開過一個會議，會上提出，控制人思想的體系已經日趨完善，外國的思想源源不斷地強加到別國人民的頭腦中，以至於當代社會人們的頭腦在不知情的情況下成為外國思想的俘虜——半個多世紀之前，關於系統地對人民進行洗腦，就有如此明確的表示了。
1969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在蒙特利爾會議上就指出過一個問題：新聞媒介雖然能夠擴大國際共識，但是文化間的信息流通並不見得會提高國際共識；事實正好相反，我們認為當前所謂的信息自由流通，實際上是信息單向流動，而非真正意義上的信息交流。
在這些西方左翼學者和南方國家與北方國家的對抗中，我們要注意到一個現實——中國一直是缺席的。西方利用對新聞和真相的控制，對世界現實進行歪曲，而我們對西方媒體霸權的反抗是很晚以後才形成的。
大家記得2008年北京奧運會期間，國內興起過Anti-CNN的運動。那時國人突然發現西方媒體完全不顧事實真相，針對中國進行了大量的歪曲報道，為此我們才產生了Anti-CNN這一運動。那時民間使用的一些話語，其實早在上世紀六七十年代就已被南方國家、西方左翼學者所使用了，我們晚了相當長一段時間。
演講現場
第三個戰場就是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在很長一段時間內，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是針對西方媒體帝國主義進行鬥爭的主戰場。
1970年代初，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通過了一個決議，要求總幹事在下一次全體會議上遞交一份關於利用大眾媒介鞏固和平，增強國際共識，反對戰爭、種族主義、種族隔離的草案宣言。這已明確提出，全球大眾媒介本身要有集體的正義性，要反帝反殖、反種族主義。這要求促成了1978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一個宣言——《大眾傳媒宣言》（Mass Media Declaration），全稱《有關大眾媒介為加強和平與國際共識，為促進人權以及反對種族主義、種族隔離與戰爭煽動而做貢獻的基本原則宣言》。
《大眾傳媒宣言》基本上包括了三方的立場：一方是當時以蘇聯為首的東方陣營，一方是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陣營，一方是不結盟運動國家南方陣營。這三方的立場都很鮮明：東方陣營主要強調媒體的責任，這跟現在我們中國政府的立場很相近；西方陣營當然一如既往，就是強調自由；南方陣營強調的既不是責任也不是自由，而是平衡。三方反覆博弈，最後形成了一個把這三個詞都包括進去的宣言。但是，“責任”這詞只出現了一次，代表美國西方立場的“自由”出現了7次，代表不結盟國家立場的“平衡”出現了4次。
1980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又推出了一個很著名的報告，即《麥克布萊德報告》（The MacBride Report），又名《多種聲音，一個世界》。麥克布萊德（Seán MacBride）是愛爾蘭人，是一個非常著名的反帝鬥士，他在1974年獲得了諾貝爾和平獎，報告以他的名字命名。這個報告一共給出82條建議，建議媒介和新聞應該既允許一定的自由，又強調責任，還應該有平衡。
西方的妥協與反攻
但是人們會發現，所有的這些反抗最終好像沒有什麼特別的效果。到了80年代，西方進行了一次有組織的反攻，現在回顧來看，基本上可以説三拳兩腳就把這麼多年東方和南方的努力給打垮了。這是怎麼回事？
三方前前後後經歷了多次鬥爭和博弈，但是結果80年代出現了一件事。西方説，你們一直説我媒介帝國主義，因為我有各方面的優勢，特別是我有技術上的優勢，那麼好吧，咱們通過聯合國實行一個計劃，我用技術援助所有的南方國家，我把我的電台、電視台、我現時所具有的各種先進電子技術、通信技術都援助給你。最後形成了“媒體發展援助計劃”。
這個計劃集中了上億的美金，一共大概有十幾個出資國，幫助第三世界國家發展現代的媒體技術、建立媒體產業。今天我們可能已經難以想象，印度當時是13個出資國之一，而中國是被幫助的對象。中國今天的傳媒大學曾經有兩個項目，就是來自於這個計劃。
剛開始發展中國家以為，似乎可以通過這種形式來彌補和西方的差距；但是這個計劃實行了一段時間之後，發展中國家發現效果正好相反，因為對西方的依賴更強了，信息的流動更加不對稱了——原來還可以用自己很有限的媒體力量來對抗，結果用了人家的廣播設備，用了人家的工程師，用了人家的一整套專家系統，更沒話説了。這個計劃最終實際上是失敗的。
這是西方的第一波反攻。接下來事情就愈演愈烈。
大家知道所謂的新自由主義革命，大約就是從上世紀70年代中期開始的，到了80年代初期，隨着里根、撒切爾的上台，整個西方的一次右翼大反攻就開始了。這一次反攻包括了對南方和東方自60年代中期開始十幾年來針對媒體帝國主義的左翼的進攻。大約是在那個時期，西方21個國家在法國召開了一個關於媒介的會議，這次會議發表的宣言宣告了西方大反攻的開始。
他們提出媒介的自由是基本人權之一，完全修改了當初南方國家和東方國家提出的信息的獲取和傳播是基本人權這一概念。南方國家提出的基本人權立足在世界每一個公民都應該有獲得各種信息的基本權利，但是在法國的這次會議上，西方國家提的是媒介權利，而實際上只有西方那些已經在歷史上形成壟斷性的全球大媒體具有相應的權利，這樣一來，就把整個方向扭轉了。
到了1983年，美國政府開始公開攻擊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認為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破壞媒介自由、破壞言論自由。那時候美國官方，從副總統布什到國務院發言人再到國務卿，都開始對教科文組織發起連續攻擊。到了1984年，美國、英國就正式退出了聯合國教科文組織。
隨着美國和英國的退出，實際上世界左翼力量針對西方媒體自由主義的這一場進攻，基本就失敗了。從那個時期之後，西方關於言論自由、媒介自由的論調開始甚囂塵上。
因為我們中國70年代末才開始改革開放，在相當長一段時間內，我們希望與國際接軌，和西方和平共處、合作共贏，所以在這麼一個格局裏，中國沒有參與到這一輪博弈中。到了90年代末、21世紀，中國發現西方媒體雙重標準，然而其實我們後來使用的很多話語，在50多年前都已經在國際論壇上用過了。
為什麼反抗鬥爭不會有結果？
我們來歸結一下，為什麼始終沒有走出博弈的怪圈，為什麼西方媒介帝國主義的這些理據（justification）始終都能夠成立。
這裏實際上最後變成了一個政治哲學問題，西方、東方、南方這三方各自守住了政治哲學的核心概念。西方強調説媒介也有權利，其實西方的媒介權在歷史上已經成為了權力（power）。
順便説一下，在漢語裏“權力”和“權利”，兩個詞同音，這是一個極大的混淆。在英文裏一個是power，一個是right，完全是兩個概念。到現在我們的新聞媒體經常出現混淆。在這麼重要的核心的政治哲學概念當中出現這麼大的混淆，可見我們的思想界實際上有很多問題。
媒介的right，實際上是power，它的right越大，它的power就越大。所以西方強調自己的媒介也有right，有權利，實際上掩護了它的power。説白了，這個就是用言論自由來行使它作惡的自由。
東方國家是後發國家，後發國家為了追求自己國家的獨立，特別強調主權，所以我們強調媒體的責任，而南方國家主要強調的是人權和平衡。這三組概念始終在繞來繞去，誰也説服不了誰。
到底是什麼問題？我們再回到我最初講的信息網絡、新聞網絡、真相網絡。咱們再換一個角度看，什麼是信息？信息實際上是英文裏的unannounced happening，人是無法把握所有信息的流動的。什麼是新聞？就是reported events，選擇出來的有關事件。在這之上還有一個東西，就是流行知識（current knowledge）和公共輿論（public opinion）。
我們會發現自從四大通訊社瓜分了世界以後，200年來無論是東方國家還是南方國家，實際上始終都沒有真正顛覆掉最核心的東西，關於世界的流行知識和公眾輿論這一塊始終都被西方控制着。而西方天天講言論自由、媒介權利、多元觀點，這些東西是幹什麼的？歸根結底是在維護着對流行知識、公眾輿論的壟斷。每一次各方的博弈，西方都會把它化約為技術問題，總是跟你談技術；其實每一次談到技術的時候，它就把最核心的問題掩蓋了。
彌天大謊
在關於世界的流行知識和公眾輿論的壟斷上，一旦有了不受制約的權力，都可以幹什麼？這個世界實際上存在着一些真正可以稱為彌天大謊的東西。
我舉幾個例子，其中之一就是發展中國家債務。
發展中國家的債務實際上是一直在增長的，這是基本事實。發展中國家會發現自己實際上一直都陷在債務陷阱中，這債務陷阱基本是二戰後就逐漸開始了的，越欠越多，最終發現西方國家不斷地借款給自己，但在借款中又不斷地附加一些條件，而這些借款常常並不是發展中國家最需要的，恰恰最終是它們需要支付更多的還款和利息。
這是關於債務的一個彌天大謊，所有的發展中國家基本上現在都陷進去了。但是大家回去用Google或其他搜索引擎搜一下“debt trap”（債務陷阱），你們看搜出來什麼？現在西方把債務危機全部賴到中國頭上了。你想搜一下債務陷阱的相關資料，結果全是指責中國的，指責中國通過“一帶一路”、金磚銀行、對非援助，讓發展中國家陷入債務陷阱。
咱們再看另一個可以稱作彌天大謊的東西——華盛頓共識。
美國財政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世界銀行三駕馬車向全世界推銷所謂的自由化、市場化、私有化，宣稱只要按照這個，你的經濟就能發展，你欠發達國家的債務也能儘早償還。最終結果是什麼？連斯蒂格利茨都批評了，無論什麼新的共識都比華盛頓共識要好。但在當初推行華盛頓共識的時候，全世界沒有力量能夠反抗。
彌天大謊之三——全球氣候變化。
1992年聯合國就制定了關於氣候變化的框架公約。從那之後，科學界99%的科學家都認定了氣候變化是一個現實，必須採取集體行動才能扭轉趨勢。但是30年過去了，你會發現這事情反而變得越來越不確定了，整個世界到處流行着一些否認全球氣候變化的觀點，甚至是所謂的科學論證。
這是怎麼出來的？美國一個大學的學者就做了一項調查，從2003年到2010年，約有140家美國保守派基金會，通過5299筆基金的形式，將5.58億美元分發給了91家不同的非盈利組織，發起了一個把事情反過來説的巨大運動。所以大家會看到本來已經説得很清楚的事情，科學家集體的報告、政府之間達成的公約、形成的共識，逐漸都被推翻了，都變得那麼不確定了。
從這些右翼政客、保守基金會及媒體智庫專家們口裏説出來的反駁氣候變化的言論，聽起來簡直荒謬絕倫。他們會煽動公眾，説一旦節能減排，連你家貓貓狗狗小寵物的食品都要漲價40%，你可能不得不處死你家這些寵物。他們用這種言論來煽動公眾反對關於綠色環保的各種政策。
彌天大謊之四——關於新冠肺炎疫情。
今年我們看到，自湖北武漢爆發疫情之後，中國其他省市都提前得到了預警，已經獲得了相關的知識，再採取一系列措施。按説海外國家離湖北武漢更遠，它們有更長的預警時間，如果採取類似的措施，它們的曲線都應該類似於中國全國非湖北地區。但是現實是什麼情況？結果到現在中國在全球的確診佔比已經看不到了，而海外不少地區還在快速增長。
然而就是這麼一個明顯的事實，在西方、在美國、在特朗普口中，天天説是中國的責任。他們仍然在利用對真相和重大新聞事件的壟斷來製造彌天大謊，而他們心裏完全清楚他們在做什麼。
所以我一直在説，今天中國人針對西方的媒體霸權，始終用“雙重標準”來反駁，説“你雙重標準”、“你顛倒是非黑白”，其實這反駁沒有力量；我們不要再説雙重標準了，他們也明明知道自己在執行雙重標準——沒有雙重標準，我的帝國主義何來？我就是在幹這個事情。
輿論操縱到底是一種什麼權力？
現在真正的問題是，輿論操縱到底是一種什麼權力？這是重中之重。
我們一定要認清楚，西方歷史上一直都在追求這種權力，將對手定為罪犯，給對手的行為定罪，將自己定為正義化身，為自己的犯罪行為脱罪，為自身的犯罪行為正名。
這是一種神權，一種深深地根源於一神教傳統的權力。西方從崛起之後始終都要死守這一權力。這一權力在前現代時期就是《聖經》的解釋，一手持劍，一手持《聖經》，就可以征服世界；到了現代社會，宗教權力（power）式微，他們就通過對真相、對重大新聞、對流行知識公眾輿論的壟斷，依然在保持着這一權力。
那麼他們是通過什麼技術？
1986年，英國《衞報》在電視台和電影院播出了一則廣告“視角”（Points of view”，這是廣告史上最著名的短片之一。
一開始大家看到了一個視角，一個年輕人正在逃離一輛汽車，就像好萊塢非常典型的黑幫片子，他看似在躲避人的追殺；馬上換了一個視角，原來前面有一個商人，他在試圖搶劫商人；再換一個視角，原來商人的頭頂有建築材料要掉下來了，他實際上是推開商人，救了商人。給了三個視角，大家得出三個不同的判斷，最後的結語是，只有《衞報》能夠提供最全的視角讓你瞭解真相（But it’s only when you get the whole picture，you can fully understand what’s going on）。
相信99%以上的觀眾看完後會非常地認同，“這就是人家的言論自由，這就是多元視角，只有西方媒體才能給人真相。”其實這是一個巨大的騙局。
真正研究媒體理論的人會明白，要想描述一個現實，三個視角是遠遠不夠的，但是長期以來我把它歸結為“三視角規則”，我們看到西方的媒體報紙也好，電視也好，他們一定會按照這個規則，一個事件會採訪正反雙方，然後請三四個專家在電視上談這個事情。10分鐘談完了，西方的公眾通常就釋然了，認為就是這樣的。其實真正的真相恰恰被這種表面的三視角掩蓋，西方真正操縱輿論的這些媒體人、智庫學者完全明白這一點，但是大多數西方公眾就認為“沒錯吧？就是這樣的。”
第二個機制，大家知道經濟學裏有個“格雷欣法則”（Gresham’s Law），劣幣驅逐良幣；如果把言論思想也理解為自由市場，我們會發現這裏有一個叫“劣言驅逐良言”的規則。
不如回到我們中國人自己的傳統當中，大家去看一下我們言字旁的字非常多，古時候更多，現在很多已經不用了，但是你簡單搜索一下，會發現壞的字比好的字兒多得多。
一種言論被稱為“讜言”。“讜言”現在也不太用了，在過去就是指正直的善良的好的話。我們古人從來不會把一人的言論泛稱為言論，然後説言論應該自由，從來不會這樣的；言論本身就已經分好壞了，而壞的言論從一開始就定性了，人們是不可以隨便説的。
但是直到今天仍有一句流行語，“謠言張張嘴，闢謠跑斷腿”。謠言是可以最充分享受言論自由規則的。我們會發現在西方的媒體中大量出現公開的謠言、謊言、偽造的真相，但是説完就完了，而你要想批駁、反駁它，太困難了，機制不允許。
喬姆斯基講過一個故事。他向電視台抱怨，“你們為什麼總不讓我講話？我看到媒體上有很多謠言，我要揭露。”電視台的編輯部主任也是他的朋友，他説“不是不讓您講，只是您的語言太‘不簡潔’了。”喬姆斯基使勁思考這個詞的含義，後來他終於明白了，正方或説謠言方講了一個事情，你要想反駁他，至少要用三倍、五部的時間才能把反駁他的那個真相説清楚，但是電視台不會給你這個時間，因為廣告時間到了。所以他就發現，揭露真相的這一派永遠沒有機會。他説只有兩個選擇了，要麼你跟着那些人一起瘋言瘋語，胡説八道，要麼你就放棄這個權利。所以這也是他們的一個機制。
第三個機制更深刻了。西方媒體長期以來給西方公眾洗腦，造成思考萎縮。大家有機會再去讀讀波斯曼的《娛樂至死》，這本書其實直到今天也沒有過時，娛樂越多，思考越少。
最近有一部紀錄片《美國大分裂：從奧巴馬到特朗普》，大家會看到有一個背景音貫穿整部紀錄片，那就是美國電視觀眾的哈哈大笑。他們只要打開電視看政治新聞，首先的反應是我準備大笑，而不是準備思考。
所以波斯曼就説過，如果我在電視上説了一條非常重要的新聞，説核戰爭已經不可避免，人類的毀滅就在眼前。後續會怎麼樣？下面還是廣告時間，還是該怎麼樣怎麼樣，沒有人會説聽了這新聞或這觀點之後，全國的電視要停止半天，留半天時間好好思考一下怎麼辦。不會這樣的，照樣下面是一個娛樂節目，大家繼續大笑，結果沒有了正式的思考。
大家都知道納瓦羅在整個疫情期間公然在媒體上胡説八道。他説都是中國散佈的病毒，病毒在實驗室裏製造出來，然後中國政府讓中國公民自由地到世界各地，把病毒傳播開來。沒有人有時間去反駁他，很多美國人還是相信的。
被“現代神權”毀傷的社會
所以這就是一個已經被“現代神權”毀傷的社會。我們知道今天的西方社會病在哪了，有很多角度，這是一個角度。他們實際上一直是政教合一的國家，而這個教就是一種“現代神權”，真正的統治者是操縱公眾輿論的這些人。
出生在蘇俄的美籍猶太作家、同時也是生物化學家的艾薩克·阿西莫夫（Isaac Asimov）在1980年就説過，美國一直存在反智傳統，存在“a cult of ignorance”。我們今天怎麼理解它呢？
我們都知道哈耶克寫過《致命的自負》，其實今天的西方社會就是“致命的欺騙”——上層精英崇拜欺騙，因為一直以來他們就是靠這個統治世界；而下層的民眾，崇拜無知。你説這個社會怎麼能好呢？這一次疫情就是一次大暴露。
最後，時間快到了，我想給我自己的書和網課做做廣告了。
我今天的話題其實和我去年年底中華書局出的《天下中華——廣土巨族與定居文明這本書沒有關係，但實際上是沿着同一個理論框架和邏輯的。今天的西方社會，我們一定要從更長的歷史和對中華文明的相互對比當中去了解。
我在這本書裏創造了定居文明與遊居文明這麼一對概念，另外創造了秩序主義與運動主義的對立。秩序主義，我剛才講了我們對於言論是鄭重其事的，因為這是秩序的需要，言論不是簡單的事情；但是在遊居社會里，在運動主義裏，言論是不受約束的，他們可以用言論自由做很多事情。
之所以今年又推出了40講的網課，主要內容就是這本書，但是我又把它重新梳理了一遍，另外更通俗化了一些，現在已經在網上推出了，也受到很多聽眾的歡迎。
在我看來，2020年真的是世界歷史的一個轉折點。要想對未來預測得更遠，我們就需要對過去歷史的回溯更長，這樣會觸及到一些很重大的問題。希望大家能夠通過我的這一講有所收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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