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建宗：新冠清零，香港為什麼不行？
【文/何建宗】
本文刊登時，筆者正在香港度過十四天的居家隔離生活。這是第二個十四天隔離，過去一個月經歷了內地隔離和遊歷幾個大城市，親身感受到內地抗疫的成效，也充分反映兩地的體制差異。從兩地抗疫的不同策略、政府的角色、以至對評價成效的不同標準，都是我們研究“一國兩制”學者的上佳教材。
無論內地還是香港，抗疫工作都離不開幾個關鍵詞：檢疫、檢測和各種限制措施，而目的應該是儘快控制疫情然後恢復經濟活動和兩地人流。內地在抗疫的一個最重要的概念，是“閉環”（closed loop）。這是以嚴密的管控、龐大的資源和有效的社區力量作支撐。“閉環”的核心要素，是任何人從境外入境以後，從檢測、分流、隔離到結束隔離都不能夠與社區有任何接觸。
這從筆者8月底踏入上海浦東機場一刻已經可以感受到：從排隊接受檢疫人員詢問，然後拿着採集鼻咽拭子試管進行檢測，再到機場內上海各個區的登記櫃枱，再分派到隔離酒店，整個流程有條不紊；而上海人辦事專業，不會無故對入境人士過度反應的態度，也令筆者留下深刻印象。
中國邊檢（圖片來源：“OCTS青年論壇”微信公眾號）
到了社區隔離的環節，上海並沒有像香港般給檢疫人士戴上手環，而是通過社區的力量，全方位對檢疫人士支援和監督。例如社區工作人員會在大門安裝感應器，每天因為領取外賣或者扔垃圾而需要開門的次數不能超過六次；社區也會每天派專人在門外收集垃圾，而護士則要求筆者每天兩次以微信呈報體温。
筆者有香港朋友在惠州有房子，但因為當地社區不願意派車到深圳關口把他接回，所以只能在深圳酒店隔離，不能回家。因此，“閉環”管理是大前提，具體能否實施則由不同的城市和社區決定。
內地的有效防控歸因於各個省、市、區的領導責任制，任何一個地方的領導都要極力避免發生本土或者輸入案例，一經發現，則大規模（甚至以十萬計）進行檢測以追查源頭。中央政府在很早的階段已經把抗疫定性為阻擊戰，因此整個抗疫工作都強調集中所有組織和資源，統一調度；當地抗疫的決策部門稱為“指揮部”，所有市民都必須服從指揮。而當一個地方出現疫情，中央也會調動其他地方的力量支援。武漢能在一個多月的時間內把疫情控制住，就是全國支援的最佳例子。
1月26日，國家援鄂抗疫醫療隊隊員在北京首都機場合影（圖片來源：新華網）
內地的“檢疫”強調“閉環管理”，至於“檢測”，則做到任何人都可隨時以低廉的價錢進行。雖然筆者在港珠澳大橋入境無須進行檢測，但還是在廣州市番禺區某醫院自願進行檢測，以讓家人放心。檢測的費用只需要77元人民幣，八個小時後可以在醫院的終端機自動打印結果，非常方便。
反觀香港，無論在“檢疫”、“檢測”和“限制措施”方面都和內地截然不同。香港最大的特點是反應慢，大部分措施是收得慢，放得也慢。就以檢疫為例，我在內地多個城市，最多人質疑的是為什麼特區政府仍然要求內地來港人士隔離14天。
如果以科學的角度來看，根本不可能有一個言之成理的答案。把現在內地的抗疫成績跟今年2月份相比，或者跟現在的歐美國家相比，任何熟悉情況的人都不可能得出風險程度一樣的結論。
至於檢測方面，香港的問題不在於價格高低，而在於政府的檢測未能提供書面報告方便市民過關。檢測的目的似乎只有公共衞生的考慮，而完全忽略過百萬市民因未能過關所帶來的經濟、心理和各種社會影響。筆者在番禺區的一個規模不大的醫院都可以隨時通過掃條碼打印檢測結果，花了近千億抗疫的香港恐怕不能以行政手續或成本太高為藉口拒絕吧？
香港在九月初鼓勵全民檢測，但原來現行規定是，通過機場入境需要檢測但經過深圳灣和港珠澳大橋卻不用，實在使人驚訝。如果香港政府覺得來自內地的旅客風險較高而需要隔離14天，為什麼卻可以容許個別關口入境的人無須檢測？
內地是在閉環檢疫的前提下，經過多次檢測而確保有關人士可以安全走進社區。反觀香港，卻是檢疫和檢測各有政策，甚至互不關聯。香港第三波疫情爆發是因為對機組人員和船員免檢疫同時免檢測，最終導致大量市民重新受到限聚令影響，餐廳更首當其衝。這個教訓難道還不夠深刻嗎？
如果我們比較兩地的抗疫策略的話，內地是政府領導的指揮部調動一切資源，在發現病例時迅速大規模排查，在沒有病例時生活如常。香港則是由專家主導，通過限制市民各種活動來壓低病例，但又未能像內地的體制般做到清零，結果是每天“看着病例數目做人”。
疫情已經持續大半年，政府仍然以同一策略（增加社區距離減少外出）應付每一波的起伏，市民難免抗疫疲勞。督促市民留在家中不聚會誰都懂得，也永遠不會錯，問題是抗疫必須做到真正能收能放，在醫療資源足夠的前提下，儘快讓市民恢復正常生活。
粵港澳健康碼談了很久，一直是隻聞樓梯響。筆者最擔心的，是以現在香港抗疫的節奏，很可能在兩地部分開關數星期以後，內地或者香港又在秋冬季迎來新一波疫情而重新封關。香港和內地體制始終不一樣，只要我們相信檢測結果的準確度，強求一個地方在數據上長期清零才能通關似乎不切實際，也不利於實現新常態下“與疫共存”的目標。
總的來説，在比較兩地抗疫成效時，應該區分體制差異和管治能力兩方面的因素。以內地體制批評香港未能做到長期清零也許並不公平，但撇除體制因素，香港抗疫至今呈現的拖拉狀態也反映管治能力出現問題，必須儘快加以改善。
（原文載於《經濟日報》，作者授權觀察者網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