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樹軍：冷戰後失去外敵的美國，陷入國家認同危機
【文/歐樹軍】
2008年，美國政治學者塞繆爾·亨廷頓（1927-2008）與世長辭。亨廷頓在政治上一生都是自由主義的民主黨人，在思想上卻是個不折不扣的保守主義者，他在美國耶魯大學、芝加哥大學、哈佛大學接受政治學教育，在哈佛大學政治學系任教五十餘年，六本專著均耗時近十年潛心寫就，也都坦率直言美國政治、世界政治和“美國與世界”關係的要害，因此在美國政治學界備受爭議卻影響巨大，堪稱理解美國現實政治的理想窗口。
隱喻特朗普政府的內外戰略受亨廷頓思想影響的漫畫
回首亨廷頓身後的動盪世界，人們仍能感受其思考的敏鋭。他的“文明衝突論”比福山的“歷史終結論”更能解釋冷戰結束以來的世界格局變遷。他對“我們是誰”的追問告訴人們，“文明衝突戰”早已在美國國內打響。特朗普政府的所作所為正是在回應這個挑戰，特朗普政府的思想路線是亨廷頓而非班農奠定的，特朗普政府的內外政策更像是受到其生前最後一部著作《我們是誰：美國國家認同面臨的挑戰》（2004年）的啓發。
《我們是誰》一書深化了美國思想界20世紀90年代以來對美國向何處去的大辯論
一、美國存在國家認同危機嗎？
《我們是誰》的主旨用一句話就可以概括，文明衝突演化成為美國的文化內戰，激化了21世紀初美國的國家認同危機。美國自由主義者認為這是危言聳聽，因為隨着經濟、文化、技術和政治的全球化，世界已經變成了一個地球村，美國成為唯一的超級大國，911事件也讓美國人同仇敵愾，美國的國家認同並無危機可言。
亨廷頓反駁道，這是因為自由主義者沒有看到下述殘酷的現實：現代化、城市化、全球化、經濟發展、跨國身份、世界公民的興起，沒有擴大交流反而將人們推向封閉，人們的身份認同越來越建立在語言、種族、宗教、文化的本土性上，不少國家的意識形態重新宗教化，西方世界的國家認同出現伊斯蘭化趨勢，很多原本固若金湯的現代國家遭遇分離主義挑戰，經濟全球化與認同本土化從一開始就是同時並存的，國家認同危機已經變成全球性的認同危機。美國也無法置身事外。
亨廷頓坦言，美國國家認同危機已經迫在眉睫且由來已久。這是因為，國家認同是建構出來的，在不同環境下時強時弱或重或輕，需要時時悉心維護。在美國歷史上，國家意識和民族意識都是克服了各種艱難險阻才建構出來的，既要克服州縣、市鎮這些地域性的身份認同，也要克服白人、黑人、西班牙裔、亞裔之類種族性的身份認同，還要克服圍繞性別、墮胎、同性戀等問題形成的文化性的身份認同，這些地域、種族和文化認同都曾經高於國家認同。美國的國家認同是在戰火中錘鍊的。1776年建國後的百餘年裏，美國沒有國史，只有各邦、各州地方史。1898年美國和西班牙之間的戰爭推動了南北和解，美國才有了真正的國史，愛國主義才進入中小學教學大綱，國家認同才一路高歌直至在二戰助力下達到巔峯，美國成為西方世界民族主義最強烈的國家。但是，好景不長，美國的國家認同盛極而衰，1965至2004年的四十年中一直在走下坡路。美國之為美國、美國人之為美國人的獨特性備受蠶食，美國的政治、法律和政策失去同化能力，將國家認同推入險境。
美國曆史的分期
人無千日好、花無百日紅，大國的興衰更替是自然而然的。當以意識形態為主要分界線的冷戰結束之後，美國事實上無力承擔帝國主義的重負，無法以單極力量維繫全球影響力，必須正視國家認同危機並調整內外戰略。如果不追問美國和美國人的獨特性，不直面美國的國家認同面臨的嚴峻挑戰及其因應之道，一旦美國面臨比911事件更大的內外挑戰，就很難避免類似斯巴達崩潰、羅馬帝國滅亡、英殖民帝國瓦解、蘇聯解體、不列顛聯合王國衰敗的悲劇命運。
二、美國國家認同面臨何種危機？
《我們是誰》所探究的正是美國國家認同危機的根源。美國人之為美國人的獨特性，究竟是人種、民族、宗教、意識形態、價值觀念、道義倫理、文化還是財富、強力、政治？美國人對美國有沒有超出人種、民族和宗教認同的國家認同？美國之為美國的獨特性，究竟是多文化、雙文化、單文化、鑲嵌畫還是大熔爐，究竟是普世國家、歐洲國家、獨特文明亦還是社會契約所締結的政治共同體？亨廷頓的這些追問告訴人們，美國是美國人的共同體，共同體的首要特徵是共同性，共同性是靠區分自身與他者的獨特性建立的，和平狀態下要區分“他我”，非和平狀態下要區分“敵我”。
那麼，美國的獨特性究竟是什麼呢？美國自由主義者認為美國的獨特性是“美國信念”，由一套抽象的政治原則或政治價值目標組成，包括自由、平等、個人主義、法治、權力制約、有限政府等等，“美國信念”讓美國成為普世國家，讓美國政體成為值得各國仿效的世界政體。
美西戰爭期間的“美國原則”雪茄標籤
亨廷頓代表美國保守主義者與之針鋒相對，很不幸，美國信念並不是美國人的獨特性所在，因為這些抽象的政治原則同樣適用於並且已經被其他國家所接受。美國人也許曾經以“美國信念”立國，但這其實是個表象，美國的政治發展過程充滿了陰暗面，二戰前美國一直是一個白人社會，二戰讓美國成為一個多種族社會。美國新教民族主義長期排斥印第安人、少數族裔和新移民，美國的種族主義也歷史悠久，從消滅和驅逐印第安人、種族清洗到奴隸制、種族隔離、種族優越論、排華主義、限制移民，都違反“美國信念”，美國並不是一貫堅持自由、民主、平等、公正的。
2019年美國公共廣播電視公司製作的“美國信念”紀錄片
在亨廷頓看來，能夠把美國曆史從兩百年拉長到四百年的，不是“美國信念”而是盎格魯-新教文化，包括英語、基督教、宗教倫理、英國式的法治觀念、統治者責任、個人權利觀念以及反天主教的新教價值觀，支撐“美國信念”的所有政治原則都有新教淵源。這是因為，北美殖民地和英國本土同文同種密不可分，1629-1640年新教革命雖在英國本土遭遇天主教復辟而失敗，卻在殖民地創造出了一個殖民者新社會，這個新社會在人種、民族和宗教上是高度同質化的盎格魯-新教社會。1776年美國建國之際，三百多萬白人八成來自英國，新教徒佔98%，黑人是奴隸，印第安人整體上被排除之外。
美國從一開始就是一個新教國家，不僅在文化上繼承了英國新教，在政治上也繼承了中世紀晚期都鐸時代的英國體制。亨廷頓在這裏延續了其1981年《美國政治：失衡的承諾》的判斷，新教文化是美國的神經，都鐸政體是美國的骨架。這個政治骨架的重中之重在於，立法、行政、司法三種權力在結構上分立，在職能上混合，結構分立是形式，職能混合是實質，美國政體是現代君主制、貴族制和民主制三種因素構成的混合政體。因此，美國總統事實上是選舉的君主，是不戴王冠的國王，擁有和都鐸時代英國國王一樣甚至更大的權力，內閣各部長只是總統的秘書，美國聯邦政府用總統的名字定義，這些都是英格蘭都鐸政體的遺產。
美國國會大廈頂部壁畫
亨廷頓把美國的獨特性放在盎格魯-新教文化上，它既是貫穿美國曆史的核心文化，也是美國所有政治體制和政治制度的源泉。美國所有政治場合都有濃厚的宗教氛圍，政治宣誓手按《聖經》而不是《憲法》，新教在美國不是國教、卻勝似國教，華盛頓成了摩西、林肯成了基督，美國信念是不提上帝的新教，美國公民宗教是不提基督的基督教，美國的國家認同是新教愛國主義。這讓美國既是現代世界中政教分離最徹底的國家，又是政教合一最徹底的國家。
美國曆屆總統在該壁畫中被刻畫為上帝與諸神
美國是個移民國家，新移民帶給美國的最大挑戰就是認同危機，雙重國籍、多重國籍、多重公民身份、全球化這些因素導致人們要在認同上做排序。轉折點是1965年，美國廢除了旨在同化移民的熔爐政策，由此形成兩個方向完全不同的時代，21世紀初的當今美國面對的國家認同危機肇始於此。1965年之前，美國化之所以成功，是因為美國有能力通過熔爐政策讓移民美國化、塑造國家認同，是因為大家都接受新教文化，所有宗教都“新教化”了。盎格魯-新教文化是美國信念的父親，是美國和美國人最大的獨特性和共同性所在。但是，1965年之後，在自由主義政治精英主導之下，美國移民國策走向“去美國化”、“非美國化”乃至“反美國化”，反覆解構美國和美國人的獨特性和共同性，讓美國的國家認同面臨種族、語言和文化上的三大挑戰。
首先是種族主義對美國信念的挑戰，對少數族裔的補償行動、配額機制、特殊照顧變成了逆向種族主義，走向種族平等的反面。
其次是雙語趨勢對英語主體地位的挑戰。墨西哥裔羣體要求把西班牙語列為第二語言，衝擊英語的主體地位。很多白人不願讓子女跟墨西哥裔同校，導致教育上的種族隔離在美國重現。精英與大眾對此嚴重分裂，精英支持雙語，大眾並不支持。1980-2002年間，美國包括最自由主義的加利福尼亞州在內的四個州和三個城市進行了12次語言政策公民投票，只有一次是大眾支持了精英。
最後是多元主義對核心文明的挑戰。多元主義本身不是西方文明固有的，它是少數族裔通過鬥爭爭取來的。但是，多元文化對公立學校影響巨大，公立學校原本應該宣揚美國和美國人的國家與民族歷史、意識和認同，現在卻變成了黑人、亞裔、印第安人等少數族裔各自宣揚祖國的歷史，美國史被逐出大中小學課堂，從主流變成了邊緣。
亨廷頓認為，這三大挑戰直指歐洲文明、歐洲中心論或西方文明中心論，直指盎格魯-撒克遜白人在美國的主體地位，它們改變了教育平等的內涵，導致同化不再意味着美國化，不是向美國主流語言文化靠攏，而是向母國語言文化靠攏，越來越多的新移民身在曹營心在漢，遍佈西南各州的墨西哥裔尤其難以同化，西南各州可能變成“墨西哥的飛地”，變成 “美國的魁北克”，美國國將不國的危險大大增強。
美國歷史學者小施萊辛格的著作《走向解體的美國》封面
此外，美國的國家認同還面臨三大內部威脅：
其一是美國商界、學界和各專業界的國際化精英和以“達沃斯人”為代表的世界公民，他們信奉道德主義、經濟帝國主義或普世主義的超國家觀念，他們不僅沒有祖國意識，還把民族與國家作為謀取私利的舞台，他們與美國和愛國大眾的利益背道而馳，他們是美國內部的敵人。
其次是那些與母國政府存在更緊密聯繫的移民羣體，它們想借助美國的力量來影響母國政府、促進祖國利益，而美國結構分立的權力體系、多元主義的氛圍以及冷戰後直至反恐時代的無共識狀態，正好給了他們可乘之機。
其三是美國正在發生的社會趨勢，白人的種族屬性消失殆盡，人種之間的傳統區別模糊減退，拉美裔人數激增、影響擴大，精英和大眾在國家認同上的分歧擴大，這些趨勢導致美國的國家認同出現新老代際斷層，美國可能走向排外的白人本土文化保護主義，美國人彼此之間嚴重分裂，美國因此變得非常脆弱。
1960-2000年之間生於外國的美國人對比
除了內部威脅，還有外部危機。亨廷頓認為，在冷戰結束後，意識形態的重要性下降了，文化的重要性上升了，美國失去了賴以建立共同性、維護國家認同的外部敵人，尋找新的敵人成為整個20世紀90年代美國對外戰略思考的重心，“沒有冷戰，身為一個美國人還有什麼意義？”除了冷戰以外，塑造現代美國和現代美國人的，還有大蕭條、羅斯福新政和第二次世界大戰，這也是現代政治學興起的大背景。沒了冷戰，就沒了敵人，沒了給自己定位的對立面，“我們是誰”就成了大問題，美國要找到一個理想的敵人才能重振核心文化和國家認同，理想的敵人既要在意識形態上與自己為敵，和美國並非同文同種，又要有足夠強大足以威脅美國的軍事實力。按照這個標準，誰是美國的敵人？
美國蓋洛普公司對“誰是美國的敵人”的抽樣調查結果
概言之，圍繞國家認同所面臨的挑戰與回應，圍繞美國和美國人的獨特性和共同性的解構與反解構鬥爭，將會成為21世紀美國政治的重要內容，將會左右美國對外戰略和內部政策，其結果取決於美國是否再次受到內外敵人的威脅。
美國政黨如何定義美國的敵人，藍色代表民主黨、紅色代表共和黨、灰色代表無政黨立場的中間人士
三、美國能否重振國家認同？
亨廷頓將其生命的最後時光聚焦在美國能否重振國家認同上，冷戰結束之後的美國社會已經發生巨大變化，美國精英和大眾、精英白人和普通白人之間出現了認同分歧和代際斷層，美國白人很可能在並不久遠的未來不再是人口的多數，美國的世界地位也正在受到非西方世界的巨大挑戰。他因此主張，在美國國家認同生死存亡的關頭，美國需要重新認識自身的核心文化，如果能夠重新振興盎格魯-新教文化，重新同化新移民、使之美國化，美國白人就可能以少勝多、以弱勝強、以人口的少數統治人口的多數，也有可能繼續統治整個世界。
對亨廷頓來説，美國能否重振國家認同，將決定美國在21世紀的命運，決定美國是走向只強調“美國信念”的意識形態、卻失去核心文化的多文化社會和鬆散的邦聯，還是變成雙種族、雙語言、雙文化的分裂美國，決定美國是走向白人至上的排他主義，還是重新振興核心文化，在文化和宗教信仰中找回國家認同，並因為與不友好的外部世界對峙而充滿活力。
而美國與世界的關係也面臨三種選擇：一是讓世界來定義美國的世界主義方案，讓美國擁抱世界、向世界敞開，越多元化、國際化越美國。二是用帝國化的美國改造世界的帝國主義方案，美國霸權至上，美國價值觀普適，其他國家的人民和文化必須接受美國標準的改造。三是讓美國成為美國的民族主義方案，美國繼續保持自身生活和文化的獨特性，越堅持以盎格魯-新教文化為中心，宗教信仰越虔誠，民族主義精神越強烈，越有別於其他國家越美國。
亨廷頓出於對美國前途命運的強烈憂慮，把美國的獨特性放在文化而非政治或種族上，在他看來，美國能否改變在身份認同的旗杆上美國國旗被下半旗的現狀，能否轉危為機，能否以少勝多，取決於政治家能否做出符合美國和美國人整體利益的合理選擇。
當今世界中國、美國與歐洲的經濟影響力分佈
但是，縱觀亨廷頓身後的十年，在移民及其同化、多文化與多樣性、種族關係與補償行動、國家歷史標準、英語地位、公立學校和公共部門的宗教、雙語教育、大中小學教學大綱、校園祈禱、墮胎、公民身份與國籍、外國勢力干預美國大選、美國法在境外的適用、移民羣體在美國內外不斷擴大的政治作用上，美國自由主義者和保守主義者在這些內憂外患上都存在重大分歧。
對於當代美國保守主義者而言，美國的內憂外患都迫在眉睫。根據人口學家的推算，美國人口結構將於2050年出現白人與其他人種平分秋色的格局，人口種族上的平分秋色會不會演變成政治經濟上的勢均力敵，美國的白人會不會變成美國的少數，對這個“亨廷頓拐點”的焦慮正在從美國少數精英的危機意識變成美國多數白人的普遍擔憂。
這一社會心理變化讓特朗普這個曾經的改革黨、民主黨代表共和黨當選美國總統，讓特朗普政府積聚了巨大的政治勢能，使之頻頻對美國自由主義的內外政策發起攻勢。儘管民主黨通常對其政策多有杯葛，共和黨內的建制派也時有掣肘。但是，美國政治除了枱面上的兩黨制，還有實質上的兩黨制：“在朝黨”與“在野黨”之爭。作為“在朝黨”，特朗普政府手握巨大的公共財政資源支配權，享有整合共和黨內建制派、彌合兩黨分歧、駕馭國會政治的制度化潛能，這種潛能在外交上比在內政上更容易轉化成實力，歷屆美國總統因此經常使用“以外促內”策略，通過外事撬動內政。在冷戰結束後，美國的國家認同陷入困境積重難返，美國的國家利益模糊不清難以界定，外事在這個時候比內政更容易讓兩黨達成共識、一致對外。
近年來頗為流行的“美國自由、中國製造”紙箱圖
如果拉長曆史的視野來看，當代美國的自由主義和保守主義都是在冷戰中成長起來的，二者在冷戰期間既一致對外又彼此鬥爭，在冷戰結束後徹底分道揚鑣、各奔東西。自由主義者相信歷史已經終結，希望向全世界推銷美國價值、美國體制，保守主義者居安思危，希望重振美國的核心文化和國家認同，奧巴馬政府代表前者堅持多元主義、世界主義和“軟帝國主義”，特朗普政府代表後者走向美國主義、民族主義和“硬帝國主義”。雙方已經纏鬥了五六十年，今後多半還會繼續鬥下去，能讓雙方“修我矛戈與子同仇”的，仍然是一個理想的敵人，只有一個理想的敵人，才能激發出亨廷頓所言的“剛健的民族主義”。對於意欲理解美國政治的現實世界的人們來説，美國藉助這一點應對認同危機、謀求政治共識、重振核心文化、重塑國家認同、推動國家復興的可能性，無疑需要認真對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