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行副行長：加快中央銀行法定數字貨幣的研發和可控試點

近來，央行不斷擴大數字人民幣試點場景。10月9日，深圳市羅湖區向市民發放了總值1000萬元的“數字人民幣紅包”，是我國數字人民幣首次突破封閉場景、面向社會公眾的大規模試點。

11日，微信公號“中國金融雜誌”刊發中國人民銀行副行長陳雨露的署名文章《“雙循環”新發展格局與金融改革發展》。

文章提出，加快中央銀行法定數字貨幣的研發和可控試點，保障支付安全。推動徵信市場和信用評級規範發展。加強金融科技創新研究及其在金融基礎設施建設中的應用，拓展金融基礎設施覆蓋範圍，彌合數字鴻溝，提升運行效率與監管效能。

全文如下：

今年5月以來，習近平總書記提出並多次強調要“加快形成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推動形成“雙循環”新發展格局，是未來一段時期經濟發展的首要任務，也是“十四五”時期金融改革發展的着眼點。

“雙循環”新發展格局是把握國內外大勢、重塑我國新優勢的戰略抉擇

習近平總書記強調，新發展格局“是根據我國發展階段、環境、條件變化做出的戰略決策，是事關全局的系統性深層次變革”。構建“雙循環”新發展格局，既是因應外部環境變化，也是我國經濟發展模式轉型的客觀需要。

從國際看，當今世界正經歷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國際政治、經濟格局發生深刻調整。世界範圍內保護主義和民粹主義升温，國際貿易投資格局和產業鏈佈局受到衝擊，未來我國外部發展環境將更加嚴峻。在關鍵領域獨立自主是應對外部不確定性的有效途徑。從國內看，我國正由高速增長轉向高質量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社會生產力水平顯著提高，更加突出的問題是發展不平衡不充分，尚不足以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應通過暢通“雙循環”實現高質量發展。

“雙循環”新發展格局的本質內涵是“獨立自主、高水平開放”。“雙循環”新發展格局既與我國長期以來的重大戰略和政策一脈相承，又強調供給側和需求側、國內國際循環、經濟與金融的全方位統籌。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不是主動脱鈎，而是順應國內外形勢變化，強調“獨立自主”，同時繼續推進高水平對外開放，通過改革實現二者的辯證統一，相互促進。

以獨立自主為着眼點暢通國內大循環

獨立自主的國內大循環是新發展格局的主體。這要求以擴大內需為戰略基點，補短板、疏梗阻，着力打通國內生產、分配、流通、消費各環節。

一是發揮科技創新的引領作用，加快製造業轉型升級。製造業在我國經濟體系中佔據重要位置，是暢通國內大循環的關鍵。目前我國雖然有大量的中國製造產品，但用於生產的一些高端資本品的自主生產能力落後於世界領先水平，嚴重依賴進口。應進一步激發科技創新活力，着力提升製造業核心環節、關鍵要件的自主化水平，解決“卡脖子”問題和其他短板，提升製造業供給體系對國內需求的適配性。

二是提升資源利用效率，優化大宗商品供需結構。目前我國60%左右的大宗商品品類需要進口，石油等大宗商品對外依存度達到70%以上。部分大宗商品進口來源地較為集中，2019年我國從澳大利亞進口的鐵礦石佔鐵礦石進口總量的62.2%；從秘魯和智利進口的精銅礦佔精銅礦進口總量的62.1%。應利用科技創新，提升資源產出和利用效率，加強可再生能源開發利用，擴大西部地區大宗商品產能，實現大宗商品進口來源地多元化。

三是堅定實施擴大內需戰略，進一步啓動國內消費潛力。內需是推動大國經濟增長的關鍵和最大動力。我國經濟正轉向內需驅動，但消費不平衡的結構性問題依然存在。從國際範圍來看，我國最終消費率明顯偏低，近十年來平均不足60%。中等收入羣體對消費增長的拉動作用有待進一步釋放。根據國家統計局的數據，我國約有4億人為中等收入羣體。據測算，若中等收入人口保持每年7.2%的增速，則十年後中等收入羣體規模將翻一番，這種規模增長將使未來十年GDP增長率年均提高0.5個百分點。應繼續加快收入分配製度改革，完善社會保障安全網，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擴大中等收入羣體規模，更好發揮我國超大規模市場優勢和旺盛需求潛力。

通過改革和高水平對外開放優化國際循環

新發展格局是開放的國內國際雙循環。新冠肺炎疫情更加凸顯維護我國在全球產業鏈地位、推動產業鏈從中低端走向高端的迫切性。國際循環的目標是通過高水平對外開放，更好支持和暢通國內循環，優化結構，激發活力，實現國內國際循環相互促進。

一是提升“走出去”質量。我國是世界第二大對外投資國，但知識技術密集型行業在對外直接投資中佔比較低，且對外直接投資集中於亞洲，對非洲等潛力地區投資力度有待提高。應進一步優化對外投資行業結構，拓展海外投資區域範圍，加大與非洲、拉丁美洲等的投資合作，實現互利共贏，降低對單一海外市場的依賴。創新對外投資方式，提高對外投資綠色化水平，減少“一帶一路”煤電項目投資和貸款。

二是優化引進外資結構。我國是全球第二大外資流入國，連續28年居發展中國家首位，但外資流入主要集中於中心城市和東部沿海省份。2019年，北京、上海、江蘇、浙江、廣東五省（直轄市）利用外資佔我國外商直接投資（FDI)總額的62.5%。與我國經濟規模相比，FDI仍有較大提升空間。應以適應經濟高質量發展要求為重點，繼續引進外國直接投資,集聚更多技術含量高的高質量外資企業。優化對外開放區域格局，加大中西部開放力度。對標國際高標準，完善以負面清單為基礎的外商投資管理體制。

三是鞏固世界貿易大國地位和影響力。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不是關起門來搞發展，在資源、要素、市場等方面，“脱鈎”不符合我們的根本利益，也不可行。我國連續多年是全球第一大出口國，但低附加值的加工貿易仍佔我國出口貿易的四分之一，2019年服務出口額僅為貨物出口額的11.4%。在全球經濟下行壓力加大、貿易保護主義抬頭、我國成本優勢減弱的情況下，應加強貿易強國建設，以產業轉型升級、出口結構優化應對逆全球化和全球價值鏈重構，更高效地參與全球分工，從“大進大出”向“優進優出”轉變，利用5G、大數據和智能技術促進服務貿易創新發展。

堅持金融供給側改革戰略方向，以金融科技引領的金融體系集成創新服務“雙循環”新發展格局

加快構建新發展格局對金融高質量發展提出更高要求。金融發展的核心在於以人民為中心、以服務實體經濟為根本，堅定不移推進金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在黨中央集中統一領導下，完善宏觀調控跨週期設計和調節，既積極支持經濟發展，又防止貨幣超發導致通貨膨脹、債務擴張和資產泡沫等問題，實現穩增長和防風險長期均衡，為實體經濟高質量發展和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提供長期穩定的貨幣金融環境。堅持市場化、法治化原則，健全具有高度適應性、競爭力、普惠性的現代金融體系，建設更高水平的開放型金融新體制，把國際金融資源有效地用於推動國內高質量發展和現代化，為新發展格局的重點領域和關鍵環節提供高水平的金融支持。

在此過程中，一個重要的導向是如何解決新發展格局中的最大痛點，即如何使金融更好服務於實體經濟創新發展。從人類歷史上看，三次工業大革命極大地推動了生產力發展，也帶來了生產方式和社會關係的深刻變革。以現代商業銀行為特徵的第一次金融革命為第一次工業大革命提供了大資金支持，以現代投資銀行為特徵的第二次金融革命為第二次工業革命重構了資本基石，以創業投資體系為特徵的第三次金融革命為第三次工業革命締造了新的推動力量。當前，第四次工業革命賦予了金融業新的歷史責任，金融科技引領的金融業集成創新將成為第四次金融革命的突出特徵。金融體系能否完成支持第四次工業革命的歷史使命，金融變革怎樣支持實體經濟創新發展，是需要解決的關鍵問題，也是我國能否從金融大國穩步邁向金融強國的關鍵。特別是需要加強問題導向，通過集成創新，綜合支持頭部創新型企業，完善科技戰略博弈過程中的融資支持和綜合金融服務體系。

具體來看，新發展格局下的金融發展可着眼於四個層次：一是通過金融科技引領，推動金融體系集成創新，服務第四次工業革命。完善產業鏈創新鏈融資體系，加大對高端製造業、創新企業和引領性產業集羣的支持力度。二是立足新發展理念和新發展格局的循環路徑和戰略基點，着力提升金融服務能力。完善綠色金融體系，構建與國際能源格局調整相適應的金融支持體系，探索以數字普惠金融等方式推進普惠金融可持續發展，通過金融支持民生髮展和鄉村振興，釋放消費潛力。三是以內外循環相互促進為目標，深化金融業高水平開放，同時注意防控系統性風險。以金融開放推動金融改革向精細化發展，通過高水平開放引進國際金融資源參與“雙循環”。推進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實現調控、監管、市場之間更友好的結合，有效防範系統性風險。四是結合國家重大發展戰略，優化金融改革開放佈局。加快上海國際金融中心、內陸金融中心和區域金融改革試驗區建設，形成與本地區經濟結構、產業特點和居民需求相適應的金融服務體系，促進金融要素高效聚集、合理流動和金融市場融合發展。

新時期金融改革發展需要關注的十個重點問題

考慮到我國金融改革發展的歷史邏輯和現實條件，為適應“雙循環”新發展格局，推動金融業更好地服務經濟社會高質量發展，當前仍需要關注若干重點問題。

一是把握第四次金融革命機遇，引領金融科技健康發展。以重點突破帶動全局，探索大數據、雲計算、人工智能、分佈式數據庫等新興技術在金融領域的安全應用，支持金融機構合理運用金融科技手段提升金融服務質量與效率。增強金融風險技防能力，加強網絡安全風險管控和金融信息保護。加強金融科技審慎監管，建立健全監管基本規則體系。

二是完善有中國特色的科創金融體系。支持金融機構按科技創新生命週期規律，為科技創新企業提供全方位金融服務。加快培育形成各具特色、充滿活力、市場化運作、專業化管理的創業投資機構體系。多渠道拓寬創業投資資金來源。充分發揮主板、科創板、中小企業板、創業板和全國中小企業股份轉讓系統（新三板）功能，暢通創業投資市場化退出渠道。探索金融支持高科技農業發展的有效路徑，加大對林下經濟、板下經濟、生物種業、現代農機、智慧農業等農業科技領域的支持力度。

三是建設獨立自主的高質量金融基礎設施。加強金融基礎設施的法制建設、管理統籌和規劃建設，推動形成佈局合理、治理有效、先進可靠、富有韌性的金融基礎設施體系。加快中央銀行法定數字貨幣的研發和可控試點，保障支付安全。推動徵信市場和信用評級規範發展。加強金融科技創新研究及其在金融基礎設施建設中的應用，拓展金融基礎設施覆蓋範圍，彌合數字鴻溝，提升運行效率與監管效能。

四是構建綠色金融體系，支持綠色發展。完善政府激勵，充分利用市場機制，構建多層次、多元化的綠色金融市場體系。推廣ESG(環境、社會和公司治理)理念，鼓勵銀行業金融機構加快創新綠色金融產品和服務。加快培育和發展服務綠色金融發展的中介服務機構。加強國際合作，積極推動綠色金融標準國內統一、國際接軌。積極利用“一帶一路”合作機制，推動綠色金融區域合作，引導國際資金加快投資我國綠色金融資產的步伐。

五是構建新能源發展和能源供給體系戰略調整的金融支持體系。加大對新能源產業、能源高效利用產業的金融支持力度。優化“一帶一路”沿線地區能源開發建設金融服務，支持金融機構與“走出去”企業深入合作，深度參與海外能源開發建設。加快推進能源及其衍生品市場體系高質量發展。完善上海原油期貨規則制度，探索建立新能源人民幣計價結算體系。

六是以可持續為基本前提大力發展普惠金融，着力緩解小微和民營企業融資難融資貴問題。完善多元化、廣覆蓋的普惠金融組織體系。推動形成商業性、政策性、開發性、合作性等金融機構共同參與微型金融和普惠金融發展的大格局。創新針對微型金融和普惠金融重點服務對象的金融產品和徵信服務。充分發揮數字技術優勢，建立健全廣覆蓋、可持續、互助共享、線上線下同步發展的普惠金融體系和信貸風險識別、監控、預警和處置體系。優化微型金融和普惠金融發展生態，加強數字普惠金融領域的金融標準建設。

七是發展適應“雙循環”新發展格局的產業鏈金融。支持金融機構通過產品創新、內外聯動提供全產業鏈金融服務，向產業鏈核心企業和上下游企業提供集成化金融解決方案。鼓勵發展供應鏈金融產品，強化應收賬款確權，提升應收賬款票據化水平，加強核心企業信用傳導。完善配套金融基礎設施建設，進一步發揮應收賬款融資服務平台作用。加強對產業鏈供應鏈金融的規範和監管，避免核心大型企業擠佔中小企業利益。

八是做好金融支持民生髮展。完善金融市場，引導金融機構開發多樣化金融產品和服務，為居民提供更多渠道實現財產性收入增長。大力發展養老、健康金融，建設完善養老保險體系三支柱框架。鼓勵金融機構積極開發多樣化養老金融產品，創新發展養老地產、醫養結合、智慧養老等服務模式。在有效防控風險的前提下，將數字化技術、電商平台與消費金融發展深度結合，促進數字化經濟轉型。

九是推進金融業高水平對外開放，加快推進國際金融中心建設。堅持市場化、法治化、國際化原則，推動全面落實准入前國民待遇加負面清單制度，實現制度性、系統性開放。以服務實體經濟、促進貿易投資便利化為出發點，加快推進上海國際金融中心建設，優化內陸金融服務體系，支持香港離岸人民幣市場發展，促進粵港澳大灣區金融市場互聯互通。進一步完善跨境人民幣政策框架，通過精細化管理提升人民幣使用的便利化程度和接受度，推進人民幣國際化。

十是全面提升系統性風險管理能力。推進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進一步滿足《民法典》《外商投資法》等法律的法治化要求，實現調控、監管、市場之間更友好的結合。加強宏觀政策協調，完善與建設現代中央銀行制度相適應的貨幣政策框架和基礎貨幣投放機制。探索構建矩陣式管理的宏觀審慎政策框架，逐步擴大宏觀審慎政策的覆蓋範圍。不斷完善銀行業、證券業、保險業風險監測與評估框架，加強對重點領域金融風險的監測、評估、預警和處置。定期開展金融機構穩健性現場評估，做好中央銀行金融機構評級和金融穩定壓力測試工作，切實引導金融機構穩健經營。構建適應人民幣國際化的跨境資金流動宏觀審慎管理機制，完善金融風險監測、評估、預警和處置機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