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軍：“出而不戰”——抗美援朝戰爭中一個未實現的設想
【文/牛軍】
70年前爆發的抗美援朝戰爭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不久即在國境之外與超級強國美國展開的一場大規模局部戰爭。
近十幾年來，隨着各國曆史檔案被不斷解密或被發掘出來，以及各種論著對這場戰爭持續深入和詳細的描述，一幅遠比過去要豐富和複雜得多的歷史畫面被逐步呈現出來。從戰略決策的視角透視這幅新建構的歷史畫面，可以基本確定抗美援朝戰爭包括了五個關鍵的決策，它們按時間順序分別是：“預防”“出兵”“打過三八線”“決定談判”和“結束戰爭”。
本文的目的是基於這些研究成果和新發現的歷史文獻，論證中國決策者們在“出兵”決策階段（1950年10月1日—19日），曾經確定了很接近於“出而不戰”的軍事方案。為了論證這一觀點，需要回答是否存在過這個軍事方案、它是如何被逐步定義出來的，以及它所包含的極有價值的戰略含義，等等。回答這類問題將有助於理解當年的中國決策者們的戰略判斷、戰略決策的動機和基本經驗。由於篇幅限制，本文不再專門做文獻回顧，本文觀點的針對性將在論述過程中呈現。
一、“出而不戰”的由來及含義
將“出而不戰”指代一種軍事方案，並非本文對中國出兵朝鮮的軍事規劃的概括，它是在中國出兵決策過程中由曾經被預定為志願軍最高指揮官的林彪提出的一個建議。
根據時任周恩來軍事秘書及總參作戰室主任雷英夫回憶，1950年10月6日，軍委常委會召開擴大會議，專門討論出兵朝鮮的決定。由於一天前即10月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已經做出出兵朝鮮的決定，這次軍委擴大會是討論出國作戰的相關問題。
雷英夫本人蔘加了這次會議，他在回憶錄中説，林彪在會議上再次提出了出兵與美軍作戰“還是要慎重考慮，穩妥行事”；在受到周恩來的反駁後，林彪遂“提出了一個出而不戰的方針，即兵可出，但不打”。在另一份回憶中，雷英夫還談到了林彪“出而不戰”建議的具體內容，即“屯兵於朝鮮北部，看一看形勢的發展，能不打就不打”。
在10月初接到斯大林和金日成請求中國出兵朝鮮後開始討論此問題的開始階段，中國高級決策層存在諸多不同意出兵的意見。史家就此事實是有很高共識的，不過在不贊成出兵者中被絕大多數回憶和論著點出姓名的只有林彪，這也是個特點。可以確定林彪是不贊成出兵的，而且他是在“如一定要出”的前提下，提出了“出而不戰”的建議。
雷英夫是6日軍委擴大會議的參會者，而且此前就在總參作戰室深度參與了對朝鮮戰場形勢的研究，所以他回憶的內容是有可信性的；也很難設想，他在多年後回憶此事時，能自己想出用“出而不戰”這個概念來概括林彪的建議。
此外，還有兩個理由有助於確定，林彪當時提出這個建議是有根據的、經過思考的，並因而是有分析價值的，而不應把它當作是無稽之談並因此對它不重視、不分析。
首先，林彪曾是毛澤東確定的指揮中國軍隊入朝作戰的最高指揮官，這決定了他會非常關注朝鮮戰場的局勢和作戰的相關問題，儘管他後來因生病未能履職。
例如，他曾在9月9日約見了7日奉命從朝鮮回國彙報朝鮮形勢的柴成文，後者是在朝鮮戰爭爆發後臨時被任命為中國駐朝鮮使館政務參贊。林彪這時看到了由柴成文帶回的駐朝使館關於朝鮮戰局的《彙報提綱》，他提出的問題包括了“我們不出兵，讓他們上山打游擊行不行”。由此可以推斷，林彪至少這時已經在考慮儘可能不出兵。
其次，與上一點有關的是，最初組建東北邊防軍的部隊是原林彪指揮的四野主力部隊，該部隊指揮員鄧華、解方、洪學智等都是林彪熟悉的戰將。他們之間關係的密切可想而知，林彪可以通過他們更早和更具體地瞭解朝鮮戰局和中國出兵需要解決的具體問題。實際情況也是如此。
8月31日，已經進入東北的第十三兵團參謀長解方起草了一份《關於邊防軍作戰準備問題給林彪的報告》。十三兵團的指揮員於8月上旬到達東北，經深入研究後由解方起草報告，闡述了他們對朝鮮戰局的發展前景和中國軍隊參戰的戰略設想與困難。
這份報告肯定不會是他們進入東北後的唯一報告，在這裏提出它是因為擬訂者們是寫給林彪的，目的是供後者“研究朝鮮作戰的參考”，特別是報告的最後一自然段有一句“對全面情況（上面的和蘇聯方面的）不大瞭解”。這是給林彪寫報告的原因之一，因此該報告有可能更少保留地表達了對形勢和戰略的見解。
該報告開宗明義地闡述：“我軍入朝目的，是為了殲滅敵人並求得迅速結束戰爭為有利”，但這已經很難實現了。一方面，“北朝鮮人民軍各個擊破和殲滅敵人的機會已經過去，戰爭已走向長期”；另一方面，美軍的目的已經是攻佔朝鮮全境，作戰方式有兩種可能：其一是在朝鮮側後小規模登陸作戰，主力由南向北推進；其二是正面牽制朝鮮人民軍主力在側後大規模登陸。如出現後一形勢，朝鮮的“處境會很困難的”。
報告對戰場形勢的預測是相當準確的，而且提出了中國參戰不只是要幫助朝鮮打贏，而是要承擔與聯合國軍作戰的主要任務，這同他們最初的設想顯然是不一樣的。據此，報告很明確地提出，有必要再增加兩個兵團“並加強部隊必需的裝備”。
報告進一步提出，中國軍隊入朝後如要達成“速決與全殲敵人的目的”，就必須有空軍參戰，否則將是“很困難的”。參戰後如沒有空軍支持就會有兩種可能：打得好“可以部分殲滅敵人”；反之，則可能“成為持久戰和消耗戰”。後一種情況“是很不利的，會使我們在戰略上陷於被動，從而影響到軍事、政治、財政各方面。這一點很值得深刻考慮”。尤其是報告突出地強調了“盡一切可能組織大量空軍配合作戰”，這是實現速戰速決的“關鍵手段”；如果沒有空軍參戰則“以推遲出動時間為有利”。
該報告中另一個被證明是具有戰略性的建議涉及“三八線”問題。報告明確提出，參戰時機和作戰地區均以聯合國軍“進到三八線以北為有利”，這不僅是因為“更有政治資本”，而且在軍事上“也是有利的”，包括敵我雙方的優勢和劣勢都會因作戰地域不同而發生變化。
由此產生的問題是，基於作戰的考慮，報告提出，戰場越靠北對中國軍隊作戰越有利，包括運輸線變短、距離想象中的空軍基地近、羣眾工作更容易，等等，但這同樣會導致戰場因靠近中朝邊界從而導致中國本土的不安全。這裏指出報告中這種矛盾對後來選擇具體的戰爭目標是有潛在影響的，如何解決這個矛盾是決定中國決策者最終將戰場選擇在何處的重要因素。
林彪於9月6日將報告轉交毛澤東，並附有他實際上表示認可的建議，他提到應解決鄧華等提出的“後勤裝備”問題。據此可以合理推測，林彪後來對參戰的謹慎態度和戰略建議等，是受到這些身處前線的卓越的軍事領導人的影響。
當然，基於“孤證不立”原則，仍然需要對林彪提出“出而不戰”這個判斷保持謹慎，儘管它是合乎邏輯的。本文如此明確用“出而不戰”作為核心概念，還是基於中國決策層在10月14日，即中國出兵決策過程的最後階段的關鍵決定。
10月8日，中央軍委發佈了《組成中國人民志願軍的命令》，周恩來和林彪當天即離京前往莫斯科，直接與斯大林討論蘇聯將如何提供援助。從此開始的關於蘇聯援助問題的交涉持續到14日，結果是中國領導人未能完全如願，斯大林拒絕派遣蘇聯空軍入朝掩護中國軍隊作戰。具體過程將在下一部分闡述。由於蘇聯空軍不能參戰，中國決策者不得不重新考慮是否出兵？以及如果出兵，應該和能夠打一場什麼樣的戰爭？
毛澤東《給中國人民志願軍的命令》手稿
10月1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在這次會議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考慮到沒有蘇聯空軍掩護的條件下，最終決定出兵。用當時彭德懷的話説，蘇聯“這是半洗手，也可以打”。
當晚10時，毛澤東電告周恩來政治局會議的決定。該電報除了強調仍要出兵外，還説“第一時期可以專打偽軍，我軍對付偽軍是有把握的，可以在元山、平壤以北大塊山區打開朝鮮的根據地，可以振奮朝鮮人民重組人民軍”，以及在兩個月後蘇空軍參戰和6個月後收到蘇援火炮、坦克等裝備並訓練完畢後“即可以攻擊美軍”。
這之後毛澤東與彭德懷、聶榮臻等人再次研究了作戰方案，於次日凌晨3時將研究情況電告周恩來。該電報中提到“彭及高崗同志均認為打偽軍有把握，他們和我們一樣，都認為參戰為必需和有利的”。
14日，中國決策層經過反覆交換意見，最終確定了志願軍入朝的軍事方案，即：
“在平壤、元山鐵路以北德川、寧遠公路線以南地區構築兩道至三道防禦線。如敵來攻則在陣地前面分割殲滅之，如平壤美軍、元山偽軍兩路來攻，則打孤立較薄之一路。現在的決心是打偽軍，也可以打某些孤立的美軍。如時間許可則將工事繼續增強，在六個月內如敵固守平壤、元山不出，則我軍亦不去打平壤、元山。在我軍裝備訓練完畢，空中和地上均對敵具有壓倒的優勢條件之後，再去攻擊平壤、元山等處，即在六個月以內再談攻擊問題。我們這樣做，即是將國防線由鴨綠江推進到德川、寧遠及其以南的線，而這是有把握和很有利益的”。
這個決定於當晚9時電告在莫斯科的周恩來；而且在10月21日，由進入朝鮮的彭德懷當面告知金日成。至此這個方案已經獲得兩個盟國的認可，至少到21日還沒更改過。
彭德懷與金日成在前線（資料圖）
10月14日確定的軍事方案其實就是改進的和更明確完整的“出而不戰”版，即屯兵於朝鮮北部，爭取暫時不與美軍作戰。用毛澤東的話講，至少一個時期“我軍可以不打仗，而爭取時間裝備訓練”。
至於電報中所説的6個月以後能否獲得“空中和地上均對敵軍具有壓倒的優勢條件”，這時對於中國決策者至少也是不確定的，後來則被證明是從未出現的。尤其是在蘇聯空軍參戰問題上，現在斯大林可以毫無心理障礙地不履行承諾，今後他就一定是可信的嗎？中國領導人是有足夠政治經驗做出合理判斷的。
還可以進一步做出合理的推測，即使中國軍隊受到條件的限制只是長期守住這條防線，對於中國決策者這也是可以接受的。用10月14日電報（以下簡稱“10·14電”）中的話説，這個軍事計劃的好處就是“將國防線由鴨綠江推進到德川、寧遠及其以南的線，而這是有把握的和很有利益的”。中國決策者在此首次使用了“國防線”這個概念，這表明在他們的戰略思考中，國家利益不僅包含了國家安全，而且國家安全在戰略排序中佔有的地位也是要絕對加以維護的。
二、“出而不戰”若干問題辨析
以上證明了“出而不戰”設想的存在和從提出到確定的大致過程。後來的發展證明這個設想未能成為現實，其主要原因就是戰局變化迅速。
中國軍隊大規模秘密跨過鴨綠江是在10月19日，此時聯合國軍在東線已經達到志願軍預定防禦地區；在西線則比志願軍更靠近預定防禦地區至少50公里。21日拂曉，彭德懷在朝鮮德川附近的大榆洞金礦見到金日成。他建議人民軍要儘可能遲滯聯合國軍向北進軍，但後者告訴他，人民軍其實已經無能為力了。
中國人民志願軍跨過鴨綠江（資料圖）
簡言之，志願軍入朝後“不戰”是不可能的了，但並不能因此不加分析地否認這個設想的合理性和在它提出時所包含的可行性。
基於以往研究成果對美國參加朝鮮戰爭決策過程的分析，可以基本判斷如果中國軍隊更早一些出兵搶佔一條防線，從而形成足夠的威懾並輔以有效的外交行動，並不排除在不發生大戰的情況下，即有可能實現基本設想。畢竟，美軍決定全面干涉的最初設想是基於蘇聯和中國都不會直接出兵參戰的假定。當然，在美國決策層決定將軍事幹涉擴大到佔領全朝鮮時，華盛頓判斷，即使中國參戰也很難阻止聯合國軍打到鴨綠江邊，美軍需要堅決避免的是將軍事行動擴大到中國境內。
這裏指出這一點是為了論證“出而不戰”設想的合理性的基本背景。實際上中國決策者當時就認為存在這種可能性，毛澤東就説過，如志願軍如期控制預定地區，“可能使美偽軍有所顧慮而停止繼續前進”。關於10月25日第一次戰役發生後，中美兩軍2年多的軍事博弈過程，已經有很多專論。儘管仍存在諸多疑問，在此暫不做專門辨析。
“出而不戰”設想中包含一個鮮明的判斷，即美軍並沒有進攻中國的意圖，甚至沒有同中國軍隊在朝鮮進行大規模戰爭的意圖。這一推斷是符合邏輯的。事實上，中國決策者對美國在東亞地區的政策（包括對華政策）的真實判斷是，美國雖然被定義為奉行侵略政策的帝國主義國家，但並沒有、至少當時沒有軍事入侵中國的打算。
這已經被中國內戰時期的形勢證明了。中國決策者在決定奪取全國政權時就斷定，美國不會大規模軍事幹涉，甚至給國民政府的援助都會是有限的。這個戰略判斷只有一次因受到斯大林的影響而動搖。
1949年5月間，解放軍打過長江後，斯大林曾經打電報提醒毛澤東，要提防美軍在華北沿海如青島等地登陸，從背後攻擊中共軍隊。中共中央曾因此明令中國人民解放軍的三野部隊做預防性部署。斯大林的電報很快被證明是無稽之談。5月17日，中共南京市委向中共中央報告了時任市委外事小組組長黃華與美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秘密會談情況。司徒雷登當面告訴黃華，駐青島美海軍陸戰隊的任務是保護僑民，中共軍隊抵達後會立即撤走。後來的事實證明就是如此，駐青島美軍於6月初自行撤離。
至於中國決策層討論在朝鮮同美軍作戰的問題，是由中國是否要“援朝”引發的。諸多研究成果很有説服力地證明了，中國決策者是不希望朝鮮方面主動發起戰爭的，其理由之一就是，這將會導致美國的軍事幹涉。他們曾經非常清楚地告訴斯大林，中國需要一段和平時期來恢復國內經濟建設。換句話説，他們很清楚，一旦朝鮮半島爆發戰爭，中國很難不被捲入其中。不過中國領導人的確也向朝鮮方面表達過，基於有義務支持境外，特別是“東方的”革命運動的理念，中國會幫助朝鮮，包括出兵援助，但必須是與蘇聯協商之後，即必須是同盟一致的行動。
後來的發展是5月13日，斯大林與金日成在完成了發動戰爭的部署後，才由金日成告知毛澤東。儘管斯大林隨後表示中方有否決之權，但毛澤東當時並沒有堅決否定金日成的計劃。他後來對他的同事解釋説，中、蘇、朝在東北亞是“三駕馬車”“那兩匹馬執意向前跑，你又有什麼辦法呢？”“那兩匹馬一定要拉，我們不拉怎麼得了！”這種形象的語言基本上反映了中國決策者對同盟的理解，其中包含了後來中國決定出兵援朝的邏輯。
朝鮮戰爭爆發不久，中國領導人就向蘇聯方面表達了將出兵幫助朝鮮的決心，並開始與蘇聯協調政策。7月2日，周恩來約見蘇聯駐華大使羅申，告訴後者一旦有需要，中國可以出兵支援朝鮮，現在準備在東北集結三個軍。三天後，斯大林回信表示讚揚，並承諾屆時將“盡全力”為中國軍隊“提供空中掩護”。
在8月4日召開的政治局會議上，毛澤東説“對朝鮮不能不幫，必須幫助”。周恩來隨後的發言説明，毛澤東的“幫”就是幫朝鮮打贏戰爭。他説“要爭取勝利，一定要加上中國的因素”“我們不能不有此遠大設想”。他後來詳細闡述了所謂“遠大設想”，就是“最後將美軍各個殲滅，看來這個任務勢必落在我們肩上”。
從這時起直到10月初，中國最高決策者都是在幫助朝鮮打贏戰爭的目標下思考出兵問題的。例如10月2日，毛澤東在立即回覆斯大林有關請中國出兵的電報中很明確地説：
“我們認為既然決定出動中國軍隊到朝鮮和美國人作戰，第一，就要能解決問題，即要準備在朝鮮境內殲滅和驅逐美國及其他國家的侵略軍；第二，既然中國軍隊在朝鮮境內和美國軍隊打起來（雖然我們用的是志願軍名義），就要準備美國宣佈和中國進入戰爭狀態，就要準備美國至少可能使用其空軍轟炸中國許多大城市及工業基地，使用其海軍攻擊沿海地帶。”
在這兩個問題中，他相信“首先的問題是中國的軍隊能否在朝鮮境內殲滅美軍”，只要能在“朝境內殲滅美軍主力”，第二個問題雖然嚴重存在，但“朝鮮問題既以戰勝美軍的結果而在事實上結束了”。
需要説明的是，毛澤東在電報中也闡述了他設想的可能是最壞的局面，包括如果中國不參戰，“讓整個朝鮮被美國人佔去了，朝鮮革命力量受到根本的失敗，則美國侵略者將更為猖獗，於整個東方都是不利的”；以及即使中國參戰，中美“兩軍相持成為僵局，而美國又和中國公開進入戰爭狀態”。
毛澤東因此而提出了中國軍隊入朝後先在“位於北朝鮮的適當地區（不一定到三八線），一面和敢於進攻三八線以北的敵人作戰，第一時期只打防禦戰，殲滅小股敵人，弄清各方面情況；一面等候蘇聯武器到達，並將我軍裝備起來”，然後“舉行反攻，殲滅美國侵略軍”。應該説毛澤東決心參戰的目的是明確的，儘管選擇的作戰計劃在客觀上預留了迴旋空間。
這時決定中國決策者的設想能否落實的關鍵因素，就是能否如願獲得蘇聯援助。
10月11日，周恩來和林彪在黑海會見了斯大林，後者在會談中首先強調了中國出兵的重要性；其次表示蘇聯可以完全滿足中方對武器裝備的要求，但不會立即出動空軍掩護志願軍作戰，因為蘇聯空軍需要時間作準備；最後是如果中國不出兵，就應考慮接受金日成政府到東北流亡。當天，周恩來與斯大林聯名電告毛澤東會談結果。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於10月13日會議結束當晚，毛澤東曾電告周恩來，政治局會議還是決定立即出兵，不過同時需要敦促斯大林在以下幾個方面做出承諾：第一，蘇聯的武器裝備“只能用租借辦法”；第二，蘇聯空軍如能於兩至兩個半月內參戰，中國則可“忍受一些損失”；第三，蘇聯出動空軍為北京、天津、瀋陽、上海、南京、青島等城市提供空中保護。毛澤東指示周恩來必須表達堅定不移的參戰決心，但也要説明目前對蘇聯援助範圍還沒有把握。當晚，毛澤東會見羅申，向他強調了蘇聯空軍參戰“無論如何不遲於兩個月”。
10月14日，周恩來轉交給斯大林一封信，通報北京的決定，並提出八點具體的需要蘇聯提供的援助事項，特別是要求蘇聯空軍赴朝作戰和保護中國近海各大城市。當天，毛澤東又電告周恩來應向斯大林確認，蘇聯空軍能否在兩個月內到朝鮮作戰和用租借方式提供軍事援助。周恩來當晚覆電説，斯大林通過莫洛托夫轉告他，蘇聯空軍可立即到中國境內駐防，但兩個月以後也無法到朝鮮作戰。
至此，中國從斯大林那裏陸續得到的承諾包括：第一，一旦美軍攻擊中國本土，蘇聯將根據條約參戰，這基本解除了對同美國發生全面戰爭的擔憂；第二，蘇聯用租借的方式提供所需全部武器裝備和各種軍用物資，從而極大緩解了中國的財政困難；第三，為中國的大城市和戰略要塞提供空中保護。但斯大林最終沒有兑現派空軍進入朝鮮掩護中國軍隊作戰的承諾，而這是導致中國決策層隨後限制和收縮戰爭目標的關鍵原因。
斯大林（資料圖）
此前，斯大林在10月1日和5日的兩次來電中都曾表達了對中國出兵的目的的看法。他在1日的電報中提出，希望中國派出“哪怕五六個師也好”，掩護朝鮮在“三八線以北組織後備力量”。他在5日的電報中則表示，中國出兵“是為了防止朝鮮變為美國和未來軍國主義日本反對中國的軍事基地，這與中國是利害攸關的”。他還説“美國目前還沒有為發動一場大規模戰爭做好準備”，中國出兵將迫使美國在朝鮮“向有蘇聯盟國為其後盾的中國做出讓步，將不得不接受就朝鮮問題進行調停的條件”。
斯大林顯然不是要求中國幫助朝鮮完成統一，這很可能也是他認為可以不按中方要求為志願軍作戰提供空軍掩護的原因。那麼，是否可以説中國後來參戰目標的調整就是蘇聯政策操控的結果？答案是否定的。
在此有必要解釋前述“10·14電”這一關鍵性歷史文獻在出版過程中存在的問題。
在《黨的文獻》雜誌2000年為紀念抗美援朝50週年刊發的一組電報中，“10·14電”在第三自然段最後一句“我們這樣做”之後，是有“即是將國防線由鴨綠江推進到德川、寧遠及其以南的線”這一段話的。但是，在1993年出版的《毛澤東軍事文集》和2013年出版的《建國以來毛澤東軍事文稿》等公佈的“10·14電”中，都沒有了“將國防線由鴨綠江推進到德川、寧遠及其以南的線”這句話，而變成了“我們這樣做是有把握和很有利益的”。
有沒有這句話的確至關重要。基於常識和經驗，這句話應該是存在的。畢竟，對於認為有必要修改歷史文獻的有關方面來説，刪減比增加這種有實質性的內容更容易理解，而且刪減也比增加要容易得多。
“將國防線由鴨綠江推進到德川、寧遠及其以南的線”這句話包含了極為重要的地緣安全意義。在8月4日的政治局會議上，毛澤東就表達了這樣的觀點：“如果美帝得勝，就會得意，就會威脅我國。”
有關出兵決策討論的轉折點是10月5日的政治局會議，當天才參加會議的彭德懷在論證出兵的必要性時，除了重申毛澤東所強調的國際義務外，還提出一個深刻的觀點：“如美軍擺到鴨綠江岸和台灣，它要發動戰爭隨時都可以找到藉口”；“如等美國佔領了朝鮮半島，將來的問題更復雜。”
前引10月13日毛澤東給周恩來電報強調了美軍攻佔朝鮮“對各方都不利，首先是對東北更不利，整個東北邊防軍將被吸住，南滿電力將被控制”。毛澤東在電文最後説：“參戰利益極大，不參戰損害極大。”這就是中國決策層在獲知無法如願獲得蘇聯空軍掩護後的正式判斷和決定。
彭德懷在14日的志願軍動員大會上説得更充分：美國“如果侵佔了朝鮮，對我們就是一個威脅，……我國就會陷於被動，國防、邊防都處於不利”。後來政治動員所使用的話語如“唇亡齒寒”“户破堂危”等，即此之謂。
進一步説，由此也可以找到朝鮮戰爭結束後開始並持續到1958年夏季，中國決策層處理台海危機的動力和邏輯。
中國決策者對美軍佔領朝鮮半島給中國安全帶來的威脅的考慮和不參戰的其他複雜後果等，已經有諸多論述。本文只是強調，任何國家的軍事力量過度靠近中國的邊境地區，都會引發中國決策者的強烈反應，這是近代歷史經驗積澱的結果。基於此可以説，當時美國有沒有立即進攻中國的意圖在中國決策者的思考中不是第一位的，中國人自己有沒有安全感或許更重要一些。
“將國防線由鴨綠江推進到德川、寧遠及其以南的線”，即在離中朝邊境約100公里的地區形成有較大戰役縱深和容量的地緣空間，從而更有把握地避免中國本土陷入戰火或面臨大兵壓境，還可以讓朝鮮政權在朝鮮半島生存下去。這才是為什麼“10·14電”不僅説這是“有把握的”，而且還是“很有利益的”。
結論
“10·14電”方案（或稱“出而不戰”）在本質上反映了中國領導人對中國在朝鮮的戰略利益的界定，即不允許敵對大國的軍事力量過度靠近中國的邊境地區，以及使朝鮮政權在朝鮮半島生存下去。
在1964年12月11日，時任外交部長陳毅告訴正在訪華的美國記者斯諾，“麥克阿瑟侵佔平壤時，我們説，美國不再北進，有一個地段讓金日成住下來，我們不參加”“但美國一定要打到鴨綠江，我們沒辦法，只好參加”。至於讓“金日成住下來”的那條線最終劃在哪裏，主要取決於中國決策者對戰爭形勢的判斷。
最後，辨析此案例也説明了對抗美援朝決策的研究仍然有精細化的必要和空間。解方後來回憶説，沒有對軍事計劃的精確分析，就難以對有關決策的內容和質量做出深刻和中肯的評價。
（原文刊載於王緝思主編：《中國國際戰略評論2020（上）》，世界知識出版社，2020年9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