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玲、李思麒、李翔：諾獎又一次提醒中國經濟學家，研究要多務實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李玲、李思麒、李翔】

2020年諾貝爾經濟學獎於北京時間10月12日17時正式揭曉。今年的諾貝爾獎頒給了美國斯坦福大學的兩位教授——保羅·米爾格羅姆（Paul R. Milgrom）和羅伯特·威爾遜（Robert B. Wilson），以獎勵他們對拍賣理論做出的貢獻。

諾貝爾頒獎辭中寫道，“他們運用自己的見識，為難以用傳統方式出售的商品和服務設計出新拍賣形式。他們的發現，使世界各地的賣方、買方和納税人受益。”

10月12日，在瑞典斯德哥爾摩，瑞典皇家科學院諾獎宣佈現場電子屏幕上顯示兩位獲獎的經濟學家。（圖/新華社）

今年諾獎同樣注重現實實踐

今年與2012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都強調了新經濟學理論——市場設計理論和應用。

因為傳統經濟學的“菜市場”買賣規則早已無法應對現代經濟社會的複雜性。尤其是隨着大數據時代的到來，人與人之間的經濟活動不再侷限於簡單的商品和服務交換，愈發複雜的交易規則、愈加難以量化的差異化商品和服務，以及愈加龐大寶貴的數據信息，使得現實生活中大量的市場存在着失靈現象。

今年與2012年的諾獎獲得者通過巧妙的機制設計，成功地使難以發生交易的市場重新組織了起來，並達到了較好的交易結果。沒有規矩不成方圓，通過重新制定市場交易的制度規則，使得勢力不均衡的交易雙方獲得相對平等的地位，在保障權益的同時促進私人信息的流通。

這種在市場層面對機制進行頂層設計、讓市場既有效率又有公平是未來經濟學的重要方向。而經濟學家則需要像“工程師”一樣，面對不同的市場環境，瞭解每個具體市場的複雜細節，為不同的市場制定不同的規則。

下面，我們通過介紹今年獲獎的拍賣理論及其應用，來看一看作為“工程師”的經濟學家是如何將理論運用到現實，並在不同市場上作出調整的。

研究拍賣具有現實意義

拍賣最早可以追溯到古羅馬時代，債主通過拍賣交易借款人無力償還的債務借條。而如今，拍賣已經從人們熟知的在拍賣市場人們公開競價的傳統英式拍賣，轉變為廣義的形式多樣的拍賣：

政府項目的公開招標，例如國家新推出的藥品集中帶量採購，通過企業競標保證了市場競爭的有效性以及政府和民眾享有福利最大化，同時把握藥品市場固定成本高、邊際成本遞減的特徵提高採購量提升企業福利。

企業的碳排放交易同樣是通過拍賣，將有限的碳排放許可交給能創造最高利潤的企業，同時為節能減排以減緩温室效應做貢獻。

而在網絡上，對廣告、搜索引擎排位的廣義二價拍賣提供了高效的資源分配，為企業帶來了更高的利潤，同時民眾也能獲得更優質的信息推送。

由於拍賣對我們現實生活影響廣泛，經濟學界對拍賣理論及其延伸領域——機制設計理論——的發展一直非常重視。

1997年，諾貝爾經濟學獎頒發給了William Vickrey等人，以獎勵其對完全私有估值拍賣理論及佔優策略激勵相容（dominate-strategy incentive compatible）機制設計的貢獻。

2007年，諾貝爾經濟學獎頒發給了Roger Myerson等人，以獎勵其對機制設計理論的奠基和發展。

2012年，因在穩定配對和市場設計實踐的研究貢獻而獲諾獎的Alvin Roth提出，經濟學家應當作為“經濟學工程師”，運用機制設計、激勵理論的基礎為社會設計出有效的市場，解決市場摩擦，提升社會總體福利。

而今年的兩位諾獎得主，則是在前人的私有估值拍賣理論的基礎上提出了“共同估值”（common value）：當買家對商品的估值與其他買家的估值相關的情況下的最優拍賣設計，即“勝利者的詛咒現象”（Winner’s Curse），以及同時存在私有估值和公共估值的情況下的最優拍賣設計。

拍賣理論的發展

拍賣的核心是通過一定方式的機制設計，將有限的商品分配給潛在買家，影響拍賣結果的要素有：拍賣機制（一價拍賣、二價拍賣、英式拍賣、荷蘭拍賣），買家對商品的估值（相同估值、不同獨立估值、共同估值）以及市場上的信息（人們對其他參與者對商品估值的預期）。而評價不同的拍賣方式往往是困難的，需要定義設計者的目標函數：拍賣者是希望買家賣家總福利最高，還是自身利潤最大化。

對私有估值的研究來自於Vickrey，他證明了在買家獨立估值的情況下，市場上流行的不同拍賣機制——英式拍賣、荷蘭拍賣、一價、二價拍賣——將帶來同樣的結果。在此基礎上，威爾遜首次提出了共同估值的市場結構：人們對商品的估值不僅僅取決於自身的信息，同時取決於其他買家的信息。

比如考慮油田競標信息，每位開採商對油田產油量、開採難度都有有限的私有信息，但每個開採商的信息都會對所有人的估值帶來影響。開採商在競標的過程中不僅需要考慮自身所掌握的信息，還需要考慮其餘買家通過競標或退出釋放出的信息來調整自己的估值。

在該市場下，威爾遜提出了“勝利者詛咒現象”：競標成功的人是基於自己的信息估值最高的人，但同時也説明真實估值可能低於競標成功者所掌握的信息，導致競標成功者反而大概率在這次交易中受損。這樣的現象顯示出在相應的市場下參與者進行參與競標的意願降低，退出概率增加，市場有效性受損。

“勝利者詛咒”：對市場預期最為樂觀的買家往往有可能高估商品的共同估值，從而贏得拍賣反而預示着其大概率受損。（圖片來源見水印）

而米爾格羅姆在此基礎上將買家獨立估值與共同估值結合，完成了更復雜的情況的討論，並在此基礎上比較了不同拍賣機制的有效性。

米爾格羅姆提出，由於英式拍賣中拍賣從最低價開始上升，買家通過參與競拍者的競價與退出觀察到不同買家的估值，這樣的信息傳遞能增加他們參與競標意願，提升市場有效性；而荷蘭拍賣由於從最高價開始下降，買家無法通過其餘參與者的行為得到任何有效信息，最終成交價格更低。在這樣的拍賣市場中，英式拍賣比荷蘭拍賣有效性更高。而這個結論可以被推廣為：賣家在交易過程中應當儘可能向買家提供足夠多的信息，幫助買家做出正確的決策，降低由於信息不對稱帶來的買家退出意願，提升市場的有效性。

現實應用：無線電頻率拍賣

在對拍賣理論做出貢獻的同時，兩位諾獎得主同樣為現實中的市場設計出了全新的更加適配的分配機制，其中最為出名的即美國無線電頻率拍賣。

20世紀初，無線電的頻率分配主要通過企業遊説官員進行分配，企業將鉅額的成本花在遊説上。由於技術的發展和公司的增多，後來遊説制度不再能完成分配，政府嘗試採用搖號的方式分配頻率。但因為美國各州對無線電頻率的分配是獨立完成的，國家公司無法在各州得到統一頻率的使用權，所以跨州公司的發展受到極大的阻礙，也催生了無線電頻率使用權二手交易市場。

為了解決這一無效率分配問題，同時為彌補美國財政赤字問題，美國通訊局於1993年開始啓用拍賣機制。

當時拍賣的難點在於，由於買家不知道自己在其他州會拿到什麼樣的頻率，無法估計當前州的不同頻率對他的價值。例如某公司將在馬薩諸塞州、賓夕法尼亞州和加利福尼亞州提供無線電服務，假設他首先參與賓夕法尼亞州無線電頻率拍賣，由於他不知道他會在馬薩諸塞州和加州得到哪一個無線電頻率，因此他無法在賓夕法尼亞州進行有效的頻率估值，從而導致他的出價競標意願很低，最終成交價格偏低。

而米爾格羅姆和威爾遜基於實際問題，提出了“多商品多輪拍賣競標”（Simultaneous Multiple Round Auction），將不同地區不同頻段的拍賣同時進行，通過運用英式拍賣，允許多次競標，降低了由於不確定性和“勝利者詛咒”帶來的福利損失。

新的拍賣形式在1994年第一次投入使用，當時美國通訊局賣出了10個頻率，獲得了6.17億美元的財政收入。在之後的二十餘年，這一新拍賣形式為美國政府帶來了1200億美元的財政收入，同時提升了無線電頻率使用權在公司之間的有效分配。新的拍賣方式也被英國、加拿大、德國等眾多國家所效仿，並被應用到電力系統、天然氣等眾多領域。

對中國經濟學研究的啓示

米爾格羅姆和威爾遜的工作起源於對基礎理論拍賣以及機制設計模型的研究。他們憑藉博弈論的工具構建了參與者在擁有不同私有信息情況下的策略性行為並推導出市場均衡，這樣的分析在理論中是非常漂亮且具有啓發性的。同時拍賣也因為這些理論的探索，在現實中具有了更廣泛的應用。可以説，這些新形式的拍賣機制，為基礎研究如何轉變為對社會有益的產出，做出了非常完美的示範。

很遺憾的是，中國擁有着其他國家難以比擬的制度優勢和海量數據，理應有更強的設計市場的能力。然而，國內只有很少的經濟學家像“工程師”一樣注重將理論應用於具體市場。

事實上，中國目前的市場交易之所以存在很多弊端，原因之一是我們對“什麼是市場”及“什麼是現代有效市場”缺乏認識，認為政府不干預市場就能自動有效，於是一放就亂，一管就死。

交易雙方不信任市場，不信任交易規則，不信任政府，不信任對方，這既可能是規則的問題，也可能是參與者的問題，還有可能是商品與服務本身的複雜性造成的問題。我們未來需要更多的經濟學家致力於這些領域，通過市場設計手段提升市場效率。

（本文作者李玲為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經濟學教授，李思麒、李翔為同研究院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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