於洪君：中美關係戰略博弈七十年
1949年新中國成立時，東西方冷戰局面已經形成，中美關係當時即已成為影響整個國際關係格局的重要因素。七十年來，中美雙方國力國勢均已發生重大變化，國際力量對比與風雲際會讓人眼花瞭亂。雖然兩國間的矛盾、對立和衝突廣泛存在，對話、協商與合作卻也如影隨形。這種曲折複雜而又持續不已的戰略博弈，不僅對地區和全球事務產生了重大而深遠的影響，同時還可能從根本上決定這兩個屬性不同的世界大國的前途和命運。
（一）50年代初，美國試圖通過外交孤立，經濟封鎖和軍事包圍等諸多手段，將新中國扼殺在搖籃之中，反對美國戰爭陰謀和侵略政策，成為與蘇聯結盟的新中國對外政策的主旋律。為此，中美在朝鮮戰場兵戎相見，意識形態對立、社會制度對抗同地緣戰略之爭緊密疊加。此時，美國維持並強化對逃亡台灣的蔣介石集團的支持，武裝佔領台灣並與之建立共同防禦關係，導致中美進一步複雜化，雙方的對立和對抗不斷加劇。
朝鮮停戰後，新中國領導人從爭取良好的國際環境以利本國和平發展的現實需要出發，積極考慮中美關係正常化並正式建交問題。毛澤東提出了與美國和平共處、中美簽署長期和平協定、中蘇英法美實行集體安全、三十年後中美總要建交等政策構想。雖然美方頑固堅持反華政策，中方良好意願無法實現，雙方通過日內瓦領事級協調機制和後來的華沙大使級會談，還是建立了難能可貴的溝通渠道，並且也解決了雙方需要緊急處理的一些特殊問題。中方對美民間外交，此時也拉開了序幕。
50年代後期，台海局勢日趨緊張。美方在中國炮擊金門期間，公然支持台灣當局，企圖武裝介入台海問題，以空投特務等方式侵犯中國安全與主權之事時有發生。中美矛盾成了“不可調和”“不容抹殺”的矛盾，兩國關係成了“勢不兩立”“不共戴天"的關係。
（二）進入60年代，美國加緊在中國周邊地區排兵佈陣，進一步打造反華同盟並不斷強化對華軍事包圍，中美關係根本無法改善。60年代中期，美國介入越南衝突，很快將特種戰爭升級為全面戰爭，並將戰火擴大到中國家門口北部灣一帶。中國一方面旗幟鮮明地在全世界範圍內支持一切反美運動，包括美國國內黑人抗暴鬥爭，另一方面全力支援印度支那人民的抗美救國戰爭，雙方的意識形態對抗和地緣戰略博弈亦不斷升級。中美兩國在華沙進行的大使級秘密談判，時斷時續，難有實際進展。
但60年代中後期，中國與蘇聯的友好同盟關係徹底撕裂，1969年中蘇雙方多次發生激烈的邊界衝突。面對驟然增大的大規模戰爭風險，毛澤東接受幾位老帥建議，做出了聯手美國共同對付蘇聯的重大戰略決策。中美關係面臨歷史性轉機。
（三）進入70年代，中美關係開啓了相互釋放善意、實現高層接觸，最終走向正式建交這一新的發展階段。1971年，中國成功恢復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美國將新中國隔絕於國際社會的圖謀徹底失敗。尼克松總統進一步意識到，國際力量對比和世界戰略格局已經發生重大變化，中美兩國打開相互封閉的大門符合美方利益。1972年美國總統成功訪華，雙方發表的《上海公報》成為指導兩國關係發展的第一個政治文件。為了消除影響中美兩國開展正常交往的外部因素，周恩來秘密出訪朝鮮和越南，耐心爭取該兩國理解並支持中美雙方改善關係。
中美雙方相互打開大門之後，高層接觸和政策溝通持續推進，美方要人經常來華，但中方官員鮮有訪美，經濟、科技、人文交流仍微乎其微。雙方在對方首都設立的聯絡處，雖然不是外交代表機構，逐漸成為溝通並處理雙方事務的重要渠道。
70年後期，隨着中國改革開放提上日程，雙方正式啓動關係正常化談判。在鄧小平直接領導和參與下，雙方圍繞台灣問題展開激烈交鋒，最終決定1979年1月1日正式建交。雙方簽署的建交公報，成為指導兩國關係未來發展的第二份重要文件。但是，美國出於意識形態偏見和戰略利益考慮，隨即通過《與台灣關係法》，為中美關係健康發展設置了重大障礙。
（四）1979年1月中美兩國剛剛建交，鄧小平即對美國進行了成功訪問，美方給予鄧小平國家元首禮遇。雙方經濟與人文交流同步啓動。雙方在反對蘇聯霸權主義以及東南亞個別國家的地區霸權政策方面，擁有共同或相近的立場和主張，中美關係進入全新發展階段。
但是，台灣問題此時仍是兩國關係正常發展的重大障礙。里根總統執政時，美國對台灣的武器銷售急劇擴大，明顯突破兩國建交時美方的承諾，中美關係出現建交後第一次重大危機。在鄧小平的堅強領導和指揮下，中方圍繞美國對台售武的外交鬥爭最終取得重大成果。1982年，美方被迫在限制對台售武的《八一七公報》上籤了字。雖然美國玩弄雙面手法，隨即向台灣當局做出所謂“六點保證”，但《八一七公報》作為指導中美關係的第三份政治文件，意義不可低估。此後，中美關係經歷了一段相對平穩的良好發展期。
80年代末，中美關係出現重大意外和波折。由於東歐國家相繼生變，蘇聯改革陷入困境，美國布什政府藉口北京發生政治風波，策動西方國家進行所謂對華制裁，中美關係出現遠比里根時期更加深重的危機。中國堅持原則不妥協，有理有力有節地開展對美鬥爭。隨着美國對中國的所謂制裁被打破，中國參與地區和全球事務的力度空前加大。美國對華政策“接觸加遏制”的兩面性特點，也日漸頑固和突出！
（五）整個90年代，由於蘇東劇變，冷戰結束，中國在美國外交棋局中的作用下降，又由於中國改革開放不斷加速，現代化建設成就不斷積累，在地區和國際事務中的影響越來越大，中美關係跌宕起伏，一波多折。但雙方在地區和全球事務中合作的契合點也在逐漸增多。中美關係好也好不到哪，壞也壞不到哪的説法，此時應運而生。
90年中後期，美國社會的對華懷疑情緒與恐懼心理極為扭曲地交織在一起，媒體炒作中國崩潰論與中國威脅論，成為時尚。美國政府利用台灣問題以及所謂的人權問題、西藏問題、最惠國待遇問題，不斷對中國施壓，甚至搞起在美國國內抓捕所謂"中國間諜”，在公海上迫停並搜查中國貨輪的鬧劇。世紀之交的中美關係，進入多事之秋。
1999年5月，美國軍機轟炸我國駐南斯拉夫大使館，造成重大人員傷亡和財產損失，中美關係出現雙方建交以來的第三次重大危機。中方將原則堅定性與策略靈活性有機地統一起來，迫使美方作出道歉並賠償了損失。中國的主權與尊嚴得以維護，中美雙方各領域的交流與合作，包括在APEC等多邊機制中的對話合作，續有發展。
（六）2000年，共和黨人小布什就任美國總統，宣佈中國、俄羅斯為美國的主要戰略對手，公開指責和抨擊中國內外政策。中方為新世紀兩國關係穩定發展定位定向，未獲相應回應，對美國分化、西化、弱化中國的戰略圖謀有了新的認知。
4月1日，美方軍機在中國南海抵近偵察，造成撞機事件，導致中方機毀人亡，中美關係再次出現嚴重危機。雖然經過強力交涉，美方最終軟化了蠻橫立場，向中方表示了歉意，但美國"亡我之心不死"成為中國社會新共識，雙方政治互信度嚴重下降。“接觸加遏制“成為美對華"陽謀”，中方則將抵禦美國策動“顏色革命”當作長治久安頭等大事。
當年9月，美國遭遇“9.11事件”，國際恐怖勢力成為美國首要打擊目標，爭取中國支持其反恐行動成為美處理對華關係的優先選項。中國從自身發展利益和安全利益出發，兼顧世界各國的普遍訴求和人類社會的共同需要，支持國際反恐鬥爭，小布什總統在國內事務極其繁忙的情況下來華參加中方主辦的APEC會議，中美重趨緊張的關係再度緩解。
經過10多年艱苦談判，中美雙方就中國加入世貿組織一事此時達成協議。中國獲得了深度參與經濟全球化，全面加速現代化建設的寶貴戰略機遇期，綜合國力和國際地位急劇上升。中美雙方的經貿往來、人文交流、科技合作、安全對話全面推進，在朝核伊核等地區事務以及應對氣候變化、傳染病擴散等共同性挑戰方面，對話與合作的質量不斷提高。
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爆發後，中國經濟表現一枝獨秀，令包括美國在內的國際社會刮目相看。在此背景下，中方一方面努力捍衞國家主權安全和尊嚴，一方面秉持既反強權政治又謀平等合作的建設性立場，為中美關係未來再作規劃。中美關係作為影響和牽動整個國際關係平穩發展的重要引擎，作用顯著增強。雙方各領域務實合作成果之豐，利益交融之深，共同關切之多，遠遠超出了世紀之初的預想。美國有人甚至開始討論G2即所謂“中美共治”的可能性！
（七）21世紀第二個十年到來之際，中美關係總體呈現持續向好的發展大勢，但雙方結構性矛盾無法調和的根本問題，因中華民族全面復興勢頭迅猛，美國全球影響力相對下降，雙方在許多問題上的利益衝突及立場相左加速凸顯。奧巴馬執政後期，美國宣告結束反恐戰爭，國際戰略重心開始東移，旨在遏制中國和平崛起的"亞太再平衡”政策付諸實施，與之相適應的“印太戰略”提上日程。中美戰略博弈進程中競爭與合作相輔相成的新範式，開始被遏制與反遏制循環往復的亞冷戰所替代。中美關係"修昔底德陷阱説"成為國際熱門話題。
2013—2015年間，中美兩國領導人舉行多次會晤。莊園漫步、瀛台夜話、華盛頓秋敍，對消除中美互信赤字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中方穩定和發展兩國關係，提出不衝突、不對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贏的新願景新思路，國際社會對當今世界兩個最大經濟體的新關係新動向寄以厚望。
2017年共和黨人特朗普入主白宮後，中美關係全局突變。為了破壞中國和平崛起進程，阻止中國走向國際舞台中心，消除中國經驗對人類進步事業的積極作用，美國政府已無所不用其極。2020年新冠疫情來襲後，特朗普政府不僅將疫情問題政治化，對中國政府、中國共產黨、中國核心價值觀和社會主義制度全面污名化，同時在台灣問題上一再突破底線，持續挑戰中國底線，利用人權、環境、網絡安全以及涉港涉疆涉藏等問題，全面對華髮難，甚至揚言要炸燬中國南海島礁及其軍事設施，進行赤裸裸的戰爭威脅！
目前，中美關係正面臨兩國建交以來最複雜最嚴峻最危險的局面！遏制打壓圍剿中國已成為美國兩黨共識，中美關係已經回不到過去。不單中美雙方，實際上，整個世界都在為中美關係繼續惡化進行必要的準備！